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怪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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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怪脾气

作者：晏建怀 来源: 文学界

上世纪20年代,作为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并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的陈寅恪,曾在课堂上夸下海口,说他讲课有“四不讲”,即:“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的学问到底有多深?两个事例可以证明:一是据北大教授季羡林说,陈寅恪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单是涉及的古文字或外文的就有藏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梵文、俄文等二十二类之多;二是抗战爆发,因为参考书被战火焚毁,陈寅恪就在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而且《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引用的典籍就达到上千种。这两个事例一则说明他治学之勤奋,二则说明他钻研之深广,的确达到了纵横今古、贯通中外、车载斗量的程度。陈寅恪上课,课堂常常爆满,除了本校学生,还有很多校外学生,甚至吴宓、冯友兰、朱自清那样的名教授与北大的德国教授钢和泰这样的汉学家也被吸引来旁听。所以,郑天挺称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傅斯年则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声名远播、人人景仰的博学鸿儒,却有着十分倔强的脾气。 　　1949年前后,在共产党直捣黄龙、国民党节节败退的当口,陈寅恪的去留问题,始终让各方密切关注。1949年6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学人出身的杭立武出任教育部长。作为国民党“抢救学人计划”的力倡者,杭立武深深懂得陈寅恪的声望和价值,一直注视着陈的动向。他曾多次派人向陈表达请他去台湾的意思,都被陈拒绝。后又退求其次,力劝陈先到香港看看局势再说,也被拒绝。最后,杭立武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亲自上学校劝说,并开出只要陈去香港,马上给陈10万港币并送一套新洋房的优厚条件,陈寅恪不为所动。同时,与陈寅恪多年同事、交情甚厚,已经到达台湾并出任了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更是多次致电陈寅恪,请他赴台,据说还承诺只要陈一答应赴台,傅马上派专机来接——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有“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的说法,连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在有关会议上也提及此一说。然而,自始至终,陈寅恪始终坚持不出国、不去台湾,而且对此从未有过任何犹豫与回旋,态度坚决到了执拗倔强的地步。 　　1953年,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准备请陈寅恪出任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拟任郭沫若,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拟任范文澜,有关方面甚至安排陈寅恪的学生、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汪篯,手持郭沫若和李四光的两封亲笔信,以“使者”身份南下广州,劝说陈寅恪北上。当时,年事已高、双目失明、数十年备受漂泊之苦的陈寅恪,早已把南国当成了自己最后的归宿,更何况,他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永远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所以,当郭沫若和范文澜欣然赴任后,陈寅恪却说当所长可以,但有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毛泽东)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些在当时足以惊世骇俗的条件,谁敢答应?于是,当年8月,他在给中国科学院的正式答复中明确表示:“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于是,陈寅恪对所长一职毫不客气地回绝了。 　　后来,老朋友吴宓由重庆赴广州,以67岁高龄千里迢迢来看望71岁的老友陈寅恪。见面当晚,陈寅恪对回绝任所长一事旧事重提时,仍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激愤。吴宓在他的日记中,连用九个“不”字,记下了这位老友的慷慨陈辞:“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便适,政府于是特别致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此后政府虽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决不从时俗为转移。”陈寅恪与吴宓多年至交,这次见面,除了老友重逢的喜悦外,还有促膝高谈,必然对胸中郁结一吐为快。我们从陈寅恪这种如同井喷似的情绪中,不难看出他对于北京方面一再邀请他去北京任职一事拒绝得多么彻底,尤其是“决不从时俗为转移”一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体现了他岿然不动、固守本真的倔脾气。 　　1961年,当蜚声海内外、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专程赴中山大学探望了陈寅恪之后,这位蛰居岭南埋头学问的史学大师,又一次引起了外界的注意。当年6月,《光明日报》记者向中山大学提出要专访陈,希望他谈谈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陈以“天热不适”为由婉拒。但他拿出了写于七年之前的五首七绝,说“如果认为需要,可在报上刊登”。这几首诗中既有“沦落多时忽值钱,霓裳新谱圣湖边”这酸楚之情,亦有“丰干饶舌笑从君,不似遵朱颂圣文”这自嘲之句,相对于当时那种全民歌颂的氛围,陈的诗句是多么不合时宜,陈的行为又是多么“幼稚”而倔强。这种迥异时流、近乎哀歌的诗,谁又敢刊登? 　　陈寅恪的倔,倔得近乎“狂妄”。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旧史学权威”,陈寅恪与时代格格不入,遭到冷遇,但因他学术影响深远,先后仍有许多名流政要南下广州时想见他。这批人中,先后有郭沫若、陈毅、胡乔木、章士钊、竺可桢等等。但是,绝大部分来访者都需先征得陈寅恪同意方能登楼,而且不管来头多大,他不想见的坚决不见,毫无商量的余地,他甚至赋诗“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以自况,“狂妄”之情,溢于言表。陈寅恪先后拒绝过数位北国要人过访的请求,其中就有当时炙手可热的“大秀才”康生。1962年春暖花开的时节,康生南下广州,悄然来到中山大学,刚抵校就向校领导提出要见陈寅恪,校长办公室与陈宅电话联系,被告知陈寅恪病了,不便接待。办公室人员试图说服陈家的人动员陈寅恪接待一下,最终没有成功。陈寅恪是真的病了还是以此为借口不愿见康生?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陈著《论再生缘》时,康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且这个意见使陈寅恪在有生之年没能出版该书。 　　陈寅恪的倔,源于他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倡导,源于他“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的坚定信念,源于他壁立千仞的傲岸人格。一个甘愿献身于思想自由的人,他的倔既非恃才之倔,更非矫情之倔,而是爱憎分明、追求真理的倔,是与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在思想和价值取向上一脉相承的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