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的艺术散文

管季超0712

黄裳的艺术散文

                                                               周维强

    1948年，青年黄裳在开明书店出版了一册《旧戏新谈》，书成时，他又自买宣纸印制了一册“拟古董”的书：马叙伦的题鉴用木板雕成，册前有绫制书鉴，并用蓝色泥金纸作封面，宣绫包角，外加锦套。这几乎使我们忘了做这件事的人是一位受过良好的现代文明洗礼、工科出身、懂英文的现代青年；这也几乎要使我们忘了这本书的内容其实并不“古董”这一事实。这件事暗示出黄裳身上的两重性：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和热爱，另一方面又不缺少现实感，不放弃对现实社会和人生的关注。这种两重性也相应体现在黄裳艺术散文的创作里，构成他艺术散文一以贯之的美学风貌，即古典情趣、书卷气与现实社会人生感受的融合，雍容，优雅，精致。传统文人的生活、文化情趣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现实社会人生感受交织在一起。

                                                 （一）

    从40年代初黄裳开始散文创作至80年代，按其艺术散文呈现出来的美学风貌的演变情况，基本上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即40年代，50至60年代，70年代至今。这三个时期的作品总体上呈现前述这一审美特征，但其具体差异仍然明显。如果说他40年代上半期作品文体尚嫌枝蔓，语言还不够精粹，现实社会和人生的感受还不免稚嫩，那么，当他晚年复出重新为文肘，我们就不由自主地会想到中国的“返朴归真”这一成语，想到苏东坡的“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这一著名的文学见解。

    黄裳在40年代一共印行了4本集子：《锦帆集》(1946，中华书局)，《锦帆集外》(1948，文化生活出版社)，《旧戏新谈》(1948，开明书店)，《关于美国兵》．(1947，上海出版公司)。《关于美国兵》是一本随军通讯集，依我们限定的范围，本文不作讨论。《旧戏新谈》作为一本书也不能进入我们讨论范围，但集子中的个别篇什，我们将在下文谈到。散文集《锦帆集》和《锦帆集外》基本显示了黄裳40年代艺术散文的美学特征。

    《锦帆集》是一本86页的小书，收散文8篇，列为巴金等编辑的“中华文艺丛刊”第4种。《锦帆集外》收文章16篇，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锦帆集》是一本格调美丽的小书，黄裳在这本书里多次说自己变得粗糙了，又希望能借此书回到以前的生活。他在1945年7月写道：“离开家，离开亲爱的人们已经两年了…无已的怀念。衷心希望回到家，到Y的‘绣楼’上听雨，念着‘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镫独自归’的诗句。如果时间不太久的话，让这本书作一个小桥，使我不致太困难回到那个境界和那种情怀。”（见《锦帆集·后记》）。8篇文章除《断片》是对上海生活的一个追忆，及《〈江湖〉后记》等之外，大都写他由上海至内地的旅途生活。抗战军兴，一个城市青年远离安逸的大学生活，开始漂泊生涯，青春期感伤的浪漫倾向、中国古书中“江湖”的文化内涵的诱惑（见《〈江湖〉后记》）、乱世里个人的生活感受交织而构成全书的一种迷离的漂泊感，感伤而美丽。而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修养，他在这方面的文学联想，更为这本书增添了美丽、典雅的书香气。写于1944年的《江上杂记》是这本书里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江上”是说重庆九龙坡的扬子江上。黄裳后来在《锦帆集外·后记》里说他在那儿过了“一年寂寞的日子”，“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一个做梦的好地方，平安而静寂，生活很苦，可是井未断绝了希望，这样，一个人自然是有理由做梦来安慰自己了”。《江上杂记》就是那样一种生活状态下的产品。很难概括这篇散文的主题，“杂记”名副其实，所记也是四川风土人情，但这是有选择的“杂记”，是认知有选择的联想，茶馆、酒楼、水田、老道、风味小吃、中国古诗……所记叙的是中国农业社会里的风物，，表达的是一种中国文人很熟悉的情趣，其联想也是中国文化氛围里的。譬如见到水田和庄子，就想起《水浒》上写的那些庄院；由房后挂着的旗子联想到《水浒全图》上那面挂在寥儿洼里的“可爱的杏黄旗”；因老道卖药而想起十竹斋笺谱上的韩公造像；喝醉酒把兰花扣在右襟扣缝里，遂记起苏东坡的一首簪花诗。这儿的联想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古书。这表明黄裳对中国古籍的修养，也表明他的文学联想的倾向性。对于书本的敏感，对于文化历史的兴会，并未成为黄裳的记忆和写作的负担，而为其作品平添风韵。这篇文章还有一段：

        回来时，经过一条石板路，下面是突然低下去三四丈的水田。在这水田里边有一

    所房子，似乎是与世隔绝的样子。我很喜欢这种办法，如果能置办了相当的食用品，笼

    居数月，大概颇有意思。纳兰容若词云：“偕隐足风流”，我是挺喜欢的。

这里直接说到了“归隐”这一为中国传统文人津津乐道的美事，而这位工科出身的现代青年居然颇为欣赏。黄裳没有隐居过。惠施诘问庄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黄裳没有归隐的经历，又如何能先入为主地说归隐的妙呢?因为他看过中国古书。“偕隐足风流”所说的这一中国文人的传统生活情趣，  自汉魏以来通过数不清的诗文一代代传下去，内化为中国文人的文化基因，只要是一个受过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文人，他一定能理解乃至欣赏这种趣味。行文至此，我们或许会把《江上杂记》归入记叙蜀中风物民俗和表述中国文人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情趣的闲文。不料文章第一部分的末尾一段似乎漫不经意拈来的文字，一下子叫读者由“闲逸”进入当时并不闲逸的现实。作者说起“剧坛近事”，提到其时重庆正在上演的《董小宛》，笔触轻轻点到：“现在重看《董小宛》，应当是颇有意思的，300年前上演的江南故事，似乎并不陈旧。”是的，这故事并不陈旧。也许黄裳要借这个故事来抒发个人在动荡时代里的漂泊感。他只是借这个故事来“自伤”，而并无再多含意。然而乱世里的个人飘零感难道是一件小事吗?它一俟进入文艺作品难道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么?杜甫的“落花时节又逢君”一诗不就是通过一个艺人的飘零流浪来写尽了乱世里的一种集体性悲凉么?而300年前这段故事所发生的明清易代这个背景难道不会叫人产生一种对时代的联想么?虽然从中国文学史看，黄裳这几句话的表达还够不上“经典”，但在黄裳作品里它可以作为一个依据，一个关于黄裳艺术散文作品的社会人生现实感的注脚。有趣的是，黄裳本意是要进入现实，而进入现实的方式却是通过历史文化。他的作品的现实社会人生感通常是以历史文化为中介的。借古喻今，借古讽今，通过历史文化来认知现实，来表达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感受，这是黄裳一以贯之的风格。只是此时因为个人文化积累的限止和对现实的认识尚不深刻，其作品的现实社会人生感相对于后来的来说未免有些稚嫩，借用古典也略有生硬之处。

    收入《锦帆集》里的《白门秋柳》是黄裳1943年的作品，讲的是他1942年过南京时的所见所闻所感，表达了一个青年在“黄昏胡骑尘满城”的沦陷区里的沉痛心情。然而他所借以表达自己感情的语言方式却是“古典”的：

        我们凭了窗槛下望一片迷蒙的莫愁湖，和那一片城堞。从和尚口里，我们听到了关

    于石头城的许多故事，和胜棋楼也已经倾圮了的消息。他的黯淡的声音， 缓慢地述说

    着一些兴亡的史迹，好像听见了低回地读着的一首挽歌辞。

这里传达的是一个青年在山河破碎的特定历史时刻里的寂寞情怀，可这一寂寞情怀所赖以表达的言语及其所营造的氛围，却分明使我们联想到唐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出现的种种缅怀往昔、追念历史的含有凄凉寂寞之美的挽歌。黄裳的寂寞情怀的表达，来自中国的文学传统。这一段文字所刻意营造的氛围，几乎使我们疑心作者已经是在玩味、玩赏这样一种挽歌情调。当然，这对于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人来说是一种很美妙很意味无穷的感伤意境。《白门秋柳》整个来说文本略显臃肿，情怀和语言还不算精致，一个亡命远行的青年过沦陷区的仓惶心情又哪里谈得上“闲逸”、“雍容”，但南京这历史上的繁华胜地，秦淮河、鸡鸣寺、扫叶楼、《桃花扇》……使《白门秋柳》或多或少浸染了一种古典的联想，尽管这种联想倾向于有关历史兴亡感这一路，正如作者在这篇文章里所说的“我重复着唐代诗人同样的感情”(维强案：这指的是杜牧“烟笼寒水月笼纱”一诗所表达的感情)。

    大体说来，《锦帆集》虽不乏乱世漂泊的凄迷，不乏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感受，但流浪日子里不时流露出的文人闲情和来自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文学联想，使这本写于动荡岁月的散文集焕发出书香气。《断片》以精致的文字追忆战前上海的浪漫岁月，表达了对旧日朋友和生活的怀恋，透露出青春少年的美丽情怀，散发着淡淡的温婉的感伤。去内地途中经过徐州，时值风雪满天，停留期间他仍然要去访燕子楼、放鹤亭等古迹。在燕子楼他想起了关于唐代徐州张尚书爱妓的一个有着凄凉情味的故事，想起白居易的美丽诗句。九龙山前一片寂寞荒凉，于是想起《水浒》里“九龙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这一“可爱的歌谣’’（见《过徐州》）；翻越秦岭大山时他又产生韩湘子突然出现在雪后秦岭上这一有着神秘意味的想象，忆起韩愈的“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诗句（见《宝鸡—广元》）。当他一路跋涉终于在夜里抵达成都，迎着早春夜风，望着愈驶愈近的布满华灯的街道，他乃“觉得是走进晚唐诗句里来了”；在成都他踱步街头，听着悠扬的弦管，想象茶楼上“风雅的人们在过着《燕子笺》、《桃花扇》时代的那种生活……”；在细雨如雾的幽静的武侯寺，又想着“芒鞋竹杖”的“古时隐士”；面对一座古城里“有两个像牌楼那样的牌坊”的“金碧路”，这位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青年又会“缅怀古时候穿了锦绣冠服的及第士子，骑在披了红绸的马上，在这牌坊下走过的风光……”（见《〈江湖〉后记》）。当然应做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这些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的文学联想都是闲适和美丽的，它有时是悲凉凄迷的，如他雪天访节孝牌坊，想到这些“在悲惨的情形中很年青的死去”或“熬了更苦痛的日子活到老年”的女人，写下了这样惊心动魄的沉痛的文字：“我觉得眼前是一部有美丽的插图的中国妇女的生活史，上面写满了殷红的字迹。”（见《过徐州》）。这位现代青年赞赏应当赞赏的，沉痛应当沉痛的，他生活在现代而有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和文化情趣，却并未沦为“遗少”。

    《锦帆集外》是黄裳公开出版的第二个散文集子。《锦帆集》里那种美丽的格调和温婉情怀在本书里削弱了，文字倾向朴实，且增多了现实的因子。像《海上书简》、《江上杂记·茶馆》这样的文章在集子里只占少数(而这篇《江上杂记·茶馆》本是编《锦帆集》时漏收的残稿，它们与《锦帆集》里的《江上杂记》写于同一时期)。有些篇什如《贵阳杂记》、《昆明杂记》基本成了谈历史(南明史)的文章，文笔也嫌芜杂，不能算艺术散文。《桂林杂记》写于印度，是黄裳在郁热的兰伽回忆初夏的桂林，在后方回忆前线。《旅京随笔》及《更谈周作人》、《老虎桥边访知堂》等文章是抗战结束、“和谈”鼎盛时代，作者当了一个时期的记者的产物。《旅京随笔》有些闲情，说文谈史，记写风物名胜，兼讽现实，文字不似《锦帆集》时期的枝蔓，也少了那份温婉美丽的少年情怀。后两篇则该算通讯一类文字。其他如《关于鲁迅先生的遗书》显示了黄裳对古籍和版本知识的修养，也透露出他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热爱这一消息。《风尘》是民国二十八年的作品，《李林先生纪念》一文追怀他中学时代的老师，文字朴实。以艺术散文的要求来衡量，《锦帆集外》似较《锦帆集》为逊色，但它是黄裳艺术散文创作历程的一个轨迹。从客观上说，这种创作变化是迫于现实的挤压；从主观上说，正在走出青春期的黄裳也颇不满意于自己先前的那种情怀（黄裳在1944年《锦帆集·江上杂记》里就说过：“我声明我厌弃那些‘忧愁’”。)，而他的气质又使他情不自禁地要回到文化历史里品玩那种优雅的意境；少年书生的情怀难以骤然消去，身处战乱、怀想旧时温暖的读书生活，又忍不住要哭泣。这使他的一些作品大量涌进了战乱现实的内容，而《锦帆集》里的那种温婉情思、古典意境也并没一扫而空，只是退居次要位置。以《桂林杂记》为例，在这篇1．5万余字的作品里，战乱观实的内容占到1．1万多字的篇幅；而同时又流露出那种幽思和情怀，如因“凤北路”路名想起十几年前在北方买的一部初印的“四印斋所刻词”的零本，于是又恍如“重回北宋词人的梦影一般的境界里去”等。但整个说来，这种情思在《锦帆集外》里已远不像《锦帆集》那里来得密集。很难孤立地评判《锦帆集外》这个集子的艺术价值高低，因为从黄裳整个创作历程来看，这个集子是他创作演变并通向新台阶的一个必要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生活体验是他今后散文进展的一个准备。

     这里需要提及《旧戏新谈》。这本书集中体现了黄裳在中国古典戏剧方面的修养，表面说戏，其实是言外有意的杂文，它们的写作是受了吴晗《旧史新谈》的影响(文章当初在报纸上发表时用的就是“旧史”这个笔名)。这本书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但应说明的是该书里的《连环套》、《盗御马》、《叫好》、《夜奔》诸篇借旧戏喻今讽今的杂文，其严峻的批判现实精神与《锦帆集》等集子的美丽格调、少年情怀有很大不同，它们好像出自一位世事洞明，且有深厚古典文化修养的杂文大家之手，辞章谨严，文字老练，见解犀利。这批写于40年

代末期的作品已分明预示出70年代后他重新执笔为文时的那种深度。换句话说，这些以杂文形式出现的借说旧戏来展开的敏锐、有深度的社会批判，在70年代后融进了他的艺术散文作品，使他的艺术散文作品兼有了杂文笔法。

    大体说来，黄裳写于40年代的《锦帆集》、《锦帆集外》里的艺术散文作品，基本奠定了他个人创作的艺术风格，初步显示了他的艺术散文的审美特征。他那些用现代汉语表达的为中国文人所熟悉的古典情趣，那些来自中国古书的文学联想和凭借历史文化而生发的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感受，颇契合现代中国文人的阅读口味，其古典风情与接受过传统文化熏陶的现代中国文人的审美趣味“同构”，因此它能很轻易地为读者所容纳、接受（明史学家吴晗1947年6月30日致黄裳的信里就说他“极喜欢”黄裳作品的“趣味、情调”(见《过去的足迹》第311页)）。而文章的现实社会人生感受使身经乱世、胸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的中国文人免除了阅读这些作品时可能会产生的“玩物丧志”的良心谴责，而不妨作放心大胆的品玩。《锦帆集》、《锦帆集外》是黄裳作品风格确立的标志，它们与《旧戏新谈》一起成为黄裳艺术散文创作日后进展的一个准备。

                                              (二)

    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始了又一个时代。作为记者的黄裳以其职业敏感很快由上海出版公司于1950年12月出版了一册被列入“艺文新辑”的《新北京》。这本集子收入的18篇(组)被黄裳称为是“通讯”的文章，从新闻角度看，有可说道之处，现在所谓的新闻作品的散文化写法，我们在黄裳的这个集子里已相当完整地看到了。从文学角度看，有些作品也不妨视作“艺术散文”，如《老舍在北京》、《温特》等。前者用散文笔调报道了老作家老舍在新北京的近况，具体、生动、款款道来，饶有兴致。后者则叙述了一位执教清华园，曾经同情中国革命、帮助过学生民主运动的美籍教授在革命成功时的个人的寂寞和颓唐，委婉地劝说并良好地祝愿一些知识分子在这个新来到的时代里放弃一些属于个人的东西，“强健起来，高兴起来，打起精神来”!正如黄裳的这个劝说和祝愿，他本人的这些作品也收敛了个人的文学和文化兴趣，古典的、书卷气的之类品质很少出现，尽管行文仍然优雅。淡淡的忧郁感伤没有了，文章洋溢着明朗愉快的色彩，预示着他整个50至60年代艺术散文的基本特征：明朗、单纯、质朴、优雅。我们可以在他公开发表的《游邓尉》(1955)、《新婚夫妇》(1956)、《浣花草堂》(1956)、《虞山春》(1962)等作品里发现这些特征。作为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记者，黄裳恪尽职责地以自己的方式歌颂这个时代，赞美这个时代的人民的健康、勤勉和幸福。而作为一个散文家，他在写作时相当程度地节制了自己的艺术和文化情趣。譬如《浣花草堂》，这原本是一个可以刺激他文学联想的题目，以他过去的写法(如《成都散记》)或许会恣意写出古典情趣，生发美妙联想，但现在这些都在作品中消失了。作者要代表一个时代说话，要代表人民说话，明明自己喜欢杜诗，却不说自己喜欢，而是说“人民一直非常喜欢”。有趣的是，文章中插进了一段关于历史和传统的议论：“人民一直在批判着那些割断历史，忘记传统的妄人，说他们是‘数典忘祖’的。人民清楚地知道，没有丰饶的土壤不会滋长出新的事物；在沙滩上不可能建立楼台……”黄裳在内心深处可能产生过关于历史、传统和现实之间关系的困惑，可能对自己内心深处的古典情趣产生过困惑。这段话不是空穴来风，它在潜意识里是黄裳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兴趣和古典情趣等等的辩护，这个辩护通过一个可以为公众所认可的方式、或者说以代人民立言的方式作出了表达。果然，此后的作品里，他个人的艺术、文化情趣就有了更多展露，如《虞山春》，一篇记叙春游江南文化名城常熟的美文；《过灌县·上青城)，一篇初成于1956年、发表于70年代后期的入蜀游记。

    整个这一时期里的黄裳的艺术散文作品，其“历史文化情结”几乎不再是以文学联想、抒情等方式，而更多的是以文化评论来“发散”的。抒情、联想都过于个人化，“文化评论”倒也可“移情”，而文化知识的积累、生活阅历的增长，也使他有可能来作从容评点。这些评点，有的情趣盎然，有的则意味深长。如《虞山春》里讲翁同稣晚年书法：“他是写苏字的，但又有一种颓放的腴美。好像一个吃醉了的胖老头儿。”《浣花草堂》里对杜诗的评论及对一种关于杜诗的见解的批评，即便移用“真知灼见”来概评也不算过分。这些文化评论增添了文章的书卷气、可读性和文化容量，也使文章获得了一种旁逸斜出的美学效果，它常常使我们在一种美好的气氛里跟着作者愉快地重温中国古典文明史上的精彩片段，追忆中国古典文明的逝水年华。

    50至60年代这个时期，黄裳艺术散文作品数量甚少，但它们依然精致优雅，而其文化评论也将与此前的作品特点一起综合进日后的创作里。后来发生了十年浩劫。从他公开出版的各种集子里，我们没有见到他写于这个历史时期的艺术散文。这是一段长长的创作上的空白。

  

                                                 (三)

    十年动乱后复出的黄裳重新开始的艺术散文写作，不仅仅是其文学生涯的继续，他的晚年作品综合了《锦帆集》、《锦帆集外》、《旧戏新谈》和《虞山春》等各个时期作品的长处和特征，把中国文人传统的闲情逸致；对社会、文化现象或有趣味或有深度的评论等等，用—种精致的文体完美地融合了起来，这体现在他那些写得最好的作品里。他的艺术散文在搁笔10多年后，奇迹般地获得升华，进入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它们远追公安、竟陵、张岱、祁彪佳等明代小品，近承周作人。他不是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的叛逆者，他以自己的艺术个性，以自己的创作，使这个悠久的中国散文传统在当代再度焕发出光彩。   

    80年代以来，黄裳出版的集子有：《花步集》(1982，花城出版社)，《晚春的行旅》(1982，湖南人民出版社)，《榆下说书》(1982，三联书店)，《金陵五记》(1982，金陵书画社)，《黄裳论剧杂文》(1984，四川人民出版社)，《过去的足迹》(1984，人民文学出版社)，《银鱼集》(1985，三联书店)、《翠墨集》(1985，三联书店)，《珠还记幸》(1985，三联书店)，《负暄录》(1986，湖南人民出版社)，《惊弦集》(1986，湖南人民出版社)，《笔祸史谈丛》(1988，人民日报出版社)，《前尘梦影录》(1990，齐鲁书社)，《榆下杂说》(1991，上海古籍出版社)。这些集子里，《过去的足迹》为散文自选集；《黄裳论剧杂文》主要收入《旧戏新谈》等3种旧作；《金陵五记》则收入《锦帆集》等4个集子里写南京的散文随笔。限于我们设定的范围，这里不对这些集子作一一讨论，只选取其可视作是艺术散文的作品来探讨。

    写于1981年、后收入《银鱼集》的《海滨消夏记》是本时期黄裳的一个代表作，它以阅读钱钟书《宋诗选注》、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两书为线索，追忆了1959年至1961年两个“不平凡”夏天里的生活经历。世故惊涛，而文章依然保持了对生活对人生的从容雍容的情怀。老年心境，追忆当年，仍然情不自禁写出彼时的生活情趣，如黎明前走在满是露水的田径上，于是体会陈简斋“寂寞小桥和梦过，稻田深处草虫鸣”诗句的妙处；村居无电，煤油灯下读“黄梅时节家家雨”、“绿遍山原白满川”之类的宋诗，遂“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温暖”。在这不平凡的年份里，奉命下乡的黄裳能沉静下来，潜心读书，其沉着心态不正是中国文人所称道的“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的境界么?在这篇文章里，黄裳打通了书与人生社会的界限，书里书外，历史现实，其议论见解真使人会心不远。如阅读陈垣写于抗战时期、旨在阐发民族气节问题的《通鉴胡注表微》一书，联系社会现实，而生发出对“气节”的新认识：“在饱看了五花八门的卖论取官，出卖同志向上爬……的丑恶现象之后，不能不翻然悔悟，时代前进了，‘气节’却并不因之而跌价报废，还是应该讲下去的。自然，内容是会有不同了。不然的话，恶性发展下去，是连民族、国家、正义这一切都会一古脑儿被败类们卖掉的。”还是这篇散文里，他因阅读陈垣的史学名著，而闲闲道出对散文的见解：“……援庵先生使用的是文言文，造句又极其简练，似乎毫无铺陈文采，但他写下的正是成就极高的散文。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按照今天的通常概念，散文的范围已经狭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仿佛只有某一种讲究词藻、近于散文诗的抒情写景之作，才可以称作散文；其实按照过去的传统，无论中外，散文的门类和风格都非常繁复，并不如此单一。”“即使科学性很强的著作，也完全不妨碍它变为美文。”这个见解后来为不少散文评论者所引用。文章从历史说到现实，从社会说到人生，从文学说到生活的情趣，熔古典意境、人生感受、文化评论、社会批评于一炉，写景抒怀，杂文笔法，书香味醇，寓意深长，精致优雅的行文里散发着一份行云流水的洒脱，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堪称黄裳复出后的名篇。

    像这样美妙的作品还可例举出《采石·当涂·青山》(1979)、《重过鸡鸣寺》(1980)、《前门箭楼的燕子》(1980)、《杭州杂记》(1981)、《钓台》(1981)、《香市》(1982)、《琉璃厂》(1983)等等。这些作品既代表了黄裳艺术散文创作的进展，也是对中国明中叶以来小品散文的一个有创意的继承。晚明小品是中国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是公安、竟陵文学革新的直接产物，张岱则是晚明小品散文的大家。黄裳对张岱有独特的爱好，他写过《绝代的散文家——张宗子》、《张岱〈琅嬛文集〉跋》、《关于张宗子》等好几篇文章，又在《香市》、《〈西湖梦寻〉及其他》等一些文章里说及张岱。但黄裳散文不是张岱的翻版。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博观约取，细致深入，清新活泼，文笔动人，是成就很高的散文，又具有民俗学和文化史的价值。黄裳散文具有张岱小品的情趣、书香和楚楚动人的行文，却不似张岱把人事沧桑视同一梦、于不能自遣处寄托于佛，而是在平静中(哪怕身处逆境)咀嚼生活的意味，并以精致的文字表达这种感受及对一些社会和文化现象的认识和评论，杂文笔法，海阔天空，有味可寻。黄裳艺术散文有周作人散文所提倡的“知识”、“趣味”和“雅致”（见周作人《〈燕知草〉跋》），但它不是软性“杂文”）。周作人的艺术散文，闲情就是闲情，恬淡冲和、技巧娴熟，从艺术角度看，它们相当纯粹，如《故乡的野菜》等。黄裳作品有周作人的影子（文学史家唐弢在《我观新时期散文和杂文》里就讲过：在黄裳的作品里有周作人的影子《散文世界》1989年第7期)，又有自己特色：“闲”与“不闲”时或共存，或于游历山水、记写生活、怀人忆旧、写景抒怀中穿插进有诗话风味的文化评论，拓宽了作品的文化内涵，深远厚实。有的散文则直接扣住重大的时代课题，像《琉璃厂》以4000余字的短制，追怀了北京琉璃厂及与其相关的种种生动有趣有味的文化现象、历史掌故，于雅致凝练的行文里传达了个人面对传统文化时的心态，也表明了对近世中国文化的认识，提出了有关近世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个独到见解。浓情淡辞，小中见大，正是散文上品。黄裳的艺术散文继承了明中叶以来小品散文的传统，而没有被这个传统淹没。钱锺书先生评论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时说：“研究文学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个‘抒写性灵’的文学运动里面，往往所抒写的‘性灵’固定成为单一的模型(pattem)”（见钱锺书 《[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载《新月》月刊四卷四期(1932年11月)）。这是明代小品的一个流弊，而黄裳的创作常常不拘一格，独出机杼，“从心所欲不逾矩”。他的晚年作品强有力地坚持了自己的艺术个性，在历史与现实、个人风格与文学传统的撞击中，进发出迷人的光彩，它们激活了他早年作品的魅力，也激活了中国自明代小品以来的这个传统的魅力。黄裳无疑属于这个传统的有个人风格的传人之一。

                                                                        1991年10月

    （附言：本文基本同意并移用刘锡庆教授等提出的“艺术散文”的概念：“用第一人称的手法，以真实、自由的笔墨，主要用来表现个性、抒发感情、描绘心态的艺术短文，即谓之艺术散文。”(《当代散文创作纵横谈》，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l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