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孔圣会”成立，儒家拟走向宗教化

管季超0712

“中华孔圣会”成立，儒家拟走向宗教化

2015年11月21日

作者：张博

“我们的章程上有规定，成为我们的会员，必须信奉儒家的文化精神价值。必须是信仰，而不止于把儒家文化作为客观对象进行理性研究。”这也是为何机构名称定为“孔圣会”的原因。


据儒家网消息，“中华孔圣会”于2015年11月1日在深圳正式成立。
“中华孔圣会”是由深圳孔圣堂发起的，以“尊孔崇儒，弘扬传统，重建信仰，复兴中华”为宗旨的公益性儒家民间组织。
根据其章程，“中华孔圣会”的组织架构，包括儒家学者委员会、理事会、行政执行机构及各地分支机构。其中，由众多儒家学者组成的学者委员会是“孔圣会”最高决策机构，目前由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蒋庆担任学者委员会主席，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陈明教授担任副主席。
“中华孔圣会”会长一职暂时空缺，副会长和理事长分别由朱仝、李文明和张华等三位企业家担任。总会行政机构下设教义部、礼乐部、宣教部、修学部、社工部、农工部、儒商部、人事部、教产部、总务部、募捐部、外联部等机构。
和国内外各种以儒学、孔学为名的机构团体相比，“中华孔圣会”的最大特色是什么？成立这一机构的用意何在？会长一职缘何空缺？澎湃新闻就众人关心的问题，分别采访了“孔圣会”最早的发起人：总干事周北辰和学者委员会副主席陈明。

“中华孔圣会”成立暨“儒家信仰与中国未来”专题研讨会现场。任重图

周北辰2009年创办并主事深圳孔圣堂至今。他早年在贵州师范大学教书，后来辞去教职，全职从事儒家事业，自认可称为“中国最早的职业儒者”。
谈到创建“中华孔圣会”的缘起，他认为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重建和复兴，需要有一种模式，而深圳孔圣堂六年来的实践已摸索到这种模式，并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源。与此同时，儒家民间组织遍地开花，但都功能单一、规模较小、区域分散。于是，成立一个立足中国面向全球的儒家民间组织，提供一种综合性平台，能够将儒家散落各地的组织机构的资源和力量整合起来，有规划地从事儒家文化的民间复兴，就变成一种必然的趋势。“酝酿多年，走到今天，可以说风云际会，因果成熟。天时地利与人和，于是我们成立了这样一个机构。”
他强调这一机构有着明显的价值诉求，即要把儒家文化放置在信仰的高度。“我们的章程上有规定，成为我们的会员，必须信奉儒家的文化精神价值。必须是信仰，而不止于把儒家文化作为客观对象进行理性研究。”这也是为何机构名称定为“孔圣会”的原因——“圣”就是把孔子当作至高无上的“圣人”来对待，“圣人”所代表的儒家精神价值是绝对的、不能质疑的。进行客观研究，甚至进行评判，进行所谓“精华”“糟粕”之类的取舍，都是不可行的。周北辰表示，“我们要进行的是传道，所以孔圣堂是一种道场。”
他还提到，在“中华孔圣会”成立之后，准备向有关方面申请，让儒教成为合法的宗教。
针对会长一职空缺的现象，周北辰这样说明：“会长一职至关重要，必须由德高望重的人士担任。我们一开始有意请台湾的‘衍圣公’、孔子第79代嫡孙孔垂长先生出任，但条件尚不成熟。故此暂无合适人选，虚位以待。”会长一职预期短时间内不会很快产生。
“中华孔圣会”成立之后，将致力于解决“儒家没家，儒门没门”的问题。周北辰认为，世界上每一种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都有自己的统一组织，比如基督教会、穆斯林兄弟会、佛教会，教徒们走到哪里都可以去教堂、清真寺、佛寺找到同一教内的兄弟姐妹们。儒家也需要有类似的社会团体组织。在传统社会，儒教是有这种组织形态的；但在现代社会没有了，出现了“儒家没家，儒门没门”的现象，即使某些地方有孔庙，也是售票参观之所，而不具有道场的功能，这就需要为儒家在现代社会建构一种存在形态。
谈起“中华孔圣会”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周北辰表示除了继续发展壮大组织机构，还会以网站、媒体专栏、专题片和视频等形式，展开宣传，广而告之。宣传形式还包括“弘道讲师团”，将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面向社会巡回演讲宣道，讲师团成员主要包括儒家学者、儒商企业家以及各地儒家组织的负责人。此外，将在全国复制深圳孔圣堂的模式，让儒家有家，儒门有门。
宏大的计划必然需要资金支持。据周北辰介绍，“孔圣会”的资金来源，在草创初期主要靠企业家和社会捐赠，比如成立基金会；未来发展，将综合依靠社会捐赠、会员资助、为政府采购提供公益服务项目（比如把孔庙盘活，在孔庙举行礼乐活动，不收费，但政府可以买单；或者进入社区，提供社区文化建设等）、自身的产业平台创收等方式筹措。

“中华孔圣会”成立现场。右一为学者委员会副主席陈明，右二为总干事周北辰。任重图

“中华孔圣会”学者委员会副主席、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陈明也接受了澎湃新闻的采访。
澎湃新闻：您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到该会的创建过程中来的？最初一批发起人有哪几位？
陈明：2009年深圳孔圣堂成立，我就出席了。从那时候起，主持此事的周北辰先生就有建立“孔圣会”的想法。这也是许多人的共识，因为儒家文化不只是四书五经的文本或仁义礼智信的理念，还有敬天法祖崇圣的信仰。这些都曾经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行为，是有一定的组织和平台来落实实施的。随着社会和制度变迁，原来的那些依托如科举制、孔庙书院祠堂之类渐渐淡出生活，儒家文化也就成了所谓的“游魂”了。亨廷顿说中国是儒教文明的国家，还有什么“文明冲突”的论述，别的地方不说，咱们这里哪里谈得上啊！当时参与商议的还有一些认同儒家文化价值的人士，像吹剑、慕朵生等。
澎湃新闻：在创建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
陈明：我是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室出来的。以前我们研究所搞活动，佛教研究室、道教研究室、基督教研究室都是别人送钱上门，儒教室则需要到处化缘。比如一个儒耶对话的活动最终还是得由基督教方面出钱才搞成，我开玩笑说“吃人的嘴短”，批判都尖锐不起来。
“孔圣会”的创建，首先遇到的也是经济问题。其次则是社会的误解，主要还不是那种认为儒家文化保守落后的偏见，而是对儒家文化的信仰维度拒绝排斥。文化最深层的内核是什么？我觉得信仰肯定是不可缺少的。报纸说“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人民信仰什么——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有没有人进一步思考一下？第三个挑战是，我感觉政策空间有点偏紧。我希望像许多书院一样，孔庙也能够官督民办，与“孔圣会”合作绝对会是双赢。
澎湃新闻：和国内外众多以儒学、孔学为名的机构团体相比，“中华孔圣会”的特色是什么？
陈明：首先，它关注儒家文化的信仰性质和元素。其次，是民间性。再来，在民间组织中，它的阵容、视野和目标比较“高大上”。民间儒家组织社团很多，需要规范升级了。希望“中华孔圣会”能够为此做出示范。
澎湃新闻：确定“中华孔圣会”这一名称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陈明：“中华”二字表达的是视野和目标的宽阔远大。更重要的则是“圣”字，它是敬天法祖崇圣里的“圣”，是与天、祖并列的具有神圣性的崇拜对象。这与仅仅作为“人”的“孔子”、仅仅作为知识的“孔学”是不完全一样的。
澎湃新闻：我们看到目前会长一职空缺，大概什么时候会确定人选呢？
陈明：会长一职实际是有目标人选的，就是在台湾的孔子第79代嫡孙孔垂长先生。周北辰和张华先生曾经到台北拜会了孔先生。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当时“孔圣会”还没有正式成立等，他只是表示了支持但并没应允。我们会努力尽可能做得好一点，相信能够得到方方面面的认可，那时应该也能获得孔先生更多的支持！
澎湃新闻；“中华孔圣会”未来主要的活动内容和形式会有哪些？
陈明：首先是推广深圳的孔圣堂活动模式，在此基础上建立联谊会，通过举办孔子文化节，把儒家文化在社会层面激活。再就是利用学术委员会的资源和声望，培训儒家文化讲师团，弘道宣讲，为各地儒家社团提供学术和知识上的支持。陈焕章当年曾有筹办孔子大学的宏愿，并且在北京白石桥附近做了规划。这也是“孔圣会”未来的目标。

【附录】：中华孔圣会机构

一、学者委员会
（一）主席
蒋庆，阳明精舍山长
（二）副主席
陈明，《原道》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三）委员（序齿排名）
张祥龙，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张新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教授
黄开国，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教授
胡治洪，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李景林，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陈昭英，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
盛洪，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林安梧，台湾元亨书院山长，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教授
周炽成，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杨朝明，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教授
康晓光，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
郭沂，韩国首尔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
范瑞平，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
方朝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瑞昌，首都经贸大学教授
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张晚林，湖南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彭永捷，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曾亦，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白彤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唐文明，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陈进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当代宗教研究室研究员
郭晓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陈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柯小刚，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陈勇，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教授
二、会长
（一）会长
待定
（二）副会长
朱仝，北京世嘉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文明，北京华本机构董事长
三、理事会
（一）理事长
张华，三和国际集团董事长
（二）总干事
周北辰，深圳孔圣堂儒家文化交流中心主事
（三）常务理事
胡晖莹，南通知止堂义学创办人
孔祥东，世界孔子后裔联谊会秘书长

杨汝清，北京苇杭书院院长
李正，四川鸿德汇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吉俊春，重庆渝商博物馆秘书长
邸继文，朔州国学会秘书长
魏长周，曲阜儒家文化联合会副会长
范飞，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公益中国频道副主编
陈世巧，福建福鼎市霞浦儒学实践研究会会长
孟献东，深圳孟儒集团公司董事长
袁彦，明伦书院广州分院院长
王毅，深圳财富基金总经理
易志军，南昌孝谦传统文化中心主任
蔡定煌，南昌中华道德促进会常务理事长
李良水，广东国学院秘书长




如何反思“儒教”？ 贾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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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儒教：康有为的“孔教”主张能否成为现代化“思想资源”？

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晚清变局中古今中西遭遇下的重大命题。其中，一批儒家学者试图从古代思想中挖掘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资源，而他们的讨论逐渐集中到儒家尤其是康有为身上，而康学中的“孔教”论又受到了较多的关注与推崇。

1912年10月，康有为授意其学生陈焕章在上海成立了孔教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次年10月，在《天坛宪法草案》中，孔教差一点成为国教，但招致多方批评，最终迅速衰败。孔教会虽然已是百年前的陈迹，但当前国内儒学复兴浪潮中也出现了某些宗教化倾向，在此背景下，《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和澎湃新闻周日发布了一组专题文章， 对儒教和康学进行了深刻反思。

1913年9月，袁世凯赞助康有为，在山东曲阜举办“第一次全国孔教大会”。

李天纲谈孔教会的兴衰

李天纲在分析孔教会建立的原因时指出，在辛亥革命前十几年，康有为就有了定道统、建教会，当教主的想法，甲午战败后清政府遭遇空前危机，康有为鼓吹建立孔教会来实现“保国、保种、保教”。而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出现的信仰真空和由此而来的“宗教热”也是孔教会得以成立的基础。

李天纲指出，康有为想要学习西方，建立政教一体的帝制。他理想中的先进国家既是帝制的，有一个“虚君”做国家元首；也是教会的，有一个“教主”（素王）管理道德。 李天纲认为康有为确实心系家国天下，但公心之下藏有一个大的私心。而袁世凯的皇帝梦和康有为的教主梦两相配合，1913年9月，袁世凯赞助康有为，在山东曲阜举办“第一次全国孔教大会”。会后，康有为担任孔教会总会长，俨然成为孔教教主。同年10月31日完稿的《天坛宪法草案》第十九条下出现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款，陈焕章随之向袁世凯上书——《请定儒教为国教》。

在当时的知识界，除几个今文学家赞同“孔教”主张外，本就没有人支持康有为的孔教主张。“定儒家为国教”遭到袁世凯政治顾问马相伯、章太炎的坚决抵制，知识分子们一方面不承认“孔教”有宗教性，另一方面指出康有为模仿的“政教合一”之“国教”，在欧洲宪政民主的国家已经不存在了。1916年以后，儒教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关于孔教会衰败的原因，除了知识分子的反对以外，李天纲认为，康有为建立孔教会的本意是做一个宗教改革，但康有为高高在上的精英主张不能迎合民众的信仰需求，本质上只是政治运动的附庸，导致儒教跌出了中国的宗教改革进程。而孔教会的另一大致命伤，是它的政教合一模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性。李天纲由此指出，佛教、道教都至少保住了宗教地位，而儒教却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下丧失了机会，康有为的孔教会需要负一定责任。孔教会和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搞全盘西化，这两种极端倾向是相互激发的，孔教会的失败，牵连了整个儒学、儒家体系的衰败。

谈到干春松、唐文明、曾亦等当代儒家学者特别重视康有为的思想资源这一新动向，李天纲同意台湾新儒家学者李明辉的看法，即他们所标榜的“政治儒学”是历史上从未实现过的想象的“乌托邦”。李天纲认为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某一种形式，可以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来，但不能作为官方意识形态。

李天纲最后总结道，康有为、陈焕章的孔教会是力图成为国家宗教的新兴宗教，并不是传统的儒教。在世俗化和多元化的世界潮流中，“康党”逆势而动，抱定了国家主义的宗教路线，那就是死路一条。

康有为

李文杰：被重新发现的康有为

李文杰在文中对一度被边缘化但近年来又重新热起来的康有为及其学说进行了反思。他指出，康有为对古史和儒家经典权威的解构具有启发性，但他的思想学问及改革路径，不仅是反对者，就连同时代的改革者以及后辈受惠者都不赞成。而今天的儒家学者发挥康学，看重的恰恰是康氏被攻击最力的内容，如兴孔教。

李文杰认为即使在眼下学术创新的潮流下，这些主张仍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误读在其中。他援引曾在戊戌变法期间主张借镜西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对康有为孔教主张的批评，论证孔教论是改革阵营学说中最荒谬的部分，同样赞成改革的如张之洞、汪康年、孙家鼐等也持相近看法。

康有为学说中的宪政观念也被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李文杰指出康有为及其党人所提议的议院，意在架空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由康属意的班底替代军机大臣与总署大臣。在这个过程中，只有权力之争而未见议会精神。

蔡斯宇：孔教的突围？

蔡斯宇认为干春松的新著《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从某种角度看可以作为对“孔教如何突围”这个问题的回答。

在蔡斯宇看来，干春松一定程度上认可康有为之所以建立孔教存在应对基督教冲击这一面向。不过，同样是大陆新儒家的唐文明曾指出，孔教模仿基督教的说法“至少就康有为早期的孔教建制主张而言”是很不妥当的，他认为康有为早期主张的是顺乎人性的“阳教”，而不是狭义的宗教（“阴教”）。

蔡斯宇援引书中的观点指出，干春松认为孔教会主要承担两个功能，一是对于传统价值和生活习俗的继承，二是提供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基础。蔡斯宇指出，中国近代史已经证明了狭义的宗教意义上的孔教无法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标志，而广义的孔教试图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根基，一方面似乎过于看重自己，另一方面似乎忘却了要进行现代转换。

干春松认为德行化（“公民宗教”化）和礼仪化或许是孔教可以考虑的出路，蔡斯宇指出干春松提出的让儒学发挥道德建设的积极作用和应对中国国家文化符号缺失的现状都是有益的设想，问题是，“这些国家符号为何一定要来自儒家？自称孔教、儒教的儒学如何超越具体的宗教派别？”



“我们恨化学”：一则商业广告引起的争论

广告截图

近期，一则在中央电视台8套（电视剧频道）播出的化妆品广告卷入了舆论漩涡。这则广告在屏幕打出“我们恨化学”并连喊三次，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退休教授周公度看到后写下百字“状文”，称其为“反科学、破坏化学教育的坏广告”，并呼吁“做文宣工作的人员要学一点化学科学知识”，还将这份“状文”交到了学院。

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在网络上引起广泛议论。11月24日，中国化学会正式致函中央电视台要求其公开致歉并弥补损失。目前，该广告已经停播，大多数网友对周公度的做法表示支持和敬佩，对这一结果拍手称快。网友“胖嘟嘟教授”说，“我觉得都不只是有胆识，而是有担当，对自己的事业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来对待的人才会这样。”

不过，也有反对的声音。《北京青年报》刊发的“你可以爱化学，我就不能恨化学？”一文的作者李清指出，人们对“化学”一词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广告中的“化学”所指的不一定是自然学科意义上的化学，而是实际生活中的通俗用法，指人工化学合成的，这样的“化学”当然可以恨。

李清认为周公度作为化学教授，维护化学学科的初衷是好的，但即便“我们恨化学”广告存在不妥之处，也不至于上纲上线。而《科技日报》刊发的“对‘化学’一词必须较真”一文认为这种观点存在不妥，作者陈雍君认为周共度的声讨即便带有个人情感色彩，但以科学的态度讨论“化学”一词恰逢其时。

“知识分子”公号也发文参与讨论。这篇题为“科学界如何面对批评：从‘我们恨化学’说起”的文章作者邓耿是清华大学化学系博士生，他对李清的观点表示了赞同，并对批评科学的言论如何界定其自由的尺度以及科学工作者应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进行了反思。

邓耿指出，科学共同体内部，必须贯彻“有组织的批判态度”这一原则，但如果科学共同体将自己遵守的行为规范过度延展到社会空间，就会导致自身与公众的冲突。因为公众的无知本身并不构成他们的错误，而无知也并非公众对科学产生敌意的唯一原因，还可能存在“公众对科学技术潜在风险的担心、对科学知识和科学传播被权力或资本操纵的担心以及由于固有习惯对科技变革的抵触”等诸多因素，因此在科学问题上公众不应被禁言。

同时，邓耿也进一步澄清，科学共同体容纳公众的批评，并不是说科学自己就不能发声，而是应当借助积极回应来消解质疑、容纳异见。尤其是在传播手段空前丰富的今天，科学共同体应当主动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改变在公众话语空间中缺位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