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十个关键词

管季超0712

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十个关键词读书报记者康慨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10月14日   04 版）

摄影：克努特·科伊维斯托

10月8日下午，阿列克谢耶维奇（中间围花头巾的女人）在明斯克

    读书报记者康慨报道六十七岁的白俄罗斯记者和作家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阿列克谢耶维奇10月8日因为“给我们时代的苦难与勇气立碑并承载多种声音的作品”而获得了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下文主要辑录或翻译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谈话，通过她自己的语言来看她作品的主题、调查的对象和写作的方法，以及她对历史、战争、道德和国内政治局势所持的观点。
    【诺贝尔奖】
    “一种复杂的感受。这立刻让我想到那些伟大的名字，布宁，帕斯捷尔纳克。另一方面，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但也有一点儿不安。”

    ——获奖当天告诉瑞典电视台（SVT)

    “这个奖并非给我，而是给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小国家，它在历史上一直受着磨难。
    “在我们这个时代做正派人是很困难的。不需要委身于独裁政权历来依靠的那种妥协。”

    ——获奖后在明斯克举行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

    “我认为我的声音现在可以承载更多的分量……那些掌权的人想挥挥手就把我打发掉已经没那么容易了。他们将不得不听我说些什么。”

    ——获奖当天告诉《瑞典日报》

    【身份】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来自白俄罗斯世界、来自俄国文化的人，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明斯克发布会

    “我母亲是乌克兰人，父亲是白俄罗斯人，他们是第三代农村教师。他们住在农村里，过的是知识分子生活。比方说，他们没有奶牛。母亲患病时，我长期住在乌克兰农村姥姥家。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是通过人们的讲话听见了世界。农村里大家都聚在一起，男女老少都在一起。不过，我很长时间只是个有书本知识的人，现实——让我害怕又令我向往。由于对生活无知，又产生了无畏。”

    ——1995年与塔季扬娜·别克的谈话（乌兰汗译）

    “我会称自己是白俄罗斯作家，但又有着苏联背景下的情感。我是个白俄罗斯作家，因为我是在这种精神、地理和历史中成长起来的。它在我心里。
    “是的，我用俄语写作，但很多国家都有人用另一种语言写作，例如用德语，或是生活在爱尔兰用英语写的作家。”
    ——2015年5月13日在华沙《二手时代：红色男女的死亡》波兰首发式上的谈话
    【写什么】
    “如果回望我们的整个历史，无论是苏联时代还是后苏联时代，那都是一座巨大的坟墓和屠杀。一场行刑者与受害者之间的永恒对话。那两个可憎的俄国式的问题：干了什么，谁的责任。革命，劳改营，第二次世界大战，向人民隐瞒的苏联-阿富汗战争，大帝国的解体，巨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乌托邦国度的解体，以及现在这个宇宙尺度上的挑战——切尔诺贝利。这是对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挑战。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这就是我作品的主题，这就是我的道路，我一环又一环的地狱，从人类到人类。”

    ——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官方网站（alexievich.info）

    【怎么写】
    “我始终在寻找一种体裁，能与我所见的世界契合，能传达我听到和看到生命的过程。我试过这个，也试过那个，最后选了一种让人类自行发声的体裁。我书里是由真实的人来讲述时代大事，如战争、切尔诺贝利灾难和一个大帝国的解体。他们集体通过口述，记录国家的历史，他们共同的历史，同时，每一个人也把他/她自己的人生故事诉诸语言。在人类与世界已多层次和多样化的今天，艺术文献的重要性不断加大，艺术却往往无能为力。文献让我们更贴近现实，因为它抓住并保存了原貌。在搜集了二十年的文献素材并以此为基础写出五本书后，我可以断言，在对人的许多事情的理解方面，艺术已经失败了。
    “但我记录的不只是干巴巴的历史，一个个事件，一个个事实，而是在写一部人类情感的历史。人在事件发生期间想了什么，理解了什么，又记住了什么。他们曾经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他们经历过怎样的幻觉、希望和恐惧。就凭这么多真实的细节，这些东西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通过想象或发明得来。我们很快就忘了十年前、二十年前，或五十年前我们是怎样的。有时我们耻于自己的过去，拒绝相信自己实实在在的经历。艺术也许会说谎，但文献永远不会。尽管文献也是某个人意志和热情的产物。我的书是在数以千计关乎生命和存在的讲述、命运和片断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每本书的写作都要花上三四年。每本书我都要采访五百到七百人。我的编年史包括几代人。它始于1917年革命见证者的回忆，经过历次战争和斯大林的劳改营而止于今日。这是一个苏联灵、俄国魂的故事。”

——官方网站

    “我把资料集中起来，形成时代的形象。但我从来不强制资料。——我先是寻找它，摘录它。应该说——是资料形成我和我对世界的态度。否则的话，我就会重复自己，到处撞到自己身上。问题不在于浓缩而在于筛选。我进行筛选。有的东西——放弃。我的概念仿佛就隐藏在这种筛选和剪辑过程中。有趣儿的是：纪实作品如果注释太多便会减色。我觉得，注释应当尽量精练，类似警句，绝对准确。可以将自己的主题的思想范围和氛围标出来，但无论如何不能注释人们所讲的话。二十年后会有另外的注释，三十年后又是一种注释。必须从四面八方观察好了，然后直截了当地提出时间、人下意识的昏暗：恐惧、预感、对声音的反应……通过这个时代的人的心灵来表现时代的精神……”

——与塔·别克的谈话（乌译）

    【战争】
    “当我们以我们的军事文学感到自豪时——话题总是关于胜利的代价。至于人在战争中、在丧失理智时会变成什么样——战争文学讲得很少。我认为人在任何一场战争中都低于人。而且低得很多！低到了何等的边缘！
    “前不久，我在柏林遇到一位南斯拉夫女人。我向她了解那边战争的情况。她回答说；‘你知道吗，我觉得那是一场同性恋战争。’我问她：‘什么意思？’她说：‘一批男孩子向另外一批男孩子要证明自己是男子汉。’这就是对事物的新的观点。这是对战争的看法。什么是战争，回答是：杀戮类似自己的人的疯狂的激情。”

——与塔·别克的谈话（乌译）

    “人与人之间开始射击而不是谈话，这太可怕了。但我不会说这只是俄国人的特点。二十世纪我们在南斯拉夫、德涅斯特河沿岸、阿富汗都见过。人性深处的兽性随时会苏醒。
    “我参加过阿富汗战争。不准我参加战斗，但我在战斗打完后见过人的眼睛。这些小伙子需要时间恢复。我甚至可以说他们的脸也是不正常的。
    “二十一世纪又是以血开场，文学必须要写的是，观念才应该被‘杀’，我们需要争论而不是杀人。
    “我们必须保持战后建立起来的这种脆弱的和平。我们与俄国人打交道的两百年里有一百五十年在打仗。他们从来不过好的生活。人的生命对他们无关紧要，他们理解的伟大不是人们过得好，而是国家必须非常大，必须有大量的导弹。”

    ——华沙谈话

    【苏联人种】
    “驱逐所有共产党员并清除他们的画像是一回事，但把它从我们灵魂里切除则是另一回事。我父亲不久前去世了，他的遗愿是，一定要把他的共产党员的党证跟他埋葬在一起。他信仰共产主义。我正在努力理解，并研究这种情况在一个广阔的地区，在十五个前苏联共和国里发生的过程。”

    ——华沙谈话

    新一代渴望着复仇，渴望用一个新的帝国来重现旧日的荣光。印有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意为“熊”）肖像的服装大为流行，象征着冬眠之后的俄国熊正在苏醒。苏联标志的扣子也成了时尚，只是穷人用铁扣，富人用金扣。民意调查显示，七成俄国人将斯大林视为伟人而不是暴君。放眼俄国社会，看上去是新思想，新感受，新人，但在很多层面上，他们仍然是苏联人。

    ——读书报2014年12月3日报道中的综述

    【政治】
    “我只在表面上是一个外向的人——其实我相当内向。我对我国所有政治活动家都不抱希望了。最让我绝望的是他们时刻准备让人流血。当我和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物交谈时，听到的是：‘是啊，我们这儿不流血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今天，谁也不能让我相信，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和人的生命价值相等。我们仍然生存在军人包围圈里……脑子灌输的是军事意识……”

——与塔·别克的谈话（乌译）

    “令人恐惧的是斯大林主义的机制再次运行着了，就好像历史上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还有，你不知道你会不会遭到同胞的出卖，会不会被当局投入监狱。甚至在那些最小的城市，由普通公民发动的政治迫害也在不断地发生着。”

    ——2011年就前一年白俄罗斯大选后的局势发表的谈话

    【恶】
    “我书里有个故事让人印象深刻，一个男人说：‘不存在化学上的纯粹的恶。’他小时候就爱上了奥丽娅姑姑，她声音美，头发长。改革期间，人民开始讲出过去保持沉默的事。他得知奥丽娅姑姑在1937年告发了自己的哥哥，他后来死在了集中营。奥丽娅姑姑得了癌症，临死前，他问了那个一直困扰自己的问题：‘你为什么背叛了你哥哥？’奥丽娅姑姑答道：‘去斯大林时代找个正派人看看。那会儿没有正派人。’他走之前又问姑姑：‘你记忆中的1937年是什么样子？’她说：‘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年。我爱着，也被爱着，那时我幸福。’”
    “诸位知道，恶是扩散性的，在我们生活中散播，它不是铁打的一块。奥斯威辛集中营只有几百个警卫，但有多少德国人支持并践行这平庸的小恶？这是个大问题。今天还在重现。”
    “重要的是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它必定可以大大地说明我们今天怎样在活。我们既没有反省过劳改营，也没有反省过战争。我们对此不曾有过真诚的讨论。我们今天一直面对着罪责。斯大林的版本再次成了主流。”
    “俄国唯一的劳改营博物馆位于彼尔姆。所有工作人员最近都被解雇了，一座劳改营员工博物馆将在原址上开放。那将是一座行刑者的博物馆，不是受害者的。国家的主流观念——即失落于1990年代的大俄国亟需得到复兴——感染了所有人，如同一场瘟疫。”
    “……我的书不是绝望的。它描写了人的精神力量。但有一个问题我找不到答案。为什么我们受的苦，我们祖父母受的苦无法转化为自由？这是个大问题。”

——华沙谈话

    【堕落】
    “二十世纪伟大的作家、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度过十七年的瓦尔拉姆·沙拉莫夫说过，集中营既让行刑者也让他们的受害者堕落了。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我们身上；这种堕落现在进入了我们的基因。我们一次又一次起来反抗它；我们无法脱离这陷阱。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想方设法逃脱出去，去某个新的地方——却发现我们仍然待在原地。”

    ——为安德烈·桑尼科夫《我的故事》一书所写的序文

    【自由】
    金钱的乌托邦取代了社会主义乌托邦，旧的价值体系全面瓦解，却没有新的价值体系入替。人人感到受了欺骗，大多数俄国人成了输家。仿佛一夜回到中世纪，宗教又一次成了唯一的希望。过去“光荣属于苏共”的标语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基督复活了！”的海报。领袖们不停地宣布寻找新的民族理念，四下里却仍然空空荡荡。人民感到孤独。从学者到扫街的工人，所有人都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如果说昨天曾经一分为二的世界，各自为读过索尔仁尼琴的人和没读过索尔仁尼琴的人所占据，那么今天也可以分成两个世界，一个属于买得起的人，另一个属于买不起的人。

    ——读书报十个月前的综述

    “一个刚从重病里恢复过来的人过起了下流的生活，我不知道该不该指责他。他想尝试不同的食物，去埃及旅行。但他还是活在物质世界。总让我吃惊的是，当你到立陶宛各地旅行，停下来和人谈话，他们马上会转到政治话题上去，谈起自由和智识上的事。如果你去我们的农村，人们会说：‘你指的是什么自由呢？我们一切都有了，我们有各种香肠，各种伏特加。’当你努力把他们引入谈话时，他们就像看外星人那样看着你。”

    ——华沙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