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体与后唐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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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体与后唐宋体

             ——王尚文的一个重要观点

                                                               盛海耕

   旧体诗怎么才能富有艺术感染力地表现现代生活、提高国人品味、助我中华刚健善美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当今诗歌界面临的重大问题。诗人和诗论家们纷纷以自己的作品和论著发言，各抒己见，赤诚之心，令人感慨。

   百家争鸣声中，有一家的声音特别引我注意。这一家是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尚文先生。他出了一本书，名叫《后唐宋体诗话》（于2009年、2011年分别在台湾、大陆出版）。这部诗话，可以说由诗论、诗人论、诗体论三要素构成。其中的诗体论——关于“唐宋体”与“后唐宋体”的论述，这本书的核心所在，见他人所未见，发他人所未发，奇峰突起，石破天惊。我深信，它将大有益于中国旧体诗的现代化，也将在中国诗歌史上“青史留名”。虽说“诗体论”是这部诗话的重心所在，灼见迭出，但“诗论”与”诗人论“也精彩纷呈，不可忽略。何况三者是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的。

   先介绍“诗论”。写的既然是诗话，作者自然要懂诗。王尚文曾撰的《自勉联》云：“纵浪大化中，何惧何忧？放心诗境里，如醉如痴。”又云：“入乎书里，处处高山流水：出得梦来，时时明月清风。”由此可见其诗词修养。他有诗人气质，学富五车，于诗多有独到见解。即如“什么是诗”这个老问题，即便从孔夫子和亚里士多德算起，也已讨论了两千多年，卓见迭出，美不胜收。但王尚文的看法仍然饶有新意。他写道：“人是一个向人生成的过程。诗呼唤人向前走，向上提升。......‘不该这样活，而应那样活’，几乎是诗的主旋律。......诗就是使人变得更像人的力量。.......它是以人性为燃料的语言的火焰，直接点燃人的心灵”，提高人的“含人量”。这样的论述，虽然渊源有自（中外诗论均十分重视诗歌的育人作用），但毕竟比前人更富现代意识，更有“文学的自觉”意味，尤其是诗以“人性为燃料”有助于提高人的“含人量”之说，可谓戛戛独造，学术价值颇高。

   再介绍“诗人论”。本书品评了从柳亚子、郭沫若到陈寅格、聂绀弩等30多位诗人的诗品与人品。其间真知灼见如珠落玉盘，琳琅满目。作者行文个性鲜明，敢褒敢贬，善褒善贬，笔端饱蘸感情，文字功底深厚，使得本书集诗论、政论、史论三要素而有之，读来但觉登高望远，如遇高人。论及柳亚子，曰：“柳亚子诗近万首，但好诗不多；又曾领袖南社，但其诗对诗坛创作影响不大。......他的诗刻意趋新而实际的思想感情则常常仍旧。”他骨子里还是封建时代的“士”。论及钱钟书，曰：“他以学问为诗而见性情，以性情为诗而见学问，浑然一体，殊属不易。”但其诗乃“才子诗”，“有欠深刻与博大”。论及邓拓，曰：“勇掷头颅浩劫时，诗魂踽踽欲何之？书生难得遇明主，热血斑斑莫笑痴。”——每则诗话作者均以一绝句作结。论及胡适，曰：“胡适虽不是个优秀的诗人，但他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却有着特殊的贡献。......披荆斩棘勇尝试，革故鼎新举帅旗。天火盗来烧腐朽，俨然普罗米修斯。”论及聂绀弩，曰：“诗救了他，他救了现代的旧体诗。......他是诗之圣者，是我国现代旧体诗史第一人。”如此等等，都不是不痛不痒的泛泛评价，而是知人论世独具只眼、自成一家振耳发聩之言。

最后介绍“诗体论”。如果说王尚文先生关于诗歌与诗人的见解，尽管非常独到而精彩，但别人毕竟也能在不同的高度上和他并肩而行，相互唱和。那么，他的“唐宋体”与“后唐宋体”的概念的提出，他的高高举起“后唐宋体”的概念的旗帜，“为‘后唐宋体’鼓与呼”，就不能不说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破天荒第一人、第一次了。

王尚文提醒读者：唐宋诗、唐宋体、后唐宋体，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唐宋诗，唐宋诗词，量多质优，成就辉煌，乃我中华艺术瑰宝。这是常识，无需辞费。

唐宋体。鲁迅说：“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1934，致杨霁云）闻一多说：“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1943，《文学的历史动向》）刘大杰先生在他的巨著《中国文学发展史》里，论及宋词的产生，也说：“诗自唐朝以后，无论形式音律以及内容风格，都是到了精华已尽完备无余的地步。后来的人......只是学拟前人，功高者偶有形似，然亦是乞人残余，并非独创。等而下之，一味沿袭剽窃，那就更不足道了。”论及元曲的产生，又说：“在那些称为大家的古文诗词里，并不是没有一两篇佳作，但无论如何，他们的文学精神与形式，都是承袭前代的作品，跳不出唐宋诸贤的圈子。”鲁迅、闻一多、刘大杰基本观点一致，都认为诗到唐宋已经登峰造极，再要创新，再要发展，是相当困难了。其实，这种看法，早在300多年前，清人叶燮（1627—1703）就在他的诗话《原诗》里提出来了。他说：“诗好像大地上的树。《三百篇》是根，汉魏六朝诗萌芽生长而有枝叶，唐诗枝叶垂荫，宋诗开花结果，树而能开花结果，“能事”已毕，此后只是年复一年的开花花谢、果结果落而已；诗而至宋，也是“能事”已毕，此后不过重复唐诗宋词的意境罢了，就大局说，并无创新发展。

    王尚文凭着自己对唐诗宋词的熟读精思，凭着自己对元明清以来、民国以来、五四以来至于当今的旧体诗词的博览精审，认同并发展了先贤们的见识，勇敢的提出了“唐宋体”的概念。他写道：经唐宋600多年间优秀诗人的共同努力，唐诗宋词“形成了完备、丰富、精致且有极强自我繁衍能力的题材系统、意象系统、语言系统、格律系统、技法系统、风格系统。”这样“整体特质，”元明清以迄于今，“并没有在整体上、群体中被突破、被超越，”尽管有一些优秀诗人和优秀诗作出现，但那“只是丰富了唐宋，”而“大体上走的还是唐宋的路子......未能真正走出唐宋的樊篱，突破唐宋的窠臼。”王尚文把宋以后700多年的旧体诗格式，称之为“唐宋体。”举个例子，郁达夫早期诗作《冬残一首题酒家壁》就是典型的“唐宋体”：“醉拍阑干酒意寒，江湖寥落又冬残。剧怜鹦鹉中州骨，未拜长沙太傅官。一饭千金图报易，舞噫几辈出关难。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

后唐宋体。“于唐宋体之外另辟新境，另创新风，形成了一个气质、风格几乎全新的流派，‘唐宋体’的基因才发生了变异。”王尚文称之为“后唐宋体”。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是聂绀弩，重要人物有胡风、启功、黄苗子、杨宪益、李锐、何满子、邵燕祥、柏杨等。“后唐宋体”不是某一天早上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而是在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初步尝试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也举个例子，如鲁迅的《自嘲》：“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唐宋体”与“后唐宋体”的主要区别在哪里？王尚文归纳出它们各自的五个基本特征，以概括其主要区别。弄清这些区别，王尚文为后唐宋体“鼓与呼”的意义也就灼然可见了。

   一、情思。唐宋体多为“臣之诗”，其情思底色是“忠君爱国”。“忠君就是爱国，爱国必须忠君”，“‘爱民’一般也得通过‘忠君’来实现。”在中国，皇帝早就被赶跑了，但脑后辫子易剪，心中辫子难除。例如“近几十年来的唐宋体诗，不少作品往往只具共性，不见个性，内容往往失之浅直，甚至没有什么真情实感，满篇套语空话。”有些唐宋体作者“或多或少都有歌颂反右、歌颂“大跃进”、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作品，即使后来时过境迁，仍然保留在自己的诗集里，毫无反省之意”。如此“诗人”，怎能写出具有现代意识的好诗来？

后唐宋体则为“人之诗”，其情思底色为“现代思想意识”，“特别强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诗人不一定个个都是知识分子，但应该有知识分子的群体性格特征：“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不依附权势，为文不作媚时语，具有自由思想而不迷信传统与权威，具有道德勇气和社会良知，心存社稷，对祖国和人民有着历史责任感，面对现实，敢讲真话，揭穿‘瞒和骗’而无所忌俱。”（王引文）这是“后唐宋体诗人的前提条件”。

王尚文反复强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对于诗人极端重要性。我以为这是他这部诗话的精髓所在、灵魂所在。当今我国懂平平仄仄的人不少，旧体诗风起云涌。但好诗确实寥寥，何以故？根本原因在于“人的觉醒”程度太低，因而“诗的觉醒”程度随之也低。如此，好诗怎么出得来？还是鲁迅的话经典：“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而已集·革命文学》）

二、语言。“唐宋体为典雅文言，而后唐宋体则是浅近文言与白话的‘化合’。”典雅文言沿用即久，在平庸“诗人”笔下，渐成套语，生命力萎缩。1917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痛斥旧诗文“处处是陈词滥调”：蹉跎、寥落、飘零、寒窗、斜阳、芳草、愁魂、归梦、孤影、雁子、玉楼、残更......“累累不绝，最可憎恶”。100年过去了，这类“陈词滥调”在唐宋体诗中仍是“累累不绝”。

     后唐宋体就完全是另一副面目。请看启功先生的《自撰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虽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并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清新之气扑面而来。既非纯粹文言，亦非纯粹白话，而是两者的有机“化合”，完美无缺，白璧无瑕。

三、题材。这个问题，王尚文着墨不多。他只是说：“后唐宋体的题材，以新居多，但也有与唐宋体重合者；后唐宋体之新，更新在作意。”我特别欣赏最后五个字：“更新在作意”。聂绀弩写北大荒的“劳改”生活，写那里的惩罚性劳动，邵祥燕《整人五绝》写以鸣鞭为职业者的种种阴暗心理，这样的题材当然是新的了，应当鼓励有类似生活经历者努力发掘如此类题材；还应当鼓励诗人们努力去熟悉当今社会种种人的新生活；但尽管如此，毕竟还有许多题材，如山水田园、花草虫鱼、亲情友情、永恒时空、民生疾苦、官场腐败、英雄模范、贱贼小人、人生感慨、婚姻爱情······是既可老调重弹，也能常写新的。“后唐宋体”不应该、也不可能抛开这大片题材的疆土。所以，关键仍在“作意”，在怎样的人用怎样的思想感情去锻冶、提炼、表现它。

四、意象。王尚文认为“唐宋体多沿用唐宋诗人的意象体系，后唐宋体虽不拒绝前人常用的意象，但常自创新。”“意向和题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唐宋体新的意象源于其新的题材”。我想补充的是：关键仍在作者是怎样的的人。怎样的人关注怎样的题材，怎样的题材发生怎样的意象。知了，古人写的很多，“居高身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露重飞南进，风多响易沉”（骆宾王），其意象多与诗人自己的进退出处相关。杨宪益先生的《知了》的意象却让人耳目一新：“知了谁言不像官，平生绝技是宣传。自吹成就声名震，假冒清高风露餐。暑热攀高栖碧树，秋凉走穴觅黄泉。暗中吸尽民膏血，腰满肥肠便挂冠。”如果杨宪益没有饱受极左政治的迫害，如果他对“假大空”的政治宣传不是深恶痛绝，他再有才华，也创造不出这样的“知了”意象。

五，格律。王尚文说，后唐宋体“仍基本沿用唐宋体的平仄、押韵、对仗等的声律规范”，是“戴着唐宋的格律镣铐跳现代的舞蹈”。“诗是语言的声音的艺术，诗词必讲究声律，这一点没有任何价钱可讲，问题在于到底是讲古代汉语的还是讲现代汉语的声律”。“韵和平仄至今应该并且也可也作出调整。理由非常简单：今人何必学着古人的语言、腔调说话、写作？······好比我们今天已用电灯照明，何必弃而不用而非蜡烛、油灯不可”？所以，“完全不必死死抱住古韵不放”。他这一见解与当今不少主张用“新声韵”的诗坛贤达不谋而合，自然也举双手赞成。

王尚文先生关于“唐宋体”与“后唐宋体”的种种论述，对与不对、好与不好，可以讨论，应该讨论。有讨论、有争鸣，学术才会有进步。我对他这部诗话的基本观点，总体肯定，高度评价。但也不无困惑，存在疑问。例如:（一）“唐宋体”"后唐宋体，"理论区别易，一首首诗区别难。鲁迅的《所闻·华灯照宴敞豪门》与《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就很难分辨它们各属什么体。我觉得最要紧的是两者的五大区别。明乎五大区别，作者们自觉朝"应该如此"的方向努力,整个旧体诗的创作水平就会一步一步提高。至于"唐宋体"与"后唐宋体"的命名，则有警钟长鸣的作用。
（二）《诗话》标举的"后唐宋体"的经典作品，大多富有讽刺性和批判性。这与聂绀弩、启功、杨宪益、李锐、何满子、邵燕祥等人曾饱受政治迫害、饱经生话磨难关系非常密切。但写诗的人经历各不相同，是不是人人所写、篇篇所写都得具备讽刺性和批判性方能称为"后唐宋体"呢？我意不必完全如此。讽刺性和批判性乃诗歌的极其重要的元素。"一代文章百世师，撑天傲骨岁寒时。苍蝇未灭沉渣起，欲借先生笔一枝。"（张榕:《题鲁迅画像》）富于思想性和批判性，极好。"绿峰环抱水溅溅，身住村中便是仙。最爱终宵天地静，群山与我一同眠。”（马斗全：《宿下川村》）“涉流携幼过溪东，遍地山花映面红。‘拜拜’一声人去也，凝眸犹自看顽童。”（徐中秋：《乡村女教师》）全是赞美，全是歌颂，也是极好，这样的诗没有讽刺性，但有思想。这思想性在余音袅袅之中，深藏不露。（三）“后唐宋体”语言的思想境界，一是浅近文言与白话口语的“化合”，这已经大不易。启功先生《论诗绝句》之一云：“唐以前诗次第长，三唐气壮脱口嚷。宋人句句出深思，元明以下全凭仿。”粗俗有点过了头，有损唐诗声誉。另一条路，是全用口语。这更难，但也有人在试验，并且取得了成功。湖南祁阳农民诗人伍锡学《挑沙》诗曰：“睡意朦胧里，队长骂声起：‘东方已发白，还不挑沙去？’太阳似火烧，滩上热难熬。箢箕加扁担，百斤压断腰。道路远且阻，歇肩汗如雨，‘语录背一遍，挑沙哪算苦!’可以说，伍锡学为“后唐宋体 ”语言的突破带来了好消息。

    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台湾成功大学的中文系，联合主办了第三届粤港澳台大学生诗词大赛。广州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詹居灵同学荣获冠军。其诗其词如下：“去日堂堂何所适，春愁如海况秋深。一枝犹向鹪鹩借，高庙每为狐鬼侵。诚不吾欺长裕者，偏无人识饮冰心。胸中沸血兼奇气，喷作江天万里吟。”（《感怀》）“平芜暗减行云陌。但看取、青眉薄。梦里惊魂红灼灼，开无人赏，谢无人愕。梦醒无人觉。前生许尽今生诺。未到今生已斑驳。院冷衾寒烟漠漠。雨教轻听，酒教轻酌。泪眼教轻阁。”（《青玉案》）读着这样的诗词，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一位在校大学生能写出这样雍容典雅的诗词来，很不简单。我国传统诗词后继有人。忧的是太古色古香了，太少现代人的精神元素和现代社会的生活气息了！让人疑心这是贾宝玉或林黛玉做的诗。——其实，考虑到作者是青年学生，这段话多少有点违心。“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不确，喜少忧多。詹居灵的冠军诗词，中规中矩，什么都对，什么都不缺。唯独缺了现代人的现代思想感情，是典型的“唐宋体”诗。这样的诗，越多越无益。写这样的诗的人越多，中国旧体诗越没有前途。王尚文先生著《后唐宋体诗话》，举起“后唐宋体”这面旗帜，实在用心良苦，大可感慨。





     转自《诗国》（新九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