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需要在场，更需要在心

管季超0712

原文地址：散文需要在场，更需要在心作者：王克楠博客
                                散文需要在场，更需要在心
                                        王克楠
    写作散文讲究在场，这是毫无疑问的。笔者最近看了一些在场性很强的，甚至可以称为原生态的文字，突然觉得仅仅在场还是很不够的，还需要在心，在场而不在心，写出的东西也会是“说明词”，僵死一块，毫无生气。
    说到“场”，一般的人会认为是现实的场面，这个是不完善的。说成现实的场面，还不如说“置身过彼时彼地”。我说不完善，散文对人心的介入，还有一个“精神场”，这个场和现实场面沟通以后才会形成合力。现实的场面让读者相信是真的发生过，精神的介入就打进了读者精神的深处。我想，散文对于读者的影响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笔者十分遗憾地看到，在许多的散文里，作者是到现场了，但是作者自己的“感官”却没有全部打开，不仅没有打开，而且有点麻木不仁，看到的是大家都能看到的景物，听到的是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闻到的是大家都能闻到的气味，甚至只张大眼睛看，其它的器官并没有同时用上。一个散文作者感官活跃不活跃，也是其综合才气的组成部分。读小说家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感到他的感官全部打开了。
    一个感官全部打开的人，在大自然里，听到的植物、动物、空气、云彩的立体的对话，是他们的性格和他们的温情，而不是呆滞的事物。我读过草根散文作家颜全飚的散文，里面静物的高贵，令人类惭愧，散文进入了这个境地，才是真正的散文境界，才会避免牙牙学语、拾人牙慧的尴尬，中国的现代散文才会真的活起来。也许这是需要锻炼的，正因为需要锻炼，才使得“散文家”和“会写散文”的人区别了开来。
    “找到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是许多作家一辈子寻求的事情。找了好久，就是找不到，这里面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没有把自己的感官全部打开。读汪曾祺先生的，读沈从文先生的，读鲁迅的，读周作人的，看几行文字就读出了每个人的微妙的味道，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表达方式。前几日读曹禺先生的剧本，读到了1949年以后，仅仅有两部半，为什么？除了政治和生活的原因外，是不是和先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独特的表达方式有关呢？二十几岁就写出令整个中国戏剧界刮目相看的文字，处在表达的本能阶段，过了这一段，“理性”的东西多了，是不是独特的表达方式反而被拥堵上了呢？
    文学家在政客和有钱人看来，像是一条虫，其作用也是一条虫子。但是，文学家的内心应该像是一条龙。这条龙的本质即是：对人的尊重。在文学家中，瞿秋白是特殊的，他既是文学家，是鲁迅先生的朋友，也是政治家，主持过决定中国命运的多次重要会议。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他是视死如归的；作为一个文学家，一个洞察人性秋毫的自然人，就义前写出了《多余的话》并不能掩盖他的烈士光辉。瞿秋白先生就义之前面对的是刑场，面对这个“场”，一边唱着《国际歌》就义，并写出了《多余的话》，这样的话语更是感天动地的。
    再说到“现场”，一百个人到了同样的现场，会产生一百种心灵感受。除了人的气质、审美的因素外，就是人的操守不一样。是善良，还是伪善良；是天真，还是伪天真；人性是大写明亮的，还是委琐的；是宽恕的，还是固执的；是自在，还是伪自在......这些看不见的元素都会在散文里呈现，所以说，散文这种问题最难作假。一个人的“心灵场”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和周遭世界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心灵场”遇到了现实场，就产生了微妙的裂变，迸发出了“混沌而浑圆”的作品，我想，这是，这应该是真正的文学之源。
    真正有人格的军人，即使战死了，他的敌人也会折服。有灵魂的作品，因为回答和阐释了人类生存某一个片段的难题，即使是围攻自己的“敌人”，也会在内心里尊敬的。作家这个职业，造不出原子弹，也制作不出计算机，但可以直接参与对拯救人类的灵魂伟大工作。散文是文学体裁里的一种，余秋雨、贾平凹、刘亮成等作家显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表述方式，期望更多的具有成熟的个人表达方式的作家涌现。

   
                                   文脉和文气
                                              ——边塞读书札记之一

    又回内蒙探亲，带了许多自己的书，其实也不是自己写的书，而是2000年以后各种散文年选本，因为这些选本选了自己的散文，就珍藏了起来。
　　一瓶酒放得久了，就成了老酒；一瓶醋放得久了，就成了陈醋。一篇散文放得久了，乍看，陌生化，再看，就从文行字间挑出了不少毛病。这些毛病，在当时是看不来的，大凡作者都有这样的习惯，一篇文字写出来，即以为是天下无双的好文章，觉得可以永垂不朽，其实不是这样的，三五年，甚至三两个月就朽了，我的散文大概也属于速朽之类。
　　决定一篇文文章朽和不朽的，是和写作者的初衷是无关的。有关的是作者的学养和修为，是哺育文章的这些东西；虽然看不到，摸不着，却是文字的基础。自2000年以后，本人暂时冷落了小说，把主要精力放在写散文，写了三十几篇以后，渐渐误以为自己成了散文的行家里手，写散文，说散文，比较恣肆，很有一些“无知者无畏”的意思，只是近几年，方觉得越来越心虚，散文也越来越难写了。再读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散文百人百篇》，虽然自己的名字忝列在季羡林、张中行、汪曾祺、余秋雨、张承志这些闪光的名字之间，并不意味着自己和他们一起闪光了。自己是偶然地和他们相遇了。
　　今天下午，内蒙古呼市大范围下雨。整个夏天无雨，骤然下雨，草原上的草笑了；窗外即是大青山——古代的阴山山脉，一片派地青葱。我的心情很好，雨中读书，别有一番风味。我开始读带来的这批书，在这批书里，最爱读的还是《百人百篇》，可以从中读到出版者的认真和公平。出版者选稿子是完全是没有私心的，如果有私心的话，那就是如何使当代最好的散文被选的上。我读季羡林先生的《幽径悲剧》是全身心地读的，这倒不是因为先生开头的那句“出家门......”而是因为一位有责任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他写的是幽径的古藤萝，批判的是十年浩劫里的败类，“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的的感情太多，总是供过于求，经常为一些小动物、小花草惹起闲愁。真正的伟人们是绝不会这样的。”“我愿意这个十字架背下去，永远永远地背下去。”读到这里，我的眼眶湿润了。
　　通过一篇散文，可以读出一个人的人品，“我”时时事事在散文里呈现，季羡林先生是忧国忧民的，是以发展民族文化为己任的。读金克木的散文《三笑记》则在中国知识分子苦中偷乐的尴尬中呈现十年浩劫的窒息。李敖的文字，精短而尖锐，他的散文与其说是描写的，不如说是议论的（也就是说是杂文）。李敖议论当代的朋友是“奢侈品”，“一个人需要朋友的真正原因，恐怕还是耐不住寂寞”，总是给人启示的。这样的议论文字说不上太大的文采，但独立发言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有的。
　　石英先生是我熟悉的一位老师，过去听他谈写作的时候多，读他的散文，一是读他刚发表在《散文百家》的历史散文，在就是读发表于2007年的《袁崇焕和菜市口》，从中读到了他的骨气和良知。写散文的，自然不全是学者和读书人，也不见得全是“专业作家”，也有普通人，在一个地方生活的时间长了，有了感情，就写出了散文，如100年前买鲁迅《彷徨》的邮局职员在得知先生仙逝后而写的纪念文字，范曾先生是书法家、画家，但是写了散文《风从哪里来》，有自然的风，也有宗教的风，最可贵的是对历史的思索。他在这篇散文里一下子追溯到西周的共和元年，说《诗经》“在教化中让人得到美感的享受”。文脉和文气来自于自然，是自然之气，只是透彻地了解自然的人，需要一点文化悟性，需要一点对自然的敬畏，需要一点简单而真纯的品质。如阿拉旦。淖尔的《八个家》写的是一块草原和草原传承给一个人的温暖。如裘山山写的《艳遇》写的不是作者自己，写得是一个人热爱西藏、热爱西藏军人的女子。
　　散文里有了人格，就横看成岭侧成峰，看了这一面，那一面也是可以隐约感觉到的，是立体的，有些散文则不然，看到这一面，那一面就看不到了，甚至有人故意炫耀某一个方面而将自己的其他方面隐藏起来了。因为散文中需要人格的高度，需要继承自古至今的文脉和文气，就使得散文成了一件难为之事。比如读这批散文年选的时候，也读到了一些勉强为文的文字，还有一些记录生活琐碎的文字，当然，并不是说这样文字不能写，不能选，而是说，这样的文字“文脉和文气”差了一些，尽管一篇散文写出来，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印象和评价，但是，有没有“文脉和文气”，总是一眼可以读出来的。
　　什么是有“文脉和文气”散文的标准？我想至少是见知见识，有人格见性情的文字，是感人的、让人眼前一亮的文字，后者是第二位的，见知见识，有人格，见性情是最重要的。笔者这样叙述恐怕是得罪人的，任何人写东西都不会承认自己的“人格弱”，也不会承认自己的“见识浅”，人格和见识不是一日之功，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先做人后作文，又扯远了，还是就此打住。


                                  《散文写作和地域限制》
                                         王克楠
    写散文的人都是在一定的时空里写作。时，即时间；空，即空间，而家乡是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一旦涉笔家乡，就有抒发不完的感情，写不完的东西。由于热爱家乡，刘亮程写了《一个人的村庄》，离开了村庄，就很难找到感觉了。
    很多时候我在想，一个人的写作，在初始阶段村庄是重要的，但是最后还是要离开村庄，离开家[size=+0]乡，写作他乡发生的事情。最近我读了王聚敏先生的《朱自清的游记：是导游笔记还是文章楷模》，他对朱自清的旅游散文提出了看法，我觉得朱先生的学养和人文素质是不成问题的，如果有问题的话，那就是写作的立场和态度。我想，朱先生去了那么多地方，大都是从旁观者来看外乡、外国的，因此出来的文字就不痛不痒了。一个人的肚量如果足够大的话，实在应该把地球上的所有地方当作故乡的。如果对一个外乡暂时还没有牵心潜肺的感情的话，就先培养感情，有了感情和足够的认知以后再写，千万不要写不痛不痒的东西，写作可以让人成名，也可以让人败名啊。
    我个人认为，地域不会对写作造成障碍，造成障碍的是写散文人的气质和性格。写作人有的人豪放一些，就能到西部戈壁荒滩找到荒凉的美；一个人如果细腻柔弱，就能到江南的小桥流水中找到纤细的美。可以进一步扩展到人性，人性是不分国内、国外的，凡是独裁和暴力，国内国外是一样的；凡是嫉妒和报复，国内国外也是一样的。还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各国家都存在，谁也别打肿脸充胖子。
    一个人在一个地域呆惯了，会产生热爱，也会产生错觉，以为自己只能写好自己所处环境里的东西，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环境把人戕害了。一个写作人的可塑性很强，能写这样的东西，也能写那样的东西；在这个环境可以写，在那个环境也可以写，只不过对经常相处的环境熟悉一些罢了。对不熟悉的环境，可以想办法进行熟悉。老年代老作协有个办法——体验生活，现在很少有人这样做了，错误地以为太笨，其实笨办法很解决问题，可以试验一下。一个写作人不要过分相信自己的想象力，想象力必须在一定的环境里才能开花结果。
    越来越体会到，一个散文写作者应该将心量放大些，放大到什么程度呢？也不是无限大，大到和自己的才华、学养相适合就行了。问题在于对自己的才华和学养判断和把握上，许多人缺乏自知之明，不是估计得大了，就是估计得小了。大了，就会弄出许多的笑话；小了，就浪费了才华，很可惜。有了比较大的心量，就会重视心理体验，而不太拘泥外在形式。比如体验佛的境界，未必非要到深山老林的一个寺院剃度（尤其是名寺院），只要有心，即使不出家，也能体量到了佛祖的崇高和博大。
    我在古城邯郸生长的城中村——河坡老街，曾经在很长时间是我写作的资源，凡是看到一个村庄，我就会想到这个河坡老街。从去年起，我渐渐学着改变自己的这个势态，因为这个城中村将要在“城市化运动”中被消失了，而我还是要写作的，就必须寻找新的村庄和新的故乡。一个人在一生中籍贯的故乡只有一个，但他心灵的故乡可以有很多。从广义上说，人是自由的，散文也是自由的，散文是人写出来的，必须先解决人的自由问题，才能解决散文的自由。散文的自由度不够，是人的自由度够不够，其中包括人对“故乡”的理解。政治家鼓励人们“解放思想”，对写散文来说，也是需要解放思想的，不解放就走不快，就会浪费许多很好的写作素材。
    我本人是写诗歌和写散文兼之的，写诗歌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提升人的人文质量，这对写散文很有好处，可以躲开那些琐碎的事情。写诗歌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打开时空的限制，这对写散文也是有好处的。人困在一定的空间，肯定是走不快的。我2008年写了一部诗剧《屈原》，2010年写了集束诗歌《欧洲，我的欧洲》，在诗歌里，我把欧洲作为一个可以寄托文化深思的地方......从内心里感谢诗歌把我从一个中国的小城市引到了异域他乡，由于文化的引路，我可以达到人类的任何地方，在身体不在场的情况下理解那里发生的一些事情。而写散文则受约束，散文讲究“在场性”，没有到过现场，断然不敢随便动笔的。
    此文结尾的时候，想说一下大和小，篇幅长和篇幅短的问题。大和小是相对的，文字短未必容量小，这是常识，可是真正做起来难，写散文的人，怕伸展不来手脚，总是拼命的拉长散文（我自己也写了一些长散文），最近发现长散文可以遮丑，但是也降低了散文的难度，一个人写作，也是自己和自己斗争的过程，自己和自己较劲的过程，总是写长的，写篇短的，就写不来了。不管长也好，短也好，关键是打动人心，影响人的心灵。老子的《道德经》才5000余字，足可以影响中华民族的性格，谁说短文章容量小了？
     本来是想谈谈散文和地域限制的，结果扯远了，就此打住。
                                                                   2011年9月于赵都秋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