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如一根思想的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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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如一根思想的芦苇

作者：刘文嘉 来源: 《光明日报》

在清华园西南角的老楼中找到何兆武先生的书房。一壁是历史书籍，一壁是哲学原典，一壁是西洋音乐磁带，是斗室，也是个小世界。 颠沛记行 祖籍湖南，生于北京。何先生研究历史理论、历史哲学，而五四后风起云涌的现代史，却不过是他的人生回忆。 1937年，何兆武在北平师大附中读高一。“七七事变”，北平沦陷。他和家人先到天津、再乘船到青岛、从青岛换火车到济南、从济南倒车到徐州，然后转郑州到汉口、转武昌回岳阳，一路颠沛辗转到湖南老家。其实也可以留在北平，并不至于有杀身之祸，但他“宁愿选择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不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做亡国奴”。 书还是要读，何兆武选择了刚刚搬到长沙的中央大学附中继续求学。只可惜刚刚读了一年，日军就攻占徐州，逼近武汉，长沙形势告急，中央大学附中又搬到了贵阳。 山沟闭塞，炮弹炸不着，人也出不去。没有书籍、没有报刊、没有电影。在北平读书时，何兆武每周都要去北平图书馆，“每次借五本，差不多一星期都能看完”；时不时就去逛书店、逛琉璃厂、看电影、看京剧。《大公报》、《国闻周报》，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林语堂创建的《论语》杂志，他几乎每期必读。在贵阳马鞍山，这样丰富的文化生活简直不能想象。 何先生一生，对大部分事情都能宽容忍耐，唯独不能忍耐两件事，就是“不自由”和“没书读”。这次也一样，读高中二年级的何兆武最终选择了跳级参加高考，提前结束这种闭塞的生活。 “高考是人生的一次重要选择，所以也很郑重的。”何先生说，“那时候我们也填志愿，和现在一样，按照分数分入不同的学校。”当时，由清华、北大、南开在长沙成立的临时大学也因战火逼近而搬到了昆明，何兆武在自己的三个志愿栏中都填上了这个大学的名字——西南联合大学。 联大记趣 1939年，何兆武以贵阳地区第二名的考分进入西南联合大学。他很快就发现，联大很对自己的“胃口”。 生活是自由的。你可以是激进，也可以是保守，可以民主，也可以守旧，随你左狂右狷。“我宿舍有位同学，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布鞋不提后跟，讲笑话，爱抽烟。”一副疏狂做派。这人是汪曾祺。 选课是自由的。何兆武入学时的专业是土木，但文学、史学、哲学、外文的课也随时向他敞开大门。他去听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偏赶上那一年外文系男生都调去做美军翻译，上课的都是女生。整个教室只坐着两个来旁听的男生，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杨振宁。 读书是自由的。联大有个大图书馆，各个系还有自己的小图书馆，所有图书馆一律开架，学生可以自由入库，呆一整天也没人管，殊为难得。“解放后我在历史所工作了三十年，做了研究员也不能进书库。要看书得在外面填条，然后交给图书管理员去拿。”何先生不喜欢这样，“图书馆又不是藏珍楼。” 当时的西南联合大学，大师毕集，河汉灿烂。史学有陈寅恪、姚从吾、傅斯年、钱穆、吴晗；文学有沈从文、钱钟书、闻一多、朱自清、卞之琳；数学有陈省身、华罗庚；哲学有冯友兰、金岳霖。这些大家的课，何兆武至今难忘。 何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了四个专业，本科是土木、历史，研究生是哲学、外文。“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 “文革”记困 1949年，何兆武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城，先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又在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教了几年世界史。1956年，何兆武调至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思想史研究室，师从侯外庐先生。 刚参编《中国思想通史》，“反右”风潮就席卷而来了。科研秩序已然乱套，何兆武自己偷偷开起了“地下工厂”。 他开始翻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平等；帕斯卡尔说，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皆是他心之所向。“每天晚上偷偷搞一点，得闲的话，一天能译几百字。” 边翻译边查书，各个典故都落实，所以慢。“你的兴趣在工作里面，要偷工减料或胡编乱凑的话，兴趣就是在稿费上面了。” 这是兴之所至，也有规定任务。上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周恩来联名邀请哲学家罗素访华，罗素抱恙，未能成行，只把他的《西方哲学史》赠送给毛主席。这部书，最终被委派到何兆武手里。 大概所有哲学、史学专业的后辈学人都读过何兆武翻译的《西方哲学史》，对学界的影响之大、之深，自不待言。但也恰恰是这部书，在“文革”中为翻译者本人招来了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他的译著——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恰恰都完成于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这20年间。著作《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中的重要观点与论述也形成于这个时段。 很多年以后，何先生出了本随笔集——《苇草集》。书名因循帕斯卡尔的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但它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置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这根柔韧的芦苇，你只知道他身陷困水，却不知他心在万山。 晚年记道 1985年清华恢复文科专业，何先生回到了清华园。“我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又是清华的研究生，对它感情很深。” 还是讲授思想史。三五个研究生，一两个青年教师，围在他身边讨论——不是典型的授课方式，却是他最喜欢的方式。 也给本科生授课，与其说授课，还不如说是谈话和演讲。谈“中学”与“西学”、传统与近代化、“五四”与中国启蒙、共性与个性、关照与超越。这些谈话，都收在他的《文化漫谈》中。好多人说这本书好看，因为对于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的进程，作者曾身在其中，也置身其外。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2001年何先生八十大寿，清华大学历史系准备为他举办一个庆祝会，请一些学人来座谈，有北师大的刘家和先生、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刘志琴先生、世界史所的于沛先生等等，皆与何先生相识多年，但他仍然婉拒了。庆祝会的早晨，学生去接他，他已锁好家门，飘然离开。 一个人在九月的清华园里走了走，然后去了图书馆。 新世纪初，清华在“蓝旗营”盖楼，分给何先生一套新房子，比现在挤满书的斗室，条件要好许多，又被他拒绝了，笑称：“年纪大了，嫌麻烦。”这件事记载在由他口述、三联书店编辑文靖撰写的《上学记》后记里。文靖在那里写道，何先生欣赏诗人济慈的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他说，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一面书写就一面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