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郭小川：忠实的大黄狗一般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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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郭小川：忠实的大黄狗一般的眼睛

许纪霖

郭小川这个名字，对于年轻的读者来说，已经很陌生了，但在三十多年前，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是诗人的象征。
文革刚刚结束，革命激情依旧，当年最震撼人心、吸引年轻人的，不是《中国好声音》，而是诗歌朗诵会。还有什么比战斗的诗歌更能表达革命者内心的豪情呢？那个时候，几乎人人都是诗人。也就是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诗歌朗诵会上，我通过电视转播，第一次听到了著名诗歌朗诵家瞿玄和诵读的郭小川名诗《团泊洼的秋天》：
秋天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
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
……
秋天的团泊洼呵，好像在香甜的梦中睡傻；
团泊洼的秋天呵，犹如少年一般羞羞答答。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
全世界都在喧嚣，哪里没有雷霆怒吼、风云变化！
团泊洼是天津郊区的一处湿地，当年是流放文艺界人士的五七干校，郭小川的最后时光就在那里度过。这首诗写于1975年，诗人虽然身陷囹圄，内心却如团泊洼的秋天那般奔腾着激情的烈焰。一年后的秋天，四人帮被抓的喜讯传来，郭小川兴奋莫名，正准备回北京重返领导岗位，却死于意外的火灾。
他的一生，如同他的死亡一般，充满了谜一样的悲剧性。
出生于河北丰宁的郭小川，父母都是当地的教育家。儿子从小就有神童的美誉，父母为了他的学业前途，举家迁居北平。1930年代的北平，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少年郭小川在“一二九”之后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奔赴延安，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郭小川喜欢写诗，在戎马倥偬之际，写下了大量战斗的诗篇。解放之后，他出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1954年以一组《致青年公民》而轰动文坛，钱理群后来回忆说：我是读郭小川的诗长大的，《致青年公民》是为我们这一代写的诗歌。 因为在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斗争会上的发言，郭小川被中宣部长陆定一看中，调作协任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对于新的任命，郭小川非常惶然，他知道作协内部宗派林立，关系复杂，想推辞不去，但最后还是服从了组织，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厄运。
到了作协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调查丁陈反党集团的案子，作为秘书长的郭小川一遍又一遍修改调查结论，既要符合组织的意图，又不违背事实根据，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每天搞得苦不堪言，在日记里留下许多艾怨：“八时起，就为眼前这件事煎熬着，弄得心情非常之坏，似乎感到这文艺界的混乱状况是没有希望改变的。”因为最后他起草的结论中有让组织为丁陈“赔礼道歉”的词句，让文艺界的沙皇周扬非常不满，埋下了日后整郭小川的种子。
反右开始了，一向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郭小川以诗人的豪情，写下了战斗的诗篇：“在奸人发出第一声狞笑的时候/我没有举起利剑般的笔/剖开那肥厚的肚皮/掏出那毒臭的心脏。”“今天，当右派分子还在奋力挣扎的时候/用我这由于愤怒和惭愧而发抖的笔/发出我的第一枪。”
诗人的声调很高，但精神是恍惚的，被斗争的作家都是他平日非常尊敬的前辈，他的内心在呼喊：“一个有才能的作家受到摧残，是党的损失啊！”在反右斗争白热化的时候，他在诗中写到：“我瞄准你们——三十年左右的老党员时，我的心痛苦而颤栗！而跟你们作战却是刮骨疗毒。刀刃进去一分，汗水就要落下千万滴！”郭小川出身于书香门第，尽管经历了太多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的内心还残留着温情，残留着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他爱才、爱文学、爱诗歌，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对于那些有右派言论的同仁，他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总是希望斗争对象越少越好，只要别人不揭发，他都不提出来作为斗争的对象。如冰心、臧克家、韦君宜、黄秋耘，他都不主张划为右派分子。他在中宣部的同事林默涵如此评价郭小川：“他是左派，但他同情右派。有自由主义，党性一般般。”然而，作协的同事们对他很有好感，“感到他的稳重和善良。他不会搞过火的东西，不会使人觉得为私利整人”。
为私利整人，几乎是所有政治运动的通相。历史上和平日里积累的人事矛盾、思想纠纷、学术分歧，乃至鸡毛蒜皮般的摩擦，甚至仅仅因为看不惯，就在运动高潮当中，以神圣的革命名义，公报私仇，对“私敌”大开杀戒。由于郭小川与同为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之间工作上的矛盾，到1959年党内反右倾运动中他成为作协内部的斗争目标，除了“严重的个人主义、名位思想”、 “在反右斗争中有过右倾妥协的错误”罪名之外，最重要的错误，乃是他的《一个和八个》、《望星空》两首诗歌。
那年郭小川40岁，他是有抱负的。这个抱负不在于做大官，而是当大诗人。晚年的郭小川曾经与友人有一段对话：“你看我的诗在全国占个什么地位?”友人答：“说不来。”郭说：“有人把我排在第一位，我看太高。我排在二三位是可以的。在运用韵脚上，我属第一，没有人能超过我。”自《致青年公民》一举成名之后，他写诗的欲望越来越强，远远超过了对工作的热情。1957年，当反右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这位作协主持日常工作的秘书长，竟然诗兴大爆发，接连创造了三部长篇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
《一个和八个》，是郭小川的代表作，1980年代初被第五代导演们改编成电影，产生过巨大的轰动，今年同名的39集连续电视剧也播出了。然而，年轻的观众们很少有人知道，郭小川为这首传世的长诗吃足了苦头！一个名叫王金的共产党员，被诬陷为叛徒，与八个身为土匪、奸细和逃兵的罪犯关在同一个牢房，他以自己坚定的信念和人格魅力感化了这帮罪犯，在行将处决之际，匪首带头为王金求情。随后在反击日军的扫荡战中， “一个”带领“八个”，与八路军一起抵抗日本鬼子，共产党员王金以自己的忠贞证明了革命的历史合法性。
这部长诗郭小川酝酿了很久，在反右最高潮的1957年春天，几乎是一气呵成。据夫人杜惠透露，他写这部长诗，有鼓励她的意思。杜惠在延安抢救运动的时候，曾经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而蒙受屈辱。这一年，杜惠因为自己的耿直性格差点再次蒙难。先是因为响应中直机关呼吁取消食堂里的中灶大灶的大字报，被下放到京郊一个中学去参加反右工作组，然后那个中学的一位老师对领导提意见，被领导打成右派，杜惠仗义反对，差点自己成了“政治立场不稳”的右派。郭小川为妻子的命运担心，又怕她从此灰心丧气，鼓励她像《一个和八个》中的王金那样，即令蒙受再大的委屈，也决不动摇对革命的信仰与追求。
郭小川是单纯的，他只想当大诗人，周扬经常鼓励青年作家，要当大作家，一定要言人之所不敢言，写人之所不敢写。于是郭小川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悲剧。在那个到处是讴歌的年代里，那是多么的不合时宜！诗稿写成之后，给《人民文学》、《收获》、《诗刊》，刊物都很犹豫，不敢用。郭小川怀着忐忑不安之心，将稿子给周扬过目。周扬的回答是：“我只看了个头，苏灵扬看了，她不赞成这个题材。”1959年反右倾运动的时候，周扬将稿子拿出来，让作协批判帮助他。与郭小川有工作矛盾的刘白羽组织了七次干部整风会议围剿郭小川。要不是他当过王震的秘书，批判者有所忌讳，据说毛主席又亲自发话保了他，郭小川几乎就此翻船，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
郭小川在作协伤透了心。那个大作家、大文豪云集的地方，因为文人相轻、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充满了残酷的倾轧和无情的斗争，皆是以神圣的革命名义。善良的郭小川保得了别人，却保不了自己，几次三番申请调离，最终离开了是非之地，到了人民日报社工作。文革来了，郭小川重新又被拉回作协批斗，他挨批，也要揭发批判别人。有当事人回忆，郭小川在批斗会上不低头，也不怨恨，只是平静地站在那里，看上去像在思索问题。有些人骨头软，尽量满足造反派的要求，糟蹋贬低自己，而诗人不亢不卑，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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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革，他不理解，却怀着对领袖的忠诚，尽量去理解它，不理解也要理解。他积极地交代揭发，被人吃，也在吃着别人。他试图向党表忠心，向领袖赎罪，在运动中救赎自己罪恶的灵魂。但在私下里，他对朋友感叹：政治斗争真可怕！二十多年的党内阅历，唯一让他记住的教训便是相信群众，相信党的绝对正确，绝不怀疑。党对他就是生命，领袖的意志就是他的意志。
然而，作为人，他还有为人的良知，作为诗人，他还有诗人的直觉。他试图紧跟毛主席，却跟得很累，总是跟不上。他对家人悄悄地说：主席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毛主席啊，我们真跟不上您了”。毛泽东逝世之后，他想写一首长诗悼念，当写到1949年之后，“想不尽呵/批判《武训传》/批判《清宫秘史》/远不是两部电影的”，他再也写不下去，陷入了无法摆脱的迷惘之中。
在五七干校的时候，郭小川与同样是诗人的牛汉交上了朋友。牛汉是胡风分子，郭小川曾经斗争过他，文革中却成为了同病相怜的难友。牛汉对郭小川说：“你太革命了。”郭小川喃喃地说：“是啊，我不懂政治，现在的政治我真不懂啊。”
华君武在团泊洼见到郭小川，说他有着一双像“忠实的大黄狗一般的眼睛”。漫画家好眼力，一语道破了诗人的忠诚之心。然而，谁又能真正理解这个忠诚的诗人内心的苦苦挣扎呢？
激情的诗人，内心是寂寞的，豪情万丈的诗歌背后，是无尽的悲凉。三十年前年轻的我，读不出来。现在，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