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家徐通锵先生答孟华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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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徐通锵先生答孟华问


2003年11月，我应邀赴青岛中国海洋大学讲授语言学。11月19日，海大文学院的负责同志要我与该校的语言学老师进行一次语言理论研究问题的访谈。我在这方面碰到过很多钉子，将一些经验教训告知有兴趣的同志，应该是一件责无旁贷的事情。参加访谈的语言学老师有孟华和黄亚平两为教授，在座的还有文学院的院长助理薛海燕副教授和学生干部侯霞同志。访谈提问的主要是孟华教授。下面是访谈录音的整理稿，现在作为附录，刊载于后，供大家参考。

按：1-11是孟华的问题

1、在提出“字本位”语法理论以前,您在理论语言学、尤其是历史语言学与方言的结合研究上是公认的学术大家,您为什么又要提出“字本位”这样一个新问题？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超越？

这涉及语言理论研究的发展思路，我可能要扯得远一点，从我毕业时语言理论研究的状况谈起。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语言学教研室做助教，从事语言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当时学术界对语言理论研究的印象不太好,说脱离实际,重洋轻中，空对空，从理论到理论。对这些评论，我一方面不甘心,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语言学理论研究方面确实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当时年纪轻,写的几篇文章,自然也打上了这方面的烙印，就是从杂志缝里找题目,拼凑一些材料,敷衍成篇。从现在来看,这些文章都没有什么价值，不值得再看一看，因而在我的著述目录中没有列入这些文章。“文革”后回过头去看自己走过的路子，深切感到走不得,需要对语言理论研究进行一次方向性的改造。那时，老先生已经年迈，有的已经去世,像我这一代人,当时就被迫推倒第一线,但业务准备不足。像我,56年毕业,57年反右，58年下放,59年回来参加一段语言学概论教材的编写工作后就投入“批修”。60-62三年困难时期看了一点书,但63年秋天又调出去搞工厂的“四清”；64年下乡搞四清,65年7月四清回来之后就投入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从56年毕业到76年“四人帮”垮台，整整20年，只有三年困难时期看了点书。77,78,79“四人帮”垮台之后,重新开始教学和研究，发现我们已经被推到第一线,但业务准备不足,所以感觉有点慌。一方面觉得原来的路子走不通了,另一方面该怎么走又弄不清楚,后来还是朱德熙先生说你们先搞具体的,搞音韵,搞方言,搞语法，搞进去之后,就会从中总结出一些理论和方法来。
思路的转变很困难,因为过去基本上没有进行过具体语言材料的分析，所以当时一看到一些具体的语言材料就感到有点发憷,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要使语言理论研究有一个方向性的转折,这第一步该怎么走?考虑了一段时候，觉得可以从总结入手。这样，我就和叶蜚声生先生合写了几篇文章,就近百年来的语法研究、音韵研究进行一些理论、方法的梳理,看看中西语言学的结合有什么经验教训。这个总结对我的帮助比较大,它使我看到了前人研究的成效在什么地方,欠缺在什么地方。我发现历史语言学的中西语言学的结合的成效比较好，于是就借鉴它的研究路子,结合方言与音韵，进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先从方言调查入手。当时正好是有条件出国进修,于是82年9月去美国柏克利加大。当时叶蜚声先生已经从美国回来了,他学得比较宽泛,因为他的英语很好,兴趣广泛，我呢，就重点放在历史语言学。进修了一年,听了些课,拜访了些学者,听听他们对语言学研究的一些想法,从中了解语言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向,以及汉藏语研究、汉语研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这些访谈对我都很有启发。我发现马蒂索夫等教授在上课时、讨论时,都比较强调语言变异的思想。我觉得这种“变异”理论将来可能对我们自己的研究有价值,只是当时还没有清楚地感觉到这个“变异”的分量。回国后就调查和研究方言，主要是我自己家乡的方言（宁波话）和以往有所了解的山西方言（闻喜话、祁县话），写了几篇有关方言变异的文章。这些文章得到了国内外一些老师和朋友的赞许，说徐通锵把“变异”的思想带回去了。经过第一步总结,再结合访问国内外一些语言学家的意见,再经过自己对方言变异的一些研究,自觉业务上已有了一些准备，因而就联系汉语历史音韵学的研究撰写历史语言学。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再接着考虑语言理论的问题。当时已是87,88年,考虑的完全是另外一个方向的问题了，不限于历史。考虑来考虑去,总的来说是不自觉地在考察“为什么现在的语言理论不适合汉语的研究”？脑子总在这方面转,寻找汉语的“根”。开头是考虑音节的问题,觉得音节在汉语里头好像很重要,所以91年香港语言学会举办学术年会，主题是“华语社会语言理论研讨会”，邀我参加,发言稿中很强调音节的地位和作用；至于语言的结构单位，当时我讲的还是词,但是实际的含义是字,提出它是汉语的语音、语汇、语义、语法的交汇点。字的概念是第二年在《语义句法刍议》这篇文章里提出来的，指出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所以，我是通过音节才找到字的。经过了这么一个过渡，字的概念才明确，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语义句法的研究，也就是想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进行语言理论的建设。
字和语义句法这两点在当时是很忌讳的，因为与学术界流行的说法大相径庭。92年，我在语言学院吕毕松他们主持的研讨会上就语义句法问题作了专题发言，休息时听到两点反映：一是有人跟我说，如果你的发言是对的，那么以前的语法研究就是南辕北辙；二是说你这个发言的内容很丰富。原来我发言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因为我提出语义句法的问题跟学术界的差异太大。当时是讲分布、讲形式分析的，语义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但我却提出语义句法，发言的题目就是《语义句法刍议》。我原来估计此文的提法可能不登大雅，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它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特别是一些从事语言信息处理的同志，认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重要，甚至语言学院一位姓常的先生自费买了一批刊有这篇文章的《语言教学与研究》，在一个会议上散发宣传。现在，语义句法的问题已成了一个很时髦的概念，就是不管有关系没关系都往自己的语法研究扣上语义语法的帽子。有些影响之后反对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但是说“不同意”很容易，要讲出理由来却是不那么容易的，所以公开写文章反对的也不是太多，比较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的就是陆俭明和郭瑞，98年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他们有一个总结性的发言，对所有现有的语法理论都提出了批评，包括小句中枢等等，但重点是批评了字本位的问题（见1998年《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我觉得批评的理由不充分。说字的概念不清楚，这是由于相互的理解有异。我当时说字是语言中一个有理据性的结构单位，他们批评此说“不清楚”，因为如何理解理据是纷说纷纭。后来我在回答他们的时候说，因理解不同而说“不清楚”，那么语言学中有哪一个概念是清楚的？像现在语法研究中的词类的概念，词的概念，句子的概念等等，哪个概念是清楚的？反对字本位理论的主要是原来搞语法研究、语言理论研究的人；搞古汉语研究的觉得此说有些道理，但是不敢支持；搞对外汉语教学的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教学和研究逐渐地向字的方面倾斜。搞了一辈子对外汉语教学的人，比如像吕毕松，就很明确的提出必须以字本位为基础进行对外汉语教学和编写教材。所以在这些方面，计算机学界，对外汉语教育学界，都有比较明确的支持字本位的观点。所以，“字本位”现在处在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上，我自己感觉到既然是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就要不断前进，继续探索和完善字本位的理论。我已经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上走过了一个段落，取得了一些中西语言学结合的成效，因而这条路应该继续走下去，为以后语言理论的研究进行一些开拓，为后人充当一块垫脚石。所以人家反对不反对没什么考虑的，我自己将继续往前走。能对学术研究提出一些问题来，能引起学术界的反响，我认为就行。不管我的这个研究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这都是次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引起思考，引起语言理论研究立脚点的转移。
语言理论研究必须走中西语言学结合的路子，怎么结合，要有自己的立脚点，这就是立足汉语的研究，以字的研究为基础去探索中西语言学结合的道路，实现立脚点的转移，因为汉语的特点集中在字上。强调汉语特点的研究不是否定语言的共性。共性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需要用智慧去揭示它，就是需要揭示字后面所隐藏的结构原理。任何语言都有它的基本结构单位。这些结构单位应该都有共同的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现实的、离散的、语言社团的心理现实性。不管是词也好，字也好，它背后都有着这三个特点。这就是语言的共性，词不是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共性标志，字也不是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共性标志，它们都是不同语言的特点的表现，共性都隐藏在特点的背后。有了这么些考虑，就可以为改变以往语言理论研究的一些不良影响提供一个思路。不管人家怎么看、怎么评价，我将继续以字为基础进行语言理论的研究，希望能在语言事实的分析中升华出相应的理论和方法，克服以往空对空、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路子。至于外国的理论，那就用汉语事实去检验，适用的吸收，不适用的不能吸收，所以上次在北师大召开岑麒祥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的时候，我讲了一句话，说我这一辈子就作了一件事，就是为实现语言理论研究的方向性转折做了一些探索，将空对空的研究转化为从语言事实的分析出发，吸收国外语言学对我有用的理论、方法的精神，进行语言理论的研究。十余年来，我就是根据这一精神进行语言理论的研究的。

2、索绪尔是强调语言的线条性原则的。在听了您的讲座后，感觉到您十分强调语言的非线性，在您的研究中，您是否把非线性作为一个研究的切入点。

线性是非线性结构中的一个局部情况，这是一个总的看法，索绪尔理论的提出有它的时代背景。当时科学思潮的发展，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代替了牛顿的机械论，量子力学蓬勃发展，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开始成为科学研究的中心，索绪尔把这个思想引入语言学的研究，提出了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以这两种结构关系为纲，研究语言系统的结构。
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基本上是以组合关系为纲，这与他的语言符号线条性特点的观点相联系；以组合关系为基础，看某一组合位置上哪些单位可以进行替换，分析聚合关系。所以，他的语言结构关系是以线性的结构为基础的；当时不光是语言学，其他学科的对系统的看法也是以线性为基础的。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当时的科学思潮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线性结构上。这种线性的组合关系，发展到结构语言学的时候，就到了一个极端了，不光用于某一结构层面的研究，就是整个的语言系统，都看成为一种线性结构。语音的结构是线性的，从音位到语素、以及语素的序列也都是线性的，所以它的方法论基础就是音位的线性组合构成语素，形成语言结构二重性的学说。结构二重性是一种线性结构的学说，具体的表现就是音位的组合构成语素。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这个观点不成立，因为音位的组合没办法构成语素。比方说，英语的名词复数有-s、-z、-iz三种形式，-s出现于清辅音后、-z出现于浊辅音后、-iz出现于咝音后，同一个语素有三种不同的变体。根据这种情况，那就应该说语素由语素音位构成，而不是语位。至于一些不规则变化，像那个take ，took。一个现在时，一个过去时，而过去时的表现形式与加-ed的规则变化很不一样，无法解释语素由音位的组合构成。如何处理过去时加-ed跟take 、took的关系，提出了几种解决的方案，但每种方案都有问题，说明语素由音位构成的理论不成立。这就动摇了结构语言学本身的方法论基础。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总结（《语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1）；结构语言学后期的一个代表人物霍盖特自己在总结语言学走过的道路的时候，也指出了这一点（《语法描写的两种模型》，见《语言学资料》1963年第6期）。语素是有意义的，而音位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语音单位怎么能组合为有意义的结构单位，这个问题一直说不清楚。我跟叶蜚声先生在编《语言学纲要》的时候，实际上采用了结构语言学的二层说，由于理论上说不清二层之间的关系，只能打个马胡眼，说音位的组合构成语素的语音形式。总之，把系统看成是线性的结构，是当时的一种思潮；结构语言学把线性的系统理论推衍到一个极端之后，好多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这好像是一种规律，一个理论一旦走入极端，就会暴露出很多问题，成为科学发展的一个向导。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出现所谓“新三论”，即耗散结构论、协同学和突变论等新的科学理论，把原来线性系统不研究的一些问题都纳入科学研究的范围，诸如随机性、复杂性和偶然性等的因素都纳入科学的研究，从而使科学思潮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强调系统的非线性结构。语言学的研究也“与时俱进”，把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吸纳进来，研究结构语言学从不研究的语言变异，使科学的系统观由线性转向非线性。我对自然科学思潮的发展不是很了解，我主要是根据语言变异的研究从线性的系统观过渡到非线性的。到美国柏克莱加大进修历史语言学，主要是吸收了有关变异的想法，回来研究方言内部变异，而且从变异里提炼出一些理论性的方法和思路，使历史语言学的方法有所补充和改进。比较大的有两点，一个是从原来个人方言的研究转向社会方言的研究，发现变异里隐含有时间，就是排比变异成分的各种变异形式，确定它们的先后顺序，就可以发现语言在几十年到几百年时间里的运转机制和发展历程，使一发即逝的时间展现在研究者的眼皮底下，年、月、日的纵向计时转化为横向计时，可以“看”语言在几十年到几百年时间里的演变。当时有两个例子，比较明显的。一个北京话合口呼零声母的变异。当时北京大学以林焘先生为首，带领年轻教师和研究生进行北京话的调查研究，花了很大的力量，发现零声母合口呼有明显的变异，其音值从双唇到唇齿，唇的圆展程度和摩擦成分的强弱，在不同的人群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总的演变趋向是从w到v，总的分布情况跟钱玄同1927年写的一篇文章基本相同，就是六十余年的时间，北京话零声母合口呼的变化格局还跟钱玄同那时候调查的差不多。另一个例子就是宁波话的声调，从七个声调简化为四个声调，经过一百年左右的时间，现在也没有完成演变的全过程。历史语言学的基本原则是从语言的空间差异中看时间的演变序列,现在把它具体化到社会方言的研究中去,可以具体地“看”语言如何地演变。我写的这方面的几篇文章都有一定影响。这是关于时间问题的讨论。另一个产生较大影响的研究是关于结构的不平衡性和语言演变原因的讨论。语言演变原因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难点,布龙菲尔德提到这个问题时就说语音演变的原因是不可知的,当时批判不可知论指的就是布龙菲尔德,而这个不可知论整整影响了两代语言学家。他是在1933年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来的,直到1955年法国语言学家马尔丁内写了一篇名为《功能、结构与音变》的文章，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对语言演变的原因提出了明确的解释，基本精神是强调功能与音变的关系。我是根据汉语方言中语言变异的研究对演变原因提出解释的，就是结构的不平衡性产生变异，变异从无序到有序就形成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呈现出演变的规律。这里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论点就是相同的原因不一定产生相同的结果，这跟原来结构语言学目的论、决定论的思想不太一样，它们的观点是相同的原因一定产生相同的结果，但是从变异的角度来说，相同的原因不一定产生相同的结果，因而可以产生不同的规律。合口呼零声母的变化云南昆明话和北京话的变化就不一样。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语文》1990年的第1期。它结合方言的音变对演变原因作出解释，其中包括相同的原因不一定能产生相同的结果的研究。
这些方面的研究当时产生了相当好的影响。这说明，语音研究不能局限于线性的结构。我们过去忌讳说汉语是单音节的，说单音节是落后的，因而总是在汉语如何是多音节的上面做文章。我认为这完全没有必要，落后不落后不关单音节、多音节的事。汉语就是单音节的，一个音节就可以表达一个概念，像儿化之类的音变就是跟单音节联系在一起的，受非线性结构的影响而产生音变，因而根据变异和儿化之类的音变的研究，觉得不能固守语言线性结构的看法。后来，从变异的研究转化到字的研究。字是音义的结合，简单的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相互之间一一对应，重点是音节的音义关联。音跟义的关系自然不可能是线性的，我选择字作为研究中西语言学结合的一个立足点和理论创新的基点，就一定要走非线性结构的研究道路。这就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对待索绪尔的组合和聚合？应该用什么概念去代替索绪尔组合和聚合？在《语义句法刍议》这篇文章里就提到这个问题，认为线性的组合是非线性结构里的一个局部情况，适合于某一个层面的结构关系的分析，比如语音层面，或是语法结构，至于各个层面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结构语言学的“组成”说，即音位的组合构成语素的理论，已经清楚说明线性的理论不成立。在找到字之后，非线性概念就非常明确了。那么要用什么概念来代替呢？当时我提出的概念是“结构关联”，即结构项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制衡的函数关系，是这种关系使结构项的运转处于一个有序的运动状态。结构关联的概念考虑了音义之间的关系，考虑了结构层面之间的关系，也考虑到了印欧语系词类划分和句法结构成分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结构关联的概念的解释力比组合、聚合强。这个概念也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学生学习时不好操作。这是我研究里的问题，如何操作这个问题我考虑比较少，组合和聚合的概念比较好操作。由于这方面的原因，为增强操作性，我提出任何语言的结构常数都是一个“1”，汉语里的结构常数“1”表现在字上，形成“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一一对应的结构格局；音节结构的精神也一样，也是声、韵、调的一一对应。如果表达概念的结构单位与这种结构格局发生矛盾，那就会发生变异，产生如儿化之类的变音。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常数也是一个“1”，就是“1个句子=1个主语+1个谓语”；1个句子只能有一个主语、一个谓语；主语位置上必须有1个、而且也只允许有一个名词性的词语充当主语，谓语的位置上必须有1个、而且也只允许有1个定式动词充当谓语，如果出现多于此数的词语，那就需要变，即名词要变格，动词要变位。如何操作？后来就提出了1=1+1的格式，汉语的1=1+1的格式就是“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印欧语就是“1个句子=1个主语+1个谓语”。等号前后的“1”处于相互制衡的函数关系中，不同的函数关系形成不同语言的结构特点。汉语如儿化之类的变音和印欧语的词的形态变化都是受此函数关系制约而产生的结果。这就是用结构关联的概念进行语言非线性结构的研究的基本方法，目的是加强分析的操作性。

3、在传统语文学的三大传统中，中国的小学最大的特点是在表意汉字制约的条件下，文字与语言的结合，字义与经义的结合，语言与文学、史学的结合。在这种结合或融合的背景下，传统的文人同时可以是语言文字学家、经学家和文学家，三者往往兼通。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学科逐渐分家，哲学、文学、史学从语文学中独立出去，剩下语言学（小学）成了工具之学。接下来又是语言和文字的剥离：传统以文字为本来探求形音义关系的小学，五四后将音韵学送给了语音学，将训诂学送给了词汇学（唐兰语），只剩下字形的研究叫做文字学。经过这样层层的“剥离手术”后，传统语文学深厚的人文精神被抽空，现代汉语言文字被处理为一套抽象的、形式化的符号规则系统和交际工具。其结果是汉语言文字作为交际工具、信息工具、思维工具的作用加强了，而汉语言文字的研究领域却越来越平面化，对相关人文学科的贡献率越来越小。
那么如何看待语言学对人文学科的纽带桥梁作用呢？字本位理论对语义的关注和对传统的人文精神的回归是不是意味着语言学将来会对人文科学方面有所贡献？
这个问题很值得琢磨，现代语言学是研究口语的，不大强调书面语。刚才你提到的语言学与其他科学分离的问题，这跟西学东渐有关系，是把西方的思维方法、论证方法引入之后产生的现象。西方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基本精神，有人将其总结为两个字：“拆零”，就是把研究对象分化为各个不同的细部，然后将每一个细部放到一个理想状态下进行研究。这样一来，各个细部的研究深入了，但是事物之间的联系就被割断了，这在科学发展史上也许是一个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因为细部的研究还是需要的。问题在于割裂了各细部关系的研究。根据你刚才所说的各个分部，就是我们将语音、语汇、语法的研究割裂开了,语言研究和其他学科的研究割裂开了,看不到相互之间的联系。这对语言研究是很有影响的。以语汇研究为例,我在语汇生成的第六讲中提出现在的语汇研究缺乏目的性,离开了语用,忽略了和语法结构的关系,因而语汇生成的好多问题就说不清楚了。语法的研究也是一样，由于孤立的语法研究难以揭示汉语的规律，用处不大，因而发出了“淡化语法”的呼声。张志公先生曾对此有痛切的陈述（见《汉语辞章学引论》《语文学习》第1期开始连载）。“拆零”的方法论对我们语言研究是很有影响的。从北大的情况来看，原来批评最多的就是搞理论研究的不搞具体语言的研究，搞具体语言研究的不搞理论研究，搞现代汉语的不懂古代汉语，搞语法研究的不管语音与语汇，语言研究内部的这种“拆零”的方法论已经走到极端了。朱德熙先生对这种现象很有意见，说解放后有很多人只抱着自己的一门课程，不管相关领域的研究，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虽然其中也有优秀者，但总的来说是一个字，就是“陋”。这就是拆零的方法在语言研究领域里所造成的一种结果。就我自己来讲，一开始也是抱着语言理论这么一门课，后来觉得这个不行，就去补，自己感觉缺什么就补什么。方言呢，因为毕业后曾跟着袁家骅先生进行过几次调查，自己的听音能力也还可以，家乡的方言呢又比较复杂，因而抓起来容易一些；音韵、语法，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后来补的。“补”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与原来就有扎实基础的情况不一样；原来基础好的，后来的路子就比较宽，补吗，就是缺什么补什么，效果会受到影响。不过和我们教研室的同事比，我这方面补得还稍微有点成效。我写的文章，涉及音韵，也涉及方言、语法和语言理论，涉及的面比较宽，因而外面有人不知道我是研究什么的，有的说研究方言的，有的说是研究音韵学的，知道的说是研究语言理论的。这说明自己补自己所缺的那一部分，稍微有一点成效。但是，补呢只能补缺，要形成一套理论体系就很困难，为什么解放以后语言学没有出现什么大家？这不光是中国，前苏联也是这样，值得深思。朱德熙是大家，但他是四十年代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五十年代培养的，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影响深远的大家。为什么？就是这种“拆零”的方法论把一个个领域细化、绝对化了，每人只管自己一个小小的领域，自己钻研，离开了相邻学科的联系，只就某一现象就事论事的研究。这是研究不深的，因为你发现不了很多问题。所以现在提倡交叉学科，相关学科互相渗透，语言学里的不同学科、以及语言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也要互相渗透。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像语言学跟计算机科学的渗透，语言学跟其他相关科学的渗透，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现在很尖锐，因为原来这方面的研究基础比较差，每个人只抱着自己那一小块进行研究，研究得不太深入，因而现在其他科学因发展的需要向你要成果，你拿不出来，例如计算机的发展向语言学研究要成果，但是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不能满足它的需要，这方面的矛盾现在已经相当突出。我觉得，社会的需要总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动力，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信息科学的发展，以及生命科学的发展，我觉得会对语言学的发展提出各种不同的需要，这种需要会推动语言学的发展，但有一点，不能再接受原来“拆零”的那种方法，不能只抱着某个局部情况来研究，需要互相渗透，你可以研究某一个方向，但你必须兼顾其他的研究，吸收其他方向研究成果，这样可能会好一点。“字本位”的研究可能有它的用武之地，因为字是中国文化的组成元素，只要真正能从中总结出规律来，对沟通相关学科的联系肯定会起积极的作用。

4、信息处理需要一个现代汉语语法的理论框架，一位搞汉语信息处理的专家告诉我，他个人的看法是：现在主流语法理论不如黎锦熙的“句本位”理论，“句本位”理论又不如“字本位”理论。前不久看到鲁川先生写的《汉语根字和字族》，（汉语学习０３年３期），也将他的汉语信息处理（（汉语基因工程）的理论依据落在字本位理论上。
我的困惑是，现代汉语语法学摆脱了传统的“人文性”而变成科学理性工具之学后，主流语法学为什么在它最擅长的科学领域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汉语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应该以什么样的汉语观研究它？
这方面我觉得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现行中国语言学理论方法的局限性，一个涉及到语言世界观的问题。现行中国语言理论方法的局限性，主要是“张冠李戴”，弄错了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现在都是以词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而实际上我们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什么是词？汉语里有没有词？都是未知数。有经验的语言学家都讲过一些否定的意见。吕淑湘先生就说，汉语里面现成的是字，印欧系语言里面现成的是词；赵元任先生也说过，汉语里没有词，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心主题是字，你把词找出来可能有用处，但这不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而是西方人的思维习惯。汉语的中心主题是字，字才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基本结构单位是把握语言系统的枢纽，如果这个单位搞错了，那么整个理论体系就会跟语言事实发生矛盾，很难对实际语言现象的分析发生实际作用。你列举信息处理专家的意见，认为现在的语法理论不如句本位，句本位呢不如字本位，我听了很高兴。昨天杨自检先生说，他刚跟那位先生通电话，也说到这个问题，认为字本位还有点用处。我希望有机会见一见那位先生，大家讨论讨论，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哈工大一位先生现在也在根据字本位的思路进行他的操作设计，希望能在计算机自动句法分析技术方面作出一些贡献。准确把握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性质和特点是取得学科进展的关键，这个问题搞错了，其他问题就很难说了。现在为什么大家不愿意放弃原来的理论？这就涉及到一个思维习惯的惰性问题。我们从学习语言学的第一天开始，就在学习现在的那一套理论，形成习惯了。要摆脱这种惰性的束缚，很困难，而且摆脱这种束缚这就意味着要把原来搞的那一套放弃。这既要勇气，也要有信心。现在，大家不同意我的一些看法，提出一些批评，但绝不敢批评赵元任先生。所以我说，我起了一个作用，就是给赵元任先生做挡箭牌，不然他的理论就无声无息了，现在我在那里呐喊，人们就不能说赵元任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语言世界观。这个问题比较大、比较复杂。洪堡特说“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个独特的世界观”，这是一个重要的论断。确实，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每种语言都是一种认识世界的特殊方法，我们弄错基本结构单位以后，也就把不同的语言世界观混在一起了。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都有一套认识世界的特殊方法，因而后来的新洪堡特学派魏斯格贝尔就特别强调语言世界观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问题，并进一步认为，正是因为每一种语言世界观都有主观的、片面的，才避免了我们认识世界的简单化、片面性的弊病，因为语言世界观多，认识的途径就多，认识的途径多，就可以避免认识世界的片面性。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把西方的语言世界观自觉不自觉的认为是唯一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在语言研究中的反映就是接受它的理论方法，把它看成为语言共性的标志。实际上汉语世界观与印欧语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印欧语世界观着眼于时间，重动不重静，在语言结构中的表现就是谓语动词中心说。金克木先生在介绍巴尼尼语法时曾对此有详细的评述（北大《语言学论丛》第7辑）。汉语的语言世界观偏重于空间，偏重于名物，重静不重动。空间主要通过名物表现出来，因为名物占有一定空间，表现为大小、聚散、离合等等不同的特征。像古汉语里头，为什么事物的名称那么丰富、那么具体？而动作却寄寓于名物，或用名物对它进行限制，使它的意义有一个明确的范围。例如“刚”，刚才的刚，表示刀硬；“强”，弓有劲，都是寄寓于特殊的名物；又如“走”，不同空间状态下的“走”，《尔雅》都有明确的表述，是：“室中谓之时，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水里行叫涉，草里行叫跋，等等，都寄托在名物上头。所以，我们是以名物为中心进行编码，语言世界观偏重于空间，重静不重动。这种“重静不重动”的世界观如何表现时间呢，就是以我为中心，未来向我走来，过了我就是过去。昨天、今天、明天都是以我为中心。所以汉语的世界观跟印欧语的世界观正好是两极，我们重静不重动，他们重动不重静；我们以名物为中心，他们以动词为中心。我觉得语言世界观的核心是要弄清楚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看不同语言的特点对思维方式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5、“本位”这个概念指在一个系统中寻找基础的结构单位，带有结构分析的色彩。索绪尔没有谈这个概念，但他的语言观里是有“本位”的。我们看《普通语言学教程》，他讲了那么多的语言学规则，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对词这一级单位进行分析之上的，讲符号的任意性和线条性特点。反思一种语言理论，首先要解构它所赖以构成的基础单位即确定它的“本位”是什么，同样，建立一种新的语言学理论也首先要找到自己的基础单位和“本位”。一部现代汉语语法学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不断寻找汉语“本位”的历史。请谈谈汉语界不同的本位观及您的工作。
人们对“本位”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大一样。词组本位、句本位、小句中枢的“本位”着眼于语法的结构框架，着眼于语言中最大的结构单位，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各级单位的结构规则，即组词造句的规则。这些不同的“本位”的基本结构单位都是词，其特点是从“大”到“小”，着眼于描写，分出单位、单位的归类以及在“本位”控制下的单位的结构规则。像词组本位就讲词组的结构规则和语素如何组成词的规则，等等。字本位呢，它的含义与这些“本位”不同，是寻找一种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并以此为基础考察它的构造规则以及“因字而生句”的规则，其特点是从“小”到“大”，着眼于生成，讲字如何生成字组、字块以及形句和表述完整意思的意句。一种语言只有一种本位，既是各个结构层面的特点的汇聚点，也是研究它们的始发点，适合于各个结构层面的研究。根据这一标准，只有“字本位”符合这一标准，因为它饰合于汉语的语音、语汇、语义、语法的研究，而词组本位、句本位、小句中枢等的“本位”，充其量也只能用于语法结构的研究，无法用来分析音韵、语汇和语义。从语言研究的实践来看，凡是以字为基础而进行语言研究的领域，其研究成果都比较成熟，例如汉语历史音韵学的研究、方言的研究，等等，而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的研究，它的矛盾就比较多，如语法。《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研究的实践已清楚地说明了这方面的问题。我是字本位论者，想以字为基础进行汉语语义句法的研究，因为字的核心是语义。字与词虽然仅仅是一字之差，但涉及整个理论体系的调整和改造，因为语法是语言社团思维方式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如前一个问题所述，汉语社团的思维方式不同于印欧语社团，因而语法结构也不一样，无法用印欧语的语法理论框架来分析汉语的结构。我倡导“字本位”，就是想根据汉语本身的特点进行语义语法的探索。您说得不错，一部中国现代的语法学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不断寻找汉语本位的历史。为什么呢？因为汉语的事实往往与西方的语法理论框架格格不入，相互矛盾，难以用它来有效地解释汉语的结构，因而才会出现不断地改变研究本位的情况。“本位”观的不断更替正是汉语事实与语法理论有矛盾的反映。

6、一般认为汉语是元音占优势的语言，再加上有声调，所以汉语的音乐性较强。根据您的观点，汉语音节主要是非线性的：超音段的声调和音段的音素之间构成两个平面的关系。
根据您的观点我是这样考虑这两个平面的关系：就音段而言，与西方语言相比，汉语以元音为主，没有复辅音。元音的特点是造成的对立差别性弱，但声带震动而传播信息的能力强，辅音的特点是造成的对立差别性强，而声带不震动使其传播信息的能力弱。这些特点使辅音具有不自足、线性对立组合的特征，而元音具有自足、非线性离散的特征。所以简言之，辅音更侧重区别信息，元音更侧重携带信息。以这个判断为前提来分析汉语音节，汉语元音占优势，说明汉语音节携带信息的能力强于区别信息的能力。而这种区别力的降低，汉语系统要求产生一种超音段的声调系统作为结构性补偿。所以，汉语的元音性与声调性两个平面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而元音性和声调性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哪个更本源，哪个是因哪个是果，这个问题也十分重要。如果说是元音性决定了声调性，那么主要是一个语言内部的问题；如果说是声调性导致了元音性，那么就搀杂了很多的外部原因了，诸如汉字、诗的声律的影响等等。
不知这些看法是否符合您的非线性汉语音节观？

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好多问题，我把它归纳为三个问题：第一个是音节的非线性结构的性质，第二个是元辅音与信息表达的关系，第三个是声调产生的原因以及它和音段语音结构的关系。
关于音节的非线性结构的性质，汉语是比较清楚的，就是一个音节可以独立地表达一个意义，这个是印欧系语言所没有的。就是说，汉语音节的特点是音义关联，音义的关系自然是非线性的；就是音节结构本身，它也是非线性的，因为一个音节有声、韵、调三部分，声、韵是由元、辅音组合的音段，而声调是音节的一种音高变化，是非音质的语音特征，与元辅音组成的音段相互呈非线性结构；声、韵母的组合好像是线性的，但其中隐含有非线性结构的因素，因为可以从中分出若干个层次。声母现在虽然只由一个音素充任，看不出它的非线性结构的特点，但那是语言演变的结果，后面还会说到；至于韵母，它现在仍然呈现出非线性结构的特点，就是它先二分为韵头和韵（脚），韵（脚）再二分为韵腹和韵尾。我们的缺点是缺乏理论概括，没有生发出理论来，而西方语言学家参考汉语音节结构的特点，对不同语言的音节结构进行异同的比较研究，抽象出音节结构的共性原理，认为重音与元辅音组成的音段的关系不是线性的结构，它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相互呈非线性的结构，因而以此为基础建立非线性音系学等新的研究领域，并提出音节结构的理论。这就是：音节以元音为核心，核心前的诸音素的响度渐次增强，而核心后的诸音素的响度渐次减弱。这就是所谓音节的响度原则，可以从中悟察音节非线性结构的性质。汉语音节的特点为语音理论的创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问题是，我们的音节是表达意义的，而他们的音节不是表达意义的，这就使不同语言的音节结构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第二个问题是元辅音与信息表达的关系。你说辅音侧重于区别信息，元音侧重于携带信息。我看这好像没有什么根据。从意义表达来讲，表达概念性意义的最小单位是音节，不是元音跟辅音，其实汉语像“阿”[a]这样的字，好像是由一个元音构成的音节，其实它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元音，前面有一个轻微的喉塞音声母，就是说，也是声、韵母的组合，一般称之为零声母。从历史上来讲呢，声、韵母与信息携带的关系，前人也曾提出过跟你相似的论据，如清末民初的刘师培，研究物名的起源，提出“古韵同部之字义多相近”说，同部，是同一韵部，自然其中有元音，好像它携带信息，但是声母的情况同它一样，刘赜就曾仿效刘师培，提出的“古声同纽之字义多相近”说，这是声母的问题，同样携带信息。后来王国维，在《〈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的序言中曾跟“方伯”沈子培有这样一段对话：“近儒皆言古韵明而后古训明，然古人假借、转注多取双声，段、王诸君自定古韵部目，然其言古训也，亦往往舍其所谓韵而用双声，其以叠韵说古训者往往扞格不得通。然则与其谓古韵明而后古训明，毋宁谓古双声明而后古训明欤？方伯曰：岂直如君言，古人转注、假借，虽谓之全用双声可也，君不读刘成国《释名》乎？每字必以其双声诂之，其非双声者大抵讹字也。国维因举“天，顯也”三字以质之。方伯曰：顯与濕俱从▉声，濕读他合反，则顯亦当读舌音，故成国云，以舌腹言之。”声母是由辅音组成的，根据“古人转注、假借，虽谓之全用双声可也”的情况，你就不能说它不携带信息。即使就最近十余年来的研究来说，已有好几篇文章都谈到声和韵都可以表示意义。这里面有几篇文章，一个是董为光的《话说音义初始》，发表在《语言研究》1997年的第1期，谈到声、韵母与表义的关系。还有一篇陈克炯的文章，题目是《“小”义词上古声母考略》，发表在1993年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民族语文论文集》上，表示“小”的意思的上古声母是s和m，他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拟测汉藏原始语表“小”义的声母是复辅音sm-，现在少数民族语言中还可以找到这方面的痕迹。这方面研究得比较全面的是齐冲天的《声韵语源字典》，他利用训诂中由双声、叠韵提供的线索研究声、韵与表义的关系。即使是现代汉语的方言，声化韵m、n、ŋ、l都可以自成音节表义；俄语的前置词в、с都是辅音，也可以自成音节表义。所以，说辅音侧重于区别信息，元音侧重于携带信息，在我看来，好像都是不正确的。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声调产生的原因。声调与声、韵母不一样，是在语言演变过程中后来产生的。是什么原因引发声调的产生？这个问题学界的意见比较分歧。一般都认为是由韵尾的消失产生的。这一观点肇始于法国语言学家奥德里库（A. Haudricourt）的《越南语声调的起源》一文，国内外的语言学家后来都据此考察声调的起源。我认为这个观点没有什么根据，因为现在正处于声调形成过程中的孟-高绵系语言，同一个韵尾与不同的声调相联系，而不同的声调却可以和同一个韵尾相联系，无法解释同一韵尾的消失会产生相同的声调。而从汉语的演变来看，入声韵尾的消失、阳声韵尾的变化都与特定声调的产生没有什么关系，北方话中的“入派三声”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显的例证。相反，声母语音特征的变化却与声调的产生、演变有密切的关系，最明显的就是浊音清化引发阴、阳二调的分化。根据现实音变机理提供的线索和音节结构的原理，我认为声调的产生是由声母语音特征的变化引起的。根据现在汉藏系语言的研究，声母早期的结构是“前置辅音1+前置辅音2+基本辅音+后置辅音”，汉字谐声系列也可以为此提供这方面的佐证。由于语言的演变，两个前置辅音渐次消失，后置辅音转化为介音，只剩下基本辅音，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声母。语音的功能是表达和区别意义，前置辅音的消失减少了语音的区别功能，需要有新的补偿手段。语言是一种自组织系统，会自发、自动地调整系统内部的结构，以适应交际的需要。就声调的起源来说，就是将前置辅音的区别功能转化为声调，从音素的线性组合转化为非线性的声调，引发声调的起源。大家如对这方面的问题感兴趣，可参看我的《声母语音特征的变化和声调的起源》和《声调起源的方法论问题再议》（分别见《民族语文》1998年第1期和2001年第5期），这里就不细说了。

7、词汇或字汇往往是语言生成和结构关系的交汇点，在语法学那里词汇往往被处理为一个结构单位，词的内部主要研究构词法；而在词汇学那里更多的考虑它的非线性特征如音义关系，词汇单位的动态生成等等。在您的语言观里，词（字）的生成规则成了语言的基本构造规则，构词（字）研究被词的生成研究所取代。请谈一谈这种变化的目的。

我早期写的文章，就是文革以前写的文章，有几篇都是讨论词义跟概念的关系的。这种研究给我提供了反面的教训，就是没有什么真正的研究，都是找一些材料给某些概念做注释和解释。这就是刚才所说的从理论到理论、理论脱离实际的所谓研究，凑一些材料敷衍成一篇文章。我现在羞将这些文章列入我的论著目录。此后，我基本上没有考虑语汇研究的问题。最近为什么又开始重新考虑？一个是苏州大学的曹炜同志要我为他的《现代汉语词汇学研究》写一个序；要写，就得看看他那本书。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们给我出的讲题里有一个关于语汇研究的问题。这样，我就需要准备，就得把现在的一些语汇学著作拿出来看看，结果发现语汇研究里有几个问题。一是分类的标准有毛病，缺乏逻辑统一性；二是只注重语汇的分类描写，而不注重语汇的生成；三是研究的目的性不明确，为语汇研究而研究语汇，不清楚为了什么目的去研究。结果呢，都说基本语汇的是语汇的核心和基础，但现代语汇学的著作中，基本语汇所占的分量很少，大量都是一般语汇的分类描写。所以我觉得这种研究有毛病。应该怎么样去研究语汇的问题？应该有新的思路。我是“字本位”论者，这个“新思路”就是立足于字的研究，以字为基础去考虑语汇的生成，就是由字怎么生成字组、生成新的语汇单位。这样，语汇的研究可以变静态的描写为动态的生成，从中考察生成的规则，沟通语汇研究与语法研究的关系。我现在对字组的研究就是以某一个字为基础，再借助于另一个字，看它们的相互组合如何生成一个表达概念的结构单位或语汇单位。这一思路的研究既考察了语汇的生成，也研究了字组中字义关系的结构规则，把语汇研究和语法研究联系起来。这种动态性、生成性的研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对借字音节、联绵音节的字化问题作出切实的描写和说明。像beer（啤）、taxi（的士）的“啤”“的”之类的借字音节本不表义，但借助于另一个字，生成如“啤酒”“瓶啤”“散啤”“面的”“货的”等字组后，它就能转化为一个表达意义的音节，实现字化。单纯地对借字之类的单位进行分类描写，是无法看到这种动态的生成过程的。

8、“字本位”理论从义象和义类的二元关系单位的角度去揭示汉语内在的生成或编码机制。有评论者已经注意到这种研究触及到了汉民族的思维方式的研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画家石虎提出汉民族的“字思维”问题，首都师大的一位教授还借用了您的“字本位”理论来支持石虎的观点。可见，“字本位”理论已经与民族的思维方式研究这一重大课题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相当多的人，包括我在自己的《符号表达原理》中也认为汉民族思维方式的特点是隐喻。但什么是隐喻？文艺学、心理认知科学、哲学、语言学、计算机信息处理都在研究，寻求合理的答案。我认为研究汉民族思维隐喻性的合理答案之标准有三个：
一是普遍性标准，你的隐喻理论对各个学科和领域都是适用的。
二是本位化标准，这个隐喻理论的落脚点或学科基础是什么。如建筑、文学、哲学、语言文字都能体现汉民族思维的隐喻性，但是这个隐喻性究竟以哪一个载体为本？或者说是哪一种符号系统最能典型地体现汉民族思维的隐喻性？
三是形式化标准，即对隐喻的性质有明确的定义和形式化结构分析。
第一个标准最容易达到，说汉民族隐喻性思维是“直觉性思维”、“象思维”、“字思维”、“比类取象”等等，虽角度不同，但都有普遍解释力。
第二个标准困难一些，比如“直觉性思维”的本位落实在心理构造上，而“字思维”的本位落实在汉字上，这些不同的“本位观”哪个更有代表性？
第三个标准最难。很少有几个隐喻理论能对汉民族的隐喻性思维结构进行了量化的、结构性、定义性的分析。
当代学术界对汉民族思维的隐喻性研究中，符合以上三个标准的隐喻理论可谓凤毛麟角。请谈谈您的看法及您的研究。

这是汉语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我最近应北大学报之约写了一篇题为《思维方式与语法研究的方法论》的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我是从事语言理论研究的，自然只能考虑思维方式与语言理论研究的关系。不过我想，如果我的研究真的能触及到汉语社团的思维基础，那对其他学科也一定会有参考的价值。
一种语言的语法结构实际上就是该语言社团的思维方式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我们现在接触到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推理式的思维和隐喻式的思维。西方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推理式的思维，其典型的表达形式就是三段论。三段论就是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之间的演绎推导关系，是在表达相同外延关系的概念之间、或者说是在上下位概念之间的关系上进行演绎和论证。印欧语的语法结构是与这种思维方式相联系的，因而是哲学家首先对语言研究感兴趣，既用语言来说明他的哲学问题，同时也为语法研究建立起一种结构框架。印欧语的语法理论奠基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范畴说，就实体（substance）和偶有性（accidents）的关系展开演绎论证，语法的“主语——谓语”的结构框架和名、动词与句子结构成分的对应关系就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词对应于概念，句子对应于逻辑的命题。命题是表达判断的语言形式，由系词“be(是)”把主词和宾词联系起来，如“北京是中国的首都”。逻辑命题的结构公式我用“A是B”表示，A与B在事物上属于同一个类，外延是是种与属的关系，或者说，是上下位概念之间的关系，核心是一个“是”。以“主语——谓语”框架为基础的语法结构与这种命题的公式相对应，由一致关系保证主谓语之间的“A是B”的“是”。一致关系是印欧语语法结构的核心，体现命题公式中的“是”。这是推理式语言思维的一种表达方式。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结构可以扩展，但只能在主谓结构的封闭框架内扩展，不能逾越一致关系所能控制的范围。语法结构的这种特点是跟他们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汉语社团的思维方式我名之为“两点论”，就是在两点之间建立起联系就可以了，根本不管这两个“点”之间在外延上有没有联系，论述的方式表现为比喻例证。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和林语堂的《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都对此有很好的论述。两点之间的联系决定于说话人的横向的联想。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为联想提供了客观的基础。用联想联系起来的两个“点”不受事物外延异同的限制，与上下位概念的关系无关，因而如用公式来表示就是“A犹如B”，因而反映在语法结构上就与印欧语以“A是B”为基础的语法结构有原则的区别。印欧语的语法理论为什么不大适合汉语语法的研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此。这种思维方式，如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隐喻式的思维，重直觉，汉语社团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大本营，贯穿于各个领域，但其基础应该是汉语与汉字。
汉语是一个理据性编码的语言，而这种理据又通过文字表现出来。汉字的造字原则是据义构形造字，使语言的理据从“隐”转化为“显”。象形以形为基础，是根据形画出来的。以后以象形为基础，通过指事、会意方式扩展出去，最后落实于形声。每一种造字方法都体现出“A犹如B”的隐喻式思维方式的特点，虽然转注和假借表现得比较隐晦和曲折，但都是在A和B的两个“点”之间做文章。不同领域的表现方法基本上都是跟这种隐喻式的思维联系在一起，在两点之间找联系，如文学中的比兴手法，修辞学中比喻的各种“格”，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反映。所以，研究隐喻式的思维方式，离开汉字，或者离开汉语，是不容易说清楚的。汉语的编码，汉字的构造，采用的都是“A犹如B”的公式，围绕着A、B的进行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的论述。国外的语言学家现在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像近些年来蓬勃兴起的认知语言学就是采用这种隐喻式的思维方式进行语言结构的研究。现在我们有不少人在介绍国外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或者用这种研究成果来研究汉语，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看不到我们自己传统的思维方式的特点，毕竟隐喻式的思维方式，或者说，两点论的思维方式，大本营是我们的汉语社团。我们在这个方面的研究理应做出一些贡献，但关键是看我们有没有能耐，能不能转变我们的语言理论研究“唯西方的语法理论是从”的思维方式的惰性。现在，西方的学者已经明确提出隐喻是一种世界观的问题。世界观的问题就是思维方式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语言世界观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问题，就是每一种语言世界观都是“主观的”“片面的”，据此，我们可以说说印欧系语言世界观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表现为推理性的思维，而汉语世界观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就表现为隐喻式的两点论的思维。这两种思维方式是互补的，我们可以因西学东渐而学习他们的推理性思维，他们现在也在寻找汉语社团所擅长的隐喻式思维。我们应该尊重自己的传统。

9、您的语言理论中的“字”不是文字单位而是语言单位，但又不是语素或词。它的本质特征是“一个音节关联一个意义的就叫字”。但是汉字的表意性使得其形体中包含了汉语单位“据义构形”的理据性，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汉字的构造来考察汉语的结构原理。
这种观点提出了两个重大问题：
其一，汉语单位的意指性（非线性）问题，即音义的关联性和理据性。它直接对索绪尔的任意性理论提出挑战。
其二，言文关系（汉字和汉语）问题的重新思考。
您对这两个问题的基本看法是什么？

这里包含有一系列问题，这里只能择要作一些简单的表述。第一个涉及到理据性和任意性的相互关系问题。自索绪尔以来，一般都认为它们是对立的，理据性指语言符号音义关系的可论证性关系，任意性指音义的约定性联系，而语言符号的音义联系的性质完全是由社会约定的。这似乎已成为人们的“常识”。“语言学概论”之类的著作讲授的都是这种“常识”。我们现在根据汉语的研究，发现这种“常识”有毛病，是片面的，不完全正确。汉语的编码是以理据性为基础的，字中的音义关系可以通过这样那样的途径得到合理的解释。前辈和时贤在这方面都做了不少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就。这一点前面已有所述，没有必要重复。这里需要强调说明的是，理据性和任意性（或约定性）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根据汉语的理据性编码原则，我们发现，每一类现实现象都具有多种多样的特征，每一种特征都有可能成为编码的理据，至于语言社团选择哪一种特征作为编码的理据，则由社会约定俗成，因而同一类现象的得名，有的据声，如鸦、鸭、蟋蟀等；有的据形，如蛔（体迂回而长）、牤、蟒（形体大）、蜘蛛（状其“短”）；有的据其色，如燕（鸟之白颈者）、鰋（白鱼），等等。这就形成理据性和约定性的辨证统一：现实现象的多种多样的特征为语言社团的理据选择提供了客观的根据，而选择哪一种特征作为命名编码的理据则由语言社团约定俗成；这就是说，以现实现象的特征为基础而形成的理据是符号约定性的基础，人们从多种可能的理据中约定、选择一种进行命名编码。约定性是符号理据性得以实现的条件和表现形式；无理据，约定性失去凭借，无约定，理据也无法实现。承认语言编码的理据性，并不否定符号的音义关系的约定性。这种理据性的编码机制重直觉，与隐喻性的思维方式相联系。总之，语言符号的音义关系是约定的，但约定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有理据性的约定，一种是无理据性的约定。汉语的编码是有理据性的约定，印欧系语言的编码是非理据性的约定。只能是理据性和非理据性的对立，而不能说是理据性和约定性的对立。
第二个涉及到编码的有无理据性和语法结构的关系问题。理据性是语言规则的语义基础。任何语言都有理据性，只不过取得理据的途径不一样。讨论编码的理据性，原来都以语言符号为单位，我觉得这不是很准确，应该考察理据的载体。什么是载体？就是承载理据的结构成分。载体是否与理据性有直接的联系？这与语音的感知单位有关系。汉语的语音感知单位是声和韵，联绵字的结构、诗歌的押韵和汉字的反切注音等都为这种感知单位提供了清楚的佐证。声和韵，如前所述，内中可以包含若干个音素，因此我们把这种声和韵称为音类。语音的感知方式是声、韵的二分组合。印欧系语言的语音感知单位是音素，感知方式不是二分组合，是音素先组合成音节，再由音节组合成表达概念的词的语音，其中的音节跟语义没有联系。两种语言的感知单位和感知方式的差异给语法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音类这种感知单位是汉语的理据载体，也就是语音感知单位和理据载体是统一的；音素这种语音感知单位与理据无联系，因而它无法成为印欧语的理据载体。汉语在史前时期理据载体就是声和韵，就是说，声和韵是表达意义的。这种说法现在听起来是一种奇谈怪论，但在史前时期是存在的，前面在讨论元辅音与表义的关系时已经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不赘。语音感知单位和理据载体的一致，我们把这种载体叫做成分理据。印欧系语言的理据载体是语素。语素本身的音义关系是无理据的。那么，它的理据是怎么来的？是通过另一条途径而取得理据载体的资格的。为什么？因为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语言的规则，归根结蒂，都是现实规则的这样那样的投射，有它的理据；一种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如果找不到音义联系的理据，那就会通过别的途径生成理据，这就是音义结合的最小结构单位的组合，因为有意义的单位的组合，不管大小，都可以从中找到理据。语素是从词的结构中分离出来的一种音义结合的最小结构单位，是词借助于语素间的相互关系而凸显概念得名的理据，因而语素也由此而成为理据的载体。这就是说，汉语和印欧语的理据载体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取得的：汉语是直接来自语音感知单位与意义的联系，富有直觉性，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组合，生成汉语“字”这一基本结构单位；而印欧语是间接的、曲折的，是因组合而产生的相互关系赋予音义结合的最小结构单位以理据载体的资格，所以我把它叫做组合理据。有成分理据的语言必有组合理据，而有组合理据的语言不一定有成分理据。理据是语言规则的语义基础，一个语言的理据表现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就必然会成为这个语言的研究的重点。汉语的理据表现在字上，因而字就成为汉语研究的重点，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就是从不同的角度而对字进行的研究。印欧语的理据表现在结构成分的组合上，因而语素如何组合成词的规则和词如何组合成句的规则，即一般所说的词法和句法，就成为印欧语研究的重点。两种语言的研究传统不一样，就是由于它门的理据的表现层次和方式不一样造成的。
第三个问题涉及到怎么给语法下定义。我原来给语法下的定义是：理据载体组合为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规则。这次讲课由于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也为了避免出现过多的概念，把语法的定义简化为“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构造规则”。这个定义更具有语言的共性特点，现在流行的“语法是组词造句的规则”这一定义只是这种共性原理的一种表现形态。理据载体是会随着语言的发展发生转移和变化的。史前时期汉语的理据载体是声和韵。声、韵的组合方式是有限的，但要描述的现实现象却是无限的，因而语言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同音字。为什么汉语的同音字特别多，深层的原因就在于此。随着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文字，通过形“异”来弥补音“同”的不足，理据载体也随之由声、韵转化为形与声（符）。这“形”与“声（符）”都是原来的字，本身都包含有声与韵，现在它们都变为字的一部分了。形与声（符）如何组合成字的规则就是汉语的一种语法研究。林语堂将《说文》比之为英语的grammar，把握了语法的“神”，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涉及到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汉字的构造原则是据义构形造字，形、音、义三位一体，结构单位跟书写单位、听觉单位三位一体，因而有可能通过“形”去研究“义”，而印欧语由于形、音、义三者分离，结构单位、听觉单位、书写单位三者分离，因而无法通过“形”研究“义”。这是两类语言结构的原则区别，汉语需要根据汉语本身的结构特点去研究，不能照搬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
字形别义的方法固然克服了声、韵组合方式有限的一些弱点，但它的容量究竟也有限，一个小小的方块无法容纳无限的笔画，而且字数过多、过杂，也给人们的记忆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而语言这种自组织系统就寻找新的解决方法，用组字代替造字，即利用语言中已有的一些字，把意义相关的字组合起来，生成字组，去表达新事物、新概念。于是，语言中出现了大量的多音字，而字也就成了理据的载体。为照应现在流行的说法，也可以将多音字称为复音辞。词、辞二字原是相通的，但在字本位的体系里“辞”是指字组，不是与英语word相当的“词”。理据载体从形、声转化为字，这就使汉语语法研究的重心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移，从字的构造方法的研究转化为字跟字之间的结构关系的研究，或者说，从字法转向句法。这就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一项任务。

10、在您的理论中，汉字的构造原则、汉语词汇（字汇）的构造原则、汉语的语法构造原则是一致的，或者说是同构的。这种同构性的结果将导致一种什么样的语法研究面貌？

这个问题与刚才的隐喻式两点论思维方式是联系在一起的。隐喻的思维方式是“A犹如B”，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A借助于B，从两者的相互关系中把握A或B的性质和特点”，不管是字的构造原则、字组的构造原则、字块的构造原则还是语句的构造原则，基本上都是根据“A犹如B”的原则去分析，从A与B的相互关系中把握A或B的性质和特点。这一原则贯穿始终。字、字组等方面的问题在讲课时都讲到了，这里只就语句的问题说几句。汉语句子的结构是一个话题，一个说明（或陈述）。话题是有定的。如果说有定性的话题是A，那么说明就是B，借助于说明来解释、陈述A的性质。推理式思维的“A是B”，A与B都只能是一个“1”，在语法结构中的反映就是一个句子只能有一个主语（A），一个谓语（B），而隐喻式两点论的思维“A犹如B”，这个B就不受“1”的限制，说明中可以有好多个句子，就是一个话题可以由若干个形句或小句来说明。这种结构方式与传统的楹联的结构思路是一致的，都是A借助于B，因为上联是已知的，这就可以借助于这个已知去求取下联的未知，而这个未知的答案不是唯一的。语句的结构原则与此类似，因为话题是有定的、已知的，因而可以用有定的已知来求取说明的未知，用说明来陈述有定的话题，就象用上联求下联那样，都是“A借助于B，从A与B相互关系中去把握A或B的性质和特点”。这些都与隐喻性思维方式相联系，因此反映在各个结构层面的生成规则的研究时都取相同的原则，都是A借助于B，从两者的相互关系中去把握它们的性质和特点。这或许就是你说的“同构”。

11、新的理论就像词的派生义，它永远只能在已有的符号体系中产生，是建立在对已有的理论的扬弃基础上的。但有意思的是，新理论对自己赖以产生的旧说（变为常识性知识的理论）往往解释得非常清楚，一般都超越了前人；但却不能同样清楚地阐释自己。“字本位”理论有无这样的问题？

当然有，因为旧的理论方法经过几代学者的研究，已经有长期的积累，它的长处和弱点都已经表露得比较充分。新的思路才刚刚提出来，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而各个侧面的研究也不够，因而这种理论肯定会比较粗糙，需要不断地加以补充、修正和完善。

以下是黄亚平的问题：
１２您提出的“字本位”理论与传统语言文字学以文字为核心的研究之间有什么区别？
照现代汉语的研究习惯，文字的字和语言的字是区别开来的。语言的字就是一个音节关联一个概念的结构单位，这就避开了形；而文字的字是用形体表达语言的字，形、音、义三位一体，因而可以通过形来研究语言的字。我们过去的语言研究都避开了汉语结构的这种特点，这是我们的一个失误。这方面的问题我在讲课时已经谈了很多，其中的关键就是形、音、义三位一体，听觉单位、书写单位、结构单位三位一体，语言的字与文字的字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可以通过文字的字去研究语言的字。不管是语言的字还是文字的字，我们的研究方法都是上述的“A借助于B”，从二者的相互关系中去把握它们的特点。这是汉语社团的两点论的思维方式决定的，用比喻例证式的方法在两个点之间建立起联系。你担心守旧的人会利用这种方法走老路，反对学习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我看这个担心没有必要。中西两种思维方式各有自己的特点，可以相互吸收对方的长处，以弥补自己的欠缺。西学东渐，我们学习西方的推理式思维，用演绎论证的方法解释事物的性质和特点，发展出现代科学；现在西方的语言学也在探索我们的隐喻式两点论思维方式，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证明。遗憾的是他们不了解我们汉语社团的思维方式的特点，而我们自己也唯西方的理论是从，不总结、不宣传我们的思维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应该互相结合，我们需要学习演绎论证的方法，以弥补比喻例证式论证方法的不足。文字的字和语言的字都需要用演绎论证的方法来证明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如果不吸收推理式思维方式的长处，而一味的借助传统思维方法，那就走了老路了，学术研究就不能向前发展了，因此西方的思维方式我们是要吸收、学习的。

１３可否请您谈谈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问题？

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语言先于文字，这一点恐怕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现在没有文字的语言比有文字的语言多得多。两者的关系，现在最流行的观点就是索绪尔的文字观，认为文字是语言符号的符号。我拜读了你的两篇文章的初稿，觉得你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对索绪尔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你认为语言与文字是双轨平行发展的，并提出“史前文字”的概念。什么是文字？现在流行的观点是只有能记录语言符号、能用语音读出来、人们听了就知道你所指的意思的才叫文字。你的意见是不要受这种观点的限制，史前的族徽、图绘、文饰、陶符、图案、记号等也应属于文字的范畴，只不过是史前文字而已。人们能看，但不一定能读，文字的起源可能与此有关。文字起源于记事图画的观点可能过于狭窄。我觉得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现在出土了好多史前的文物，其中包括类似文字那样的记号。根据这些记号重新研究文字的起源，应该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人类获取信息来源的途径，根据现在的研究，大致有80%来源于视觉，史前的那种族徽、图绘、文饰、陶符、图案、记号式的标志等可能是原始人群获取信息的标志，其作用相当于后来的文字。陈望道在《修辞学的中国文字观》（《立达季刊》第1期）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假若追溯源头，文字实与语言相并，别出一源，决非文字本来就是语言底记号。人们知道用声音表思想，也知道用形象表思想。知道从口嘴到耳朵的传达法，一面就又知道从手指到眼睛的传达法。”你的观点与陈望道类似。从原则上说，人们很难否定这样的认知途径，因而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领域。我这里只想补充两点。第一，文字与语言既是二轨并行发展，那么它们在什么情况下二轨衔接，使文字成为记录语言的一种符号系统？你的两篇大作的初稿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讨论，希望继续探索。第二，“史前文字”这个概念值得推敲，因为“史”的标志是文字，有文字才有“史”，因而史前的种种记号不宜叫做“史前文字”，建议叫做前文字、类文字。我没有这方面的研究，这些说法只供参考。

来源：徐通锵《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年，266－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