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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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和创新性发展
陆贵山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文艺复兴。文艺复兴需要文化变革。传统的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开始实现了现代性转型和创新性发展。
　　完成了一个文化“合题”
　　自儒家学说产生以来，从总体和全局上说，历代王朝和大多数士人都是竭力维护、传承和延续的。其间或有一些造反者掀起反孔运动，不过都是一阵风， 从未撼动孔子思想的牢固根基。一个政治集团夺取政权之后，为了建构新秩序，孔学作为治国治民的方略，反而得到强化。自汉朝大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后，把孔子思想定为一尊，上升为占有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此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对孔子思想的充分肯定，世代相传，成为持 续、悠久的“正题”。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对孔子思想的批判运动，对这种文化的性质和功能提出了全面质疑。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文化先驱非常清醒地、彻骨 地揭露和鞭挞了封建宗法制专制文化和腐朽文化的黑暗和罪恶。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学说作了一个基本否定的“反题”。诚然，这种批判带有明显的激进主义的偏 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批孔运动对孔子思想全盘否定，可以说是这种激进主义思潮的恶性膨胀和极端发展。
　　直到改革开放开始和新时期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学界人士开始对几千年来主宰中国历史的儒家学说和孔子思想做出了历史的、科学的、公正的评 价。一方面对孔子思想采取鉴别和分析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正题”中肯定其中合理的思想成分，选择其中的优秀文化，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思想理论资 源，以适应新时代、新社会建设新文化的需要。一方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孔运动采取鉴别和分析的态度，去其激进主义的偏执，取其合理性的思想元素，承接 和弘扬文化先驱们的变革志向和批判精神，更加全面地、完整地认识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遗产，以重塑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开阔文化视野，制定战略决策。这样， 从肯定性的“正题”，到否定性的“反题”，再到选择“正题”中那些应当肯定的东西和扬弃“反题”中那些应当否定的东西，交汇融通，完成辩证、综合、创新的 “合题”，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开始实现现代性转型和创新性发展。
　　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和创新性发展，关涉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的新文化建设工程。尽管根除封建专制主义思 想和体制尚须假以时日，但已经雪洗了历史的屈辱，涤荡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粉碎了旧文化赖以生存和延续的宗法制农耕社会的经济基础，破除了封建主义思想和 体制的滞后性、凝固性、狭隘性和封闭性，打开了锁国之门，实施和推进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使当代中国融入全球化国际社会，走向世界，并开始作为一个大国， 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拥有重要的国际地位。“中国巨龙”已经腾飞，酣舞在世界的舞台上。“东方雄狮”已经甦醒，睁大眼睛，放开国际眼光，勾画战略宏图。
　　中国古代文化应当接受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检验和选择，其中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有用的精华部分，被吸纳和弘扬；而那些失去了历史的进步性和合理性的糟粕被淘汰和抛弃。
　　实现了中华文化全面的“华丽转身”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集合的复杂的文化系统。因此，中国文化是可以、应当和必须多解的。
　　历代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属性，做出了各式各样的界说和阐释。有人说，中国文化是崇古文化。这种说法不全对。当代中国的新文化不再迷恋过 去，而更加憧憬未来。有人说，中国文化是守成文化。这种说法不全对。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尊重传统，更强调创新和发展。有人说，中国文化是静态文化。这种说 法不全对。 中国当代新文化认为发展是硬道理，更强调稳定中求发展。有人说， 中国文化是静态文化、和善文化、水性文化、优美文化、柔美文化、弱美文化。这种说法点出了中国文化的一些特质，我们的优美文化是多么的令人感到亲和、温 暖、愉悦和惬意，但也要看到，中国当代新文化在保持、延缓、发扬这种优美文化的同时，也强化了刚性和血性、骨气和底气、雄健和伟岸、崇高美和英雄主义精 神。有人说， 中国文化是中庸文化。这种说法道破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习性，但不全对，为了维护人民安全和国家主权，中国当代新文化开始表现出毫不动摇的坚定性、坚强性 和坚韧性。有人说，中国文化是道德伦理文化。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道家主张清心寡欲、返璞归真，拒绝一切欲望，很难做到，但却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 儒家力倡的忠、孝、仁、义、理、智、信，对完善人格和治理国家仍然具有积极意义，但中国当代新文化更强调时代精神、人文精神、爱国主义、主流意识和核心价 值体系。有人说，中国文化是权谋文化。这种说法或许拥有一定史据，但我们应当着力把这种文化转换为正面的韬略和智慧。有人说，中国文化是官本位文化。这种 说法或许是切中要害的。随着法制和民主建设的推进，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高度行政化和以官本位为核心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彻底清除，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 史过程。有人说，中国文化是和谐文化。从全局和整体上而言，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中国当代新文化致力于建构和谐社会的同时，非常注重铲除滋生不和谐、不稳定 因素的社会土壤和思想政治根源，并坚决进行必要的斗争。
　　上述所论中华文化的各种视阈、领域和层面，在内容、属性、功能和价值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新变，开始实现了中国古代文化向中国当代新文化的全方位“美丽转身”。
　　确立了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
　　人民的历史主人翁地位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政治文化思想家普遍存在着英雄史观的偏见，鄙视下层族群，多半把百姓称为“小人”、 “下愚”，看作只能“使由之”和被“牧”的对象。老子热爱他主张的“小国”里的“寡民”， 是比较同情弱势群体的。孔子和孟子的“圣人之言”，只为上层立言，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 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鲁迅全集》第6卷第3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此言可能说的有点过头，但基本上反映出 古代政治文化思想的基本倾向。古代先哲曾提倡过许多宝贵的民本思想。如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圣贤们崇敬“人为天下贵”(《荀子》)，认 定“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民者，君之本也”(《春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从古籍所载的儒家的民本思想的总体精神意向和 思想内涵看，这里所说之“治民众者”多半指士人和上流社会的“劳心者”，而并非指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力者”。中国当代新文化承接、改造和弘扬了我们先哲的 民本思想，不仅把劳动人民纳入其中，并赋予历史的主体地位。
　　中国当代新文化坚守人民的历史观。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在夺取政权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工农大众占有崇 高的社会地位，发挥了伟大的历史作用。这是由我们国家的性质决定的。但也要看到随着时空的转换，踏入新时期后，跨进以科学技术引领的建设时期，怎样继续发 挥工农大众的积极作用，是一个历史性的新问题。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巩固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培育人民群众的综合素质，提高工农大众的知识化和科技化水 平，势在必行，刻不容缓，至关重要。历史的政治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政党和国家的政治命运取决于能否夯实牢固的群众基础，永远坚定地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永远 真诚地站在大多数人一边。
　　树立了向前看的历史观
　　当代中国的历史观正在经历着划时代的根本性巨变。历史的惰性开始被破除，人们不再以文物意识观照历史，从向后看的历史观转为向前看的历史观。这 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转型。孔子的“我从周”和他的“克己复礼”的社会伦理追求，都属于“向后看”的崇古主义、复古主义的历史观。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社会理 想，以及他的漠视社会进步的自然主义和唯古主义的历史观，都已经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与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不相协调。需要学习古人治国的经验和范式，但 并不意味着完全回到过去。“礼”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即便是“周礼”有可取之处，也不能和不应取代新“礼”。当代中国已经成为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这个国 小不了了，这个国的民也寡不了了，回到“绝圣弃知”、“绝学无忧”、“绝巧弃利”、“结绳用之”、“复归于婴儿”也不可能了。各种形形色色的反历史主义的 观念必然被历史的发展过程所淘汰。已经觉醒了的中国人民，正在听从历史的召唤，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有权力、有能力，告别历史的昨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我们的现实是富有理想的，我们的理想是以现实为基础的。“两个一百年”的切实而又宏伟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必然能够实现。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中 国一定会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从“不治”、“人治”到“法治”
　　在社会的管理和治理方面，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转折。抛弃了老子的“不治”，即“无为而治”。“无为而治”实质上是“不治”。开始摆脱了孔 子的“人治”。孔子 的“仁”、“义”、“礼”所标榜的“人治”，实质上是通过行政系统，借助上述社会伦理范畴进行的“官治”和“吏治”，即最大的官吏——皇帝之治或君主之 治。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和官场文化的灵魂是权力中心论。其核心是官本位、一言堂、所谓“一人定国”、“朕即国家”，培育了官人的霸气和庶民的奴性，铸成了 一种以权力为轴心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高度行政化的思想和体制开始得到抑制。但在非行政化的领域去行政化，尚未得到彻底的解决，从“不治”到“人治”再到 “法治”是中国当代社会的最大进步，实现了治理国家和服务人民的伟大变革。但法是由人来制定的，也是靠人来执行的。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人与法”、 “权与法”、“情与法”、“钱与法”、“色与法”的矛盾和纠结。树立法律的权威和“法律至上”的理念，排除形形色色“以法治国”的干扰，创建名副其实的法 治国家，还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新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伦理道德层面，把“忠”、“孝”、“仁”、“义”、“礼”、“智”、 “信”加以改制和重塑，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作为稳定社会和滋润人心的利器，是不可推诿的历史使命。
　　认知理性和科技理性得到空前发展
　　思想解放运动的东风吹散了中国古代文化守旧迷古的雾霾，召唤和激发出新世纪人的无穷无尽发明激情和创造能力。老子为了保护百姓曾宣扬“不为天下 先”的古训。面对世界范围内的达到白热化程度的经济、外交、科技、军事、文化各领域中的国际竞争，显得不合时宜。老子力倡“清虚无为”、“心斋”、“坐 忘”，还主张“绝圣弃知”、“绝学无忧”、让人们“复归于婴儿”，说什么“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民以难治也，以其知也”，“绝圣弃知，而民利百 倍。绝仁弃义，而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老子》第十九章)老子还说“小邦寡民，使什佰人之器毋用”， “有车舟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结绳而用之”。(《老子》第六十七章)“执无兵乃无敌矣”。这些观点都带有浓郁的愚民色彩。如今已到了高科技和电 子智能时代，老子的这些思想实在是太老了。孔子同样忽视工艺技能和科技理性，如：主张“君子不器”，即不接触机械器物，把从事农工商各界的人贬为“下 达”，是“下愚”们的行当，为上流社会所鄙夷。先哲们的这些消极思想，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和历史屏障的遮蔽，使他们不可能知道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为 何物。孔子和老子的这些鄙薄科技理性，忽视创造精神的言论是不可取的。由于首创精神的缺乏，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长期处于被挨打、被屈辱的地位。这里，我们 不禁想起甲午战争的“国殇”，想起拿着大刀长矛的义和团兵员被洋枪洋炮射杀的惨剧。当代中国对科技的认识已经大大克服和超越了古代圣贤的偏颇。科技被提升 为“第一生产力”。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实际上是科技的竞争，只有把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一切领域用最先进的科技武装起来，才能雄居高端，挺起胸，抬起 头，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发明最尖端的科技产品，才能有效地建设和平的世界新秩序，平抑列强的霸权。尽管我们的科技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从总体上说，还很落 后。我们虽然拥有世界排名首位的中国天河2号超级计算机，但还不能创造出世界上最先进的发动机和达到开普勒水平的太空望远镜。我们的民族是富有智慧和创造 力的民族，我们的文学艺术如诗画和书法，令人赞叹。我们的工艺美术作品，如花瓶等瓷器，精美绝伦，但主要用于观赏和把玩。我们曾有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 中，造纸和印刷术对传播和推动世界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指南针用于远洋航海，促进了国际和平贸易，但并未能扩大海疆；火药的发明，主要用来制造鞭炮和 礼花，以供辞岁和庆典。令人遗憾的是，火药没有化作为动力系统，制造成军器，西方列强却利用中国发明的火药，造出威力强大的洋枪洋炮，射杀中国人，火烧圆 明园。大英帝国发明了蒸汽机，运用水汽动力系统实现了工业革命。这种水汽动力系统与火药动力系统相结合，制造了远洋巨轮，使用改制过的更加灵巧精确的本来 是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远征到广东近海，敲开了中国的南大门。接连不断的侵华战争，迫使晚清王朝签署一系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可耻条约，把无辜百姓推入苦 海，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科学技术的落后，必然被打压、被欺负、被凌辱。科学技术的发展，关涉到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我们必须接受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惨痛的历史教训唤醒了爱国志士，使中国人变得更加聪明和睿智起来。打在身上的痛，使人们感受到知识，特别是转化为军事武器的科技理性，会爆发出 改变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雷霆万钧般的力量。古代先人所蔑视的知识理性和科技理性的说教，在西方列强坚船利舰、洋枪洋炮的威逼和攻击之下，显得多么的悖 谬和荒唐。知识改变命运，知识体现力量，这是真理。当代中国必须走科技兴国之路。科技被提升到“第一生产力”的高度。我们已经体验到知识和科技的力量给当 代中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巨变。创新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驱动力和发动机。只有大力倡导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才能发展科技，追赶和超越世界先进水平。中国人 应当努力拼搏，勇当世界科技大潮的弄潮儿。遗弃“不为天下先”的古训，誓做“敢为天下先”的勇士。当今世界的竞争，实质上是高科技成果的较量，是先进技术 的比赛。一些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之所以称霸世界，正是由于尖端科学技术的撑腰。因此，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不啻是卫国强国之手段，而且为抑制国际霸 权，平衡世界秩序，维护世界和平所必须。
　　对“和合文化”的改制与重塑
　　“和合文化”是统摄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文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和合文化”的改制和重塑，实质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变革”，是已经和正在从事实施改造旧文化，构建新文化的前所未有的伟大的文化建设工程。
　　新文化吸纳和利用中国古代“和合文化”的积极功能，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和人与自身的关系。以人与自然的关系而 论，一方面对自然进行开发和利用，同时又认真吸取现代化过程中所造成的对生态的破坏和对环境的污染等教训。尊重老子自然为本、回归自然和孔子关爱自然的理 论思想资源，既向自然索取，又要考虑合理和适度，努力构建自然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国家，把建设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精神文明结合起来。以“和合文化”精 神，创立和谐社会，协调人与社会、与他人、与自身的关系。倡导这种和谐关系，并不意味着制造审美幻象，粉饰太平，掩盖重大、尖锐、冷峻的社会矛盾。随着反 腐运动的日益深入，增强了人们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坚定了人们的信仰，使人们看到了公平和正义，一个美好的、清廉的、健全的、开明的社会正在向人们走来。
　　学者们往往把中国文化通称为“和合文化”。这种概括从总体和全局上说是正确的。对“和合文化”应当进行系统的、全面的、深入的科学分析。旧社会 的“和合文化”的负面作用，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这实质上是一种“治人文化”，甚至是“吃人文化”。特别是到了腐朽至极、风雨飘摇的晚请王朝，以残酷的 封建宗法制为政体的专制文化铸成了儒家神学。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这种已经异化、强化、泛化和被制度化、体制化、人格化和一体化了的成为“孔家店”的儒家的专 制思想和体制进行了猛烈的冲击。这种被儒学化了的政治思想体制，与西方倡导的民主、自由、科学思想相悖立，导致人文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弱化和泯灭，不仅把小 民治的赤贫而又孱弱，而且酿成一种花天酒地、奢侈淫靡的社会文化氛围，酿成民族生命力的退化，以致在强捍的异族入侵面前失去抗御能力，造成丧权辱国之痛， 正如孟子所指出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第六篇告子章句子下，第十五章)
　　“和合文化”的负面作用得到抑制，“和合文化”的积极作用得到发扬。“和合文化”正在经历历史性的转型和变革，正在被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改制，获得重塑和新生。
　　“和合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我们应当承接和弘扬“和为贵”的思想，“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坚守“合而不同”的原则。维护文化的主体性、主 导性、主流性和主潮性，吸纳不同时空、不同人群和不同性质之间文化的多元性、差异性、具体性和多变性。我们有理由把“天人合一”中的“天”不理解为上帝、 皇上和君主，而理解为人民。人民即是天，要把人民当作天，把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要“合”到人民那里去。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应当拥有一切。 任何政党和集团都不应当强行攫取和占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人民应当拿到的东西都“合”到人民那里去，成为发展和壮大人民事业的策略， 成为把人民的利益做强、做大的手段。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重塑和新生。中国现实生活的大地上，正在进行着 “和合文化”的承接、改制、利用和重建的伟大事业。这种“和合文化”不再是作为名词的静态的“和”，而是作为动词的动态的“和”；这种“和”不再是作为守 势的“和”，而是作为攻势的“和”；这种“和”不再是作为降势的“和”，而是作为胜势的“和”；这种“和”不再是作为凝滞的“和”，而是作为发展流动的 “和”；这种“和”不再是“和”于官本位和以权力为中心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是通过民主和法制“和”于人民；这种“和”不再是“和”于非人非理，而是应当 “和”于真人真理。“和合文化”的性质、功能和价值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化。
　　“合”与“分”只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有“合”必有“分”，有“分”必有 “合”，把该“合”的东西“合”进来，把该“分”的东西“分”出去。为了增强人民的福祉和推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应当铲除社会经济文化领域中 那些不稳定因素的土壤和条件，把那些不和谐的因素，如腐败现象“分”出去；把现实生活中那些专制的、奢侈的、黑暗的、非人的、丑恶的、病态的、畸变的、异 化的现象“分”出去，同时把那些美好的、和善的、清新的、崇高的、理想的元素“合”进来，“树”起来。只有从“和”中“分”出那些危害“和”与破坏“和” 的根源，才能保持、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才能争取和稳定人心，筑起人心的长城。
　　“和合文化”不能排斥必要的斗争。“和”不是一厢情愿的。对具有敌对性质的势力是不能随意讲“和”的。不同质的矛盾，应当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 决。对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军国主义和一切损害人民事业的敌对势力和犯罪分子原则上是不能讲“和”的。为“合”而“斗”，为“和”而“分”，为 “合”而“赢”。我们注意到，现代化历史过程所选择的“和”的基本的、主要的、常见的、普遍有效的形态是“双赢”。这种“双赢”已经成为壮大自己的手段和 策略。通过“双赢”实现我赢。这是假手于和平方式获得的。“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和”不再是“庸和”、“滞和”、“降和”，而表现为“竞和”、 “胜和”和“赢和”。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为了适应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需要，经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改制和重塑，经历着历史性的转型，得到了创新性的发 展。
　　“仁爱文化”发挥了

　　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
　　中华文化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和合文化”反映在社会伦理方面，表现为“仁爱文化”。孔子是诚意信仰、倡导和推行“仁义”和“仁 爱”的。老子对此持有异义，他主张“无为而治”，认为人世间的无仁无义都是“仁义文化”和“仁爱文化”“治”出来的。事实上，“仁义文化”和“仁爱文化” 作为中华伦理道德文化的核心内容，对稳定社会，维护历史的和平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极积作用。但以史实观之，这种作用又是十分有限的。即便是令人向往的“百 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共发生战争670次，使人不寒而栗。如孟子说：“春秋无义战”。此后，中国社会战乱不断，纷争不息。历代发生的大规模战争60多 次，每次战争都夺走了一半以上中国百姓的生命。中国古代的宫廷政变，多达170余起。为了攫取皇位，夺权者均把“和合”和“仁义”、“仁爱”抛到九霄云 外。现代中国社会，由于列强入侵，军阀混战，造成中国四分五裂，积弱积贫，使庶民成为一盘散沙，被讥为“东亚病夫”。毋庸置疑，中国历史确实存在着阴暗 面。“仁爱文化”并没有也不可能对维护中国统一和领土完整起到切实有效的作用。相当多数的统治者只把“仁义文化”和“仁爱文化”用于治民，而他们自己是并 不执行的。我们应当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真诚的继承者和切实的发扬光大者。只有真正“以人为本”、真正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国家，才能真正执行“仁义 文化”和“仁爱文化”：对内团结人民，凝聚人心，稳定社会，和平发展；对外调整国际关系，和协万邦，有利于推动世界的多极化，建立全球的新秩序和利益的新 平衡。然而，为了实现“仁爱文化”的目标，必须反对和抑制违害这种文化的破坏性和消解性因素。我们应当牢牢树立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认真正视和解决多发 的、突出的各种社会矛盾，才能保持和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只有抑制和反对那些去“仁爱”、去“和合”的文化，才能真正实施“仁爱文化”与“和合文化”， 求得社会、历史和人的健全发展。
　　中西文化新融通
　　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需要相适应，开始获得了世界视野和全球参照系统。“古为今用”、“西为中用”的实践中，通过中西对话，关注和吸纳西 方文化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创造精神，融入中国的“和合文化”。中西文化对话，实际上是中西文化互动互化的过程。通过文化对话、文化竞争和文化交锋，体 认到中西文化各自的强项和弱项、优势和劣势，于是可以取长补短，优化组合，择善而从。以我为本，为我所需，使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汇融通，为中国的“今” 所用。我们应当自觉地把中华文化和人类的先进文化“合”在“一”起，创构中西合璧的新质态的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可以明显地感 受到，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接受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改制和重塑，同时吸纳了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批判精神，大力弘扬了“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 神，特别是原创精神和自我创新精神，牢固树立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超越意识。
　　中华文化在与西方文化对话、交流和冲突的过程中，接受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改造和重塑，发生了蜕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全球的先进文化为 参照，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新质态，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创新性的发展。这种新文化运用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表现 出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当代中国文化已经开始成为被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所需要、所选择，已经开始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这实际上 是以一种更加平稳有效的方式进行的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文化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