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我在《黄河》十多年

管季超0712

我在《黄河》十多年

谢泳

庾子山《哀江南赋》序中曾言：“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刘淳兄约我谈谈与《黄河》杂志的关系，我要先从我念书的事说起。

我是1980年入山西晋中师专英语科念书的学生，爱好文史，但何以念了英文？今天听来似乎难以理解，其实很简单。我高考的那一年，英语科学生，数学可以不计入总分，所以侥幸能有一处学校念书，如果计算数学，我可能至今不过是榆次街头一个普通的下岗职工而已，我当年的数学只考了十几分，那时没有一所学校会录取一个这样成绩的学生。我本人对英文本身并不反感，一年级时，我英文学得还不错，但后来我发现自己的兴趣不在这方面，所以基本就不再用力了，至今想来，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其实我学习英文的能力，我的老师和同学都以为还是可以的。因为没有在这方面用力，毕业的时候，在全班24个学生中，我的学习成绩排名倒数第二，也可以说，就专业成绩而论，我是我们班最差的学生，可能是教员和同学知我志不在此，所以并不以为我是一个坏学生。

我在1983年夏天毕业，因为学习成绩最差，分配只能听天由命。我本来是榆次的生源，按习惯，应当留在榆次教书，但因为成绩不好，学校要我去和顺，我没有答应，后来又要我去太谷，我也没有去。

我在师专念二年级时，因为在当时的《中国青年报》副刊上发过一则只有三五百字的影评，被当时刚由山西大学中文系调来的王志华老师注意到了。王志华老师正要创办《晋中师专》校刊，当时中文科的学生很多，但王志华老师很奇怪，他没有在中文科选择学生，而是在英文科选择了我。后来我问过王老师，何以会选择一个英文科的学生来办校刊，王老师回答也非常干脆，我看见你在《中国青年报》上写了一篇文章。王老师已去世多年了，我非常感谢他当年对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普通学生的欣赏。王志华老师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是姚奠中的学生。我来作协后曾和韩石山老师说起过此段经历，他说王志华文革时曾到临猗调查过他，为他说了好话，对他还是不错的。因为我念书时候编辑过校刊，后来没有服从分配，拖了半年后，学校决定让我留校继续办校刊，所以我是1983年晋中师专一千多个学生中仅有的两个留校生之一，当时专科毕业的学生在专科学校里已不能教书，只能从事一般行政工作，另一个留校的是中文科一位有残疾的女生，成绩非常好，留在学校图书馆。

我在校宣传部属下编辑校刊，当时这个机构里有一位女职员叫刘丽，原来在教务处工作，和1981年晋中师专中文科毕业的陈茹学长关系很好，陈茹学长比我高两级，先分到省图书馆，《黄河》杂志筹备的时候，调到作协。我和刘丽在一个办公室工作，1985年的时候，《黄河》杂志创刊，陈茹学长每期都要给刘丽寄一本新出的《黄河》，我当时只是个刚毕业的学生，对文学充满了向往，所以这本杂志一到校刊编辑室，我常常是第一个读者，我由此知道了山西有这样一本杂志。我至今记得第一期创刊号上有柯云路的小说《孤岛》和江河的一首长诗《纪念碑》，还有张曼菱的一部小说。去年张曼菱来厦门，我陪她去鼓浪屿，路上说起此事，她说那是郑义向他约得稿。

我在晋中师专只工作了一年多，又遇到了一次机会。大约是1983年吧，山西作协要评文学奖。因为此前我曾在《晋中师专》校刊上写过两则短文，而当时因为王志华老师的关系，师专校刊曾发过山西省内许多评论家的来稿，其中就有艾斐先生。山西第一次文学评奖的时候，每位评委可以自己推荐一个助手，当时艾斐先生就推荐了我，后来因为政见不同，我和艾斐先生没有往来了，但我至今对他当年推荐一个没有任何资历刚毕业的专科学生来参加省内的文学评奖一事，还很感激。我已过了知天命之年，我们虽然政见不同，但我后来对艾斐先生的所有选择也能理解。我一般不愿再说此事，但细想，我认为此事对我影响还是很大，由此我知道了许多文学界的事。为了加强此事的可靠性，我记得当时还从山西大学来了两位女生参加，其中一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名叫虞伟，负责我这个组的是王子硕。

事情到了1985年左右，因为我在《晋中师专》校刊发过杨士忠老师的文章，认识杨老师不久，他调到了《太原日报》，因为这点因缘，我有机会能在《太原日报》上发两则小文章。1985年山西作协创办《批评家》杂志，因为当时在作协实习的山西大学中文系学生赵勇因故没有能留下来当编辑，赵勇兄现在是北师大的教授。可能是董大中老师和杨士忠老师说起了此事，他们决定借我来《批评家》当编辑。最初杨士忠老师先把我推荐给了陶厚敏先生，我记得有一次陶先生来榆次看望他1957年罹难的朋友陈振华，顺便到杨士忠老师家，杨老师特别约了我过去，我印象中当时陶先生对我去《太原日报》工作是很欢迎的，可惜此事过后不久，蔡润田老师就专程来榆次找我，让我到《批评家》来当编辑。每当想起这段人生经历，我心中都感觉非常温暖。我一个地方师专毕业的普通学生，何德何能，而这些前辈在没有任何个人目的的情况下，只是感觉一个青年几则短文中偶然流露出一点学术兴趣，就对我如此厚爱，让我每念及此都有自己必须努力不能辜负他们的感觉。2007年夏天，我到厦门后，总是对学生说，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的关照，有再好的制度也不要忘记，在人生中总有第一推动力，而这个推动力不可能是其它，只能是具体的人，无论做官还是做学问，都是如此。个人才能是不足道的，我不相信制度，我只感谢人。我在1985年底借调作协，1987年正式调入。

我在作协《批评家》的经历略过不提，我要说我和《黄河》的关系。

1989年夏天后，《批评家》杂志停刊，我和占平、晶明二兄随蔡润田老师到了作协理论研究室。1987年，我在作协借调期间，曾有一年在武乡蟠龙镇一个名为下型塘的村子里扶贫，一起同去的就有《黄河》杂志的张发。我当时还没有结婚，也不谙世事。到下型塘时带去了很多书，以为一去至少要半年才能回来，其实远不是那么回事。后来证明到了乡下也没有什么时间看书，多数时间是瞎玩。可能是张发看我爱读书也忠厚周慎，1989后理论研究室工作比较轻松，最早决定让我转到《黄河》杂志当编辑部主任，在1989年后的情况下，这个决定对我是相当大的鼓励。此前我也在《黄河》杂志发过一两篇文章，但此后我与《黄河》就不再是作者与一般编辑的关系，而由客卿成为主宾了。

我到《黄河》杂志时，主编是周山湖，但山湖那一段心情不好，不常在作协，杂志社实际负责的是张发。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前后，《黄河》要开办一个名为“作家书斋”的专栏，因为我和晶明兄在作协还属于青年，所以这个工作最后落在了我们两人身上，因为杂志不在手边，我一时也想不起具体是如何操作的，但印象中是初期我们二人合作多，后期晶明兄就不大参预了，当时我们还都在理论研究室。我们一开始就把视野放在全国，想把这个栏目办成一个高品位的学术性专栏，我离开以后，这个栏目依然保持，但文章似乎不如以前有份量了。

回想自己在《黄河》十多年的时光，感觉是轻松愉快的。同事间行事风格虽然不同，个性也有极大差异，但彼此合作非常融洽。特别是张发待我出以相当信任和欣赏。我刚到编辑部的时候，主要负责看二审的稿子，张发负责终审。《黄河》的习惯是缺乏严格制度，多数情况下是按习惯行事，我印象中我们基本不开会，偶然有事，也只是到主编办公室随意讲一下即可，编辑感觉不到工作的压力。我初来时还不习惯，时间长了，才意识到这种无为而治的好处。张发对同事很宽厚，也非常关心爱护，像我这样一个自由思想倾向很鲜明的人，他能放手让我工作，实是出于对我人格的尊重和信任，就是对我给杂志带来的麻烦，他也不是责怪，而是理解和同情。大约是2002年前后，我在“作家书斋”栏目中发了湖北学者姜弘一篇文章《毛泽东与姚雪垠》，此文后来受到有关方面的批评，但张发还是放手，并没有因为此事对我以往的组稿方式提出限制。此文后来还引起姚雪垠儿子的不满，把杂志社告到了北京东城区法院，接到诉状后，张发派我到北京出庭应诉，代表杂志社打这个官司。因为姜先生文章本身经得起考验，此事后来也不了了之。张发遇事有举重若轻风度，我在他手下工作，感觉能发挥自己的力量。

2007年，我离开《黄河》时还是一个只有中级职称的副主编，刘淳兄也只是中级职称，我们二人都无党无派，但我们并没有因此有什么抱怨，各自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刘淳兄的《中国油画史》，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如果当时我们都把精力放在弄职称上，可能写作的热情就大减了。因为张发总能用欣赏的态度评价我和刘淳个人的工作，所以我在《黄河》工作期间，心情很好。在杂志社当编辑，每个人的工作风格不同，但彼此能互相认同或者能用一种欣赏的眼光看待各自的工作，非常难得。《黄河》杂志不能说是一个有严谨工作作风的地方，但多年来形成的看似自由散慢的习惯，事后观察，也不能说它没有优点。

张发是作家出身，当编辑时对发现作者和好稿子极有兴趣，只要是好稿子，好作者都能引他兴奋。葛水平最初几篇小说都是《黄河》刊出的，张发功不可没。最早一篇《甩鞭》，张发让我看过，说实话，我当时可能是因为阅读兴趣的问题，对葛水平的小说还没有到后来那样的认识，只是感觉她写得好，有极强的叙述能力。我记得我还对她这篇小说叙述中个别公文气较重的词语作过调整，但张发在判断新作者方面比我敏感，也比我有经验，所以后来葛水平很快成为全国知名作家，应当说，在编辑小说方面，主要是张发的眼光。

我在《黄河》的编辑工作，略可一说的还是1998年前后杂志改版的情况。因为张发的信任，当时改版的定位基本是由我做主，我把杂志定为“大型知识分子读物”，用比较大的篇幅刊出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可惜没有持续很久，因为这样办刊一是有些脱离山西的实际，再是有较大的责任和风险，后来杂志还是回到了以培养本土文学力量的历史定位上。我们发表过林贤治长文《胡风集团案：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一时影响极大，还发过李希凡、蓝翎关于1954年《红楼梦》研究事件的回忆文章，其它有影响的文章还不少，不再一一述及。

至今回想起来，我感觉自己需要反省的是我把个人的学术趣味带到了杂志中，在一定程度上使杂志有了较强的个人色彩，但在当时情况下，张发对我的选择是支持的，后来的转变也是大势所趋，并非我们个人的主动放弃。

《黄河》是在1985年思想启蒙思潮中创办的，初期创办《黄河》杂志的人和他当时的多数作者，都有极强的理想主义色彩，成一、韩石山、郑义、周山湖几位，再加上张发和秦溱。1989年后，在作协系统受到影响的也以《黄河》杂志的人为多。我事后细想，《黄河》虽在管理上缺乏严格制度，但创办时的时代特征非常鲜明，就是她强烈的思想启蒙和理想主义彩色，虽然几经人员变化，表面看起来她和一般的文学杂志没有什么区别，但以我在《黄河》十多年的经历判断，我认为《黄河》杂志的底色始终没有太大变化，她追求有高远价值的东西，就此而论，我以为《黄河》创办初期形成的格局和气度，始终不曾消失。

2007年，我离开了工作多年的《黄河》杂志，但我每年两次假期都会回来，时间长了，杂志社的人感觉我似乎并没有离开，因为假期长，我在太原的时间就长，家也没有搬走，所以在感觉上还是很亲近。前几年我是到张发办公室喝茶，这几年我是到刘淳办公室喝，仿佛不曾改变什么，因为内心对这里的感觉没有变化，所以还是有回到家里的感觉。

转眼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回想自己的人生经历，所遇处处皆是好人，倒处洒满阳光，所以无论遇到多大困难，内心对生活都没有失去信心。

2015年2月23日于太原南华门东四条作家协会

管季超0712

智效民：我的朋友谢泳

　　 因为套用了“我的朋友胡适之”那句老话，这个标题很容易遭人非议。其实，谢泳根本不能与胡适相比：论学历，胡是纽约哥仑比亚大学的博士，谢是山西晋中师专的学生；论职称，胡是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谢是内地一个文学期刊的编辑（中级职称）；论地位，胡一生基本上处于社会主流，谢至今还是一个边缘化人物……。这一切，主要是因为他没有赶上胡适那个好时候。不过，就做人和做学问而言，他好像是按照胡适的路数，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若不是生不逢时——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成长在十年文革时代，他可能会有更大成就。

　　 谢泳大约是1985年前后调到山西作家协会的。大学时代，他学的是英语专业，却好像不大喜欢那些功课。他读书很杂，各种报刊订了一大堆。据说《批评家》创刊后，做过一次读者调查，发现只有两个人自费订阅。其中一个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个主管，另一个就是谢泳。于是，谢泳何许人也，竟成了编辑部关注的一个问题。

　　 谢泳进入作协后，我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没有什么来往。直到90年代初，我在朋友那里看到他自费出版的一本书——《禁锢下的呐喊》，才对他有所解。这是一本研究报告文学的书，在那全民经商、一切向钱看的年代，书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给人以空谷足音的感觉。一个年轻人，能以自费出版的形式与朋友交流心得，已经很不容易；如果还要谈论什么社会良知和知识分子的责任，则更是难能可贵。

　　 有了这本书，再加上丁东、高增德、陈坪等几个共同的朋友，我和谢泳很快就熟悉起来。当时他经常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发表文章。读这些文章，让我耳目一新，很受启发。后来我才知道，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那段日子里，谢泳经过短暂的消沉以后，很快就投入储安平和《观察》的研究中。这个选题，可能与他的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及他在研究报告文学时接触到一些储安平的材料有关。当时，人们都纷纷下海经商，他却经常从太原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住最便宜的旅馆，吃最简单的面食。有了那种经历，谢泳更舍得花钱买书了。前几年太原有了旧书市，他成了那里的常客。凡是民国年间的书刊，不论贵贱他都要买下。有用的自己留着，自己不需要就送给需要的朋友。他说，看到这些东西不能派上用场，就觉得很可惜。有一家出版社向他约稿，他将买来的旧书整理一下，每本书写一篇随笔，就凑成一本随笔集。这些文章反映了他求学做人的一些侧面，有许多在《文汇读书周报》和香港《大公报》等刊物发表过。

　　 我以为，谢泳是从储安平与《观察》的研究开始，才走上学术道路的。他写文章做学问，大致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平实朴素，有啥说啥，从来不绕弯子，也不卖弄学问，甚至连虚词也很少使用。他的文章有一种很强的思想穿透力，又有一种雅俗共赏的亲和力。第二是重证据，重第一手材料。他是搞文学出身，却颇有史家所谓言必有据、落笔谨慎的风范。因此，他一旦做出判断，便像老吏断狱，让人不得不心服口服。第三是眼界开阔，方法得当。他没有受过所谓正规学术训练，但是他却很注意方法的使用。在研究过程中，他以实证的方法为基础，辅以统计的方法、比较方法等等，从而使自己的研究如虎添翼。

　　 储安平与《观察》的研究告一段落后，谢泳开始西南联大的研究。刚刚过去的20世纪，给中华民族带来旷古未闻的劫难。前50年是连绵不断的战争，后50年是没完没了运动。为此，中国不知道战死多少人、饿死多少人、冤死多少人。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好像一直没有令人信服的说法。读谢泳的著述，可以看出他是想通过一个人、一本杂志和一所大学的命运，来寻找比较可信的答案。从关注自己一家一姓的不幸，到反思国家民族的命运，这恐怕是他从事学术研究的动力之所在。

　　 1995年，谢泳的第一本随笔集——《旧人旧事》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某种原因，很多人没有见过这本书。这本书给我的最大印象，是他在主动剔除意识形态语码的基础上，使用了一套客观公正的语言，来谈论历史，臧否人物。这对于主流思想的解构和批判学术的重建，具有开创性作用。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意识形态编织的网络之中，思想污染、语言污染的情况非常严重。绝大多数人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人们不说假话、套话、空话、废话，就只能处于失语状态。有些人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正如《皇帝的新衣》中那些臣民，由于早已习惯了肉麻的吹捧，习惯了人云亦云，所以当他们看到平时歌功颂德的对象突然变成一丝不挂的小丑时，都不知道应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因此，当有人能够根据常识，说几句真话的时候，往往会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谢泳之所以敢说真话，除了后来所下的功夫外，恐怕还与他学历不高，在学校里不是一个听话的乖孩子有关。

　　 在90年代前期，中国思想界度过了一个异常沉闷的阶段，直到有人拐弯抹角地提出人文精神和学术规范，才开始出现一点生机。在这种情况下，谢泳的“童言无忌”不仅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也让他所抨击的对象无言以对。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说到学术规范，当时我和谢泳、丁东、高增德有过一次对话。我们认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规范，而在于体制。在此之前，针对日益严重的学术腐败，丁东经常说“专著不如论文，论文不如随笔”。基于同样的看法，我把主要精力放在随笔写作方面，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久，我们三人在长春出版社出版的求索文丛中，各有一本小册子，可惜这套书影响不大。直到1998年《逝去的年代》出版后，谢泳才成了众所周知的人物。

　　 要想有所得就必须有所失。前两年我问谢泳，你为什么不申报职称，或者像大多数青年才俊那样，混个博士到北京发展呢？他淡淡一笑，说这种事情太麻烦，他不适应。我想，若不是为了工资、奖金、课题经费和医疗待遇等一系列体制性利益，谁又肯牺牲人格尊严，去忍受那种折磨呢？在这方面，谢泳也算是一个另类吧。正因为如此，他才取得那些骄人的成绩。

　　 ２００３年８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