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社成立100年：赛先生在中国过得好吗

管季超0712

中国科学社成立100年：赛先生在中国过得好吗林夏 实习生 张健1914年6月10日，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任鸿隽、杨铨、秉志、赵元任、胡明复等9人，发起并成立了以创刊发行《科学》为目标的科学社。1915年10月25日，科学社改组为学术性社团——中国科学社，迄今100周年。

10月25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共同举办“赛先生在中国——中国科学社成立百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捷克、中国台湾及大陆的三十余位作者与会发言，向听众介绍了近代中国的科学探索，共同探讨和反思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曲折历程。

10月25日，“赛先生在中国”会议现场。澎湃新闻记者林夏 图

先于《青年杂志》，《科学》把“科学”带入中国

一般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9月，其标志是陈独秀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事实上，在1915年1月，科学社的《科学》杂志就已经在上海发刊，这比《青年杂志》早了8个月。而且，《科学》杂志“发刊词”率先发出对“科学”“民主”的吁求，并从“科学之有造于物质”、“科学之有造于人生”、“科学之有造于智识”和科学有助于提高道德水准等方面论述了科学的社会功能。因此，樊洪业先生说，将“民主”与“科学”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两大武器，其思想源头是《科学》，而非后起的《青年杂志》。

《科学》杂志创刊号

中国科学社是近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和深远的综合性学术团体，它对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积极作用绝不仅仅体现于《科学》杂志，也不止于口头和纸面上的宣传倡导。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熊卫民在发言中指出：“直到1960年5月5日在上海宣告结束，在存续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科学社践行‘科学救国’的理念，参与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发生发展，积极介入‘科学建国’方略的讨论与具体事务中，促成了国家科学战略的初现，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进程。”

早于中央研究院，科学社开启中国科学之路

具体地说，中国科学社开启了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之路。

一般而言，西方科学研究机构一般由政府、工厂、私人、学校和学会这五类主体创办，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显然不具备这样的社会环境。1918年中国科学社搬迁回国后，科学社的主要成员之一杨铨即指出，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政府设立研究机构不可能，工厂由于自身发展也缺乏设立研究机关的动力，私人更是没有传统，因而为当时中国科学研究指出一条道路：大学和各科学社团联合起来组建研究所。1922年8月18日，利用东南大学与中国科学社的人力资源，中国科学社在南京成立了生物研究所，这是国内由民间社团创建的第一个研究机构。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聚集和培养了大量的科研人才，该所导师先后有中国生物学的奠基人秉志、钱崇澍、陈桢、陈焕镛等，培养的学生有王家楫、郑集、方文培、张春霖、张宗汉、沈万均、卢于道、孙雄才等，他们中有多人当选1948年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更有许多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科学社刊发的杂志《科学》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科学期刊，李约瑟说它可与英国《自然》、美国《科学》相媲美。《科学》也聚集了一大批科研人才，1930年以前，《科学》作者群中有28人当选为1948年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除了生物研究所这样的民间社团之外，中国科学社与中央研究院的创建与发展也有极大关系。熊教授介绍说，“中央研究院是以蔡元培在德国、法国所见政府支持科学研究模式建立起来的，但各研究所的成立及其发展不能不受到筹备委员及其具体主事者的影响，而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中除少数几个人外，都是中国科学社成员。”中央研究院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如总干事杨铨、气象所所长竺可桢、地质所所长李四光、物理所所长丁西林、工程所所长周仁、动植物所所长王家楫等都是中国科学社的主要领导人。

中央研究院部分早期领导人：竺可桢、李四光、丁西林、周仁（从左至右）。

科研机构体制化的垂范作用外，中国科学社在民国学术团体的创建发展、学术交流体系的形成、学术评议与奖励方面也居于领先地位。

在中国科学社的影响下，留美学界于1918年创建了中国工程学会。中国科学社回国后，受其影响，一些专门学术团体相继成立，比如，中国地质学会（1922年）、中国天文学会（1922年）、中国气象学会（1924年）、中国生理学会（1926年）、中国物理学会（1932年）、中国化学会（1932年）、中国植物学会（1933年）、中国动物学会（1934年）、中国地理学会（1934年）以及中国数学会（1935年）。这些学会大致遵循着与中国科学社相同的组织形式。

赛先生在中国：1949年前后中国科学事业的得与失

中国科学社的实践是近代中国科学事业上的进步之举，然而将其置于20世纪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近代科学事业仍可谓是历经波折。

回顾1949年以前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历程，熊教授说，民国时期由于科研经费少、科研人员少、科研设施差、科研环境差，科研体量小，取得的成就比较有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基本资料的收集，如动植物标本的采集、地区动植物志的编撰、地质图的测绘，以及地震、水文气象资料的收集、土壤资源的调查等。其次是利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原料和生产，解决遇到的具体问题，促进工农业和国防的发展，比如矿产勘探、不同品味矿物冶炼技术研究、生产线研究、生产技术的改良等，这方面孙健初对玉门油田的勘察、邓叔群对棉籽消毒法的研究算是代表。第三是基础研究，比如裴文中，贾兰坡对北京人头盖骨、用火痕迹的发现，吴宪关于蛋白质变性理论的研究等。

1940年发现攀枝花铁矿之旅 左为刘之祥先生，中为常隆庆先生，其余为护卫士兵。

1949年鼎革之后，虽然胡适、梅贻琦、傅斯年、林可胜、吴宪等中国文化教育领域的知名人物离开了大陆，但仍有很多教授、科学家留在了大陆，而且随后的几年中，不少海外留学人员回到祖国。以这些人才为基础，在苏联的帮助下，新中国发挥自己强大的动员、组织能力，迅速设计了新的科学发展道路，组建了新的科研、教育机构，改造、培养了不少人才，并对科学技术研究投入了相当多的经费，使得中国的科学技术，在短时间内就从整体上得到较大的提升，为国防、工业、农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举例来说，1949年以前，全国地质工作人员不到200人，到了1955年从事地质勘查事业的职工就发展到17万人，其中高等学校毕业的地质工作者达到6000多人。地质部、冶金部、煤炭部、化工部、铁道部、交通部、石油部、水利部、农业部等多个机构组织了自己的自然资源考察队伍。即使是“文革”时期，每年仍有考察队员在野外进行各种考察。这样大规模的考察，投入自然也不少。“以1959年为例，中科院当年有近2500人参加工作，考察经费达600万元。”

投入巨大，成绩也颇为丰硕。这时期考察队发现了克拉玛依油田、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国家石油需求于是得以自给；而蒲魁堂、金银寨等地铀矿的发现，则为原子弹研究和原子能开发准备了材料；另外，煤、铁、锰、铜、钨、铅、锌、稀土等矿产资源也相继发现，并得到开发。而国防军工方面的成就，“两弹一星”就是代表。

原子弹爆炸（1964）

从“科技大跃进”到“科教兴国战略”

虽然，新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科学事业上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在这次研讨会上，谈及对近现代中国科学事业的反思，1950年代相继展开的政治运动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

1950年代开始的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使一些科学工作者受到冲击；而确立了党对科学技术的绝对领导之后，一些罔顾科学规律的“科技大跃进”也造成了某些破坏和浪费。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扬宗的发言报告围绕思想改造运动中科学家的自我批判展开，对此，他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王教授分析了周培源、童第周、茅以升、钱伟长等人的自我检讨和批判，他认为，思想改造运动在批判崇美、亲美、恐美等洋奴思想的同时，也就批判了欧洲的科学体制，甚至不承认欧美科学的先进，特别是苏联科学界对某些科学理论的批判被引入之后，开启了中国对自然科学理论的粗暴批判。

1950年代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1970年代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90年代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从一个侧面展现出现代科学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面貌。如何让中国现代科学茁壮成长，或许是中国科学社成立100周年、中国科技体制改革30周年后的今天，中国学界仍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