抗战时期古籍是这样被抢救和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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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古籍是这样被抢救和保护的

发布时间：2015-08-21 来源：中青文化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抢救保护珍贵文化典籍，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为使民众深入了解抗战时期古籍保护工作，缅怀图书馆和社会各界仁人志士在民族危亡之际抢救保护古籍的义举，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抢掠破坏中国文化典籍的罪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于8月15日召开“抗战时期古籍抢救保护史迹研讨会”。

　　研讨会上的感人事迹均来自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国古籍保护协会面向全国举办的“抗战时期古籍抢救保护重要事例征集”活动。
　　活动共收集到来自24省区、直辖市共45家单位的61个事例，从中认真遴选40余个（内容分为转移蔽藏保护、抢救购买、劫余保护等几大类），组织事例报送单位收集整理相关图片、视频、文字等各类档案，撰写事例文字稿件。
　　国立北平图书馆

　　抗日战争期间，国立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为避日军战火洗劫，将部分珍贵馆藏辗转运往上海、南京等地，并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将部分珍品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胡适、袁同礼、王重民、钱存训、徐森玉等人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临危受命，完成了善本南迁及运美寄存的艰巨任务。整个过程历时十余年，地迤万里，远赴海外，备受艰辛，成就了一项民族伟业。
    国立中央图书馆

　　七七事变以后，为保存保护珍贵古籍文献，国立中央图书馆（以下称中央图书馆）跟随国民政府由南京西迁重庆。在日本轰炸重庆期间，中央图书馆继续疏散到重庆周边的江津县白沙镇，抗战胜利后回到南京。抗战期间，中央图书馆在保护好随机构迁移的古籍图书资料的同时，继续开展各项业务，并在沦陷区抢救出大批珍贵古籍。在重庆不断开展古籍、碑帖展览，编写善本书志、金石拓片目录，影印出版古籍善本等工作，向苦难中的中国民众宣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精神上鼓舞慰藉了抗战大后方的人民大众。
    浙江文澜阁《四库全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文澜阁《四库全书》安全受到严重威胁，1937年8月1日开始从杭州向西转移，1938年4月30日运抵贵阳，历时整整9个月，途经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共2000多公里漫长路程。在当时战乱时期和落后的交通条件下，除了短短的浙赣铁路运载外，主要靠船运、人挑、马驼。在馆长陈训慈、浙大校长竺可桢等人组织，在保管员夏定域、柳逸厂、毛春翔等倾心看护，在浙大教授李絜非、戴明扬、贵州省立图书馆同行等的大力协助下，历经艰辛，文澜阁《四库全书》最终得以保全。在贵阳存放长达6年8个月的时间里，管理和守护库书的人士也同样饱受各种艰难困苦，直至1946年回迁杭州，历时九年，使其完好无损地回到浙江。
    郑振铎先生

　　郑振铎先生（1898—1958）是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也是重要的藏书家。抗战期间，文化事业遭到酷烈摧残，古籍文献大量流失。郑振铎忧惧文献外流，竭尽个人财力，抢救、保护了一批珍贵文献。1940年又与张寿镛、何炳松、张元济、张凤举等秘密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支持，在“孤岛”上海与江浙等地大举收购流落市肆的古籍文献，两年间所得甚丰，极大地阻止了古籍文献的损失与外流。
    顾廷龙先生

　　顾廷龙（1904-1998）是我国著名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图书馆事业家、书法家。他毕生从事图书馆事业，专为前贤行役，不为个人张本，不仅在相关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高风亮节亦足以为后辈景仰。顾先生早年南下孤岛时期的上海，主持合众图书馆馆务，旨在保护中华文献不致流散。抗战胜利后，他应徐森玉之邀，出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京沪区代表办事处总干事，负责主编《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冀望以此为底本追讨各个时期被日本侵略者掠夺的中国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