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的背影——汪曾祺其人其文

管季超0712

原文地址：名士的背影——汪曾祺其人其文作者：文学世界

汪曾祺简介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来源：江苏政府网） 汪曾祺作品 短篇小说《受戒》 《大淖记事》 《鸡鸭名家》 《异秉》 小说集《邂逅集》 《晚饭花集》《茱萸集》 散文集《逝水》 《蒲桥集》 《孤蒲深处》 《人间草木》 《旅食小品》 《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手稿《羊舍一夕》《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沙家浜》（主要作者） 京剧《范进中举》 文集《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 《汪曾祺文集》（共四卷，1993年）《汪曾祺全集》（共八卷，1998年） 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徐文翔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名士的传统。远的如魏晋，整个儿就是一个名士的时代，竹林七贤、陶渊明，滋养了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近的就更亲切了，民国时期的名士数不胜数，光说汪曾祺的母校西南联大吧，就汇集了多少有名士范儿的大师级人物！汪曾祺清楚地记得，闻一多讲《楚辞》的开场白便是：“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为名士。”话是这么说的，但真要做名士可没这么简单。名士首先是士，士是什么？士要有传承、有才学、有情调、有操守，还要有那么一股潇洒、淡然的劲儿——当然，再加上名气，方可称名士。汪曾祺，恰好就是这么一个人。
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一个有着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士大夫家庭。他的祖父是清末拔贡，写得一手好文章，同时还兼具一点儿诗人气质。祖父对汪曾祺极为宠爱，亲自教授他古文和书法。而他的父亲汪菊生更是一位多才多艺、带有名士色彩的人。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中，汪曾祺这样描述父亲：“父亲手很巧，而且总是活得很有兴致。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个画家，会刻图章，他会摆弄各种乐器……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我的童年是很美的。”不仅如此，这位兴趣广泛、才华横溢的父亲还很随和，从不像古板的八股先生那样教育孩子，而是将他当朋友看待，喝酒时给儿子也倒上一杯，抽烟时给儿子也分上一支，而且先给儿子点上火。汪曾祺初恋时写情书，他竟然在一边出谋划策。这种宽松和谐而又充满浓厚文化气息的成长环境，深刻地影响了汪曾祺的个性。多年之后，他如此温情地回忆自己的父亲，恐怕不单单是对过往的追忆，更是在饱经沧桑后，对父亲生活情趣和人格理想的认同吧！可以说，汪曾祺身上那种富有才情、天真散漫的气质，早在童年时期便已打下深深的烙印了。
抱着“碰运气的心态”而考上西南联大，对汪曾祺来说无疑是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他后来回忆说：“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这个民主而宽松的特殊环境里，汪曾祺的名士范儿得以最大限度地显露出来。据夫人施松卿说，这时的汪曾祺，常年一袭长衫，一双布鞋，顶着一头乱发，喜欢泡茶馆，经常白天睡觉而晚上看书。在他最为景仰的三位老师中，闻一多是最可称名士的。他走进教室，便点燃烟斗，有时抽卷烟，就问学生：“你们谁抽？”于是讲台上下老师和学生一起喷云吐雾，汪曾祺自然也在其中。有一件事汪曾祺最为得意：他为人捉刀写的一篇评论李贺的读书笔记，文采斐然，闻一多读罢称赞道：“你的报告写得好，比汪曾祺写得还好！”闻一多不幸遇难后，汪曾祺沉痛地说：“闻先生是很喜欢我的。”另外一位老师沈从文，好像离名士的形象差得很远，可是在内在气质上，他却对汪曾祺影响甚深。汪曾祺曾这样评价沈从文：“我觉得沈先生是一个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一个不老的抒情诗人，一个顽强的不知疲倦的语言文字的工艺大师。”“沈先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非常容易动情，非常容易受感动。他对生活，对人，对祖国的山河草木都充满感情，对什么都爱着，用一颗蔼然仁者之心爱着。”如果说闻一多对汪曾祺名士气质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外在；那么沈从文的影响则更多地表现为内在，他后来的为人、为文，都能看到乃师沈从文淡泊、从容、温情的影子。
有的名士是锋芒毕露的，刚硬而决绝，像一支剑、一团火，比如嵇康。而有的名士则是刚柔并济的，温润而坚毅，像一杯酒、一块玉，比如陶渊明。汪曾祺固然也有“年少轻狂”的岁月，但他的名士范儿，离后者更近点儿。说“近点儿”，是因为他和陶渊明还略有不同。陶渊明是徘徊在出世入世之间的，而汪曾祺则完完全全是入世的。入世和名士放在一块，好像有点儿不和谐，但汪曾祺恰恰就是一个入世的名士。他入世，但不佞世。汪曾祺自己说：“我追求的是和谐”。此和谐不是政治术语，而是一种生活情调，一种人生境界。我们见惯了那些佯狂诗酒、抱膝高吟的名士范儿，突然就碰到了汪曾祺这么一位，真得好好琢磨一下。
实际上，汪曾祺追求和谐的这种“另类名士”气质，同他儒家为主、道家为辅的人格构成有很大关系。他坦言：“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何为儒家的人情？最根本的当然是浓厚的现世关怀情结。但不可忘了，儒家的现世关怀，和与自然的和谐是分不开的，二者融合在一起，便是一种“诗性人格”。汪曾祺说：“我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这种诗性人格对汪曾祺的影响几乎是终其一生的，这从他亲近自然、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从他写作中体现的浪漫主义和人文情怀就能看出来。但与此同时，汪曾祺又极为讲原则，儒家思想中士的坚守、自重，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他从不肯利用朋友为自己谋取方便。著名文字学家朱德熙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同班同学，两人一直是莫逆之交。在20世纪60年代的艰难日子里，有一次家中遇到难事，妻子半开玩笑地对汪曾祺说：“德熙是北大的副校长，咱们朋友中最大的官儿，托托他去？”孰料一贯温和的汪曾祺竟大发雷霆，向妻子吼道：“别添乱！”作为一名作家，他的这种坚守更体现在对文学标准始终不渝的独立见解上。担任《民间文学》主编时，他别具慧眼，发现陈登科来稿错字下埋藏的“金子”，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不佳作品不留情面，宁可得罪上级。这种对信念的坚守、深藏在骨子里的傲气，与他的诗性人格合在一起，便是儒家思想在汪曾祺身上的独特体现。
儒家思想对汪曾祺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如果仅仅是儒家，还不足以成就他的人生境界，也不足以玉成他小说、散文创作的田园风格。人之一生，所得有限，而欲望无穷。再诗性的人格，只要“爱人”、“入世”，便不得不有所追求——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而有所追求，便容易为得失挂怀，陷入烦恼困顿中。汪曾祺一生淡泊名利、潇洒从容，尤其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始终以从容、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煎熬和折磨，这与道家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他自承“年轻时很爱读《庄子》”，还说：“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两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不论何种境地，汪曾祺都能保持一颗平静、旷达的心，并积极去创造诗意、优美的文学与人生。待到艰难的日子过去后，大家从他“重操旧业”创作的《葡萄月令》《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中，惊喜地读到了一个更加淡泊、从容、温情的汪曾祺。这与其说是汪曾祺给予读者的馈赠，倒不如说是生活给予汪曾祺的馈赠。
有一点，道家与儒家是殊途同归的，那便是儒家讲究与自然的和谐，而道家同样推崇天人合一。一种思想文化对个体生命的影响，并不表现为简单的对应性接受。所以，我们非要刨根问底儿，弄明白汪曾祺所追求的“和谐”到底有几分为儒、几分为道，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其人格的形成，乃是受儒、道的共同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说到这，话题又回到汪曾祺的名士气质上。在前边，笔者把他这种追求和谐的名士气质称为“另类”，那是因为千百年来，我们的文化惯于将名士的人格独立同对抗性来一块儿看待，名士被崇高化成另一种意义上的英雄，而汪曾祺这个“老头儿”，哪儿有一点英雄的影子呢？可是反过来寻思，嵇康、陶渊明们选择出世，以决绝的舍弃为代价来换得精神的解脱，固然是一种崇高；而汪曾祺在入世的滚滚红尘中，始终保持着那份诗意与浪漫，坚守与温情，精纯如玉，温润如玉，又何尝不是更为普世化的崇高呢？套用德国浪漫主义理论家诺瓦利斯的说法，汪曾祺的这种名士气质，是一种“超越了世俗性低级自我、淡化了社会功利目的，把普遍的东西赋予更高的意义，使熟知的东西恢复未知的尊严，使有限的东西重归无限”的境界。
可叹的是，汪曾祺这位名士，大半生都活在一个“去名士化”的土壤里。他的可贵在此，他的落寞也在此。读汪曾祺的文章，经常会感到时代背景的淡化，或者向已经消逝的过往的偏向。汪曾祺自己也承认：“我的小说多写故人往事，所反映的是一个已经消逝的或正在消逝的时代。”这恐怕不能简单地以怀旧情结来解释。汪曾祺的散文里，有好大一部分是写饮食的——关于他的饮食，下边正要说，这儿笔者只想强调，时代背景的淡化也好，消逝的过往也好，就散文来说，没有比写饮食更适合的题材了。李国文在《文人美食好文章》里说汪曾祺写美食“其意似乎并不在吃，而在于往事的回忆，看来怀旧比那些食物更令他陶醉”。诚哉斯言。
该说说饮食了——谈论汪曾祺的名士范儿，怎能离得开饮食呢！近几年，饮食作为一个雅俗咸宜的话题是越来越流行了，前不久《舌尖上的中国》所掀起的饮食热便可见一斑。可是，若真将饮食上升到文化的高度，谈论饮食文化，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同样，也不是随便哪个饕餮之徒都可以称得上是美食家的——可要说汪曾祺是位美食家，估计没有人会提出异议。同为美食家的陶慕宁说：“窃忖欲以哺啜家(今称美食家)名世者，当先具四质素。一者，识见广博，兼采并蓄。须味觉灵敏，足践四方，雅俗精粗，亲尝遍历。二者，腹笥稍丰，涉笔成趣。须读书多且杂，善言谈而有味，擅属文而能尽饮馔之趣。三者，穷达亨困，谙练世情。须命途有舛，曾经沉浮。四者，心境冲和，无欲之欲。须斥去功利，但求审美。”这四条标准，哪一条汪曾祺都当之无愧。
汪曾祺喜欢吃是出了名的。他从小生活在高邮，大学时在昆明，工作后在北京，走一地吃一地。从《故乡的食物》《鸡鸭名家》等散文里，我们能深切地体会到他对故乡咸鸭蛋、荠菜、萝卜、鸭掌、鸭肫的喜爱与怀念。在昆明，每到星期天，他就和同学上街吃馆子，什么汽锅鸡、油淋鸡、过油肘子、腐乳肉、锅贴乌鱼、红烧鸡枞、过桥米线……全都尝到。解放初他在北京文联工作，和同事把北京有名的饭馆也吃了个遍。汪曾祺不但会吃，还会做。这一点很可能受家学影响，他的父亲就烧得一手好菜，最拿手的是虾松和赛螃蟹(瓜鱼)。汪曾祺擅长的菜就更多了，据有幸品尝过其手艺的人(如聂华苓、陈怡真)讲，那简直是“好吃极了”。在《食道旧寻》中，汪曾祺评价自己做的菜说：“学人所做的菜很难说有什么特点，但大都存其味，去增饰，不勾浓芡，少用明油，比较清淡，和馆子菜不同。北京菜有所谓‘宫廷菜’(如仿膳)、‘官府菜’(如谭家菜、‘潘鱼’)，学人做的菜该叫个什么菜呢？叫做‘学人菜’，不大好听，我想为之拟一名目，曰‘名士菜’。”
汪曾祺不但会吃、会做，还会写。写饮食文章也是门大学问，如果单写如何做、如何吃，那便和菜谱没有两样。好的饮食文章，重在饮食之外的情趣和意境。周作人曾评论李渔和袁枚饮食境界之高下说：“若以《随园食单》来与‘饮馔部’的一部分对看，笠翁犹似野老的掘笋挑菜，而袁君乃仿佛围裙油腻的厨师矣。”汪曾祺笔下的饮食，素多荤少，小菜多，大餐少，野菜、豆腐、苦瓜、蚕豆皆可入篇。文如其人，正如他的“名士菜”清淡、朴拙一样，他写饮食的“名士文”，让人读来也感到平中显奇，淡中有味，性灵独得。在手法上，惯用白描，只寥寥数笔，便境界全出。就拿《钓鱼的医生》里他写王淡人举个例子吧：
你大概没有见过这样钓鱼的。
他搬了一把小竹椅，坐着。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灰炉子，一口小锅，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还有一瓶酒。他钓鱼很有经验。……钓上来一条，刮刮鳞洗净了，就手就放到锅里。不大一会，鱼就熟了。他就一边吃鱼，一边喝酒，一边甩钩再钓。这种出水就烹制的鱼美味无比，叫做“起水鲜”。到听见女儿在门口喊：“爸——”知道是有人来看病了，就把火盖上，把钓竿插在岸边湿泥里，起身往家里走。不一会，就有一只钢蓝色的蜻蜓落在他的鱼竿上了。
更难得的是，汪曾祺的饮食散文里往往又蕴含着丰富的风俗人文、历史考据，名士的情趣与文人的素养二美得兼，一时并见。若问，名士和美食家有必然联系吗？如果一概而论，并非如此；可是要说汪曾祺，那二者的联系确确实实是必然的。如果没有美食家的这层角色，汪曾祺的名士气质就失色不少；如果没有这种名士范儿呢，那汪曾祺也就只不过是个过得去的美食家而已——而“过得去”，显然不是我们对汪曾祺能够满意的期许。
屈指一算，汪曾祺离我们而去已经16个年头了。读者并没有忘记这个“老头儿”，他的书一印再印，尤其以饮食散文最受欢迎。相信很多人像笔者一样，把汪曾祺视为自己最喜爱的当代作家。其实仔细想一想，如果不是因为他这个人，我们还会如此喜爱他的文吗？当我们推崇什么的时候，往往也就是我们缺乏什么的时候。当今并不缺乏作家，甚至也不缺乏美食家，可是汪曾祺走后，我们放眼四望，却难得再觅一位如此率真、潇洒、从容而又有才情的名士了。汪曾祺离去的“后名士”时代，我们看到有些人打着名士的幌子，但他们若站到汪曾祺的背影后，尽管这背影渐行渐远，也一定会如鲁迅在《一件小事》中所写的那样，被“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