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梁庄和梁庄人并不应该只被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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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梁庄和梁庄人并不应该只被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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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父母来到西安的梁庄女孩，在城中村的巷道里写作业。

　　梁鸿

　　“我”是谁？

　　《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都有“我”。有论者这样认为，“不是梁庄要你写这两本书，也不是梁庄人要你写，而是你要写这个梁庄。因为，你需要它。”是的，“我”需要它，“我”想找到救赎。对于我来说，重返梁庄的第一冲动不是想揭示梁庄的真实，而是为了寻找一种精神的源头，以弥补自己的匮乏和缺失。

　　我一度想放弃“我”，用一种完全客观的方式重写梁庄。《出梁庄记》第一章在部分上显现了我的这一放弃，一种遥远的、与己无关的、仿佛是客观存在千年的生活。但我并不满意这种固化的和封闭的“风景”。在开始进入城市后，书写每一具体的打工人和打工生活时，我又放弃了这一“客观”。我反复衡量两种写法。譬如“西安”一章。如果完全舍弃“我”，那么，我的大堂哥二堂哥的生活又变为一个“与己无关”的风景。因为“我”的存在，他们生活的状态、场景变得鲜活，更有同在感和现场感。

　　但同时，也因为这一“现场”，它似乎离文学的“自性”远了。这是一种代价。在写《出梁庄记》的过程中，我充分衡量了这一代价后，仍然选择人物自述作为主体。一是两本书有某种延续性，另外，就是，我希望能够把“我”和“梁庄内部”之间真正弥合，并创造一种新的文体。

　　“我”是谁？我特别强调作品中的“我”梁庄亲人的身份。书中的人物都是我的亲属，我也以亲属的名称去称呼他们，他们往往是我的堂叔、堂侄、堂兄弟姐妹，哪怕只是按照辈分排的一个亲属关系，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网络。每个人在这网络上都有自己清晰的标属。梁庄是一个有机的社会网络，并非只是一栋栋房屋。每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有关，彼此互为所属。在当代社会，他们也利用这一互为所属的关系以“扯秧子”的方式进入城市，并在城市的边缘建构一个个“小梁庄”。在这一“小梁庄”里，他们仍然打架、吵架，爱恨情仇着。

　　在许多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就是梁庄的一分子。当建昆婶拿着告状信给我看，并希望我能想出办法去惩罚那个十八岁的王家少年，我突然的纠结和害怕；当看到梁平那深陷的、明亮的而狡黠的眼睛，我仿佛看到他的叔叔小柱在朝我笑，刹那间，我对眼前这个年轻莽撞的小伙子产生了柔软的感情，我像任何一个家长一样开始对他絮絮叨叨。那一刻，我觉得我是梁庄人。

　　2011年8月的一个傍晚，我们从南阳贤义家开车回梁庄。突遭暴雨。天瞬间变黑，雨扑天盖地，我小心翼翼地开着车，但却什么也看不见。天地茫茫，我们像被抛弃了。恐惧和不祥的感觉爬升上来。我情不自禁地在心中呼唤着各路神灵，老天爷、耶稣、真主、观音菩萨、土地爷，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呼唤他们，向他们祈祷，希望他们保佑我们。我想起了贤义，我羡慕他有神灵的庇佑，羡慕他明亮、平和的双眼。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是梁庄人，因为我就是贤义。

　　但我又始终不是。在梁庄，我时时遇到的是陌生而茫然的目光。即使在村庄住了几个月，即使每年都要回家几次并且每次都尽可能地探访一些人，但是，那眼神投过来的一刹那，你明白，在他们眼里，你已经是异乡人。还有，当你在西安堂哥家的厕所面前徘徊，在小旅馆里如坐针芒，在青岛光亮叔家因霉味而想逃跑时，也都说明了，你不是梁庄人。你已经习惯了明窗净几的、安然的生活，你早已失去了对另一种生活的承受力和真正的理解力。

　　我不是梁庄人，还因为我时时承担着阐释的功能。许多时候，正是这些阐释，暴露了“我”其实已经不是梁庄人的尴尬事实。《中国在梁庄》在“人物自述”和“我”的议论之间有明显的分裂和不协调。当人物自己讲的时候，他讲的是自己的生活、结构，讲自己对社会的认知和世界观，他所包含的内在层面远远超出了书写者的所能理解的层面。反过来，“我”的叙述一方面构成梁庄内部风景的一部分，而一当我以客观的形象进行公共议论时，所运行的完全是另一套话语。比如在“平地掘三丈”那一章里，最后“我”的议论多余而俗气，和老贵叔自己的精彩叙述非常不协调，并且苍白无力。这也显示了“我”作为一个外部人对村庄内部生命的简单化理解。

　　现在想来，在《出梁庄记》结尾处，“我”的形象很让人生厌。“我”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无力感？“我”在代谁哀叹、诉说？“我”把这种无力和下坠之感也附着到了小黑女儿身上，这贬低了小黑女儿和“梁庄”的存在。或者，它只是作为中产阶级的“我”的浅薄和软弱而已，“我”却把这些作为乡村生活和精神的全部。小黑女儿还活着，这就是她的意义和力量，这就是“梁庄”的意义和力量，大地再一次包容并继续抚育她。就像那时而世俗、时而铿锵的穰县大调，唱出的是欢乐、悲愁和力量并在的中国。

　　“我终将离梁庄而去。”

　　“我终将离梁庄而去。”我想表达什么呢？它是我心中最实在的情感，它几乎成为一种呼喊，在胸腔一点点胀大。烦躁、悲哀、软弱、逃离，它既是一个已经中产化的知识分子在面对艰难人生时的矫揉造作。“我终将离梁庄而去”，也最终将无家可归。

　　沿河而走。晴空之下，岸边一张不易觉察的网把几只小鸟网住了，那小鸟灰背银腹，非常漂亮。其中一只头还上扬着，羽毛凋零，身体枯瘦。不知道已被困了多少天。它还活着。细而坚韧的网线紧紧缠绕在它的躯体上，它越挣扎，那线越紧。每解掉一道线，都有羽毛脱落，露出里面青色的骨皮。另外几只已经死了。据说这样的网是为了逮小鸟以做烧烤。在这一段的河岸边，有许多这样的网。我想找旁边那家人理论，但又不敢，只好在远处怒目而视，看着那进进出出的人。我在心里发誓，当天晚上，月黑风高之时，我一定来把这竹桩拔掉，把网一一烧掉。那天晚上，我并没有去。之后，我也一直没有去。我心里常常想着那张晴空之中的网，我问我自己，我为什么没有去？

　　写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你发现了你生活的限度和写作的限度。具体的、实在的命运在你面前展开它狰狞而又复杂的形态，你投入了进去，描摹、揣测、理解和感受它内部最细微的纹理和走向，你叙述了他们，而后，你安然退出，任其漂流。如果你的思考不能面对任何的生活，那思考的意义又在哪里？难道你不去看那张网，小鸟就不在那里了吗？

　　但无论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这种虚无感和负罪感在逐渐远离。有时候，我又在怀疑我自己，我之所以对梁庄有如此大的负罪感，恰恰是因为我把它看作是低一层次的生活，是我无处不在的可恶的悲悯在起作用。你凭什么要对他们悲悯？那就是他们的生活，不高尚也不庸俗，不富裕但也不是绝对的贫穷，他们依靠自己的劳动挣钱吃饭，并获得些许的幸福和温暖，何来悲悯？你的悲悯贬低了他们的存在。梁庄和梁庄人并不应该只被悲悯，相反，我们要为他们的勇气、韧性而骄傲，为他们在严酷的生活面前仍然努力保持着人的尊严、家的温暖而自豪。

　　或者，让我们真正感到负罪的是因为我们看到并清楚这个时代运转的不公及历史的渊源，看到那阻碍小鸟飞行的网，看到他们还值得过更好的生活，但是，我们却什么也没做。我们把这种负罪感转化为一种怜悯并投射到他们的生活中，以减轻自己应该承担的重量，同时，也使自己很好地脱责。这是一种更深的不公，在貌似为梁庄人鼓与呼的悲愤中，梁庄再次失去其存在的主体性和真实性。

　　我想要表达的是：如果你并没有在精神上处于矛盾或痛苦状态，你能否书写出真正意义的矛盾与痛苦？如果你的内心没有经受烈火的煎熬，而只是把那种煎熬作为一种姿态，如果你只是把梁庄—我在这里指的是广义的梁庄，甚或是人间生活—作为他人的生活，那么，你能否写出真正的梁庄？这些，也是在问我自己。

　　我只能做一个旁观者

　　我们该“重返”到哪里？火热的生活中吗？和你所要写的人生共在并共同承担？我不确定。知识分子究竟被困在了什么地方？真正的生活实感来自于哪里？

　　从2011年起，我也陆续参与一些乡村建设团体的活动，并成为他们的志愿者，做宣传员，给学生上课、座谈，或到一些实践点去考察，和各个行当的人一起开会、探讨。那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他们是真正的实践者，在乡村和城市的边缘奔走、呼喊，或默默地做着可能完全失败的种种努力和实验，他们所面临的困顿、挫折和所表现的勇敢是坐在书斋里面的知识分子所无法想象的。我敬佩他们。不管他们的观点、行动是什么，彼此之间有多么大的分歧，有这样一群人在，就有逆主流的声音在，他们给这个正在飞速城市化的国度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的空间和存在。

　　但是，就内心而言，必须承认，其实我没有那么大的热情，我好像只是为责任而做，我并不习惯于这样的行动和形象。我害怕参与任何一种团体和富有进取心的活动，害怕行动，害怕被裹挟其中，害怕无休止地面对人群和各种庞大机器。有时候，我能感觉到某种具体的社会力量压迫而来，迫使你去进行二元对立的站位和叙述。我不喜欢这样的感觉。当然，不可避免地，它也包含着，你不愿意为此付出时间和精力。

　　我终究只能、也更愿做一个旁观者。我更习惯于一个人悄悄在生活中行走，感受着世间万物压过来的痛苦和充实。我喜欢分析、体味这世间万物的复杂、混沌和难以辨解，喜欢走向那杳无人迹的林中小路，它能带我通向幽深之地，虽然那幽深之处可能什么也没有。我始终只能做一个写作者和研究者。

　　追寻当年重返梁庄的原因、意义和写作中的困顿，五年之后，也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但是，我似乎看到了前面重峦叠嶂的山峰，看到它的轮廓和多样的迷雾。我似乎获得某种力量，再次返回书斋。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