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旧诗创作的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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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旧诗创作的精神内涵

潘建伟

　【核心提示】在战争的大时代背景下，文人的审美观念、历史意识、学术思想以及西南地区独特的景观对象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产生了比平居时期更为深刻与博大的作品。

　　八年抗战时期的旧诗创作极为兴盛。《马一浮全集·诗集》共收诗约3160首，而在抗战期间就有约1300首。钱锺书的《槐聚诗存》总共保存173首诗，在这个时期便有103首。根据《培风楼诗话自序三》及《自序四》的说法，邵祖平在抗战时期创作的诗歌总数超过900首。章士钊《近诗废疾》自叙“入蜀两年成诗约四千首”。吴宓抗战时则有《南渡集》、《昆明集》、《入蜀集》三个集子。陈寅恪的略少些，但与抗战前比，也呈渐增趋势，《陈寅恪诗笺释》仅1945年就收录27首诗，为历年之冠。
　　但创作的兴盛与批评的贫困形成了鲜明对比。新文化运动以来过分强调文学的社会性与政治性，因而产生了文学评价的偏重。胡迎建的《民国旧体诗史稿》评价抗战时期的旧诗，几乎只提到那些写了“战争场面”、“英勇杀敌”、“鼓舞民心”等具有鲜明抗日精神的诗篇。刘梦芙评价唐玉虬的《国声集》、《入蜀稿》也只选那些“慷慨悲壮，激越昂扬，鼓舞抗日将士同仇敌忾，复我山河”的诗篇。不可否认，体现同仇敌忾的抗日精神是当时旧诗写作中的一个思想倾向，但若仅限于此，便缩小了中国文学的境界与视域。这八年间的旧诗除了表现抗日精神以外，尚有三个层面可待探讨。本文以文人迁徙西南时期为中心，逐一分析。
　　自我超越的山水精神
　　西南后方生活极为艰苦，一些文人身体原本欠佳，有些文人无法经受艰苦的生活，在迁徙西南后不久便去世。如何超越恶劣境遇是当时文人面临的首要难题。寄情山水、物我交融正是中国文学面对恶劣环境而产生的自我抵御机制与内心转化方式。这类旧诗创作当以邵祖平为代表。邵氏20年代为学衡派重要成员。“七七事变”后，他举家内迁避难，他的诗几乎可以作为“诗传”，从中可寻绎其西迁经历。邵氏一家逃难路上可谓历经艰辛，但观其途中所作诗篇，却少有慷慨激昂或哀生叹世，而总是非常平静克制地叙写当地风土人情，并感受一种独得之乐。比如入贵州境内山路奇险，行车时“仰路车行钝似蛙，坡陀一掷即飞蛇”，他却还能说：“偶逢砥道征怀坦，悔过岩藤未折花。”又如《青山寺同岑云起》道：“红叶青山寺，扬帆掠海湄。问年宋甲老，陟径石苔滋。僧渡浮杯觉，龙腥系缆吹。居夷忘寡陋，何用渼陂奇。”首联标明青山寺风物；颔联谈登山访人；颈联用《法苑珠林》中西晋僧人乘一小杯过孟津的典故与梅尧臣《送鲜于秘丞通判黔州》中“岩风来虎啸，江雨过龙腥”一联，以喻海风甚大；尾联用《论语》中“子欲居九夷”的典故写自己不因身处僻远之地而觉寡陋。其逃难的艰辛与困苦，可从《柳州送眷室登宜山车》、《次儿阿住暑中以脑膜炎殇于成都，悲悔欲绝，立秋作此悼之》等诗见出，而之所以大部分诗都表现得悠闲自适，正是如苏东坡在《宝绘堂记》所说：“君子可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荣。”邵祖平的旧诗很好地继承了“寓意于物”的文学传统：在从一草一木之微、一山一水之姿的欣赏与体验中彰显了山水精神，表现了积极乐观的态度，从而超越人生的困境。
　　因景起兴的家国情怀
　　抗战时期，除了自我超越外，家国情怀仍是旧诗创作的突出基调，但这未必要通过呐喊的形式来表现，也并非只有反映英勇斗争的场面、抒发慷慨激昂的情绪，才算有价值的诗歌。诗贵含蓄，用隐晦的方式来传达厚重的情感，这更应是旧诗创作的导向。这类旧诗当以陈寅恪为代表。陈氏以史家的眼光写诗，往往将历史材料、当前政治与地理景观结合起来，因而造就一种开阔浩大的诗境。如作于1940年的《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诗境阔大处在于颔联，一方面是用典，其基础是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开篇诗句；另一方面又的确是写实：浩荡的长江将重庆分成东西两地，陈氏见过蒋介石，“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感叹世无英雄，大江却仍日夜奔流。于是颈联便很自然地评论，前一句讽刺蒋介石缺乏安定天下的雄才大略，后一句提醒身处最高位者需居安思危。由此既有厚重的历史背景、尖锐的政治指涉，又有当地特殊的江山形胜，将古典古意与今景今事很好地融合起来。再如写于1939年的《昆明翠湖书所见》：“照影桥边驻小车，新妆依约想京华。短围貂褶称腰细，密卷螺云映额斜。赤县尘昏人换世，翠湖春好燕移家。昆明残劫灰飞尽，聊与胡僧话落花”，其时陈氏已随西南联大从蒙自迁到昆明。此诗通过写昆明翠湖边的丽人新妆，而忆京华之故土，哀赤县之战尘；悲自己无力回天，而羡燕移家翠湖，亦喻更多的人无法避乱如燕者。尾联“劫灰”指佛教所说世间劫难之遗迹，近代诗人尤多以此入诗，来喻时世变迁。陈氏以昆明喻劫灰，有两种指涉：一是华夏正遭劫火焚烧，昆明是劫后遗迹；二是昆明本身如“残劫灰飞尽”，自己幸存，但面对世变，无力回天，故引出最后一句，“落花”与“灰飞”并举，产生一幅万事消歇的图像。陈氏通过细致叙写西南景物风貌，借用佛家典故表示他对世变的认识，充分展现了具有韵味、厚度与境界的家国情怀。
　　类比万物的心性理念
　　还有一部分旧诗虽不为战争服务，却体现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理智与良知。这类旧诗当以马一浮为代表。马一浮“从义学、禅学中转身来，归而求之六经”后，虽仍学佛，但将之统摄于孔子“六艺”之学的范畴内，援佛证儒，以儒通佛，归宗则在儒。抗战迁徙西南时期，他多年积累起来的文化理念逐步得到铺展，形成以“六艺”为中心，囊括诸子、佛学及西学的思想体系。他认为一切学问可统摄于“六艺”，“六艺”则收归于一心。社会纷乱，世界不幸，均因人类不能明心见性，而为“好战、好利、好为人上”的“习气”熏染，导致相互杀伐。在马一浮看来，“非战文学”的创作，方能为世界人道与和平留下生机。他关心的不是一国一族的兴亡，而是追求世界之大同、万类之和谐，这在其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感性显现。如果说邵祖平之诗是文人之诗，陈寅恪之诗是史家之诗，马一浮之诗则是儒者之诗。与邵氏在乐山乐水中寻求自我超越不同的是，马一浮的诗总能体现出类比周遭、起兴万物、至诚恻怛、温柔敦厚的儒者气象。如《渔樵相和歌》、《峨眉登轩皇台》、《青衣江道中》等诗都表现出一位儒者民胞物与的至诚关怀。与陈寅恪之诗经常暗讽政治表现家国情怀不同的是，马一浮之诗总涉及文化的价值，关心礼乐文化兴衰。如《龙江漫行》：“昼夜知无尽，虚空不可逃。山枯惟见石，江窄尚容舠。倦鸟愁林远，赪鱼逆浪高。白头川上叹，天下正滔滔。”首联带有学佛的明显印记，颔联、颈联写山枯而以鸟之“愁林远”来衬托，写江窄而以鱼之“逆浪高”作对照。尾联合用《论语》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与“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的典故，表达天下礼崩乐坏，年华飞逝却尚未能重建礼乐精神之叹。这一时期马一浮的诗作既充满生机，又始终复归于仁，在其诗歌生涯中达到了艺术的顶峰，此即他说的 “《诗》教”所致。
　　山水精神、家国情怀与心性理念均为中国古典诗的精神品格，在抗战迁徙西南时期这一独特的时空范围内得到全面的阐释。在战争的大时代背景下，文人的审美观念、历史意识、学术思想以及西南地区独特的景观对象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产生了比平居时期更为深刻与博大的作品。同期的章士钊、吴宓、陈中凡、方东美、潘伯鹰、钱锺书都出现了创作的高潮，冥契这三个层面的精神品格，展现了中国文学传统之命脉所在。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来源：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