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振华：20世纪李商隐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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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振华：20世纪李商隐诗学研究



　　 在唐诗学的研究中，对于晚唐诗人李商隐的研究成就突出。李商隐诗歌研究，截至目前为止，从生平事迹考订，到作品整理校注和思想艺术成就探讨，已取得许多重大的甚至是带有总结性的成果，并在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在唐代作家研究中是进展得最为深入者之一。陶文鹏在《唐诗艺术研究的现状和思考》一文中作了这样一个客观而冷静的评估：“对唐诗的大家、名家的艺术研究，除了李商隐研究收获最大，白居易、刘禹锡研究也有新成果之外，对于李白、杜甫、王维、韩愈、韦应物、刘长卿、孟郊、柳宗元、李贺、杜牧、温庭筠、韦庄等人的研究论著不多，也很少能在已有的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开掘。”（《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年》，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陶先生是在评价新时期唐诗艺术研究与硕果累累的唐诗文献资料的考辨整理、诗歌理论研究、史学研究，思想文化研究相比显得进展不大，出现令人困惑使人不满的学术空疏、肤浅之弊时说这番话的，其实从百年诗学的研究状况来看，“李商隐研究收获最大”的这一论断仍然是正确的。从20世纪初的李商隐诗歌研究著作张采田的《玉溪生年谱会笺》到20世纪末刘学锴的《李商隐诗歌研究》为止，明显可以看出研究的进步、深入。能及时反映学术研究前沿成果的文学史教材对此作出的反应更具有说服力。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游国恩等编写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中，李商隐只占一节的篇幅，而在新编面向二十一世纪教材由袁行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中，李商隐已占一章的篇幅，与李白、杜甫等大诗人并驾齐驱，成为唐代诗人中能开疆辟土的大家了。这不仅仅是叙述篇幅、字数多寡及作家地位显晦升降的简单变化，而且是深刻地反映了人们的文学观念的进步，也标志着人们对李商隐诗歌的认识在不断深入，人们对艺术的品鉴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也是“随着文学观念的更新，对表现心灵、抒写主观世界的诗歌的艺术价值有了新的认识的结果”。（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第218页）
　　 　　一、李商隐诗学文献学研究
　　 （一）传统笺注考证成果的总结
　　 清代是传统文化的总结期。清代的李商隐研究成果丰硕，其主要内容是对李商隐生平经历的考证和对李商隐诗文的系年考证、笺注、解说与评点。如朱鹤龄、吴乔、何焯、冯浩，纪昀等人的诗歌笺注及解说、评点著作陆续问世以来，既积累了许多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又提出或留下了一系列需要进一步研究考证的问题。长于史学的张采田所著的《玉溪生年谱会笺》对清人的笺注考证成果作了一次总结。此书成于1911年，吴兴刘氏刊刻于1916年，收入《求恕斋丛书》。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年编辑出版吴丕绩校点本，兼收张氏《李义山诗辨正》，附岑仲勉《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上海古藉出版社1983年据此版重印。此书是在清代朱鹤龄、徐树谷、程梦星、冯浩诸谱，特别是冯浩《玉溪生年谱》的基础上删繁补阙而成，以详考谱主之行年仕历及诗文之系年为主，同时又在系年诗文下对之作较具体的笺解，作为系年的依据，所以此书实际上具有谱与笺的双重性质，有不少地方还涉及对玉溪诗的总体评论与具体作品的艺术评价。它的主要贡献在于：“（一）对李商隐所历各朝（特别是文、武、宣三朝）与其生平仕历及诗文创作有关的人事作了较冯、钱等谱更详密的考订载录；（二）对李商隐一生的经历作了较冯、钱等谱更细密准确的考证，纠正了冯谱中不少较大的错误；（三）在精密考证的基础上给一系列诗文作了正确的系年；（四）对义山诗的总体特征及某些具体作品发表了一些比较精辟的见解。”（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第130页）而主要缺点是“在李商隐生平行踪考证上进一步坐实并发展了前人提出的江乡之游与巴蜀之游说”，“并将清人吴乔《西昆发微》开始的生硬比附、索隐猜谜式的解诗法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刘学锴《李商隐诗易研究》，第130页）王国维在《玉溪生年谱会笺序》中引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之说，认为张氏“独旁搜远绍，博采唐人文集说部及金石文字，以正刘、宋二书之失”，并确信“其所考定者，固质诸古而无疑，其未及论定者，亦将得其证于百世之下”，对此书评价甚高，肯定了张氏继承先秦两汉治经家法的诗史互证的诗学意义。岑仲勉更说此书“岂徒爱玉溪诗文者，必案置一册，亦读文、武、宣三朝史者必备之参考书”，肯定了《会笺》对史学、文学的双重价值。然而用今天的观点看，“此书在论世知人方面，虽亦有在江乡之游、巴蜀之游考证上沿袭前人而变本加厉的失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在年谱之体所允许的范围内已将商隐其世其人论列考证得相当充分、清楚，确实作到了总结前人而有新的发现，也为今天进一步研究其世其人提供了重要材料与参考，显示出治史者之优长”，“而在‘以意逆志’方面，则问题较多，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妨视为对前人索隐比附之风的恶性发展。其中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对文艺创作特征，特别是对商隐不少诗意蕴虚涵的特征缺乏认识；过分强调以史证诗，务求实解，过分狭隘地理解诗歌的比兴寄托，把它等同于影射”。（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总的来看，刘学锴先生的评价是辩证而切合实际的。
　　 （二）李商隐诗集疏注的新成果
　　 叶葱奇的《李商隐诗集疏注》是20世纪进入新时期后对李商隐诗歌文本进行疏注的新成果，也是著者研治中国古典文学继《李贺诗集注》之后的又一部力作。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以清朱鹤龄《李商隐诗集笺注》为底本，用北宋本、南宋本、钱抄本及《才调集》、《全唐诗》等五种选集、总集参酌校对，诸本异同之字，凡可参考者，均于注释中分别注明，而作者认为显系谬误者则概不采录。全书分三部分编排：宋本诗三卷（上、中、下），新添集外诗和附录。宋本诗三卷仍依旧次，而将可以考定为某一年的作品之创作年份注于目录中各诗题下。新添集外诗27首，均为五代、宋、元、明、清及近代有关诗话选录，附《旧唐书》本传及作者编撰的《李商隐年谱》。《年谱》中有可考定的作品系年，与目录下的附注互相参见。注释取诸家注之长，精当可信者尽可能予以选录，间有个人历年探索所得和增补、辨正，均扼要而透彻。李商隐诗兴寄遥深，诗意隐晦，疏解对诗中之寄兴寓意等撮要阐发，凡运笔深婉、用典用字隽永之处，以及历史背景等，均予解说，并对诸作旧说加以辨正。如《锦瑟》诗，自宋以来即有咏瑟说、悼亡说、追忆旧欢说、自伤自序说等，歧说如林。作者在对诸说一一辨驳的基础上，认为这是一首客中思家之作，和《夜雨寄北》同一意趣，同一时地，并定为大中二年所作。尽管不一定确切，但确实是一种一反传统的新见解。正如刘学锴先生所说：“此书虽以新注面目出现，而其主要价值，仍在博采与别择旧本、旧注、旧笺之长而时出己之新见。”“书中对许多意蕴较为具体的篇章疏解品评每多切实恰当，而对一些意蕴较虚的作品诠解有时不免流于穿凿。”（《李商隐诗歌研究》，第147页）。可以说这是一部既没有完全站在文艺创作的理论高度来审视义山诗，也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笺证影响，因而具有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性的著作。这从客观上要求对李商隐诗歌做更加深入的清理，呼唤在更新文学观念指导下的新解的到来。
　　 （三）李商隐诗歌笺解的集大成
　　 刘学锴、余恕诚合著五卷本《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8）包括会校、会注、会笺、会评，对前代研究成果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价值：第一，广搜旧本，进行全面比勘会校。著者共搜集了十种李商隐诗集的旧刻、旧抄，并在详细比勘的基础上将它们归纳为四个系统。在比勘基础上以毛氏汲古阁本为底本，以其他三个系统各本参校，并以唐宋元有关主要总集进行他校。择善而从，不主一本。明清以来诸家校改意见凡可参者也悉入校注，从而使《集解》的校勘真正具有会校性质。第二，对李商隐生平及诗歌系年的考证。冯浩的《玉溪生诗笺注》虽被称为清代集大成的善本，然而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而严重。冯浩发扬光大了肇始于吴乔的索隐猜谜式的解诗方式，以及用主观随意性很大的“参悟”之法进行李商隐生平游踪的考证，致使年谱中有关“江乡之游”与“巴蜀之游”的考证及与两游有关的诗歌系年与笺解缺乏可靠证据，难以成立，并因此造成义山生平系诗考证方面的长期混乱。《集解》对有关“两游”的诗歌作了有力的辨证，对冯、张有关“两游”的系诗作了重新编年。此外，对商隐生平经历中“占数东甸”、“学仙玉阳”、入泾幕与成婚、王氏逝世的时间等，也都作出了新的考证结论。第三，《集解》在笺解每一首诗时，能较准确地把握住义山诗的艺术特征，区分义山诗中咏物、咏史及内涵虚括具有象征色彩的托物比兴诗歌的不同类型，避免考据家以史证诗的穿凿附会之弊。面对纷繁复杂的歧解，《集解》提出“融通众解，不废单解”的诗学观点，对这类诗歌的理解提供了一种更加开阔的思维模式，实际上是还诗中所抒之情以本来观目，极富启迪性和灵活性。第四，《集解》的汇评模式，按时代先后汇集了自宋迄今（少数篇章酌收当代）学者对李商隐每首诗的疏解笺证与评论品鉴。把这些材料联贯起来，几乎就是对商隐每一首诗的诠释史、研究史，不仅给理解、赏鉴、研究商隐诗提供了较全面系统的材料和多角度思考的参照，而且对研治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接受史及诗学亦有重要启示意义。
　　 （四）普及兼具提高性质的重要诗歌选本
　　 李商隐诗歌的重要选本，都几乎出现在20世纪后20年，各具特色。主要有：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陈永正的《李商隐诗选》（香港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陈伯海的（李商隐诗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王汝弼、聂石樵的《玉溪生诗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周振甫的《李商隐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陆永品的《李商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等等。
　　 其中，周选诗文兼选，其前言长达五万多字，全面论述了李商隐的生平及诗文创作。此书以冯浩《玉溪生诗笺注》为蓝本，参考其他各家笺注本、年谱以及辑评和今人选本，广泛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并在考辨解析的基础上提出己见。诗文的注解和笺释比较详备。在每篇作品的笺释评说中，能辨析各家旧说，进行总的品评，或对诗意、诗法加以鉴赏。该书受钱钟书 《谈艺录》影响较深，注重诗歌艺术特色及艺术手法的分析。该书“前言”介绍了钱钟书提出的李商隐“以骈文为诗”说，诗文兼选也体现了这一主要学术观点。
　　 陈永正的《李商隐诗选》共选诗131首，基本上选录了李商隐诗作的精华，能反映其诗作的思想、艺术特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品按诗体编排，依次为七律、五律、七绝、五绝、七古、五古。注释惟求通俗简明，而不作过分繁琐的征引或考证。每诗题下均有题解，说明写作背景、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但不求面面俱到。此书作为普及性读物，其注解文采纷披，颇能传原作之神韵意境。由于选注者在诗意的理解上时常根据史实作大胆联想，因此误解错会之处不少。
　　 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选》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出修订本，以后多次重印，是李商隐诗歌的一个有重大影响的选本。该书注重文献的校勘、甄别、剔选，用多种版本校勘，择善而从，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与《李商隐诗歌集解》相比有“具体而微”的特征。每首诗后有“说明”，相当于解说，包括考证系年、谈诗论艺、分析诗意。该书“前言”部分，对义山诗歌思想内容和艺术作了深入的分析，观点颇新，强调义山诗的时代特征和对人生感慨的表现，分析了义山诗“以心象融铸物象”的方式，运用“比兴、寄托和象征的融合”的手法，“哀感顽艳、凄艳朦胧”的风格特征。
　　 黄世中编著的《李商隐无题诗校注笺评》也是一部有特色的选本，兼具研究资料汇编性质。该书由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无题》和以首二字为题实亦无题之诗共63首。会校、会注、会评罗列诸家的见地，使读者可以从此备见古今论断，最后作出自己的认识。
　　 　　二、李商隐诗学的理论研究
　 20世纪共出版有关李商隐生平及诗歌研究的专著30余部，其中诗文注释全集、选本占了一半以上。评传类有苏雪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北新书局，1927），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中华书局，1980），杨柳《李商隐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董乃斌《李商隐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郁贤皓、朱易安《李商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李庆皋、王桂芝《李商隐全传》（长春出版社，1996），黄世中、吴晶《李商隐传》（东方出版社，2000）。这些评传类专著一方面吸收前人及时贤的成果，另一方面也融会了著者各自研究的许多考证结论，有的较严谨，有的带有不少主观的猜测想象。理论研究类专著有吴调公《李商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等。这些著作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兹介绍其中有代表性的几部。

　　 （一）苏雪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

　　 在新文化运动和新思潮的影响下，苏雪林女士写了《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又名《玉溪诗谜》，北新书局，1927），考证李义山恋爱事迹，并对义山爱情诗作出本事性诠释。通过从义山诗中找“自证”，认为商隐的恋爱对象有宫嫔飞鸾、轻凤，有原为宫女后入道观的女道士宋华阳，且将全部无题诗均看做爱情的本事诗。该书分甲、乙两个论题，分别考述描绘诗人与女道士和宫嫔的恋爱关系，较具体全面地描述了这种恋爱的可能性及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和结局。

　　 苏氏的考证由于缺乏可靠的证据，其可信程度并不高。但苏氏提出的义山两类不同恋爱对象的诗分别用不同的典故词语，女道士用仙女、仙境、仙家事物，宫嫔则用帝王、妃后、宫廷建筑、宫廷器用以区别，不能说毫无道理。正如刘学锴先生所说，“这本专著本身，就反映出受‘五四’以来新思潮熏染的女性在思想观念上的变化”，体现了“力图将李商隐塑造成一位深挚纯情的爱情诗人”的努力，其主要价值“并不在具体的考证结论和对具体诗篇本事的诠释上，而是他们显示的观念的更新、思想的解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研究视角的变化，对于以后研究者的启示和影响”。（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第135页）董乃斌也说：“从要求把爱情诗只当作爱情诗（而不是政治诗）来读这一点看，苏雪林的观点显然是对前此种种阐释的超越，至少是对这种超越的开始。”（《李商隐的心灵世界》，第55页）

　　 （二）吴调公《李商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该书全面、深入、系统地对李商隐生平思想、审美观和诗歌创作进行了探讨，其中三至九章是对李商隐诗歌的全面研究，从内容的分类评述到艺术特色的讨论，以及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分期，并论列了李商隐诗歌的渊源、影响和评价等问题，颇多深刻的理论思考和细腻的审美把握。

　　 （三）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董著的主要特点是运用新的理论、方法进行尝试与探索。该书融会西方文论及相关科学成果，将探索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作为作家研究的中心，抓住古代作家身心矛盾及其统一这个创作的动力源及外部环境折射于个人的聚焦点来进行考察；将李商隐放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纵轴和他所处时代的横断面所构成的立体坐标图系上，给以科学的定位，指出其主要贡献在于充当了唐代诗艺乃至中国诗艺的总结者；说明李商隐既代表晚唐，又高出晚唐，他的诗全面、典型、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精神面貌。

　　 董著的探索与创新不限于提供一种作家研究的较新的理论思路与论述框架，而且更多地体现于围绕着对作家心灵世界的探索这个总题目而进行的一系列颇具新意的具体探索上。

　　 董著对带有李商隐个性特色的语象—符号系统的探索，是力图用客观的分析比较、归纳方法将略可意会、难以言诠而且意会亦因人而异的象征涵义揭示出来。这种破译心灵世界“密码”的工作，是对作家灵魂的宇宙的有趣探险。李商隐诗学研究要做得比较深入透彻，这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既基础又尖端的工作。

　　 此外，董著还对李诗风格演变轨迹和李商隐文与诗的关系等以前李商隐研究中很少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对樊南文与玉溪诗这种相反相成的性质及关系的发现与分析，也是深入到作家心灵世界的真正有得之论。

　　 （四）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

　　 该书的贡献主要在于：1.揭示主流，创辟新境。对李商隐的咏史诗、咏物诗、无题诗分别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李商隐诗歌的基本特征——抒写人生感慨，力求结合文学史的发展揭示李商隐在上述领域所作出的开拓、突破与创辟。2.点线结合，溯源沿流。著者把李商隐作为点，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相关问题作为线，点线结合、脉络清晰地作通观研究，溯源沿流，前后贯通。如《李商隐与宋玉——兼论中国文学史上的感伤主义传统》论述了宋玉对李商隐的深刻影响和中国文学史上自宋玉经庾信、李商隐直到曹雪芹的感伤主义传统，指出李商隐在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中的地位。《李义山诗与唐宋婉约词》论述了李诗对唐宋婉约词的深远影响，指出他是诗词嬗变过程中一位关键性诗人。3.辨析考证，解决疑案。对江乡之游问题，著者推断刘蕡于会昌元年被贬柳州司户后，并非在翌年即卒于江乡（冯说），或卒于贬所（张说），而是迟至宣宗即位后方随牛党旧相的内迁而自柳州放还北归。

　　 　　三、李商隐研究的时代性特征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开拓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翻天覆地变革的时代。以五四运动与新中国的建立为两大标志，可将20世纪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新与旧的两次交替，不仅给李商隐研究带来了具有时代色彩的新变化，也造成了过程的曲折。大体上说，从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夕，是继承乾嘉以来笺注考证之学并加以发展总结的阶段；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是现代域外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呈现出新变的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末是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曲折以后掀起李商隐研究的第二个高潮，总结与创新并重的阶段。据不完全统计，在百年中各级各类刊物共发表有关李商隐的研究论文700余篇。这些论文的发表时段分布很不均匀，新中国成立前50年成果不多，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时期也只有60余篇论文，而90%的论文是在后22年中涌现的，其中1983年一年就发表论文50余篇，等于从1958年到1976年近20年的总和。进入20世纪最后10年，李商隐研究进入沉思纵深期，也是成果最丰富、集中的时期，具有集大成与创新总汇的学术巅峰性质。下面沿着历史的脚步，撷取各个时期的代表性论文的精华，以呈现李商隐诗学百年研究的轨迹，评述在各个研究领域或课题方面杰出学者所作出的贡献。

　　 继苏雪林《李义山爱情事迹考》之后，朱偰的 《李商隐诗新诠》（《武汉文哲季刊》6卷三、四期）发表了与苏氏基本相同的观点，认为李商隐与宫娥和女道士宋华阳有恋爱关系。朱氏的观点及论证虽与苏氏同样多属推衍假设，但仍有其客观意义，正如刘学锴先生所说：“它与苏氏著作后先出现，更足以说明五四思想解放新潮流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影响。”与清代吴乔、冯浩及近人张采田等诠释义山诗时索政治之隐、君臣遇合寄托之隐相比，他们则是索爱情本事之隐，呈现出李商隐诗学研究中引人注目的“索隐现象”。作为一种现象，它不是单个的偶然存在，现象的背后有一种强大的逻辑思维方式在支撑着，沿着这条扑朔迷离但兴味无穷的思路，不同时期都有代表性人物及论文出现。时隔50年后，陈贻掀在《文史》第6辑（1979年6月）上发表长篇论文《李商隐爱情事迹考辨》，联系《无题》诗及《圣女祠》、《月夜重寄华阳姊妹》等31首诗作，详细考辨了李商隐与怀州河内玉阳山的女道士宋华阳姊妹的恋爱事迹本末，但最后以“不了了之”结局。随后，葛晓音进一步撰文（《文史》第17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在肯定陈文观点的基础上，认为“这‘不了了之’里还有文章，这个悲剧的结局可以从李商隐有关江乡之游的诗篇中找到”。葛文将《燕台四首》、《柳枝》、《河内》、《药转》、《河阳诗》、《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怀作》、《锦瑟》等诗都纳入论述范围，堪称爱情本事考证的集大成。但由于“江乡之游”本来就是冯浩等人的向壁虚构，因此，葛说只可作为一种观点而不能视为定论。考索李商隐的爱情悲剧故事，对理解义山诗歌肯定是有帮助的，但由于第一手资料的缺乏，而义山诗中的描述又是隐约其辞，因此，要想准确勾勒出具体本事是困难的，而各种企图揭开谜底的努力，都不免产生穿凿附会之弊，难以在学术上形成共识，倒不如通达、圆融的模糊解说更切合实际。

　　 真正在实证研究方面作出很大成绩，纠正了张采田《会笺》一系列失误的是唐史专家岑仲勉的《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1942年《历史语言所集刊》第15本）及《唐史余溶》中《李商隐南游江乡辨正》一文。《平质》导言集中讨论商隐无关党局，批评旧笺动辄牵扯令狐以解诗，正文则以实证条举张氏笺证的失误。其中最重要亦最有价值的，首推对冯、张关于江乡之游、巴蜀之游考证的批评。岑氏对江乡之游的辨正，主要是从开成五年九月到会昌元年正月这段时间内，商隐正忙于移家、从调，以及正月在华州周墀幕为周墀、韦温草《贺赦表》来证明其不可能同时分身作江乡之游，辩驳极为有力。但还未能对冯、张真正持以为据的罗衮《请褒赠刘蕡疏》中“沉沦绝世，六十余年”作出合理的解释，亦未从商隐诗本身找出内证，以证明商隐与刘蕡相遇的确切时地，因而难以彻底驳正冯、张之说。这个难题留给了后人。继岑氏之后，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开成末南游江乡说再辨正》（《文学遗产》1980年3期）及刘学锴《〈李商隐开成末南游江乡说再辨正〉补证》（《文史》1992年第42辑）才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补证》一文，据刘蕡次子的墓志拓本，在进一步参证史事及商隐有关诗文的基础上，完全证实了在《再辨正》中作出的刘蕡曾自柳州贬所放还（准确地说，应是量移内迁）的推断，而且进一步证明了刘蕡与李商隐黄陵晤别的时间和商隐《赠刘司户蕡》的写作时间绝不可能在会昌元年正月。

　　 20世纪40年代缪钺的《论李义山诗》（1943年5月，收入《诗词散论》）阐述义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义山其人其诗的特征提出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观点，如谓“义山盖灵心善感，一往情深，而不能自谴者，方诸曩昔，极似屈原”，“义山对于自然，亦观察精细，感觉锐敏……遗其形迹，得其神理，能于写物写景之中，融入人生意味”，“义山诗之成就，不在其能学李贺，而在其能取李贺作古诗之法移于作律诗，且变奇瑰为凄美，又参以杜甫之沉郁，诗境遂超出李贺”，不仅持论恰当肯切，而且具有考察诗学源流、演变传承的比较研究意味。文中还论及义山诗与词之关系，指出“义山之诗，已有极近于词者，诗中所用之意象辞采，皆极细美，篇末尤为婉约幽怨。盖中国诗发展之趋势，到晚唐之时，应产生一种细美幽约之作，故李义山以诗表现之，温庭筠则以词表现之。体裁虽异意味相同，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所论具有文学史的宏远眼光。

从20世纪50年代起到“文革”结束的近30年是李商隐诗学研究的沉寂时期，总共只发表了40余篇论文，不仅总体上带有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否定倾向，而且“文革”后期的研究干脆围绕所谓的“儒法斗争”而展开，将李商隐表述成“晚唐诗坛反分裂的鼓手”（《中山大学学报》，1975年）、“尊法反儒”的法家代表（《新教育》，1975年8期），将李商隐的《无题》诗解释成儒法斗争的成果（梁效、闻军、童新等文，分别见《历史研究》1975年2期，《教育革命通迅》1975年1期），已经严重偏离了正常的学术轨道，但这一阶段仍然出现了一些态度较为客观，评价比较实事求是，且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成果，如陈贻?{的《关于李商隐》、《谈李商隐的咏史诗和咏物诗》（载王蒙、刘学锴主编《1949-1997李商隐研究论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论文皆见该书），马茂元的《玉溪生诗中的用典》、《李商隐和他的政治诗》，何其芳的《?〈李凭箜篌引〉和〈无题〉》，刘开扬的《论李商隐的爱情诗》，吴调公的《流莺巧啭意深深——论李商隐诗的风格特色》等。这些论文，涉及义山诗各种题材领域与艺术风格、艺术手段，特别是陈、马、何、吴诸先生侧重谈艺的论文，在当时的思想、学术氛围中，尤为难能可贵，显示了学术上的勇气。

　　 从1978年至2000年，随着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和新思潮、新方法的输入，随着整个学术界思想的趋于活跃与解放，李商隐诗学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是对前一阶段沉寂局面的有力反拨。据不完全统计，这22年中共发表论文640余篇，这在中国古代大家研究中也是少见的，形成了一个持续的“李商隐热”。这个高潮的主要标志有：(1)形成了全面推进的态势。既有侧重于全面清理总结以往研究成果，对李商隐全部诗歌进行疏注、集解的著作，又有侧重运用新方法进行新尝试与探索的论著；既有对李商隐作全面研究的著作，又有大量从某一题材、体裁或就某一问题、某一名篇进行具体深入研究的论文；既有笺注考证方面的成果，又有以“义理”即理论研究为主的著作，更有大量对具体作品的艺术品鉴，形成了义理、考据、辞章并重的局面；既有不少具有较高质量的学术研究著作，又有许多以普及为主兼有普及与提高性质的选注、选析、选译本。(2)对李商隐研究中一些难点、热点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如《无题》诗有无寄托及其特点的探讨，《锦瑟》诗内涵及特点的探讨，李商隐与牛李党争关系的探讨，李商隐生平游踪中两大疑案的考辨，李商隐诗歌朦胧情思与意境的探讨等。通过不同意见的讨论，有些问题逐步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有些问题由于不同意见的充分展开，使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3)出现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或新的考证结论。这是新时期李商隐研究的主要收获，也是研究高潮在“质”的方面的主要标志。(4)成立了全国性的专门研究组织——中国李商隐研究会，作为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下属的一个分会，有组织地开展李商隐研究工作。自1992年成立以来已开了五次年会。在研究队伍中有专业科研人员，又有著名作家和诗人。后者参加到李商隐研究队伍中来，不仅使一向比较单一的古典文学研究成员组成发生变化，而且对活跃学术空气、改变纯学院派作风，特别是在将研究与创作、古代与当代沟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在总体研究方面，钱钟书先生提出的“樊南四六与玉溪诗消息相通”及商隐“以骈文为诗”说引人注目。它不但揭示了商隐律诗运用骈文手法这一重要特征，雨且指出了樊南文与玉溪诗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特征以及它们的相互渗透与影响。周振甫先生的《李商隐选集•前言》对二者的共同特点作了阐述，董乃斌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于“非诗之诗”一章中重点发挥了钱钟书的“以骈文入诗”说。刘学锴的《玉溪诗对樊南文的渗透与影响——论樊南文的诗情诗境》，则论述了“以诗为骈文”的另一面，指出“优秀的玉溪诗和富于诗情诗境的樊南文正是同一心源所生的珍奇硕果”。

　　 关于李商隐诗歌的创作倾向和基本特征，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认为，李商隐对诗歌艺术的独特探索，反映了唐代诗歌思想的又一次重要发展，主要表现在：追求朦胧情思与朦胧意境的美；追求一种细约优美的美；感情的表达方式是多层次、细美幽约、迂回曲折，而感情基调则是凄艳而不轻佻。董乃斌的论文《李商隐诗歌的主观化倾向》、《专著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中，将主观化作为其诗歌的主导倾向，认为它在对题材的选择与处理、移情与全面象征、对客观时空限制的突破与超越等诸方面，成为义山诗风格的基本特征，且成为其诗所具其他多种特征的基础。刘学锴的《古代诗歌中的人生感慨与李商隐诗的基本特征》则侧重于从诗歌所表现的内容着眼，认为抒写人生感慨是李诗的基本特征。它既纵贯其整个创作历程，又弥漫渗透于各种题材、体裁的诗歌中，并指出其诗歌所抒写的人生感慨，多为内涵虚括广泛的情绪体验，如间阻、迟暮、孤寂、迷惘幻灭之慨等，故在表现手段上亦多借境（或物）象征，境界亦因此呈现朦胧模糊而多义的特征。这是一篇立意新颖、宏深厚实的论文，是从总体上探讨义山诗歌风格特征的有创见的高质量论文，尤其从创作理论方面入手对象征手法及其诗多义性的解释具有启发性。

　　 在运用新方法进行研究方面，董乃斌的《李商隐诗的语象——符号系统分析》作了有意义的探索。张伯伟、曹虹的《李义山诗的心态》分别从取景的角度、空间的隔断、时间的迟暮、对自然的描写、自比的古人、词汇的色彩、句法结构以及“无端”二字来透视李商隐的心态，得出“义山是一个由理想主义经过幻想主义而终归于悲观主义的人”的结论。这种从多角度拓展解释空间更新思路透视诗人心态的方法，与董文有异曲同工之妙。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文中论述到虚词与义山心态的关系，从中可以再开辟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以前研究义山诗主要从实词表现的意象着手，在杨柳的《李商隐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中都论到虚词构成的各种句式对表达情感的关系，在新编《中国文学史》教材的李商隐章节里，余恕诚先生正式提出“虚词驭典”的观点，可以看出虚词与义山诗所表达的情感内涵、表达手法及风格特征等均有重要关系。

　　 黄世中的论文《往复回环，潜气内转——李商隐诗复辞重言研究》从语言研究的视角切入，探讨了义山诗歌中重言复辞的运用与所表达的情感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由此造成的创作心理上潜气内转的心理特征和这种句式对义山诗歌主体风格形成的重要作用。

　　 王蒙的论文《雨在义山》（《中国文化》1990年3期）另辟蹊径，通过分析义山诗中所描写的“雨”的自然特征和诗人的主观感受，进而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指出义山诗中的雨艺术化为一种美的境界，“当李商隐把雨情情雨以至他的一切感受情志表现为格律严格的韵文，表现为用词绮丽而又典雅、深挚而又蕴藉、工整而又贴切的语言一文字的时候，美的境界完成了”。而义山“寻找形式的过程，特别是李商隐寻找他的精致幽深、讲究诗的形式的过程，吟哦的过程，炼字炼句炼意的过程，修改的过程，也是一个审美的过程，调节的过程，安慰和欣悦的过程，几乎是一个心理治疗的过程。不论情绪多么消沉，把消极的情绪诗化的努力仍然是有为的与带有积极因素的艺术实践”。总之，这是从文化学和创作心理学角度对义山诗的一种研究。

　　 包括《锦瑟》在内的无题诗的内涵意蕴与艺术特征，历来是李商隐研究中的难点与焦点。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占了这一阶段李商隐诗歌研究文章的一半以上，在讨论的初期，焦点集中在无题诗有无寄托及寄托什么内容上，大体上仍不出偏重于寄托与偏重于爱情两种观点，但各自的实际内容都有所发展变化，而且在相互渗透、交融、吸收的过程中，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对立观点渐趋接近的态势。从总的趋势看；比附索隐式的寄托说越来越为研究者所摒弃，对爱情本事的考索也因缺乏足资征信的材料而渐趋减少。而对无题诸诗须“分别观之”，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与方法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赞同。在寄托的内容方面，寓意令狐说虽仍有一些学者坚持，但更多的学者比较倾向于寄托作者的身世之感、人生体验，而且认为这种寄托未必全是有意识的，有的甚至是“身世之感，深入性灵”，“即性灵，即寄托”，是一种融会或渗透。这种看法，较之以前有些注家字比句附的寄托说，比较通达，比较符合文学创作的实际。而王蒙的论文《通情与通境》认为这些诗未必专为某人某事某景某物而作，它所创造的乃是一种涵盖许多不同心境的“通境”。这是对无题诗可能包蕴爱情以外感情内涵的观点所作的一种理论上的概括。他的《混沌的心灵场》对无题诗的结构作了饶有新意的探索，指出可简约性、跳跃性、可重组性、非线性乃是无题诗结构的特点，它靠情感、意象、事典、形式的统一将全诗连贯统一起来。它所表现的乃是诗人混沌的心灵，而这类心灵诗的结构，则可称为心灵场。刘学锴的《李商隐的无题诗》则通过对李商隐的可以认定的十四首标“无题”的诗作具体分析。探讨了无题诗的内容有无寄托问题，指出“在这类无题诗的写作过程中，尽管诗人主观上未必有意识地要另有寓托，但郁积于胸的涵容深广的普泛性人生体验，却使他在抒写爱情体验时也不由自主地触类旁通，将广泛的人生体验渗透融合在无题诗中”，并进而概括出无题诗具有“纯情化、抒情性、主观性”的特征，表现了爱情心理、体验方面的对立情感交融的心理状态，表现方式上多用“有神无迹的象征”，指出义山无题诗这种具有“纯情化、纯诗化、深微化和象征化”的艺术风貌，在古代文人爱情诗的发展史上有不朽的艺术价值。

　　 《锦瑟》一诗的诠解仍众说纷纭，力主悼亡说的黄世中撰长篇考论，对宋以来的各种诠解详加爬梳整理，采取“以诗笺诗”的方法，继承、扬弃、发展了清代以来的悼亡说，另出新解，认为诗中的“蝶”喻妻王氏，“珠”、“玉”亦似指妻与侍妾，“玉山”为妻之葬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钱钟书先生发挥清人程衡湘“义山自题其诗，开宗明义，略同编集之自序。首二句言华年已逝，篇什犹存，毕世心力，平生欢戚，清和适怨，开卷历历。庄生一联言作诗之法，沧海一联言诗成之风格与境界”之说后又经周振甫、钟来茵等撰文加以发挥，成为《锦瑟》诸解中一种有影响的新解。面对纷繁的众说，刘学锴指出“历代对此诗的解说，有一个大体的发展趋势，即由单一、具体走向综合、抽象与虚泛”，“随着对内涵理解的由实趋虚，是各种歧说的相互渗透和吸收。这一发展轨迹反映了人们对义山这类意蕴虚泛的诗认识的全面与深化”，可以“沿着上述发展趋向对歧解异说加以融通。抓住‘思华年’与‘惆然’这一中心，将颔、腹两联所展现的迷幻、哀怨、凄寥、虚渺诸种象征性境界，既看成锦瑟所奏出的音乐境界，又看成诗人华年所历的人生境界和思华年时不胜惘在的心灵境界”。这种融通众解不废单解，实际上是还义山诗中所抒情感的本来面目，是从文学创作理论上得出的最深刻也最通达的见解。

　　 李商隐诗的分体研究也有突出的成果。其七律和七绝分别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在诗歌发展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程千帆、张宏生《七言律诗中的政治内涵——从杜甫到李商隐、韩偓》在论述李商隐七律对杜甫全面学习与继承的同时，着重指出义山“结合自已的创造性去学习杜甫，秾丽之中时带沉郁，别创一境界”。陈伯海则指出以无题诗为代表的李商隐七律，其创新意义“在于它最大限度扩展了诗篇的心理空间”。二文分别就其七律中的政治诗与无题诗，揭示了商隐在这一体中所作出的贡献。刘学锴的《李商隐的七言律诗》从总体上指出“李商隐的七律恢复并发展了杜甫七律关注国运、感伤时事的传统，创造了以咏史方式反映时事的新手段，显著提高了七律的讽刺艺术，创造了七律无题这种特殊的抒情诗，极大地提高了七律抒写心灵的艺术，从而在内容和艺术上对七律作了重大的拓新。他的七律既有典丽精工型的，又有清空流美型的，二者在深情绵邈这一点上又具有其内在的统一性”。他的《义山七绝三题》（《文学遗产》2000年2期）以唐代绝句发展史为参照系，发掘了李商隐绝句的突出贡献和艺术特征。认为“李商隐的七绝，既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有明显拓新，又保持和发扬了七绝富于情韵风神的优长，因而在七绝发展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影响”，指出义山七绝在内容上“运重入轻”，艺术手段上“化重为轻”，整体特征上“推进一层”的总体风貌，在诗歌史上作出了独特的创辟。

牛李党争与李商隐生平遭遇及创作的关系，是李商隐诗学研究中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这一阶段发表的论著涉及这一问题的，有一个较为明显的趋向，即认为义山本人无意于参加党争，只是客观上被卷入或受党争之累。傅璇琮的《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根据对大量材料的分析，认为王茂元并非李党，亦非牛党，商隐入茂元幕，根本不存在卷入党争的问题。李德裕一派在当时是要求改革、有所作为的政治集团，商隐在李党面临失败、无可挽回的情况下同情李党，表现了明确的是非观念，坚持了倾向进步、追求理想的气概与品质，因此对其政治态度应作出新的评价

这种看法，虽然朱鹤龄、岑仲勉均分别有所论述，但如此明确而系统地论述这个问题，还是第一篇。董乃斌《李商隐悲剧初探》则从另一方面立论，认为义山悲剧的根源是晚唐时代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和官僚制度的极端腐朽，如果仅仅停留在他与牛、李两党个别人物的关系上，势必有碍于对悲剧实质的深入探讨。傅、董二文，代表了对这一问题的两种不同见解，却都有助于对问题讨论的拓展与深入。李商隐与郑亚的关系及郑亚的生平仕历，周建国的《郑亚考》、毛水清的《李商隐与郑亚》作了详密的考证，毛文并指出郑、李“不仅是幕主与下属的关系，而且是政治上的同道，这才是桂幕期间李商隐诗文丰收的原因”。

　　 李商隐与道教和佛教的关系，是李商隐诗学研究中相对薄弱环节。对此，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董乃斌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两本专著的有关章节都有较集中的论述。钟来茵的论文《唐朝道教与李商隐的爱情诗》、《李商隐玉阳山恋爱诗解》对其爱情诗与道教的关系作了集中探讨，后文更指出道藏中的秘诀隐文的表达方式给义山的爱情诗打上了深刻烙印，其无题诗制题艺术，爱情诗的隐比、象征手法，都从道藏中学来。葛兆光的《道教与唐诗》则谓“李商隐在头脑极清醒状态中借用道教意象，早年为写浪漫的幻想与爱情，后来多写自己的痛苦与失望”。吴言生的《论李商隐诗歌的佛学意趣》（《文学遗产》1999年3期）认为以善写情、深情绵邈见长的李商隐，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他丧妻后，与佛教的缘分更深，提出了“诗佛王维，情禅义山”的观点，指出义山诗具有比较明显的佛学意趣，从对无常幻灭感的深切体验、超越痛苦的禅学观照、耽著色相的执著歌吟等方面，比较深刻地论述了义山诗歌具有超越痛苦、溶解痛苦的悲怆、超逸之美，并由此新视角对《锦瑟》作了全新的佛学意旨的阐释。

　　 李商隐诗学的渊源、影响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吴调公、董乃斌的专著均有专章或专节论述，论述了义山所受于屈原、六朝诗人、杜甫、李贺的影响及其对西昆、王安石、黄庭坚及元、明、清诗家的影响。刘学锴的《李商隐与宋玉——兼论中国文学史上的感伤主义传统》、《李义山诗与唐宋婉约词》则分别论述了宋玉对李商隐的深刻影响和中国文学史上自宋玉经庾信、李商隐直到曹雪芹的感伤主义传统，论述了李商隐诗歌对唐宋婉约词的深远影响。余恕诚的系列论文则从文学流变史的角度考察了阮籍、韩愈、李贺对李商隐的影响。其论文《诗歌：从韩愈到李商隐——兼谈文学演进中的穿透和移位现象》（《文学遗产》1999年4期）揭示了李商隐和晚唐诗人在创作上所受到的沿韩愈而来的潜在趋势影响，并连带讨论了文学演进中前后环节之间常常出现的穿透与移位现象。余恕诚在新编《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李商隐章中则从象征角度切入，指出“论诗之朦胧而不易索解，李商隐与魏晋之际的阮籍有相似之处。但在写法上，李商隐主情，努力表现情感的本原状态；阮籍主理，以哲学观照方式，借带哲理性幻设的、虚化的事写景抒情，隐约地暗示诗旨”（《中国文学》第二册，页418），揭示了中国古代诗歌的象征传统流变过程中由阮籍的主理向李商隐的主情的变化。陈伯海的《宏观世界话玉溪》则在全面考察晚唐诗歌六大流派的基础上，指出李商隐为首的一派是大宗，李的成就与影响超越了温李诗派的范围，成为晚唐诗坛的典型与高峰。李商隐及其所代表的晚唐诗，实质上是古典抒情诗发展到高潮后的余波，是文学创作主流由抒情写景向叙事说理转折过渡中的一个水涡，亦构成了联系唐诗与宋诗、宋词之间的特殊纽结点，表现出宏远的文学史眼光。

　　 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研究是一个全新领域，朱易安的论文《“诗家”并非“总爱西昆好”》（《文学遗产》2000年2期）不仅沿着历史发展的线索，考察了李商隐诗歌在晚唐、明、清三个阶段被认识接受的时代历史文化背景，还从文献学角度详细考察了历代诗歌选本对李商隐诗的态度，认为李商隐诗歌在各个不同的历史财期所遭遇的不同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诗坛接受唐诗的角度。

　　 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论文还有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的多义性及其对心灵世界的表现——兼谈李诗研究的方法问题》（《文学遗产》1997年2期），余文论述了李诗境界朦胧、内涵多义以及把丰富复杂的心灵景观作为表现对象的特点。针对李义山诗这一特点，作者提出了研究上不同于对待一般诗歌的要求。作者分析了李诗接受史上的两种研究方法：一是明清以来大体可以称为实证式的注释笺解法；二是受当代学术演进、特别是文艺理论发展的推动，一些学者，开始从心理世界反映方面去研究李诗的尝试。“权衡两种研究方法的利弊，最佳选择应为两者互补：总体上可以着重从反映心灵世界去探索李诗，而在深处、细处融合某些人事背景的考释，使诗歌多义性的丰富情感内涵在解读和研究中能够得以更充分地展开，既可以避免穿凿、褊狭，又不致蹈空无实。”

　　 李商隐诗歌所具有的美学品质，不只具有诗学意义，而且在中国美学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吴功正的（唐代美学史》（陕西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以“作为唐诗美学又一高峰的李商隐的诗美”为一章，探讨了李商隐诗歌的美学地位及美学品质；认为“李商隐的诗美是继李白、杜甫、韩孟之后唐诗美学上的又一高峰，他把诗美学推进到一个深情绵邈、绰约多姿的境地，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形态”。这是从诗歌美学史上对李商隐诗学提出的新见。

　　 　　四、李商隐诗学研究的当代思考

　　 以上所述只是撷取20世纪一百年中李商隐诗学研究中取得进展的领域里学术成果的精华，尽管有不少遗漏，但仍能感受到20世纪李商隐诗学研究尤其在后22年中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也令人骄傲的成就，充分表明20世纪的李商隐诗歌确实已经被当做一种诗学来研究，已经从单纯的文本、文学研究，走向了高层的理论总结，并向与艺术交叉的美学、哲学、语言学的领域迈进，同时一些贡献卓越的学者也正在努力建构一种全新的诗学体系。在回顾20世纪后20年出现的“李商隐热”时，刘学锴先生认为“这无疑是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和文学观念变化发展的体现与结果”，“李商隐研究热的形成与持续具有时代的必然性”。（《学林春秋》，页284）王蒙在《李商隐的挑战》（《文学遗产》1997年2期）一文中这样分析“李商隐热”：“传统的文学观念在文学价值上偏重文学的教化功能、兴观群怨的作用而轻视审美功能；在文学风格上重阳刚、进取、乐观，轻阴柔、伤感。而李商隐感伤缠绵而执著的感情，朦胧迷幻的诗境及象征诗风显然偏离了封建礼教、传统诗教。因而李诗长期遭贬；近年来李商隐研究形成热潮是由于文学观念的变化。研究李商隐使我们的文学观念更广阔了。应对李诗对仗的工整，用词的雅致，感情的丰富，表现内心生活的深度和探索诗歌与诗歌语言的可能性方面予以充分的发掘、承认和推广。另外，在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对培养高雅的文学品位的重视以及李诗本身超语言的美也是形成研究热潮的原因。”王蒙还认为：“李商隐现象”是对文学传统的一个挑战，首先是对文学创作的一个挑战，另外，对文艺理论、意识形态、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以及文学的狭隘性和诗学、文学、美学的一些概念、一些符号系统也是一种挑战。我们有可能把李商隐作为一个契机，把我们的理论水平、文学史的水平、诗歌创作的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境地。

　　 李商隐诗歌思想上的偏离封建礼教、诗教，诗风上的象征、迷离、如梦似幻逸出中国古典诗发展的常轨，导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诗感受、理解、把握、评价的不一致、不确定，乃至相互矛盾对立，出现了如刘学锴先生所说的“钟摆现象”、“纷歧现象”、“索隐现象”。这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虽然是带有研究对象独特性的一种现象，但它又多少具有一定的共性。“钟摆现象”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学研究中的非文学标准，或者说用政治、道德的评价代替艺术评价，就不仅存在于李商隐研究中，而是在一定时期中带有共同性的一种倾向。它所具有的两极摇摆的极端性，则应更值得注意，并加以避免。作品诠释中的纷歧现象、索隐现象，也经常发生在其他一些著名文学作品的解读中，同样需要正确对待、科学分析。而引起这些现象的共同原因——对文学象征探讨之不足，则尤其值得治文学史者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