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现代汉语诗歌语言问题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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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现代汉语诗歌语言问题研究述评

王士强

　 20世纪末、21世纪初对于“新诗”、“现代汉语诗歌”中语言问题的研究与讨论成为创作和研究界一个重要的话题。本文对其中三个问题进行评述，一是关于“现代汉语诗歌”与汉语语言变革问题的反思，二是诗歌口语与口语诗歌问题，三是“字思维”问题。世纪之交这场关于诗歌语言问题的讨论深化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引发了诸多有意味的话题。

　　“新诗”、“现代汉诗”的语言载体是现代汉语，关于诗歌中语言问题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进入90年代之后的一个热点。现代汉语的历史并不长，其发展道路并不平坦，尤其是，现代汉语进入诗歌、成为“诗语”之后有许多的问题值得重视与反思，其成就与缺欠更是众说纷纭。“新时期”以来，诗歌创作逐渐进入一种自由、开放、多元的状态，诗歌中的语言探索更为丰富多样，尤其是随着西方文艺理论思潮的涌入，中国文学界和诗歌界也同样发生着一种“语言转向”（语言学转向），语言不再仅仅是一种表情达意的“工具”，其“本体性”、“主体性”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各行各界均进行盘点、总结、回顾，诗歌语言问题不但广受创作者的关注和讨论，也成为研究者、评论界反思的重要问题，引发了一些有意味的话题。

一、关于“现代汉语诗歌”与汉语语言变革的反思

　　在这一时期，对“现代汉语诗歌”进行总体观照，对新诗的语言选择进行价值估衡受到文学研究界诸多人士不约而同的关注。许多学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进行回顾与反思，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但其中具体的思路和观点又不尽相同。学者李劼认为，白话文运动之弊主要在于没有在汉语的文法结构上作出实质性的改变，“在白话领袖胡适那篇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中,作者相当具体地阐发了‘八事’中的七条主张,唯独那条至关重要的‘须讲求文法’没有得到明确的阐释。这给这场语言革新运动带来了极大的遗憾,使之仅仅停留在通俗易懂与否的语言改良层面上而没能深入到将传统的文言体系彻底解构的语言革命层面。这一缺憾使白话语言在其后的发展中被人们沿着通俗易懂的原则引向大众化,再经由民族化的历史环节不动声色地回归到传统文言的语言结构中。”他认为这种在深层次上的延续传统实质上错过了一次极好的改变汉语语言结构方式的机会，从而造成了现代汉语语言的非逻辑性、无限定性等问题，使得语言方式、思维方式的变革任重道远。学者王光明分析指出：“‘白话文’、‘白话诗’运动中诸多激进的、二元对立的理论主张，从理论的角度看，表现出当时语言认识上的许多局限。”“理论认识的局限、‘求解放’的情结和对诗本体要求的轻视，使整个的白话诗运动带上了极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张颐武的长文《二十世纪文学的语言问题》较为系统地从“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考察现代汉语与文学的关系。在“共时”层面，现代汉语文学存在着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汉语文学的不同区域性和意识形态性造成的独立发展，二是汉语作为一种‘第三世界文化’的语言的国际地位对汉语文学命运的影响。”在“历时”层面，首先，汉语存在长期言文分离的传统，而现代汉语是以口语为基础的“白话”，故而汉语书面语状况非常复杂，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关系也非常曲折复杂。其次，汉语书面语的复杂性也影响了汉语文学文类的丰富性及其复杂的消长与嬗替过程。他认为：“文学语言的探索并不是局限在文学语言的范围之内,而是意识形态的斗争的话语空间。”而白话文运动的语言观存在的重要问题是“忽视汉语独特句法和汉字的特殊性,忽视中国表意方式的特殊性。这造成了两方面的简单化。首先，用‘白话’写作的文学本文中存在着简单模拟印欧语系语言的句法和表意策略的问题。其次,也存在着过份依赖口语而忽视书面语的特异表意方式的问题。”在通过对白话与文言、口语化与欧化、白话与“汉语的本土特点”等关系的辨析之后，作者提出了一种“重建汉语文学的新策略”：“后白话”，在欧化/口语化的二元对立之外，探索汉语书面语的自身特点，吸收文言有价值的因素，建设一种成熟的、稳定的，同时具有自觉语言意识和文化意识的汉语文学书面语。该文并非专对诗歌而论，但无疑反映了这一时期学界对于汉语文学语言问题的关切，诗歌的语言问题在这其中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学者朱晓进的文章《从语言的角度谈新诗的评价问题》则是专门针对新诗的论文，文章认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有其历史性贡献，但也是以局部牺牲文艺的本体特征为代价的，相比小说、杂文等文类，这种语言的准确化、理性化要求对诗歌的不利影响更大，在诗歌领域中，叙事诗、哲理诗又好于抒情诗。同时，“趋向于精确化、理性化的白话,在诗的内蕴上的确逊于古典诗词的语言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白话便于精确地传达思想、分析和论证问题,但许多文言能表达的诗境,白话却是无法表达的,用白话写诗,很难保证新诗能象古典诗词那样蕴藉深厚。”在可资借鉴的传统上，新诗的困难不仅在于白话传统的贫乏，还来自于外国诗翻译的困难以及对外来语种诗歌的不可仿效性。所以，总体而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发展的特殊要求为新诗安排了一条“必要的曲折”的道路，新诗初起时所必须承担的语言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我们有理由要求新诗加强艺术方面的追求,有理由期待着新诗在形式上进一步完善。”这篇文章是较早从语言角度对新诗进行评价的论文，较有代表性。
　　关于中国新诗与“现代汉语”、“白话文运动”之关系的回顾与反思的问题上，“九叶”派诗人、英美文学研究专家郑敏的观点影响较大，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与争鸣。她在《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中回顾了一个世纪以来汉语语言变革，指出其发生了1920年代前后的“白话文运动”的一次断裂与1949年“新中国”成立和1979年“改革开放”的两次转变。郑敏认为，胡适、陈独秀等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其“勇气与热情”值得敬重，但在道路选择上存在严重问题：“关键的是对汉语文字的现代化改造,是否应当从‘推倒’传统出发,还是从继承母语的传统出发,而加以革新,从历史资料看来我们的白话文及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们选择了前者,这就产生了语言学本质上的错误。”认为这是“违反语言本性的错误路线”,这种对“母语本质”的绝对否定过于偏激，取消了现代汉语的另外的可能性：“胡、陈等以消灭古典文学来为白话文打气撑腰有缘木求鱼之嫌。反之,如果他们潜心研究古典诗歌的魅力所在,就有可能更快地提高白话诗的艺术。”郑敏先生既是一位成名已久的老诗人，又长期从事英美文学研究与教学，其关于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的关系自然有深入的理解与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她对于“传统”、“古典”的重新发现，以及对西方文化因素的审慎态度，便非常引人注目。她指出，由于经历了“白话文运动”这样与传统的文化断裂，西方的翻译大面积进入，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的语言慢慢走上另一条道路。当然这其中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在于我们大量地吸收了西方的语法结构等；坏处就是我们没有把自己的语言史结合进来，作到民族语言与西方语言接轨，而是把古典汉语给扔开了。”她认为：“最伟大的创新者也必然是最伟大的继承者。一个有几千年诗史的民族如果不能从自己的诗歌史中汲取营养岂不有些荒唐？”在面对“世界”与“西方”时，她指出：“我们要吸收世界优秀的诗歌，借鉴他们的传统，但不能只是模仿，更不应该仅只追逐西方的时尚。我们要焕发汉语文化自己的特点，在创新中显示出我们几千年诗歌传统的独特和伟大。”
　　郑敏对于白话文运动比较严厉、立场分明的态度引发了另外一种声音，形成了讨论与争鸣。范钦林在商榷文章中认为，白话文运动在当时的出现是势所必然，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而非为个人意志所左右的。他对白话文运动的评价上，也是非常正面的，文章中指出“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白话文从哪个角度讲都不比西方任何一种语言逊色。”“可以说白话文已经炉火纯青、可以表现任何需要表现的内容。”该文与郑敏文章的观点不同，但主要是论证了白话文运动的合法性及其成就，对于郑敏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并未“更进一步”，没有真正涉及郑敏文章关切的重点。而许明也对郑敏的观点持批评态度，他指出郑敏文章的内在理据是以“白话文运动”为例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性的否定。而在他看来,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是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强有力的思想杠杆,其历史合理性是不能否定的。他认为语言与文学发展有自己的规律，白话文运动中激进的口号和态度是一回事,而语言与新诗的发展是另一回事,这两者是不能混淆的。新诗在现代中国历史中的新命运,主要不在于语言理论的影响,而在于社会意识形态变动的影响。学者高玉主要从语言学角度对五四白话文运动进行观照和界定，肯定其“革命”意义。文章指出：“五四白话作为现代汉语不同于古代白话,作为‘国语’的普通话,不同于大众语。五四白话文运动不同于晚清白话文运动,也不同于三四十年代的大众语文运动。五四白话文运动除了语言工具运动以外,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运动,其语言运动是用新的白话作为语言体系取代文言作为语言体系,是语言变革,正是在变革的意义上它导致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而比较之下，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三四十年代的大众语文运动则都是属于“语言改良”，“大众语文运动和晚清白话文运动具有同样的性质,事实上是文艺大众化运动而不是思想革命,不论是在性质上还是在历史的作用和地位上,它们都不能和五四白话文运动相提并论。”张颐武则从“现代性”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富有深度的解读，认为五四先驱对“白话”作为民族书面语的建构包含着一个极为明确的“现代性”目标。而这种“现代性”本身是包含悖论的：“这里的困境在于重返或重建‘主体’的承诺是以‘他者化’的否定本土文化为前提和条件的。这里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激进地否定‘古典性’,强烈地要求‘他者化’,会使重构或重建‘主体’的任何可能均告丧失,因为连‘主体’的任何痕迹都已不复存在,‘主体’就会变为仅仅是西方而使本土文化永远处于‘他者’的位置上；而过多地包容‘古典性’,则会使‘现代性’本身失掉了清晰的界定,从而使文化处于一个无法走向激进变革与发展的状态。”这种“他者化”的处境是包括五四先驱，同时也包括作为反思者的郑敏都无可摆脱的。面对这种“无解之局”，只有勇于探索，打破原有的凝固的二元对立，才有可能找到新的可能性空间。
　  从总体上反思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问题，对历史并不长的现代汉语诗歌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审视、发现问题、提出解决的思路，其间的观点和思路不尽相同，但建立一种更好的诗歌语言生态的愿望则是相同的。学者张桃洲在关于“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语言问题”的论文中指出：“围绕着中国新诗语言这一总的论题,有三个难以绕开的基本问题:第一,就新诗语言资源而言,如何在白话与欧化的历史两难处境中寻求适于新诗语言的内在资源；第二,就新诗语言质地而言,如何在古典与现代的现实张力中,在二者的差异性和延续性中摸索到促动新诗语言自我生成和更新的‘基质’；第三,就新诗语言风格而言,如何在实行对口语与书面语的双重超越后,构建符合新诗语言特性的多样化风格。它们构成了探究中国新诗语言问题的‘元问题’。”认为“20世纪中国新诗创作和阅读实践,以及新诗语言自身趋于复杂化和精细化的内在需要,同时要求新诗语言对现代汉语(特别是日常口语)进行‘锤炼’和‘提纯’。新诗语言的多样化风格,既来源于丰富的趋于口语的白话语言,又必须从诗性的高度实现对它的超越。”邱振中指出，由于“语言上缺少高远目标”，“缺乏自觉意识、缺乏理论的探入探究,延缓了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确立”，中国新诗“产生过不少好诗,但它们只是在某些方面进入了诗的境界,即使是现代诗歌史上脍炙人口的名作,绝大部分都没有做到语言、意象和含蕴的密合无间,同时保持语言音响、结构、意义组织的非散文化。”诗人陈东东分析了“现代汉语的特殊出生”，认为其一开始就是带有鲜明的现代性价值取向的一种“革命性”语言,认为“这种语言有一个朝着未来的方向,并且被赋予了在朝向未来的进程中言说中国的现代化、创建中国的现代性传统的使命和责任。所有这些,都具有那么显著的‘知识分子性’,足以让人把最初的现代汉语看作一种知识分子的话语语言。”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现代汉语受到了多重因素的掣肘，被刻意变革、改头换面抑或习惯性遗忘，其“知识分子性”逐渐丧失，因而“作为诗歌语言的现代汉语,仍须不断回到它特殊的出生。”章燕在《关于“后新诗潮”诗歌的语言问题》的论文中认为，后新诗潮虽然发生了语言观的变化，有自觉的语言意识，但是也存在一些误区，在语言与“思”的关系上，先锋诗人的作品“更多的是单纯的语言运作。他们普遍看中语言自身的运动,但却忽视了语言运动与‘思’之间的关系,与对生命本质的体验之间的关系。”在诗歌语言与传统、与“根”的关系上，“‘后新诗潮’诗歌对传统的拒绝本意是在创造,创造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将创造与传统对立起来难免落入解构理论所批判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樊篱。”学者吴晓东则面向即将到来的21世纪，尝试思考一种“现代汉语诗学”：“我们迄今尚未触及到现代汉语诗学的雏形,尽管世纪末诗论者对语言的关注提供了一条可能性途径,建立一种现代汉语诗学的体系这一艰巨同时又必须担负的历史使命,恐怕仍旧要留给下一世纪了。”“对现代汉语诗学的探索,其实也就是对现代汉语如何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诗歌的艺术形式、审美机制以及诗人们在文本中透露出的心理文化体验的探索。由此也许可以直觉性地臆测现代汉语诗学起码应该涵容物质(如语音、形态、构词、词序、语法结构诸种因素对诗歌形式的制约)、诗性程度(现代汉语作为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所隐含的固有的审美因素)以及集体无意识等几个层面。”总体而言，关于世纪末新诗语言问题的讨论，实际不仅仅是语言观念和语言哲学的分歧，其背后更是与新古典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激进主义、西方化与本土化等的诸多文化立场、态度、解决方案相关联，有着极为复杂的内涵和多重的指向。

二、诗歌口语与口语诗歌问题

　　新时期诗人语言意识的自觉大概在“第三代”诗歌时期已经比较明显，如韩东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于坚提出的“拒绝隐喻”，“非非”诗人提出的反文化、反价值、语言变构等，均体现着明显的语言追求。这其中，关于诗歌“口语化”的问题逐渐浮现，书面语与口语、知识分子语言与民间语言之间的龃龉逐渐演变成公开的矛盾和论争，导致了90年代末诗坛的“分裂”。诗歌口语化的追求在早期的《他们》诗群中有着明显的体现，后来90年代的“民间写作”群体亦多采用口语写作，到新世纪的网络诗歌群体中更是“一枝独秀”、得到了发扬光大。在80年代，诗人于坚如此论述“诗歌”与“语言”、“语感”：“这些诗使诗再次回到语言本身。它不是某种意义的载体。它是一种流动的语感。使读者可以象体验生命一样体验它的存在，这些诗歌是整体的，组合的，生命式的统一成流动的语感。它不可分割，也无法破译，如果你除了它本身，仍然感受不到什么的话。”而在十年以后，他在一篇充满战斗和檄文感觉的文章中为“口语写作”呐喊。他指出，“（普通话）向着一种广场式的、升华的更适于形而上思维、规范思想而不是丰富它的表现力的方向发展,使汉语成为更利于集中、鼓舞、号召大众,塑造新人和时代英雄,升华事物的‘社会方言’。”“普通话把汉语的某一部分变硬了,而汉语的柔软的一面却通过口语得以保持。”“口语写作实际上复苏的是以普通话为中心的当代汉语的与传统相联结的世俗方向,它软化了由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形而上思维而变得坚硬好斗和越来越不适于表现日常人生的现时性、当下性、庸常、柔软、具体、琐屑的现代汉语,恢复了汉语与事物和常识的关系。口语写作丰富了汉语的质感,使它重新具有幽默、轻松、人间化和能指事物的成份。”文章在一系列如书面语/口语、普通话/方言、硬/软、中心/边缘、官方/民间、贵族/世俗、北京/外省等的二元对立中展开论述，强调了口语写作之于诗歌写作的意义，其中具体观点的论述不无可商榷之处，但在指出口语为诗歌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口语写作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方面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提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话题。针对1990年代的诗歌状况，批评家谢有顺也指出，“知识化、玄学化的倾向，是当下诗歌处境日益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要使诗歌重获活力，就要把诗歌从知识话语的霸权中解放出来，回到坚实的大地，回到具体的生活及具体的精神情境中”。在谈到口语诗歌的问题时，陈旭光指出：“进入诗歌的‘口语’,尽管表面上看来轻松随意,顺手拈来,跳跃性也大,但却都不是孤立的,其中的每一句‘口语’,都隐含潜藏了一种向主题意蕴归趋的指向,都受到大大小小的‘语境’、诗歌的整体氛围和整体主题意蕴的制约,而这整首诗,正是一个最大的、终极的语境。读者的阅读,也正是在完成一个个小语境中字、词的理解之后,逐渐向最大的语境归趋,并最后完成对诗歌整体的理解和把握。整体性原理和意向性归趋,正构成了进入诗歌中的‘口语’与‘日常口语’的区别。”
　　关于诗歌中口语写作的意义，有论者指出：“诗歌口语化的实验,使得诗歌的精神表达与人的生命形态之间的距离缩小了,这不仅仅是对贵族化语言文化的偏离,而且也表明诗人对生命旨意的透彻领悟。”口语写作在90年代的境遇，在不同的诗人那里有着不同的评价与描述，这与当时诗坛的分化与裂变有关。就这一时期口语写作的分析而言，下面的论述应该是客观、理性的：““保持和维护90年代汉语诗歌的原创立场,坚持精神独立,对于内在技艺的追求和探索,形成自身对诗歌的高度自律,并进而深入到生活中去,体现出感受的强大力量,在谛听、颤栗、追问中完成对诗歌理想的追求……这些,是我想指出的90年代末期形成的后口语诗人群们得以生存和强大的可能。”口语写作当然也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粗糙、口水话、无意义化等等，如评论家沈奇所指出的：“口语热一旦热起来就高烧不退,让人想到是否刚好契合了这个时代之浮躁、粗浅、游戏化的心态而发展成为一种‘时尚’？最难干的活现在成了最好干的活,轻快流于轻薄,生动变成生猛,惟宣泄为快,或拿粗糙当锐气吓人,以至成了心气与姿态的拼比,结果是量的堆积和质的贫乏,大多成了一次性‘消费’”“时至今日,口语诗正演化成为一种技术难度最小的汉语写作,或偶有一点冲击力,但基本上无品位性可言,其诗质稀薄的负面因素,还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总的来说，这也同样是成就之中的不足，还是应该首先看到其积极意义和价值，其所存在的问题正是下一步所需要克服和改进的。

三、关于“字思维”问题的讨论

　　汉字“字思维”问题的讨论是这一时期诗歌语言研究的一个方面。“字思维”主要探讨汉字的诗性特质与诗性书写，但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极为密切，不可能真正分得开，对“汉字”的探讨必然涉及“汉语”。关于“字思维”的问题，首先是画家石虎先生于1996年初撰文提出，此后1996年第2期起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开设“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的栏目，该栏目开设数年，发表了大量讨论文章。石虎在《论字思维》中认为汉字是汉语诗歌的诗意本源,提出了汉字“亚文字图式”的构成法则,以及“中国人的字信仰”问题、“汉字有道”问题、“汉字的两象忍维”问题等。“每一个中国字都具有观照自然、与万象合一的性质。每个汉字是宇宙灵界的范畴图式概念。”“汉字有道,以道生象,象生音义,象象并置,万物寓于其间。”字思维的问题其实正契合了临近世纪末，对现代汉语诗歌进行回顾与反思的潮流，加之诗歌的边缘化、影响力下降、现代汉语诗歌暴露出许多问题、发展遭遇瓶颈，以及全球化、第三世界、后殖民语境、文化传统的断裂与修复等问题，因而引发了热烈的反响，辐射、勾联了许多文化、诗歌、美学议题。学者王岳川从“汉字本体论:由神性到诗性的存在”、“汉字思维论:由象性阐释到诗性命名”、“汉字文化论:从后殖民话语到边缘对话理论”三个方面对汉字之诗性的诸多根本性问题进行辨析，讨论了“字思维”理论的现实意义和内在理路。并特别指出：“汉字的‘强大阵容’表明了中华民族思想的广阔度以及‘词与物’(福科)对应的宽广度。”“汉字文化理应在后现代社会中真正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的对话的话语空间,以一种‘他者’(other)的形象,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表意方式。人类未来文化是差异性文化(和而不同),而非一元性文化(同而不和),任何消弥差异走向一元的设定都将使人类文化元气遭到毁灭性打击,强调差异即强调生命遭变,强调本土新文化的延生,强调不屈于统一模式的自我意识觉醒。”学者王一川则主要从“汉语形象”方面谈汉语的诗性、审美价值，其所言“汉语形象”主要不是从汉语的文字形象和汉字书法形象,而是从汉语在诗中的具体表现或修辞功能而言的。他指出：“作为一种修辞性形象,汉语的审美价值在于,它被精心调整和组织起来,以便成功地实现特定的表达意图,并最终在读者中造成强烈的社会感染效果。换言之,汉语形象的审美价值主要在于它在审美——艺术表现上的修辞性价值。”并从语音形象、文法形象、辞格形象和语体形象四个方面分析了汉语形象的修辞形态，认为它们构成了汉语的“修辞之美”。牛宏宝指出，当今的语言诗性功能越来越隐退,而逻辑功能越来越显著。“‘字思维’关涉的是语言的诗性功能问题。当前的紧迫问题就是要开掘现代汉语的诗性功能,这是每个用汉语创作的艺术家的责任。”耿占春认为：“字思维把我思让位于字思,即语言在说话,让文字语言自身来说话。在我们的日常语言里,借喻的东西太多,而借喻离诗性相差很远,‘字思维’就是要重新表达一种生动的经验。”吕家乡考察了“字思维”和“诗思维”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认为“用汉字写诗的当代诗人既有必要了解、借鉴古人的字思维,更有必要了解、借鉴古人的诗思维。”并在古、今、中、外的坐标体系中指出：“古代诗人对古代汉语、汉字的钻研和运用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当代诗人要继承先人的成就和精神,并以外国语言文字作为参照比较,致力于发掘和发挥现代汉语、汉字(包括形、音、义诸方面)的特点、功能、潜力,以切实提高汉诗水平。”
　　也有一些学者主要地从反面、对字思维理论提出质疑与商榷。比如余仰仲认为石虎的字思维理论不无内在矛盾，充满了一种复古主义的气息，这种复古并未提出能够为现实指明出路的新内容。他指出：“汉字,也并不完全是石虎先生所倾心崇拜的单纯无瑕线条。千百年来,汉字被中国仕阶层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像饰物一样把玩,它的内部,渗满了一层层油腻的酸气。必须正视的是:石虎先生的文章中,忽视了复盖在汉字上面那一层已经灰死过去了的士大夫意识。正是那些已经飘逝过去了的魂魄,遮挡了它们的通向今天之路。”段从学则认为字思维的理论因过于专注于中西文化的对立因而是形而上学的。“这种以汉字的象形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诗观,不仅留存着将诗性等同于形象性‘形象思维说’的残余,更重要的是它以维护同一性为目标,不仅压抑和忽视了中国文化的内部差异性,而且将诗意本源归结在某种已在的现成之物中,从而使诗歌写作失去了生成新书写的开放性。”“‘字思维’要求的写作是回复到有固定边界的传统文化内部,追求与在字象中被固置下来的自然万象的同一,这就用有限的存在堵死了写作的无限多样的可能与生成性。”
　　此次关于字思维的讨论持续数年，在1996年11月《诗探索》编辑部召开“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研讨会的基础上，2002年8月“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第二次研讨会在京召开，这次讨论对“字思维”相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孙绍振认为，汉字不仅有着“形而上”的意味,而且保留了“形而下”的根性,“字”的力量使一个国家保持了统一与完整。汉语的“浮动性”与西语的“准确性、秩序性”形成对照,汉字容易“并置”而西语强调“从属”。“并置”是“字思维”一个很重要的侧面,表现在中国诗歌里非常普遍,“并置”的优越性自不用说,但驾驭比较长、比较大的作品难以显出效果。王光明认为，“字思维”的提出,是在从中国文字寻找汉诗出路这一条线上的延伸,希望回到根源上的汉语,纠正语言上的工具论倾向。我们不能把现代汉语看得一无是处,现代汉语写作显示的有些东西也是古典诗歌达不到的。唐晓渡认为，“字思维”讨论激发的应该是一种自由创造的精神,当此关口,回到未来,它不应构成一种压抑性的力量,而应该是一种解放的力量。程光炜则主要对此概念进行反思，指出反传统成了中国新诗的一个新传统、新气质,而古代诗词赖以成立的“意境”在当今早已无法接续。因此,很难说“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有一个可以讨论的平台,它更应该与中国古代诗学挂钩。西渡则不同意关于汉字所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神性文化的说法,他认为那正好是一种神性缺席的文化,而且,有着非常黑暗、残忍的一面,不能理想化地过分强调古代汉语、汉字的诗意与诗性,而不顾汉语文化里非人性、反现代的成分。西方人对汉语的态度未必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他们通过汉语汉诗来补西语诗的缺陷和不足,我们需要的是通过西语来观照改善汉语的不足。虽然具体的观点有差异甚至互相冲突，但关于汉语诗歌中“字思维”问题的讨论无疑对于省思汉语、汉字中诗性思维的问题，以及如何重新找回和发扬现代汉语的诗性内涵，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末的这场关于现代汉语诗歌语言问题的讨论最重要的意义或许不在于它提出了怎样的观点或者达成了怎样的共识，而在于它提出问题的方式、它对于问题的打开，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包含的变革、修正、提高的新的可能性。这场讨论、论争并未真正终结，在近年有的话题仍在继续讨论之中，可以说，讨论、思考本身要远比它所得出的具体结论更为重要，因为语言对于诗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样，语言意识、语言自觉对于诗歌创作者、研究者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不论何时它都应该处于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之中。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