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有范用这样的出版人

管季超0712

幸有范用这样的出版人戴新伟

往昔读胡文辉《学林点将录》，对书中一个脚注尤其感兴趣，在徐复观条，谓：“简又文早年在冯玉祥西北军任职，而终成太平天国史专家；孙金铭曾任国民党军苏州城防司令，流寓香港后著《中国兵制史》；李则芬出身黄埔军校，以将官退役，于中国历代史事多有著述；王贵忱亦少小投身中共解放军，以后治古钱币、古文献，皆弃武从文之例。此外，沈从文少年时代亦曾从军，后以写作名世，中年以后复转入文博研究。”（见该书p.291）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脚注，其视野之广、研究问题角度之新，都启人良多。后来胡文辉竟如“意犹未尽”般写成了专论王贵忱的长文《收藏之道与近身之学》，对学人就自己的职业与经历来治学这一现象阐释得淋漓尽致。

如果把这样的眼光和思路用于其他领域，同样具有可言说性。比如中共高级知识分子的研究，同样可以有学问家、收藏家、教育家、出版家的“分区”。

触动我想到这个问题，是今年9月中旬，三联书店推出范用编辑的《存牍辑览》一书，为了纪念这位老出版人去世5周年。

谈近世出版家，绕不开范用。他早年就进入了三联书店系统（1938年进入生活书店做练习生），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1939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才16岁），党性强，而作为旧时代文教系统的党员，身上知识分子的“毛病”亦复不少。比如我们从三联另一位老出版人沈昌文的回忆录中对这两点就感受很深：在党内斗争很复杂的年代，如文革期间，范用深谙斗争之道；而在改革开放之初，又能不拘一格用人、但开风气地办刊（《读书》），在杂志受到压力时也扛着，甚至发老革命式的脾气，很令老部下沈昌文“摊手”。







（图：著名出版家、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读书》创始人范用）

这种侧面回忆尤其能勾划出一个人的性格，呈现立体的面貌；了解这种复杂性，才有可能去理解这位老出版人为什么会不顾市场的压力出书，在上世纪80年代精益求精地给一大批刚刚获得解放的文化人出书。比如给巴金印《回想录》，便是调原来准备印毛选的一批纸张，而有的书稿，又给了太高的版酬版税。这时候范用已经退居二线，这种做法当然也给当时的一把手沈昌文带来苦恼。范用生于1923年，1980年代初他已经60多岁，却还在热诚地履行着出版编辑的责任，四处约稿组稿。在那个年代，约稿靠写信，他和作者们的信件往来他都珍藏下来了，在他晚年，选抄了一部分，103封作者的375封来信，这便是《存牍辑览》的由来。







(图：《存牍辑览》，范用/编，三联书店，2015年9月版）

读这批老文化人的信札，有很多值得重视的信息。比如戏剧家陈白尘的信件里，就透露了很多1980年代发生的事，局部地让我们感受到那个年代乍暖还寒的氛围。在他的老同事的信里，则还带着70年代末的冷峭。又比如唐弢的信件里，则披露了当年为鲁迅全集做校注的故事，提到这部书是鲁迅去世赶出来的，错误实在不少。又如党内理论家胡绳给范用写的自寿诗“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对此罗孚在其《北京十年》里有详细的解读。但我更为关注的还是约稿本身——这位“出版系统的退休老干部”——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义务想选题催作者，然后在不顾市场只顾精益求精地出版，这不也是一种专业精神、职业精神么？

如果没有对书的热爱，很难理解范用这位退休编辑的举动。他联系作者之广，想必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出版史上都是名列前茅的。更重要的是，他长期在有着良好出版经验的三联书店系统工作，结交的都是文化人（书中也收录了李公朴、何其芳、戈宝权等人在1949年以前给范用的信。戈宝权的信尤其有趣——他为了让范用找到他寄存在范用处的书籍，为每本书都画了封面），在80年代，是范用最先想到这批人、鼓励他们出书的。藏书家黄裳便提及，是范用第一个向他约稿，然后才有其他社陆续来约。而为什么要约这些人出书，也不仅仅是为了出书而出书，范用往往给出了具体的意见（比如影响深远的《傅雷家书》便是他一手策划的。详见楼适夷的信），这其实是从一代文化人的文学回忆录着手考虑的。直到今天，也不得不佩服他的眼光和远见。

黄裳《银鱼集》也是范用约来编辑出版的。以前关于此书有一种说法，谓编辑及美编无知，不知银鱼即蠹鱼，而给设计成了鱼的样子。现在可以在黄裳的信里看到，却是他给了范用河南出土的砖文，“其中第八十二条有三条鱼，颇古朴可喜，是否可加以利用”云云，也可澄清这段公案。

不可不提的是，范用还用笔名“叶雨”（谐音“业余”）设计书装。在沈昌文的回忆录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大意是说他设计的书封大抵比较简单，范用看不上。今天来看，沈昌文主编设计的“文化生活译丛”当然也朴素大方，给读者留下了阅读的美好回忆，不过，相比范用设计的一大批名作而言，确实不能比。最近《叶雨书衣》也重版了，实在应该和《存牍辑览》一起对照读，一本是内容如何产生，一本是形式如何相配。即使放在今天，范用设计的书装，不仅能体现与书的紧密契合关系，更重要的是精心，呈现出来的形式简洁而含义丰富，令人含咏再三，体会到书籍的美。这是当今一些形式主义、设计至上的书装设计所欠缺的，后者饱含太多的理念，反而令读者无所适从。这样的作品，即使评上最美的书又有什么用？







（图：《叶雨书衣》（新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09）

像老一辈文化人一样，范用的文章也写的非常有文人味道，多年以前，我就从报纸上剪存过他的名文《相约在书店》，感受到他对书对朋友的爱。一个人对书的爱不是无缘无故的，必须要有很多相关的因素，比如要有书店，也要有范用这样的出版人。范用出好书的履历亦并非只在80年代，早在1960年代，他便找到翻译家叶冬心，翻译了俄罗斯出版人绥青的回忆录《为书籍的一生》（1963年7月版），这是对中国读书人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书之一，出版人汪家明就提到过，他手上那本是借自作家张炜，封皮都翻掉了，书里画满了笔记。他还提到，这本书曾经有好几个译名，《为书籍的一生》是范用定的。在谈到绥青与范用时，汪家明的文章说得准确，不妨移作本文的结尾：

范用先生的经历与绥青有某些相似之处：同样十五六岁进入出版业，同样生活在一个黑暗与辉煌交织的时代，同样靠自学和勤奋成就一份大事业，同样在出版实践中结识许多作家学者并成为好朋友，同样有为普通大众出版价廉质良的图书的梦想和追求，还有一点——同样“为书籍的一生”。

【作者附记】：为了行文方便，对文中提到的师友没有加敬称。

【编辑注】：本文原标题《范用：为书籍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