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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润的怪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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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19 22:31:2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陈景润的怪癖
2015-09-11
作者:罗声雄 来源: 文摘



  
       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大体都有各自的业余爱好,有人爱下棋,有人爱钓鱼,有人爱种花,有人爱养鸟,等等。所有这些爱好,都要付出代价,那就是要花时间,或者说要消磨时间。
  在陈景润的潜意识里,时间就是论文,“花掉一天,等于浪费24个小时”是他的格言。他怎么可能用这些爱好去消磨宝贵的时光呢?
  不知从何时起,陈景润有了一个奇特的爱好,就是喜欢日益增长的钱的数字,这爱好符合他的原则:省时间。
  父亲一贯节省的习惯,也许是他这种爱好的生长“基因”。年轻时,陈景润经历过失学和失业的痛苦,很早就体会到钱的重要性。特别是患严重的结核病时,对他来说,钱意味着生命。在动荡年代,他朝不保夕,孤苦无援,担心失去工作。对“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积谷防饥”这些至理名言,他比其他人体会更为真切,更为具体。
  慢慢地,他形成了一种习惯: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维持最简单的生活,把剩下的所有收入存入银行,或换成硬通货。他有一种爱好,只欣赏钱的数字,却忘了钱的功能——用来交换物品。
  陈景润的月工资,1962年以前是56元,1962年至1977年是89.5元;从1957年到1977年,他省吃俭用,每月生活费不超过20元。除每月给父亲寄15元生活费,其余悉数存入银行。20年后,他的存款高达万元。在中国社会还没有出现“争当万元户”口号的时候,陈景润早已是万元户。他不是暴发户,也不属于拿高薪的富裕阶层,这是血汗钱,是他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是一分一分积攒起来的。如同现在去外地或去国外打工的人们一样,钱对他们的珍贵程度,远远超出其他的人群。
  陈景润的饮食很简单,总是馒头和面条,咸菜和豆腐。他的食量也不大,发给他的32斤粮票往往有多余。过少的投入和过多的支出,使他的身体很虚弱,听说人参是补品,他买过一些廉价的人参须,以补充能量的不足。
  他穿着简单,对于他,衣服仍然保持原始的功能——保暖和遮羞。父亲给他一件旧的棉短大衣,他穿了20年,天暖和了,拆出棉絮,天冷了,再填入。一年四季,除了炎热的夏天,人们总是看到他穿着这件外衣。一顶从蓝色变成灰白色的棉帽,他戴了十几个冬天。1975年,当他准备出席人民代表大会时,从他的“垃圾堆”里翻出一套旧棉布中山服,这是唯一的秋装。人们帮忙洗净烫平,权作礼服。
  他不愿意花钱,更不愿意花时间去更新早已不堪使用的生活必需品。他简化日常生活,避免任何自认为并不必要的消费。他不刷牙,少洗澡理发,以至于他的小屋和身上常有异味。但他毫不在乎,这不仅不妨碍他研究数学,还为他节省时间和花费。
  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不时清点自己的存折,欣赏自己收藏的首饰与硬币,甚至睡在被子里,亮着手电细看收藏物。当他从6平方米小屋搬出来的时候,他的研究生帮他收拾出两三公斤重的许多国家的各种硬币。
  20世纪70年代中期,陈景润的姐姐专程从福州来探望弟弟,他只花了一元几角钱,请姐姐和外甥吃了一顿午餐。现在,姐姐还记得那顿饭,“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十几元钱”。弟弟来看望他,他一分钱未花。20世纪70年代末,他两次出国访问,积攒了7500美元、5000法郎和少许英镑。他没有购买家用电器,只带回一个收音机,送给兄弟姐妹的礼品只是一些廉价的、有纪念意义的铅笔和笔记本。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搬入高级住宅,家里的陈设与高档的房屋完全不匹配,毫无现代气息,没有彩电、没有冰箱、没有洗衣机。这些连普通家庭都早已具备的东西,在陈景润眼里,竟然是奢侈品。用他的话说,“要吃凉西瓜,用自来水泡一泡就行了”,“有12英寸黑白电视机,比贫下中农强多了”。
  当夫人为孩子买回一台彩色电视机的时候,陈景润颇觉新鲜,逢人便讲:“我们家有了21英寸大彩电。”他不知这玩意儿早已不是普通人家的奢侈品。
  在家里,他精打细算,甚至记账。一天,他对夫人由昆说:“经过我的计算,我俩每天7角8分钱的莱金就够了,平均每人3角9分,这样的话,剩余的工资我们可以存起来。”
  陈景润反复地说:“今后,儿子上大学,要自费的。”以解除夫人的疑虑。
  陈景润一生在金钱方面从不马马虎虎,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有一次,一个研究生与他同行,他忽然把1角钱塞到学生兜里,令学生莫名其妙。
  原来,这名研究生曾经给他发过一封信。按协议,他每月给父亲寄15元,不多不少,按时寄到。他的这种习惯,类似于西方人士。
  一次,他在厦门大学的座谈会上,正式辟谣:“有个作家说我为了错找的两角钱,竟花7角钱的车费去取,这是把别人的事套在我的头上,我们搞数学的,不可能这么随便。”
  是啊,陈景润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1992年,陈景润的病情已经不允许他那独特的爱好再延续下去,他把全部家底交给唯一信赖的人——夫人由昆。如果没有国外讲学的收入,以及那笔香港人给的奖金,他的全部存款远不及北京人的平均水平。
  这位为科学日夜辛劳的数学家,他所热爱的数学曾经给他一次又一次愉悦,他所钟爱的钱数,却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物质享受。
  晚年,当他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的时候,好友罗四维对他说:“你一生舍不得花钱,把身体搞成这个样子,现在,你有钱也不能用,何苦呢?”
  他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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