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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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塔缺什么？缺一篇“广州塔赋”——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专访
来源：羊城晚报 何晶 王佳

曾大兴

赵勇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文学地理作为一种研究视野或研究方法，在中西各国早已有之，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则是近年在中国本土产生 的。20世纪以来，在中国流行的绝大多数学科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例如文学领域的文学史、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文学地理学是个例外，它是地地道道 的‘中国创造’。”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礼天：“文学地理学作为在中国本土产生的学科，它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 和话语体系都是中国式的。所谓国际化，是要通过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对话，让这些理论、概念和话语体系能够逐渐为国际学术界认可，最终成为世界性的学 科。”
　　小鸟天堂、罗浮山、西湖、黄鹤楼，滕王阁、玉门关……都是因为曾经有那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描写过这些地方，它们才成为闻名遐迩 的文化景观。近日，由中国文学地理学会、日本福冈国际大学、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和广州大学联合主办的“文学地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五届年 会”在日本福冈市举行，来自中日两国高等院校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对于文学与地理的关系，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十分关 注，甚至有专家学者率先提出了建设“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倡议。对于长期深受西方影响的学术理论界来说，建立一套本土化的理论研究体系，甚至建设成一个可持 续发展的学科，是不少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是否已经先行一步？
　　梁启超最早提出“文学地理”概念
　　羊城晚报：“文学地理”这个概念最早是梁启超提出来的？
　 　曾大兴：对，国内最早是梁启超讲的，1902年他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提到，文学地理是随政治地理而转移的，比如唐朝首都在长安，所以文学家都集中在 长安。宋代后，首都在开封，文学家又集中到了开封。他讲的是很简单的现象，但用了“文学地理”这个词。从世界范围来讲，最早讲这个概念的是康德，他在《自 然地理学》一书中用了“文学地理学”这个词。在大学当讲师时，康德开了很多课，其中一门叫自然地理学，在课上讲到了文学地理学。但康德讲的文学地理学是文 化地理学的概念，它可能包含了文学，但远远不只是文学。
　　羊城晚报：从梁启超提出概念至今，“文学地理”这个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
　 　曾大兴：梁启超最早提出来，但他没有专门的文章，是片段性的研究。中国文学地理学史上第一篇完整的文章是刘师培写的，第二篇是王国维的，第三篇是顾颉刚 的，第四篇是汪辟疆的。1905年，刘师培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南北文学不同论》。他考察了中国南北方不同的地理环境，尤其是语言环境。各地文学的不同首先 是由语言发音决定的。1908年，王国维研究屈原，他认为中国既有南方文化的特点，也有北方文化的特点，真正的大作家应该把南北方融合起来，而做到这一点 的是屈原。屈原融合了中国南北文化之长。
　　后来，顾颉刚研究孟姜女的故事。孟姜女的故事从先秦时期就有，一直流传至今。他对孟姜女故事的 研究分纵横两条线，先谈它的历史演变，故事最初产生在齐国，山东一带，然后传到不同的地方，故事发生了改变，主题变了、人物性格变了，人们对故事的评价也 有所不同。这其实就是文学地理学，他讲的是文学的传播地理。汪辟疆是作家方方的外祖父，晚晴民国时南京中央大学的教授。他写了篇文章叫《近代诗派与地 域》，其中近代诗派里他讲到了岭南诗派，还讲到了闽诗派、吴诗派，等等，与地理环境结合，讲它们的地域特点。在明朝时，胡应麟讲中国诗派的时候就讲到了岭 南诗派；明朝初年五个诗派，岭南诗派算一个。
　　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更讲究实证
　　羊城晚报：文学地理学在西方的情况呢？
　 　曾大兴：西方的文学地理学很晚才发展起来，十八世纪康德提出后才有文学地理学这个概念。后来法国的孟德斯鸠讲到气候对文学的影响，法国的斯达尔夫人，比 孟德斯鸠的时代晚一点，她讲到了西欧文学的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的区别。再后来丹纳在《艺术哲学》里面讲时代、环境、种族和文学的关系。但他们的研究不系 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到了20世纪的时候，法国还有人继续在从事文学地理研究，但不受重视，不被西方主流社会所认可，地位不高，只是作为文学史研究的 补充。
　　羊城晚报：中国的文学地理学与西方的文学地理学比较起来有哪些不同？
　　曾大兴：首先我们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 而西方还大体不到四百年。其次是中国的研究成果海量，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不管是论文还是专著，都很丰盛。第三点是中国的学术研究注重实证研究，比如桃花 源本来是虚构的，但人们要问：桃花源写的是哪里？大观园本身也是虚构的，但人们还是要问：大观园写的是哪里？大观园也好，桃花源也罢，现实中也许有一个对 应的空间存在，但作家在写作时加入了自己的想象。虚构使得它从客观的空间变成审美的空间。而西方人则把文学完全当做主观的虚构的东西。
　　 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首先讲求实证，通过实证进行归纳，然后得出结论。西方比较注重对理论的探讨，但西方人对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探讨有局限性，主要集中在作 品，就是文本的研究。相比之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面很宽，不仅研究文本，还研究作家。我们还研究文学作品对地理环境的反作用。比如说文学作品可以参与 当地的文化建设、培养当地的地方感。
　　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有很大不同，它是实践性的科学。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博弈中，文学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是文学地理学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么热的原因。
　　“去地域化”是一个伪命题
　　羊城晚报：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具体应该怎么定位？
　 　曾大兴：一种观念认为它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第二种看法认为它是文学的一个分支；第三个观点是它是交叉学科。现在有学者提出，观念不要太狭隘，我们 也可以解决地理学的某些问题，因为地理学缺了这一环，今后可能会在文学和地理学之间建成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可以涵盖两个方面，但目前来讲，在中国学术界 占绝对优势的观点，是把它作为文学的二级学科。它以文学为本位，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现在的目标是把文学地理学建设成为与文学史双峰并 峙的二级学科。文学的两个坐标一纵一横，一纵已经建起来，横还没有建，所以我们现在努力。
　　羊城晚报：在学科建设中，除了理论不太成熟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曾大兴：一是理论研究不充分，二是应用研究还不够。文学地理学本来可以参与地方的文化建设，它培养人们的地方感，实际上很多文化景观都是文学在发挥作 用，但这方面的应用研究还不够。比如说，广东新会的小鸟天堂，在我看来就是非常典型的文学景观。在巴金先生写《鸟的天堂》散文之前，外面的人不知道这个地 方。文章出来后，鸟的天堂出名了，尤其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这篇文章被收录到小学语文课本，几乎人人都知道了新会的小鸟天堂，它就是因文学而出名 的；再比如罗浮山，大家都知道它是修道的地方，那又是如何传出去的呢？还是因为文学作品。苏轼写道：“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
　　文学的特殊力量在于塑造人们的情感和审美。今天我们去看西湖、黄鹤楼，滕王阁、玉门关……都是因为曾经有那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描写过这些地方，正是因为文学，它们才成为文化景观。
　　有位学生跟我聊天时说，广州塔缺什么呢？缺一篇“广州塔赋”。现在这样的高楼越来越多，各省都在抢着建亚洲第一楼、中国第一楼。过了几年，各个省份都有了之后你就不算什么了。但是如果有一篇震惊中外的“广州塔赋”，文化内涵就不一样了。
　　羊城晚报：您如何用文学地理学的眼光来看广东文学创作的情况？
　 　曾大兴：至少从明朝开始，岭南文学就已经很有特色了，地域性很强。在现代文学史上，广东也有很不错的作家，比如说欧阳山、黄谷柳，后者的《虾球传》已经 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还有陈残云，他的《香飘四季》写白云区在人民公社时期人们的生活状况，也有地域特色。改革开放以来，也有不少作家在写岭南题材，比 如陈国凯、梁凤莲，等等。但最近这几年，我感觉广东在本土化的创作方面落后了。但还有些人主张去地域化，我认为这是伪命题，因为地域文化不是说“去”就能 “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