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学术研究中的“现代化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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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学术研究中的“现代化困境”

方朝晖

一

　　20世纪中国学术的一切问题，几乎都跟一件事情相关，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在“五四”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这个问题也被说成是“救亡”问题。今天我们看到，任何一个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思潮都注定了要回答一个问题，即它给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出路。然而，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本身所包含的问题却似乎很少为人所认识到。虽然也有人在问，难道学术仅仅是实现某种外在的国家民族利益的手段吗？难道学术不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学理逻辑和价值理想吗？然而，这种思想却常常受到人们这样的谴责：为什么学术不应该为社会现实服务呢？难道学术不就是为了解决人生及社会事务而存在的吗？如果读书人都钻到了书斋里，只顾自己个人的兴趣，而不问天下国家需要，这既不符合中国学术自古以来的传统，也不符合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学术为社会现实需要服务成了多数人心目中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然而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种观点存在严重问题。试想一下，所谓的中国学术，在今天无非是由各种各样的学科构成的，每个学科都可能有好多细小的专业，而专业之下又有许多领域（research field）。例如，就拿“文学”这个学科来说，大学中文系中有的人研究李白，有的人研究《离骚》，有的人研究海明威，有的研究希腊神话乃至《荷马史诗》。难道这些人研究唐诗、《离骚》也是为了国家的某种需要吗？难道让这些人为了围绕着如何使中国早日富强、早日现代化而研究古代神话以及《荷马史诗》吗？在其它各个学科领域，情况其实也完全一样，这一点只要我们稍微开动一下脑筋就能想通。比如在哲学系有的人研究亚里士多德，可是亚里士多德与中国现代化有什么联系？即使有联系，也太间接了！为着中国现代化这个宏伟目标，他是不是应该放弃研究亚里士多德，转而研究某个与中国现代化联系更直接的课题呢？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中国将来岂不是无人研究古希腊哲学了吗？不同专业的人们在研究不同的问题，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个人的爱好和兴趣，而满足人们的兴趣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人性的境界本来正是学术的根本价值；另一方面，各个专业、各个研究领域都遵循各自不同的学术逻辑，如果在学术的逻辑之外再预设一种新的逻辑，以致把国家需要看得比学术的逻辑更重要，乃至用国家标准来衡量学术，这无异于摧毁了学术本身，而这正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最大悲剧。
　　那种认为今天中国学术的方向就是使中国更加富强，或者说寻找一条使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道路的人，常常会处在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即一方面他们大谈如何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他们又把使中国学术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当作自己追求的目标。他们为此大搞国际学术交流，引进了不少西方学者来华讲学，作学术报告。可是他们却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一流水平”这两个目标其实是有矛盾的。试想一想，这些被我们请来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西方学者，他们做学问难道也是为了使他们自己的国家更加强大吗？比如说，如果一位美国学者做学问的目的就是使美国变得更加强大、更加现代化的话，我们真的还有兴趣请他来中国吗？我们请一位日本学者来中国，难道我们同时也认为他做学问的目的是在寻找一条使日本更加富强的道路吗？我们做学问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早日富强、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请问我们是否同时也应该认为那些日本、韩国的学者们做学问的目的也是使日本、韩国魏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吗？
　　也许有人会说，尽管外国学者做学问的目的不是为了本国的现代化，但是他们的学术思想可能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有启发意义。然而，问题却并不如此简单。把学术仅仅当作服务于国家现代化这个国家目标的工具，其核心精神是民族、国家利益至上，民族、国家利益成为一切文化学术活动的轴心。然而，由于这个民族国家目标——国家现代化——的根本精神是“富国强兵”，常常被从物质进步、科技发达、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来理解，于是导致了一种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因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人文化理想的丧失，整个民族陷入于一场空前的信仰危机和精神价值失落之中。当学术仅仅是服务于世俗功利目标的工具时，整个民族的文化却也失去了超验的精神价值追求。这个问题，正是孟子所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的局面，今天也常常被人们说成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以及人文精神失落问题。
　　事实上，我们成天把追赶西方的现代化当作自己的目标，可是我们同时却没有弄清，所谓现代性本身就意味着学术的独立和自主，而不是指学术为哪个国家的强大或现代化服务。在西方，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这其实是现代化过程中关于学术的主流思想。我们在追赶现代化的同时却对这一“现代性”思想讳莫如深。尽管在西方近代以来也出现了一大批关怀现实问题的思想家，但是即便这种关怀也是从普遍的学术真理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哪个国家的富强或现代化目标出发的。就连卢梭、洛克这样的政治思想家，我们也不能说他们做学问的目的是为了使法国、英国更加强大，更加现代化。如果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为了使德国更加强大而提出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中国人去信仰它了。原因很简单，如果学术不是从人性的普遍需要出发，追求人类共同普遍的真理的话，那么它的价值就必然会因局限于国家需要而大打折扣。像我们现在成天把寻找一条“救中国”的道路，把如何使中国变得更加富强、如何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当作学术的根本目的，难道不是很荒唐吗？

二

　　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陷入于这样一个学术研究中的现代化困境呢？我认为原因在于人们并不去追问学术研究以及一切民族利益和国家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追问一下如下的问题，比如人们从事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一切国家发展计划最终是为了什么目的服务的？我们很容易发现，其实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一样的，那就是：无论是人们从事学术研究，还是制定国家发展目标，其最终目的都只能是为了每一个人潜能与创造力的发挥，自由与尊严的保障，幸福与价值的实现。于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一切学术活动、社会活动及国家目标背后，还应该有一个更高级的理想，即超越于一切世俗功利需要之上的价值。也就是说，学术也好，现实需要也好，国家目标也罢，都不应当是最终目标，而是为着另一个更加重要的目标服务的。既然国家目标和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一致，也就不存在以国家利益为准来衡量学术研究的价值的问题；不仅如此，即使是国家发展目标，也要用上述最终目的来衡量。易言之，学术研究既可以为现实需要服务，也可以不为之服务；无论服务与否，衡量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上述最终目的。
　　现在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国家现代化目标的意义限度。国家现代化的具体目标，总是表现为一些有形可见的计划，但是正因为它们只是一些物化了的目标，因而虽然对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却不能构成一个民族的人们追求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动力。换言之，如果仅仅停留在国家现代化的物化目标上，我们就会掉入现代化的陷阱中去而遗忘了追求现代化的真正目的；不仅如此，人们对现代化的追求将缺乏超验的信仰基础和终极的价值关怀，而变成仅仅在为一系列世俗的功利而奋斗。这样的现代化理想，与我们前面所说的一切国家目标和学术研究背后的最终目的是不一致的。
　　其实，国家的现代化是各行各业现代化的结果，而各行各业的现代化，其具体内容固然各异，其最终目的却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和价值实现服务。例如，尽管商业的发展对国家富强肯定有利，但是我们绝不能说商业活动的根本意义在于实现国家富强，商业活动的根本意义应当存在于这种活动本身，即只能理解为千百万经商者潜能的发挥和全面发展，理解为它最终为人性的自由与价值的实现服务。商业活动需要国家的调节，但是我们不能说人们从商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国家目标。学术研究活动也是如此，其根本意义在于让更多的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让他们能够更加自由地思考和交流，创造更加辉煌的人性境界，从而使得学术的研究能够为更多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因此，商业也罢，学术也罢，它们的发展固然可能有益于国家的强大（现代化），但是由于国家现代化最终要落实在各个具体行业的发展，而各个具体行业的发展，其根本意义首先应当是针对 “个人”而不是针对国家而言。如果人们经商的目的不是出于他们自身内在的价值追求，而是出于商业活动之外的其它目标，那么他们自身在这一活动中就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与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最终目的是不一致的。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也是如此。我们不是成天口口声声地说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无比伟大，因为有像汉唐文化、唐诗宋词等一系列创造了无比辉煌的人性境界的成就吗？难道我们说汉唐文化、唐诗宋词伟大，是因为它们把汉代、唐代或者宋代的中国搞得非常强大了吗？
　　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到，既然国家现代化目标必然要落实到各行各业的发展上来，而各个行业的现代化发展无非就是行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为人的潜能的发挥和全面发展，为人的自由与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更好的条件而已。那么，如何才能确保各行各业的发展能够为人的自由与价值的实现服务呢？显然各行各业的发展之所以能够为人的自由与价值的实现服务，主要是因为每个行业有自己的内在的逻辑理路，正是这种内在逻辑理路吸引了人们的兴趣，使他们觉得在这个领域发挥自己的潜能具有无穷的乐趣，这构成了他们的一种人生价值。例如，黄梅戏对于演员的主要意义在于它的演唱技艺能够给表演者带来巨大的乐趣和境界，人们只有严格按照黄梅戏唱腔的内在要求演唱才能体验其中的无穷乐趣；因此，一个黄梅戏表演者唱什么内容，以及如何发展黄梅戏的表演艺术，要取决于表演者个人的特长和兴趣；如果把一种不符合表演者的特长和兴趣的外在需要强加给表演者，他们将会因此而不能体验黄梅戏艺术的真正价值和境界。这就是说，只有充分尊重各行各业的内在逻辑，让他们确保自身的自治和独立性，才能使之为人的自由与价值的实现服务。相反，如果我们不尊重各个行业自身的内在逻辑要求，而是把人为预设的国家目标强加于作为各行各业之上，结果就会导致对各行各业自身内在逻辑的抹杀，从而从根本上摧毁了行业发展的意义。当然，这决不是说国家干预对于各行各业的发展没有作用，而是说国家在各行各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意义是预防性的，而不是它要用某种外在的富国强兵目标来主宰各个行业的发展。因此，我认为，在我们追求 “国家现代化”这个目标之前，不妨对国家现代化这一概念本身进行如下解构，即必须认识到，所谓国家现代化乃是各个行业的现代化发展的集合：
　　现代化=学术的独立+商业的理性化+法律的自治+政治过程的理性化+……
　　事实上，长期以来，正是因为我们主要局限于国家需要或民族主义情结来理解现代化，并以此为基础把所谓的国家现代化当作了高于一切的目标来追求，才把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搞得无比复杂。可以发现，经过这样一番对对现代化概念的解构，现代化仍然可以作为我们追求的理想，但是其含义变得简单易明多了。它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固然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课题，但是像中国现在这样举国上下把寻找现代化当作学术研究的目的，并长期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话语，这一现象是极不正常的；事实上，根本不需要花那么多精力来探讨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学者做学问的时候不需要也不应当总是从国家现代化的角度来论证自己的学术价值。因为现代化无非就是指各行各业的人们按照正当的方式把自己行业的事情做好，表现为各行各业的独立、自治与理性化。在行业的理性化与自治之外架设一个抽象的国家现代化目标，反而会导致行业的“现代化”不能实现。这就好比一个足球队，它的整体水平是每一个队员在个人水平集合的产物；如果每一个队员都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水平上，而花在抽象地探讨整个球队如何提高整体水平上，整个球队的水平永远也不会得到提高。
　　就学术研究而言，对“现代化”概念的解构意味着：首先，人们不必把一种整体意义（国家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当作其学术事业的理想，每个人只要从自己的个人兴趣出发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并尽可能把本专业、本领域的问题研究得最深刻、最清楚就可以了。换言之，学术的最高境界是人性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不是任何高于人性的东西；其次，对于任何一个热爱和从事学术的人，他在从事学术的过程中都必须无条件地把自身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来对待。
如果我们先预设一个学术之外的目标，很容易导致把它当作衡量学术的主要尺度，结果个人作为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是目的而成了完成外在需要的手段；最后，可以有一部分人把中国现代化当作自己终身的学术课题（既可以是纯学理式的研究，也可以是完全实用的方案研究），但是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衡量学术价值的主要尺度是对于中国现代化能起多大作用。中国学术必须在国家需要之外、从普遍的人性状况出发来确立自己的独立基础，中国学者必须重建学术自身的逻辑，建立独立的学术价值王国。
　　现在的问题是，大家也许都会同意“学术对于人来说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个说法，但是与此同时你要他们放弃追求国家现代化这个目标来从事学术，又是多数中国学者所极不情愿的。在他们看来，这样做似乎贬低了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的价值。其实，这种“不情愿”本身恰恰反映了当代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的深刻的“意义”危机。因为他们的这种心态说明他们根本没有体验到那种纯粹的学理研究所带来的巨大乐趣，感受不到学术本身所具有的至高无尚的人性境界。也就是说，他们的这种不情愿充分表明他们还不能使学术研究朝着一个人潜能与创造力的发挥，自由、尊严与价值的实现的方向发展。在他们看来，只有从国家现代化目标这个角度才能找到自己的学术价值，这一现象本身恰恰说明他们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的价值是非常缺乏自信的。他们没有认识到，恰恰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不自觉地把国家需要、把民族现代化理想当作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最高理想，结果事实上导致中国学术长期不能与世界一流水平对话，长期不能“现代化”。

三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所谓的人文精神失落问题，或者说，现代中国社会缺乏信仰和精神支柱这样一个多年来学术界老生常谈的问题，是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难以解决。我们也都知道，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提出了很多方案或设想，比如有人主张用儒家思想来救中国，有人认为中国人缺乏信仰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宗教（他们指的主要是基督教），等等。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给予很多中国学者以启示，使他们坚信，中国要现代化，必须有类似于宗教信仰一样的东西来指导现实。而今日中国社会之普遍信仰和精神价值危机的出现，也是信仰的丧失所致。
　　表面看来，这一说法似乎很有道理（笔者本人数年前也曾接受此观点），但是其实这些观点是经不住推敲的。因为所有这些观点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之上，即仿佛信仰可以为了某种功利的现实需要而建立起来。可是我们知道，任何信仰，只要不是那些低级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性质的，而是有着自己独立的超功利的价值追求；信仰之所以为信仰，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为了哪个国家的现代化服务的。为了世俗的现代化需要、经济发展需要追求信仰，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可能建立起任何真正的信仰来；带着世俗的富国强兵需要去寻找信仰，这一事实本身恰恰意味着我们还远离信仰，根本没有找到信仰的门径。
　　那些认为中国需要信仰的人，有的人认为西方基督教可以拿来作为中国人的信仰，有的人认为儒家传统可以作为中国人的精神价值之源，有的人则主张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如果这些信仰真的能够一夜之间在中国建立起来，那当然好；但是问题在于，信仰之所以为信仰，正在于人们能够坚定不移地相信它才可以成其为信仰；当人们还不能够坚定不移地相信它时，我们不可能人为地建立起一种信仰来。那些带着功利的目的来为中国寻求信仰的人，他们的愿望注定了会落空。因为他们的设想缺乏可操作性，都有“画饼充饥”的性质。他们都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现实的中国人的精神状况是什么，他们究竟在期待什么，他们的精神贫困是不是可以通过一种更加切实可行的途径来解决。
　　我的观点是：中国人之所以缺乏信仰，现今中国社会之所以出现价值真空，不是由于中国人没有引起或建立起前面所说的那些信仰体系的缘故，而是由于他们对“现代化”的错误观念所致。尽管中国社会今天的许多问题都是一系列政治、经济、国际或历史因素影响的结果，但是19世纪以来由于中国人从开始就是从纯功利的角度，或者说国家富强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化的涵义，不能不是导致今天中国人精神价值问题的观念因素之一。换言之，由于他们在引进、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从上述纯功利的角度出发，只是注重于所达到的国家富强、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一系列可见的物化了指标。结果却出人意料地发现，纯粹功利性质的现代化追求，却掏空了追求者们的精神王国，异化了他们的价值理想，摧毁了他们的信仰世界。因此解决的办法也只能从现代化观念的“哥白尼式革命”入手，即现代化不应当被作为一个世俗的目标来引进，而应当被作为实现另外一种更高的价值的手段。所谓另外一个更高的价值，我指的是站在普遍的人性需要的角度而不是一种物化了的国家目标的角度来理解的人的价值，它包括每一个人潜能与创造力的发挥，自由、尊严与价值的实现。因此现代化的主要意义不是某种经济指标、科技发达程度或人民生活水平指数，而在于：它为人们实现上述普遍的人性价值提供了崭新的空间。
　　对现代化涵义的重新理解，意味着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并不是在追求现代化，而是通过引进现代化的方式来寻求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实现自己的自由、价值与尊严。其具体途径是：现代化不再以直接面对于每一个人的国家目标出现，而是被分解为各行各业的理性化发展的目标，而各行各业的理性化发展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从制度上保证行业的独立和自治，即人们可以按照行业的内在需要和逻辑规则来追求自己的事业；二是在精神上人们通过追求和体认职业的神圣感与尊严来展示生命的活力，体验人生的境界，实现生命的价值。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为各行各业的发展设置游戏规则，确保和促进各行各业的事业和谐有序地进行。当然，与此同时，还可以存在一个完全由政府提出来的国家现代化目标，但是这个目标不应当是一个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各行各业必须共同追随的目标，而只是一个只能依靠政府行为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来推行的方案而已。所谓非常有限的范围，我指的是政府只能通过商业契约的方式来吸收社会资源实现其目标，而不能把自己制定的目标无条件地加之于社会。因此，具体的国家目标不是一个全社会人的共同行动纲领或精神动力。
　　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社会如果确实存在精神价值危机的话，其根本原因不是由于没有在中国建立起基督教、儒教或其它信仰体系的缘故，而在于人们现代化观念的根本错误没有得到纠正。换言之，如果儒家、自由主义、基督教或者其它任何一种信仰体系能够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根开花，给中国人提供精神信仰的话，那么它也必须从对现代化观念的重构入手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信仰或意识形态之所以在现代中国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原因也正在于它们脱离现代人生活的现实来谈价值，它们不知道，信仰是不可能从外部强加的，信仰必须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活生生的土壤才能生根开花，发扬光大。至于近年来国内流行的人文精神讨论，由于没有涉及到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因而只能永远停留在隔靴搔痒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