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必须是创造的，而思想是其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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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必须是创造的，而思想是其灵魂
            ------庄伟杰先生访谈录

                张  明

张明：庄老师，为了这次访谈，我特地到图书馆查阅了潘洗尘主编的当代新诗史上的第一本大学生诗选《中国当代大学生诗选》，里面收入了您的诗作《海边》。请问您是何时开始写诗的？

庄伟杰：屈指盘数，写诗应该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即大学时代，那是我开始写作的萌芽期，大概是1981年读大二的时候吧（中学时期写的还不算诗）。当时中国的大学校园里掀起一股创办文学社团的热潮，不可否认，那时多少受到“朦胧诗”等新诗潮的影响。我发表的处女作，大概就是那首《海边》，写于1981年夏天，最初刊登于大学生诗报《南风》创刊号（1983年1月），后来收入潘洗尘主编的当代新诗史上的第一本大学生诗选《中国当代大学生诗选》（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张明：您还在学生时代，就参与发起成立福建师范大学南方诗社，在校方的大力关心和扶持下，诗社还创办了当时全国高校大学生文学社团首家铅印诗报《南风》。请您谈谈那时的写作经历，学生时代的文学实践对您以后的文学生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庄伟杰：我大学时期的写作，其实是一种摸索，按邓小平的话说叫“摸着石头过河”。当时还处于无名状态，凭着大学生青春期的活力和热情，加上受到当时诗歌大氛围的影响。那是一个文学狂热期，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我是读中文专业的，且对诗歌情有独钟，总是幻想着如何在写作上拓开一条通往诗歌的路子。另外，从个人的角度来讲，那时候自己有种浪漫主义的情怀，心里也有一些想要表达的东西。于是我和前一级的师兄陈嘉平等学友一起倡导、组织和成立诗社。因为搞社团、主编报纸，我们跟当时许多已经成名的诗人如顾城、舒婷等开始建立联系，并向他（她）们约稿。我们跟蔡其矫关系尤为亲近，请他当顾问，还请他走进校园开讲座，听他畅谈爱情，笑谈青春，纵谈诗歌……从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由于我们在作为文化中心的省城学习，整体氛围较好，起点相对较高。可是当时交通不方便，信息不畅通，许多事情都得亲力亲为。正如那时要考进省城的大学谈何容易？特别是像我这样从农村考上去的，更觉得一切都很不一样。值得庆幸的是，我跟孙绍振、刘登翰、郭风等老师交情都很深。跟这些前辈、老师们交往，无形中自己跨跃了一大步，虽然思想不可能马上接近他们，但心向往之，渐渐明白自己应该怎么走路、怎样选择，并为日后的写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通过社团的活动及办刊的实践，同学之间、诗友之间的互动交流，也培养了我的编辑能力。弱冠之年，我虽是个大学生，但因主编诗报，审稿、排版、校对等一整套流程都掌握了。我们的诗刊《南风》，像《参考消息》那么大，当时在全国大学校园里颇有影响力。切身的经历和体会，对于个人的成长、见识和视野，情商、智商和灵商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无形之中也为日后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张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江少川在一篇评论中提出，“庄伟杰驰骋在诗歌、散文、评论、散文诗及书法五度写作空间里，但他还是对诗情有独钟。他本质上是一个诗人，是缪斯的使者。”江教授这样的评价到位吗？

庄伟杰：我觉得广义上讲是对的，狭义上讲就要看个人的造化了。广义上讲，很多小说家、散文家、包括学者，他们首先都是诗人，或者更普遍地说，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诗人，区别在于有没有用诗性的语言符号来加以表达。从这个角度来说，江教授说得对。从我个人来讲，这辈子肯定离不开诗歌，因为写诗读诗评诗已经成为我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有趣的是，以前的诗人大多是青春期的爆发，后来慢慢趋于平庸，以至于销声匿迹者大有人在，好像从高地上突然走下坡。究其原因，或是受意识形态影响，或是半途转行干别的，或是从政当官了，之后便一落千丈。我发现真诗人一般是不当官的，当然也有例外。还有另外一种人是甘于寂寞，或者像我这样亦步亦趋，步步为营。我之所以大胆任性地在多个写作空间（领域）里一路探险地向前走，可能是因为我继续读书，不断滋养和丰富自己的内心、知识结构及精神世界。有人说，学者型诗人作家的写作之路会越走越远，也许有其深刻的道理。因为不断求知，不断学习，不断思考，会让一个作家更有底气。当然对本人来说，现在最困惑的是自己面对的五度空间，到底哪一度于我才是最重要的？生有涯，而艺术无涯。有时我也感到茫然。翰墨因缘，也许这是一种宿命。所以我说过，自己是自己的造就，自己是自己的深渊。

张明：您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我常讲：“有的人是不写诗的诗人，他虽然没有用诗的语言来表达自己，但他本质上就是个诗人”。我很欣赏您的一句话——漂泊的生存并非是偶然和无意义的，而是生命之链上的一环与历史长河中的一滴。当然，对您来说，出国留学决非像人们想象中的所谓为了寻求真理，那么，当年您究竟是为了什么才出国呢？

庄伟杰：很多东西是因缘际遇，冥冥中早有安排。这并不是要我们相信命运或者有宿命论的观点，按中国的古话来说叫“无巧不成书”。譬如，我写诗，后来成为诗人也是一个“巧”字。当年我恰好考上大学，去省城读书，正好遇上陈嘉平这帮同学、师兄，大家都有同样的兴趣爱好，这个机遇就出现了。出国留学也是如此，当时学商科赚钱机会较多，我也想得较为实际，一个偶然机会，得知旅居澳门的乡友在协助办理自费出国留学之事，声明只要筹足费用，签证一般不成问题。又听闻出国留学者在外面打一日工，折合成人民币所得的报酬相当于国内大学教师三四个月的工资。想想，的确十分诱人。从此，把自我孤魂放逐于南半球的澳洲，走上一条漂泊之路。

在改革开放初期那个特定的年代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大学毕业工作几年，不能说混得很落魄，但似乎也很辛酸，感觉自我价值很难实现，很难施展抱负，知识分子的经济待遇太低了。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中国的“人才”应该改为“人财”，人才才是宝贝，而不仅是钱财才是宝贝，但中文的“人才”已经把“贝”字拿掉了，人才很穷。我以前认为讲钱很俗气，喜欢超然物外；踏入社会后，面对现实，发现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比如到书店去，挑了一大堆书，付款时钱不够，还得忍痛割爱，如果知识分子到书店买书能不考虑钱财，想买什么书都能带走，那该多好！或许，这就是我当年选择出国“淘金”的主要缘由。而这“一环”与“一滴”，注定了流浪已由一种生活形态转换成一种人生形态。

张明：但有一个问题，往往是没钱买书的时候可能正是一个人吸收知识最好的时候，买不起书时，很珍惜，如饥似渴。如果我们真到了能随心所欲地买书时，可能反倒不一定能看进去了。我们都有这个经历。请问如今走在来去家园的路上，你有何感受？

庄伟杰：这完全有可能，凡事都有它的两面性，甚至多面性。但对一个爱读书、想做点学问的人来说，如果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多收藏一些图书，能带来很多方便。走在羁旅途中，置身于非母语的异质土壤上，对于游子来说，一种自我失落感和不定的漂泊感是难以言喻的。作为一种真实的存在，让我渐渐为孤旅的选择慨然感叹以至无法平息，之后开始思考着如何为自己重新开辟一条通达家园的线路。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于是，在自我放逐中，我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家园，那里有无尽的欢乐与情趣。当年兴起澳洲热，听说澳洲挺好的，我就大胆走出去了。作为“洋插队”的一员，本想去澳洲辛苦几年，从底层工作做起（就跟从外地来我们福建的打工族相似），多干点苦活多赚些钱，然后回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想到这一出去，我们祖国伟大母亲开始慢慢的容光焕发，乳房饱满，乳汁太多了。我们在外面吸不到乳汁，也找不到一条更理想的实现自我价值之路，就想着回来争吸一口，否则，岂不太亏了？

在来去家园的路上，在流浪的日子里，在实际的存在状态中，一旦陷入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归的困惑时，总是无法忘怀自己曾经走过的路程，也无法忘却自己从何处来，即对于自己成长的和所走来的那个地方总是梦萦魂牵。一方面要走出此处，又要回到此处；一方面要出走，又要回归；一方面“仰天大笑出门去”，又“孤舟一系故园心”。这是一种悖论，是人生的悲剧性二律背反的充分体现。

张明：澳洲打拼一年多以后，您在悉尼创办了澳洲华人史上最大型的中文杂志《满江红》和第一家商业性文化周报——《唐人商报》。请问是什么原因让您在澳洲开办中文报刊先河呢？

庄伟杰：这起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从大的方面来说，从孩提到少年读书时，因为生长在泉州侨乡，经常听人说：有海洋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虽然我出国不是为了寻求真理，也不是为了给自己镀金，而是为了出去淘金，可真正到了澳洲，又情难自禁地唤起自身的文化认同感和责任感，觉得这地方华人不断递增，虽然已有几份华文报纸，却没有一份属于我们自己喜欢的刊物。其二，当初在那个地方，我们这一拨洋插队有四五万人。那时，没手机、没电脑，信息交流不方便，我们整天只忙于打工，没什么意思，也需要一些精神方面的追求。我灵机一动，四五万人只要有10%的人愿意看，就有四五千份。因为在大学办过刊物，我熟知整个流程，成本要多少，一份应该定多少价格，心里相对有个底。我算了一下，办报纸我们没这个实力，那是大财团办的，就先办一本杂志吧。其三，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原来想法很理想化，以为辛苦几年赚点钱就回国，没想到那时澳洲经济很疲软正在走下坡路，工作很难找，工钱也没像传说的那么好，本来以为自己走到天堂了，其实是走到地狱里去了，比国内还差。在国内起码我还是白领，是大学老师，过得还会比较舒服，到了异国他乡，穿着打工的衣服，每天早出晚归的，做的还是苦活，如做面包、摘水果等，能干的活都想干，担心的是没活干。冥冥中有一种东西在唤醒我，历史好像把一种重任托到我身上，我似乎得为这五万人做点什么。当时办刊并不敢说要面对整个澳洲的华人，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有台湾文化背景，有香港、有东南亚等很多地方的，他们的口味、欣赏习惯不太一样，想想还是以我们这一群大陆去的留学生为主要对象。经验告诉我应怎样去运作，用最节省的人工，最节省的开支。如果以澳洲的人工收入水平，想搞一份杂志的确是很难的。在这样的生存境遇中，澳洲打了一年工之后，我大胆构想、筹划，并找来几个朋友洽谈，达成共识，就这样真的把杂志办起来了。当时还产生了很多轰动，澳洲时任总理霍克等政要人物亲自来信题词祝贺，刊物还聘请了重要华人社团的领袖和时任悉尼市副市长的华裔曾筱龙等名人担任顾问。他们知道我是搞书法的，也有人收藏我的字，并给予杂志很大的支持。原想第一年辛苦赚来的“血汗钱”，寄回去给父母，还清出国时花的五万多费用，但认真一想，若把这笔款寄回去，也只能满足父母一时的欢心，没办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又要去打苦工了。很多人以为我有背景或靠山，都在猜测我是中国什么地方来的，猜我与中国领事馆有什么特殊关系，不然怎么可能把杂志办起来？因为当时流行一句俗语：除非你想跳楼，你就去办报纸、杂志。总之，各种各样的传说很多。但丁说得好：让人们去说吧，走自己的路。就这样杂志办了五年多，第四年扩办为半月刊。可能因为走得太快了，加之诸多大小因素使然，杂志后来宣告休刊了，我转向并与朋友合作创办《唐人商报》和从事图书出版。那又是另一番风景。哈哈……

张明：当时能靠盈利来维持杂志的生存吗？据说您曾与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合作在悉尼举办过大型的图书文化展览会，能说来听听吗？

庄伟杰：应该说，基本上过得去才能运作，主要是能带来很多机会。譬如说，通过这个杂志，当时国家新闻出版署的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就跟我们联袂在悉尼举办“首届中国图书文化展览会”。刚好那段时间杂志搞得风生水起，一个月办两期，走向很好。因此，中方就在多家华文媒体中选择我们作为合作对象。当时中国大陆的图书版本还没有开拓澳洲市场，几乎清一色是香港的或台湾的版本（以繁体字为主）。对此，中国出版外贸总公司十分重视，组织一个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文物出版社负责人在内的代表团参与，并带来国家领导人与时任文化部长和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贺词或题词。由于首次合作相当愉快，我们一年内蝉联搞了两届图书展览，那是1994年1月份和8月份，1994年之前没人做过这件事。这边的华人及留学生都在传我发了大财，其实没有发大财，但多多少少赚点钱来养这份杂志，也赚点名气。当时中国驻悉尼总领事、悉尼副市长、澳洲最大的出版商等各界名流都来捧场和剪彩，影响颇大。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是将中国大陆版图书推介到澳洲的第一人。

张明：您在澳洲做了很多开创性和有意义的工作。听说1998年春天您在悉尼首次举行个人书法艺术展，产生较大的轰动效应。是吗？

庄伟杰：我当时曾为“首届中国图书文化展览会”策划主编了一期特刊留念并寄回国内。另外，我办杂志采访社团领袖、采访商家都不带功利心。很多媒体的记者就看在眼前，希望被采访的商家马上投钱做广告，我告诫自己不要这样做，再加上他们知道我在大陆是大学老师，对我印象较好，接受采访后彼此交情就更深了。所以，我办个人书法艺术展览时，他们都前来捧场，买我的字。展出100幅，当场认购的有40多幅，加上临时预约的10多幅，总共50多幅，破了记录。因为在那个地方书画家搞展览，能卖一幅两幅就很高兴了，一般都卖不掉。为什么会卖不掉呢？现在的中外文化交流太过频繁，国内书画家又多，很多华人华侨家里都有亲友赠送的书画品。除非是真正搞收藏的，也要看有没有收藏价值。可以说，一般人是不会去买的，但可以去观赏。

张明：您在海外文坛早已声名远播，有“南方抒情诗人”的美称。您出版有著作《神圣的悲歌》《从家园来到家园去》《梦里梦外》《精神放逐》《东方之光》等诗文集。这些著作应该说都是您对家园刻骨铭心的体验结晶吧？

庄伟杰：多谢理解和欣赏。“家园”这个词，包括地理意义的家园，还有精神意义或者文化意义上的家园。我写过一篇曾获得全国性征文大奖的散文《我有五个家》，用取巧的方法和构思来描述个人对家（园）的含义的理解、体验和感受——我老家是个家；我移居澳洲的新家是个家；归来后居住厦门又有一个家；还有一个临时的家，比方说去哪里开会或旅行，这是个流动的家；第五个家是在心里面，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美丽的家园。无论是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来讲，家园是我们一生中绕不开的话题，我们永远走不出自己的“家园”。前不久应晋江《星光》约稿，我提交的系列散文诗，标题就叫《走不出故乡的词典》。所有这些，都是个人生命体验和心灵诉求凝成的结晶。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过客，都走在通往家园的路上。美丽的家园总在召唤和等待着我们，属于自己的路就在脚下。

张明：您曾说过，每个人的理想毕竟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追求卓越或寻求活得美好乃是人的一种欲望或意识，拥有了它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生活的主人。漂泊澳洲多年，然后再回到大陆，从起点又再回到起点，可以说是“由家园去，归家园来”，海归这些年后您的心境有什么样的变化？

庄伟杰：心境怎样其实是一种感觉。因境生情，情由心生。我性格上与生俱来的东西可能难以改变，但后天的经历和磨砺可能会让自己在为人处世上变得更加理性、也更为从容。以前可能有点张扬、莽撞，经过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洗礼，我性格渐趋于平和，但平和并不等于削减我的激情，而是把我的激情积攒在内心，随时可以点燃。每个人尽管有不同的理想和活法，但共同点是寻求活着更美好。在来去家园的路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并非一蹴而就。惟有淡然面对，泰然处之。一个人，如果能以一种平常心，或以一种超然的精神姿态，平静自然地面对现实，也面对自身，就能笑傲“江湖”。关键的是，能选择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做自己想做和喜欢做的事情，这就够了。

张明：近几年，除了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您在海内外还发表不少有分量的学术论文，撰写了《寻梦与镜像——多元语境中澳洲华文文学当代性解说》《华文文学关键词研究》《文心与诗学》等重要学术专著。您怎样看待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怎样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庄伟杰：有人曾经问过我，我也曾在不久前出版的、受到学术界同行关注的批评论著《流动的边缘》后记里谈过这个问题。很多人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其实不然。搞创作的可能认为理论修养和积淀没什么用处，这恰恰是很多作者写不出有分量有思想的作品的重要原因。思想才是作品的灵魂。有的人一生作品很多，也在不停地摸索，却找不到通往艺术大道的突破口，找不到能够让自己迸发内心积淀的、富有思想的且属于自己的“个人声音”，以创造性思维写出带有普遍性人类意义的作品，这就很难成就大气象。对我来说，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是互动的、是互文的，可以构成对话关系，甚至“谈恋爱”。就像一对相互守望的男女，有时干柴烈火，有时默默相视，有时若即若离，会出现很多不同的状态，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总的来讲，两者之间有相似的、可以互动的地方。所以，我认为搞活理论或搞活学术研究，会产生活的学问和活的见识，也会延长一个作家（学者）写作的生命周期，使他更有底气，使他更能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其实写作者可以从理论中得到许多启发，理论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创作，只要你不是太过迷信，用一种批判性的、带有思考的眼光，吸收其精髓，在创作过程中学会将这种抽象的东西转化成形象的东西，就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妙处。好的理论所思考的东西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到的。尽管文学作品是通过形象来表现的，但这个形象需要意念，意念是抽象的。比如，爱情是抽象的，梦想是抽象的，恨是抽象的，谁都会说很好很美，怎么好怎么美？在文学中的表达需要形象的建构。如果理论研究告诉你一个新的观点，可能你就会受到很大的启发，聪明的作家会去寻找一种灵巧而奇妙的形象来相呼应，这就是它的益处。因为我除了搞学术研究、理论批评，本身又一直坚持创作，这让我比一般人更容易理解作品并进入其中，甚至带着诗性的体验来搞研究，自然更富有激情，在批评中的艺术感觉也更加敏锐，更能把握住作品的核心。进一步说，因为有创作经验的积累，加上有理论的相呼应，我对作家作品的批评可能会走得更近，不会隔岸观火，或隔靴搔痒。总之，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尽管两者在思维方式上不尽相同，但都可视为创造性的劳动。我更倾心于拥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依我浅见，创作也好研究也罢，在于能否找到一条自由而畅通之“道”。就此而言，起码有三种“深”值得我们深思：一是深入人心，二是深入浅出，三是深度思考。惟其如此，才能体现两者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张明：您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杨匡汉先生合著的《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辩》，是一部宏观研究华文文学诗学建构的理论著作。请谈谈你们的写作构想？

庄伟杰：杨匡汉先生是中国当代为数不多的重要诗歌（文学）评论家，现在七十多岁了，是当代学术界的权威，堪称著作等身。他只跟他弟弟、原《中国作家》主编杨匡满合作写过《艾青传论》，尚未与年轻学人合写过著作，因为要达到他的要求很难。他跟我合作，除了我们有亦师亦友的交情，主要的是他可能喜欢我的笔调，他认为写评论也要有文采，会创作就更好。我们两人都是暨南大学的兼职研究员，由他领头主持了一个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课题，他希望我共同携手写一本比较有分量的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学术专著，能够给同行及在学研究生提供一种参考。由于华文文学是有别于中国当代文学即中国本土文学，又不属于所在国文学的、跨国度跨文化的“第三文化空间”，亟须建立一套自己的知识谱系，从诗学角度来构建一套独立自足的理论批评模式，于是我们合计构想着尽快把这本书写出来。刚好那时我在复旦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正思考着相关的问题。由于杨先生看到我的博士后研究报告已有这方面的涉及，所以愉快地与我联手合作。能够跟一个我们读大学时就非常敬重的前辈合作著书立说，是一种难得的缘分。这本书出版后得到了著名评论家古远清教授的充分肯定，他称之为“海外华文文学诗学建构的开山之作”，在《文艺报》上撰文评价，海内外多家华文报刊等媒体也有书评推介。在杨先生看来，这部合著是他所有著作中较为理想的一本，也是比较满意的一本。

张明：在全媒体时代、在特定的历史境遇和文化语境中，由于转型期的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作为边缘性的“第三文化空间”，海外新移民文学出现了哪些微妙的变化？

庄伟杰：作为一种流散现象，在海外各地用华文书写的华文文学，在超越了语言、族群、宗教、社会乃至制度等之后，所生长形成的文学同样具有各自的色彩，是属于边缘性的另类文学，我称之为“第三文化空间”。进入全媒体时代，在后工业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我们的生活世界，一切事物都在加速变化或者转型，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似乎都浸淫着后工业社会商品化、市场化的气息。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审美创造和存在方式，总是受到文化形态的直接影响。文学身份的认定、文学形式的选择、文学审美标准的形成，总是与文化形态的表现以及文化模式的选择相关联相互动，因为文学毕竟是文化的产物。处于动态的社会文化伴随着各种因素的作用而发生变化，文学同样在社会文化思潮中出现一系列变化。作为边缘性的“第三文化空间”，海外新移民文学出现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其一，作家自身在不断流动，主题意向与创作观念发生嬗变；其二，文学本身在不断变化，艺术追求与写作方式千差万别；其三，文学视野在不断拓宽，语言表达与文学模式产生变更；其四，写作群体在不断变动，新生势力与新的元素持续注入。对于华文文学叙事来说，蕴含着相当复杂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驱使我们必须寻找更为多元的途径和理论思考以及诠释模式来加以解读，让创作与批评产生真正的互动，有效地促进华文文学创作的发展可能。关于这个话题，我曾写过一篇评论，题目是《全媒体时代华文文学境遇及批评姿态转变新探——以海外新移民流散写作为例》，刊于2014年第2期《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其中的思考与分析已道出我的观点和看法。恕勿赘述。

张明：现代新诗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已走过近百年的路程，我们似乎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不少。但不管怎样，诗歌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过，而且在每个历史阶段总是清晰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福建诗歌亦然。记得您出国前（1989年）在主编《名城诗报》推出福建诗人散文诗人时，曾写过一篇近万字的对福建诗坛进行整体描述和探析的诗歌评论，标题为《在承续和拓展中显示价值——我观福建诗坛》。25年过去了，而今面对福建诗坛、您应该有许多感触吧？

庄伟杰：哈哈，诗坛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光阴荏苒，时间像在奔跑一样，谁也无法抵御。25年过去了，它在百年新诗史上占去了1/4的流程。福建诗歌的流程和格局多少有点变化，依旧绕着地轴旋转，但具有大视野、大手笔、大境界，或者如惠特曼式充满美利坚独特声音和风格的扛鼎之作仍然阙如。诗人们大多在自己的圈子里自娱自乐，或满足于小圈子内的审美趣味，这种带有类殖民式的心态，甚至成为他们的集体无意识。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强调时代环境因素对诗人作家的影响和制约是首当其冲的。以此观点来加以观照，也许就能找到福建诗坛的症结。福建诗坛好的一面就不说了，来说说其症结吧。一方面，福建多山多水，八分山水一分田，地貌比较复杂、曲折，也多样，带来了交通不便。泉州虽然靠海面海，但里面还是丘陵山地较多。或许是地理环境因素使然，可以说，福建的诗歌整体上尚缺大气象，尽管崛起了舒婷，还有蔡其矫等相当有分量的诗人，但写得过于精致、玲珑。舒婷作为一代朦胧诗人的代表，从理性和客观的角度看，在那个时代，舒婷是很优秀的，如果站在整个世界性视野来观察，同样缺乏大气象。另一方面，多数福建诗人好像很难突破福建走向全国甚至世界，这可能跟个人的底气、艺术勇气和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有关。就目前而言，多数福建诗人主要靠生活、经验或者一点小智慧式的才情在写作，在艺术上几乎没有什么创新之处，更多的是要么就近繁殖与相互仿写，要么是西方现代、后现代诗歌及当代诗潮（包括被主流认同的）的克隆版与模仿版。个别诗人固然具有独特的生活经验，写出的东西刚发表和出版时也会产生一定的反响，甚至让其在本土自我称王。然而，本身人文素养的严重匮乏所带来的变态自尊，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最终却无法面对现状挑战自我极限，自然的那种挑战艺术极限的创造性就无从谈起了。在福建诗人看来,可能他们自认为自己的创作和整体状况不至于如此窘迫和不堪一击,也因此难以走出这个误区。究其原因，在于诗人自身生命力量和精神结构的去势或疲软,说白点就是生命缺钙而精神缺氧。可以说，当下的很多诗人精神层面的能量非常薄弱，对现实生活缺少某种强大的洞识力，对历史意识缺少某种深沉的穿透力，或者说普遍缺乏思想，缺乏当代意识，缺乏人类视野，缺乏终极关怀。

福建诗坛要想产生杰出的诗作，诞生无愧于这片土地的作品，尚需几代诗人作家不断挑战自我极限的能量和坚实拼搏的探索精神。对此，笔者想提供五点浅陋之见，但愿能引起福建诗人们深思：一是必须保持反抗性和前倾性的基因，让诗歌自觉而顽强地保存于体制之外的自由创意、先锋意识和草根风格。二是洞开视野，既忠实于个人心灵，又忠实于真实的生活，从尘世中来，到灵魂里去，并且进入形而上的哲学层面的思考。三是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应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在自我调整中自觉提升精神境界和人格向度，凝聚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乃至忧患意识。四是作为个体诗人起码要能创作出一两首足以广泛留传的代表性诗作，以诗人自身强大的精神主体，最大限度地激活这块土地上沉睡已久的伟大文化传统，端出富有创造性的卓越话语真正代表福建，打响中国，走向世界的新的诗歌文本。五是在眷恋和重审中坚守并打造自己的根据地。既突破地域局限，又能借助有活力的外来文化，一手嫁接传统文化、地域风情，一手连结大千世界、茫茫太空，让思想和精神穿越古今，打通中外，为福建为诗歌中国注入更多的世界性元素，从而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中国声音。如是的话，就有足够的力量和理由来充分证明诗歌福建的活跃、价值和意义。数年前，本人应《厦门文学》之约，写了一篇《福建诗歌现状反思与透视》的评论，今日看来，依然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张明：今年5月26日，由福建文学杂志社、泉州市文联主办“福建诗群巡展•泉州诗群研讨会”。研讨会围绕“泉州诗群”展开，从诗群的崛起到其风格，从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到其发展趋势，在场的诗人代表各抒己见，交流十分热烈。这无疑是泉州诗坛才俊们获得的一次美好而难得的诗歌礼遇和心灵碰撞。其妙处、作用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我相信您也感同身受，请您谈谈有关于“泉州诗群”“泉州诗人”的话题？对泉州青年诗人有何建议？

庄伟杰：我们都希望一代胜过一代，况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考或思想，即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活法。作为一个创作者、一个批评家、一个大学教师，对整个华语文学世界，我一直都在跟踪。一旦不跟踪，随时会掉队，所以我不断提醒自己。其实我本是一个逍遥散漫的人，但专业和兴趣使然，我不得不跟踪，从网上、从纸质报刊不断了解文坛新动态、新信息，如果我专门请一个人来收集这些信息，时间可能都不够用。我网上有博客，手机有短信，还有Email,纸质的报纸杂志订了20份左右，还有海内外各地赠阅的文学报刊也有近20份，有时真是看不过来，但也要尽量触及。对于家乡的泉州诗群，尽管有所追踪，但作为旁观者，了解毕竟不够全面。就我所知，泉州诗群主要以惠安诗群和晋江诗群为主，这也是最有希望的、最富有生机和潜力的主力军。历史已经证明了，泉州诗人中，古有如欧阳詹、黄吾野，今有如舒婷、蔡其矫，在台港及遍居海外各地的整个华文世界都有我们泉州籍的诗人，如台湾的余光中、白灵等，说明泉州诗歌有它自己的传统和历史。如今，对于在场的泉州诗人及刚出道的泉州青年诗人来说，是难得的发展期，可谓机遇和挑战同在。因为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流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从黄河流域的高山文化，走向长江流域的平原文化，现在是走向珠江流域的海洋文化。身处海洋文化的时代，又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往往是诞生大诗人（作家）大作品的时代。海洋的面积比陆地面积大，能够获得大气象的应是海洋文化，所以关注海洋，书写海洋，是历史性的大机遇。19世纪大诗人普希金早已发出充满自由元素的声音《致大海》。泉州诗人置身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是接通大千世界、茫茫宇宙的出发点。如今新的航线已经开通，彼岸就在前方，就看你驾驭的是什么船只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认为在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生长的诗人值得我们期待，我也希望新一拨的泉州诗人能够多加关注海洋。关注大地、天空皆是一大向度，倾心海洋世界又是一大向度，并不相悖。现在是一个横向交流的时代，一个走向地球村的时代，海洋题材值得我们格外重视。目前这方面写得好的甚为鲜见，无论是实力派的中坚力量或是新生代的后起之秀。对于泉州诗人来说，无论如何都应大胆开拓，鼓足风帆，乘长风破万里浪，且有必要把眼光放得更远，从天空、大地伸向海洋，看到有一片更大的海洋等待着我们去探险去发现去书写。海洋世界是很大的，当然每个人的选择与他的个性有关。有的人属于天空，如李白；有的人属于大地，像杜甫；有的人属于江河，如苏轼。有的人可能属于田野、山川，或者属于大海什么的。年轻一代的诗人们，即使不能属于整个大海，就属于东海吧，再不济就属于崇武海也行。

张明：说到海洋文化，不由我们不想起泉州去年获得首届“东亚文化之都”荣誉，这对泉州的文学创作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本着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文化责任感，泉州作家在东亚文化之都建设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

庄伟杰：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特定的生态环境下，很需要一些钟情文化，或者重视文化，知道文化是一个民族（地区）的旗帜，而经济只是载体的政府部门的领导，因为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仅靠作家单方面的努力是比较艰难的，因为文化的涵养、文明的复兴，有时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如果能碰到开明的领导，他们不一定自己搞文学，但他们热爱文学，知道文学的重要性，知道文学的价值意义，知道文学是有生命的，知道文学的生命与人息息相关，知道文学能给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并提升人的文化素质和涵养，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再寻求东亚文化之都的写作契机，可能会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本人的理解和感觉里，“东亚文化之都”应该体现一种多元文化氛围，主打的应是文化牌。打文化牌是要花钱的，或者说需要经济搭台，让文化唱戏。但我们要唱出好戏来，唱出新戏来，不能老调重弹。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物质满足到一定程度，我们应该重视文学，因为文学是文化中的文化，通过这方面可以提高城市的生活层次，提升城市的人文品质（味），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对此，政府如能加大力度，予以高度重视，完全可以给泉州作家带来很多很好的创作契机。

那么，怎样通过文学的方式来表现文化之都包括海洋文化，来反映泉州人的物质状况、尤其是精神风貌呢？值得我们深思。我敢断言，“东亚文化之都”泉州要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文化之都，没有文学或缺少文学，都是不完善的，是乏善可陈的。文化除了一些我们熟悉的普遍（日常）的大众文化，还需要有精英文化，或者叫精致文化。可能一般人看到的都是大众文化的用处，而看不到文学这一精致文化的妙处。总的来说，荣获“东亚文化之都”的称誉，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幸运，也是种机遇。我相信它能给泉州的文学创作带来一些新的契机，从而推进泉州文学走进更加理想境界的新天地，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旅居海外的泉州人所愿意看到的。

张明：在文学创作领域，您一手写诗，一手写诗论，诗歌与诗论犹如您的诗学两翼。这可能跟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性情等诸因素有关。您如何看待诗论对诗歌创作的促进作用？

庄伟杰：文学大家王蒙说过一句话：“作家要学者化”，我认为还要加一句“学者也要作家化”。具体地说，“作家要学者化”是指作家需要用知识和学问来武装自己，不断修炼内功，方能延长创作生命力。“学者也要作家化”说的是评论家也要把学术（批评）研究当作一种写作实践，带入诗性体验和主体创造意识，写的东西要让读者喜欢看，而不是照搬照抄，纯粹是生硬的理论拼凑。有人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我认为把理论变成“绿色的”显得非常必要。徜徉在二者之间，可以相得益彰。不要因为理论（批评）而限制创作，也不要因为创作而漠视理论（批评），两者其实可以交流对话和相互呼应。有人担心走进去就出不来，我想应该学会“自动式”的能进能出，自由出入。作文写诗论评如此，为人处世生存也是如此。要上下驰骋，左右开弓，而不能眼高手低，或作茧自缚。既要能指点江山，又要能勾画蓝图，反之亦然。诗人期待评论家关注他们，也需要人们能读懂他、理解他、欣赏他。评论家要善于发现，正如罗丹所说，不是没有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因此发现有才华的诗人，发现诗中闪光发亮的东西，甚至发现到诗中某些超前性的因素是现行的理论所难以解释得了的，都是值得庆幸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诗论与诗歌创作是相互依存的，甚至可以产生有效的互动，或在探讨中为创作指明某种方向。

张明：说到发现，《泉州文学》去年曾特别推荐康小英的散文诗，您不惜笔墨为她鸣锣开道，摇旗呐喊。您说，可能是自己素来对那些敬畏文字、热爱母语，并且始终以一种洒脱淡然的精神姿态，去躬耕属于自己的一片桃源的同道者心有灵犀，颇为投缘。对散文诗这种文体的艺术探索至今依然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目前散文诗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到底散文诗是什么，它与诗与散文的关联及本质差异在哪里？应如何不断强化其文体意识，让散文诗回到它自身，成为一种别的文体所无法取代的、且与人的心灵和生命契合的独立文体？

庄伟杰：我曾经发表过不成熟的个人看法，认为小说是入世的，诗歌是出世的，散文介于入世和出世之间。至于散文诗，应该在出世与入世的隙缝间自由徜徉。我比较认同著名作家蔡旭的精辟见解，他说，散文诗是“散文为体诗为魂”。从广义上说，其实一切文学都是诗，散文诗当然是诗，但它又穿着散文的外衣。散文诗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有它自身独立自足的表现形态、审美原则和话语系统，当然也需要建构与之相对应的理论批评和话语方式，才能有效地加以阐释和解读。散文诗这些年来颇为热闹，可能跟我们所处的时代境遇有关。在中国，据说现在一年就生产几千部长篇小说，着实令人不可思议。我的主要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现在从事的也是这方面的研究与教学，但实不相瞒，我一年也没有完整或认真地看过其中一部长篇小说，一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二是多数作品不值一读。好在我不是专门搞小说研究的。诗和散文诗我一年要读很多，可以说，诗说到底是关于人的灵魂的学问，更倾向于表现与心灵与生命有关的东西。如果你有兴趣关注世俗人情，你可能会去读小说；如果你倾心于关注人的精神状态，关注心灵的成长，你可能更喜欢诗和散文诗；如果你想得到一种暂时的悦读满足或休闲，你可能会读散文。总之，萝卜青菜，各有所好。在我看来，散文诗一旦回到它自身，其前景是相当广阔的，而作为一种文体已获得基本的共识，只是它尚未能建立或形成自己的批评理论体系和话语规则，因此，在文学史与诗歌史的叙述文本中一直没有获得应有的一席之地。随着新的散文诗时代的到来，它应有一个巨大的飞翔半径。其实，鲁迅的《野草》早已为散文诗在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肯定，散文诗是值得我们重视、探索和实践的文体。闽南也是散文诗创作活跃的地区，我们热切期待着更多风华正茂如康小英者以其才情和智慧，如许亮丽地登场。

张明：记得您还说过，散文诗所纠结的种种问题都需要每个热爱散文诗的人们不断思考和做出回应。诚然，一切好的文学作品首先都是跟心灵走在一起的，因为文学说到底是心灵的东西。散文诗亦然。应该说，《泉州文学》长期以来都开辟散文诗栏目，泉州散文诗也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地域性特色。如你所说，散文诗的诗性内质和美文特质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包括泉州散文诗在内的当代散文诗自身应拥有什么样的美学原则？或者说，一个诗人作家如何才能写出好作品，形成大气候？

庄伟杰：我发现泉州有些诗人作家已经意识到散文诗文体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和精神资源的妙处，主动涉足或投入到散文诗的创作中，并取得不俗的收获。比如实力派中青年诗人作家中的潇琴、叶逢平、浪行天下、王晓川、蔡飞跃等。如果说，诗性内质与美文特质同构形成为散文诗的两大元素，那么，作为一个从事散文诗创作的人，真正的本领是必须有超强的表达能力。可以断言，调度驾驭语言的能力是衡量一个散文诗人才华的尺度，也足见其艺术功底。

但一个诗人作家最终能引人注目，形成大气象，首先应找到自己的坐标系为自己定位，让写作具有方向感。然后在自觉探索实践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不断激发母语，抓住语言，建立自己的文体特征，即要有文体意识。文体在西方叫style，东方叫风格,就是要形成自己的话语风格。只有达到这一点，才能成为优秀的作家或是大作家。比如我们读李白的诗歌，就算把作者名字遮住了，也知道这是李白的，他说的是天语、是神语，故有“诗仙”之美誉。比方我们读王维（诗禅）、读李商隐（诗魔）的诗歌，也基本能判别出来。相对而言，读杜甫的诗歌，我们可能会认为是别人的，虽然杜甫也是大家，但他说的是人语。天语不是一般人能说得出来的，人语只要修养达到一定程度，表达能力相当强，写出来的作品也能接近杜甫的程度，但是要达到李白这种程度就很难。这背后藏着思想，凡是有思想的话讲出来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没思想就大同小异了，有独立思考说出来的话也常常与众不同。艺术必须是创造的，而思想则是其灵魂。同样是书法家，同样都是楷书，颜真卿的字叫颜体（重筋），柳公权的字叫柳体（重骨），欧阳询的叫欧体（重势）；宋代苏、黄、米、蔡在同一时代所写的行书，各有风格特色，是不可能给搞混的；清代郑板桥的“六分半书”（板桥体），绝不可能被认为是王板桥或其他人的；现当代的赵朴初、启功、沈鹏的书法也一样不会搞混，最典型的莫过于“毛体”（毛泽东）书法与诗词，一看一读一品，便知出自老毛之大手笔。但是现在有很多书法家就算他把名字署上，也不知道他是谁。有的人写了一辈子都在写柳体写颜体，没有自己的个性特色，永远在步人后尘。同样是散文诗人，关键的是看能否自成风格。如果只能用别人的语言或一般人也会用的语言来写，那么永远是人家的孙子或者流于平庸。只有跟人家不一样且别具一格者才有出路。我们读鲁迅的诗文就算没有署名，也知道是鲁迅的。中国现当代诗人作家中，在这方面卓有建树者堪称凤毛麟角。如北岛的诗，带着理性发出的声音，就有自己的身体语言和个性风格。可见，判断一个诗人作家是不是大诗人大作家，只要看他的话语方式，哪怕是把名字遮住了，仍然可以辨别，因为其中的神、气、骨、肉、血已经隐约呈现于眼底。以此来加以透视，不管是通俗的还是纯粹的，奥秘尽在其中。有人说，金庸是个通俗作家，但我始终认为他是当代华语世界为数极少的伟大作家之一，在我心目中就如中国伟大的作家曹雪芹、鲁迅、林语堂等一样。他文笔很好，想象力惊人，重要的是有自己独特的文体风格。

一个富有高度想象力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最有希望最有生机和活力的民族。无庸讳言，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发展，必须凭借高度的想象力。科学发展需要想象力，文学发展也依仗想象力，可见，缺乏想象力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心灵丰富的人想象力必然也丰富。想象力体现在文学中常常要借助意象，诗歌不管是古代或是现代的都很注重意象的经营。一个诗人作家只要徜徉在现代与传统、自我与世界、内在与外部之间，不断飞扬想象力的翅膀，紧紧抓住语言之根，就有可能写出好作品，如果仅局限在某一点上就难以形成气候。

张明：您对家乡的《泉州文学》非常关心和支持，能对家乡刊物提些意见和建议么？

庄伟杰：谈不上意见和建议，说说我个人的些许感受吧。《泉州文学》最近我看了几期，整体感觉颇为精致，比以前更有份量更有看头，尤其是“作家访谈”这个栏目相当不错，这一系列的访谈，太棒了。说话实说，现在泉州人太需要用文化来打扮自己了，《泉州文学》则需要得到泉州人和整个泉州社会的重视。首先，要有海纳百川的精神。只要来过泉州，或者目前生活在泉州的作者，都应该把他们纳入到我们的文学队伍中来。文学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何况我们是同一个国家同一种语言文化呢。“作家访谈”为将来研究泉州作家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从中可以发现作家的性格、情绪、个性、爱好，以及审美观、人生观、价值取向等等，是研究泉州文学很好的蓝本，具有文史、文献价值。以前没人做过，很了不起，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第二，要加大刊物的容量。不可否认，现在的《泉州文学》还很单薄。省内外有很多地级市政府投入较大，刊物办得很厚重。印象中《泉州文学》在理论批评方面的内容显得有点薄弱，有时又被一些专号，或者因为形势需要挤占了版面，多少影响了刊物的质量。第三，要有胸襟、眼光和爱心。重点在于扶持一代文学新人，文脉的薪火不能后继无人传承。约请评论家推介新人的作品很重要。我们刚出道时没有这种待遇，如果有这种待遇我会充满感恩。第四，要对杂志进行有效策划。一年之内，拿出一两期，花一些代价，邀请个别海内外著名作家的作品在《泉州文学》发表，就像拍电影、电视剧一定要请知名演员出演一样，才能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总之，《泉州文学》要立足大泉州，走向大中华，面向全世界，力争风行海内外，成为丰富心灵的一泓清泉，充实生活一方净土，乃至成为中外文学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一条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