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人的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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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人的教书

张放

　　自己是弄教书这一行的吧，平常浏览文史，格外注意有关前辈名家教书的行述。一鳞半爪，拈花成趣，虽恨未能亲为门生，却也间有“吾闻之于夫子”的畅慨了。

　　中国现代文人没有同“教鞭”打过交道的人大约很少。那个时代，教书是一个较固定的职业，加之世纪初开，新风若炽，有蔡元培、陶行知、马寅初、徐特立等开明务实的办学家、教育家领袖，文人在其麾下一展风姿是很自然的。著名作家中除郭沫若、巴金、老舍等没有或仅短期教过书外，“五四”前后的作家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胡适、徐志摩、冰心、林语堂等就都和讲台有过密切关系。至于刘半农、钱玄同、刘大白、朱自清、俞平伯、闻一多、叶圣陶、夏丐尊、许地山、梁实秋、钱穆等人，就更是专职教师队伍中的名家，甚或掩过文名了。

　　中国现代文人的教学法，不外乎这几种：一、名士风度的教法；二、乾嘉学派加牛津学风的教法；三、思想大师的教法；四、温和长者的教法。

　　先说其一。

　　名士教法散发着一种落拓不羁、飘逸不群的神仙风味，这样的教师首先是名士，学生看他的眼光是礼教之外人，而名士自己，也绝不将陈规陋习当做中墨规矩，一言一行，无不度外法中，另出心裁。这样的考题与其说是主要传知与学生，不如说主要传诗风与学生。闻一多的学生冯夷记闻一多教书一段情景，妙绝--

　　记得是初夏的黄昏……七点钟，电灯已经亮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样的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学生们乱七八糟地从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之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他的纸烟盒，打开来，对着学生们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的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接受这gentleman（绅士，编者注解）风味的礼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使一阵烟雾在电灯下更浇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拉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样地，他便开讲起来。显然，他像中国的许多旧名士一样，在夜间比在上午讲得精采，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惮烦向注册课交涉把上午的课移到黄昏以后的理由。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

　　这是把房间布置得像波希米亚魔窟的闻一多必出的教法。徐志摩的名士风比闻一多更甚，卞之琳回忆：“他给我们在课堂上讲英国浪漫派诗，特别是讲雪莱，眼睛朝着窗外，或者对着天花板，实在是自己在作诗，天马行空，天花乱坠，大概雪莱就是化在这一片空气里了。”徐志摩有时干脆把学生带出室外，到青草坡上杂乱躺坐，听着小桥流水，望着群莺乱飞，随他遨游诗国呢！

　　这实在是一种美妙的享受。名士的教法最优处在于他的清新自然，超凡脱俗。梁实秋回忆他听梁启超的一课--

　　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了！”

　　他那一回是听梁启超讲古诗，说讲到精彩处，梁启超“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情绪转好又“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每当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这样的讲叙，超过张岱笔下的“柳敬亭说书”，令读者读来风声满面，神往不己，感叹果然是“真名士”呵！

　　其二，乾嘉学风与牛津学风的教法，是那时代讲台上的主潮，因为惊世骇俗的名士毕竟不多。再者教书也是一项长期性的严谨工作。乾嘉学风是指有清以来治学审慎致密、一丝不苟的考证功夫，又谓朴学，得在仔细、踏实，却失在迂执，欠缺发明。牛津学风即欧洲学院式，方法也即循章据典一丝不苟，常常教师事先作好完整讲稿，届时上台一字不易进行宣读。徐志摩回国刚上讲台即用此法，碰壁后才脱却桎梏自抒性灵的。

　　但当时过渡来的旧学者及留洋归来的学院派，也在教学界功不可没。例如曹聚仁回忆单不庵的教学时说--

　　单师在治学方面，可以说是清代考证学的正统派。他考据之精审，一时无两。……他教我们的国文，单讲邱迟与陈伯之书，就整整讲了两个多月，黑压压地写了几十黑板的参考注释，不用片纸，都是信手写出来的。……我们的单不庵师，颇有领导群伦的声誉。

　　另钱玄同、黄季刚、刘师培、刘大白、刘半农、梁漱溟以及徐道政等，都是以审慎严密著称的。吴宓的教书，是典型的“牛津”方式，有记载道--

　　雨生的教书，师道可谓无间然，只是在启迪后生的灵感有点缺陷。他照常上课，一秒不差，预备讲义，毫不敷衍。别人也许带了书本要引用的一段文字念给学生听，雨生却无论那段文字怎样长，非先自背诵上口不可。他的阐扬发挥处是井井有条：甲乙丙丁这样下去。有点干燥，是的，但总不会空疏。他不像另一种教员，说的天花乱坠，结果不知所去，他所云的都有个内容，或有错误但断不空疏。

　　这样的教师不是诗人型，是学究型，虽然“启发灵感不足”，但学院毕竟不是作家的摇篮，立志作学问者，是不能不沿这条路走去的。当然，对于青春期好动了热情幻想的学生，这种教法往往用力不讨好，如吴虞受聘到北大教书，闻者风至，然而不几时几乎走完，学生埋怨“援引过多”。

　　其三，思想大师授教学法，是指那种有博大精深思想体系而每每以某个学问专题出之的思想家、社会革命家，如鲁迅，无论讲《中国小说史略》还是《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等，都能纵横捭阖，影射现实，不囿于题而题自深，学生所得，已远远超过了课堂之内的东西。这样的教师，不用表演也不用做作，本身便有一种伟岸慑人的气质与风采。尚钺回忆鲁迅教书，很可以说明--

　　他离开青年走到讲台上，把两只虽不发光却似乎在追究什么的微微陷入的眼睛，默默地缓缓地扫视着渐渐静下来的学生群众，这是一个道地中国的平凡而正直的严肃先生，既无名流学者的自炫崇高的气息，也无教授绅士自我肥胖的风度。这典型，我们不仅只在《呐喊》这本著作中到处可以看见，即在中国各地似乎也处处都有他的影子。

　　鲁迅的语言“缓慢清晰”，声音不高却被穆静所衬，间而诙谐引起欢笑，笑过之后品思更深。这类教师，中国现代史上的思想家、革命家大凡皆此。纵是胡适那样世界观有缺陷的人，他“开风气之先”，学说成体系，加之清晰明白的讲解，也是颇受当时学生瞩目的，据说上课常要由教室移至礼堂。

　　其四，温和长者的教学法，指那种待学生如子女，朝夕与共，和蔼可亲，循循善诱，质朴的教育家，如叶圣陶、夏丐尊、金岳霖、钱穆等人，李大钊是革命家，在教育上也如此类。这些教师在学生眼中似乎生来就是蔼然长者，有点婆婆妈妈，但他们最不使学生畏惧，亲切程度往往到了由学生开玩笑的地步。如夏丐尊在浙江一师“肥肥胖胖，笑起来有如弥陀菩萨，我们称之为夏木瓜，夏师知其事，怡然处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因为李先生的举止神情，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们，都在背后亲切称他为‘老母鸡’（实在他的神气也非常像）。他总带着一群‘雏鸡’，或者只要他‘咕！咕！’叫两声，就会有一大群‘雏鸡’都围集在他身边，领受他的爱抚，接受他的引导……有一天，我把我们在背后给他的这个‘老母鸡’的称号，在公事房里向他说了，他笑着说：‘哪里！哪里！’带着谦逊的神气。”这样的教师，在课堂上的风度那也是可以想见的了。只从他们写下来的那一大堆讲义教科书及散文上，我们也不难感受到慈祥。

　　中国现代文人的教书绝非这四种截然划分，不过引其大类罢了，实际上伟大、朴实、渊博、精彩往往是错综统一在成功的教师身上的。

　　倘如有谁来写一本《中国近现代教学法史》，我想那倒是很有承前启后的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