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度综述:建构中国文学格局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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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综述:建构中国文学格局的“新常态”张 柠 等

　　新观察·年度综述

　　建构中国文学格局的“新常态”

　　□张  柠 等

　　2015年的中国文学，有佳作问世、有盛事 发生，许多新的趋势性元素也已经浮现。中国文学的“混合动力机制”作用愈发凸显：一方面，在文学的自我生产领域，作品创作和理论批评都持续活跃；另一方 面，国家政策的引导力度在不断加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于发表一周年之际全文公布，新一届“茅盾文学奖”也于年内评定颁发。此外， 资本市场深度介入文学创作，继续刺激着类型文学的发展，并已初步建立了一套自己的运行模式，类型文学的创作也随之出现了许多新变化。三股力量各有侧重的同 时也在渗透交融，共同建构着中国文学格局的“新常态”。

　　张  柠：今天讨论的起点，需要扣住文学生产、资本市场、国家政策这三个大的方面对文学生产的影响，尽管它们并不是2015年所特有的文学话题，但却是我们对一个年度文学进行总体回顾的基本维度。

　　在这个框架之内，我们发现2015年长篇小说创作出现了新动向，特别是叙事形式的变化及其可能性；中短篇小说创作出现了经验多样性；诗歌语言出现了微变或新变；类型文学的传播和生产机制也在发生改变等。

　　其中两个问题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第一 是长篇小说的形式问题。长篇小说的现实主义回归显示出中国传统叙事的种种特征，比如故事的传奇性、民间传说、故事因果关系强化，叙事中的“重复”，话本小 说语言等等。此外，用“有效性”概念处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包括中心经验和边缘经验、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矛盾，这从今天长篇小说的总体创作状况来 看，应该是合适的。这种回归本身也是形式探索的疲惫而必然出现的一个结果。第二是关于类型文学本身的总结。不是简单地将它视为“通俗文学”就予以否定，而 是将它作为一个值得重新对待的问题加以探讨，或者说使之重新成为问题。尤其是从类型文学的内在形式切入，分析它的生产机制和传播机制之间的关联性，尤其是 这种跟市场关系密切的类型文学，它的生产动力恰恰跟外部是有关联性的，这种关联性是什么，需要我们总结。

　　1 叙事问题：回归传统压倒形式实验

　　于文舲：2015年文学中的一件大事是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揭晓。5部获奖作品是近4年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实绩的代表。总体来说，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 还是形式上，都偏向传统。作家与某片大地的情感关联，赋予小说内容上的超越性和形式上的完整性，再加上人文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色，形成了一种比较经典 的写法。类似的特点同样出现在今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之中。今年几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在叙事上明显地表现出向传统回归的特征。

　　小说向传统回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注重故事性，并建立起一种特有的“讲述的语调”。迟子建《群山之巅》描绘边地小镇的故事，在那个相对 封闭的小世界里，作者塑造出一系列诡异变形的人物形象，在他们之间，有杀人强奸案、逃亡与追捕、情感抉择、阴谋与揭秘等故事性要素，这样建构起来的小说， 让我们联想起古代的“奇书”传统。东西《篡改的命》故事更加连贯，它讲述的是两代人的命运，叙事表现出极端化、戏剧化的特征。所谓的“命”，本身就是我们 文学传统中故事建构的重要方式，小说用夸张甚至调侃的语言讲述一个原本沉重的故事，也很有话本和说书的味道。“回归传统”的另一种方式，就是线性结构的弱 化，取而代之的是复沓回环、东方套盒、“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等古老结构。李杭育《公猪案》就是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文本，小说采用时空交杂、往来穿梭的方 式，通过相似的要素，把三个时空的故事捏合在一起。

　　以上涉及的主要是古典传统，而今年小说所回归的也包括现代传统。例如严歌苓的《床畔》，就是借用了“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变形。一个更重要的“现 代传统”是现实主义。今年关注现实、书写现实的作品不在少数。刘庆邦《黑白男女》、陈彦《装台》和路内《慈悲》等，都是将小人物的人生故事与人道主义情感 关怀结合起来；王安忆的《匿名》大致属于现实主义混合现代主义的写法。

　　当然形式的出新也没有消失。比如周大新《曲终人在》以“写传记”和“采访记录”的形式来处理官场、反腐题材；须一瓜《别人》借助媒体记者工作的 特殊性，涉及了诸多社会热点话题。传统回归的趋势已浮现多年，它在今年体现得格外突出。其实，就文学形式而言，新旧并不是根本问题，关键在于它是不是有 效。如何处理传统资源、如何运用传统形式于当下经验书写，这才是更重要的、“旧”中见“新”的问题。

　　梁  豪：与长篇小说一样，今年的中短篇小说仍以现实主义书写为主，大胆的形式探索和语言实验不多。在先锋文学30周年这样一个节点来看当下的现实主义写作，仿佛见证了一场轮回。

　　今年较为出彩的中短篇小说，大多在此有着明显的问题意识。它与整个时代的气息和症候联系密切，同时关涉到作家对现实经验多样性与复杂性的捕捉方 式。有的直击社会道德状况，如石一枫的《地球之眼》、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马金莲的《一抹晚霞》、荆永鸣的《较量》等。在这些小说中，“小人物”成 为面对社会问题时最强有力的“发言人”。有的关注现代人的身份焦虑，例如王蒙的《仉仉》、刘心武的《煤球李子》、陶丽群的《母亲的岛》等写老龄群体的身份 焦虑，陈再见的《回县城》、陈仓的《墓园里的春天》等写城乡的身份焦虑。还有的与“全球化——全媒体”的时代大潮有关。在陈谦的《无穷镜》、苗炜的《面包 会有的》等小说之中，频频出现新的名词术语、逻辑方式乃至表达方式。医学、科技、国际贸易等跨学科知识进入小说，为文学表达带来了新鲜的语汇和逻辑。人物 内心情感世界的变异同样重要：葛亮的《不见》中，道貌岸然的钢琴家，实际上是囚禁性奴的变态；鲁敏的《三人二足》则设置了一个“恋足癖”的套子。这些青年 作家，正在讲述更激进、更新奇、更复杂也更个性化的情爱纠葛。“情爱”这个老话题，在这里很容易擦出新的火花。

　　2 经验问题：现实社会与当下生活

　　李  壮：总体而言，针对当下经验进行写作，无疑是今日中国文学的主流；就处理方式而言，这个主流之下又可大致分出两条支系。一是“打钻头式”：抓住一个点一直 往下打，下狠劲往深处挖；二是“滴墨水式”，如同在吸水纸上滴一滴墨水，它散得很开、很自然，呈现出一种弥散的状态。

　　第一类的典型就是《篡改的命》和《地球之眼》。小说以一种强硬的姿态，对充满问题的现实社会猛攻；但同时作者也在不断地增加文本内在的复杂性， 来软化这种“直”和“硬”。《地球之眼》中，石一枫思考的不仅仅是如何好还有“什么是好”。这就变成了一个道德的问题，形成了一种对读者的精神拷问。《篡 改的命》写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或者道德的问题，而是深入到了血缘和文化伦理的领域。他的问题既不是“如何好”、也不是“什么是好”，而是“我到底好了还 是没好”。从这里我们能看出一个趋势，就是这些尖锐、直接、线性推进的作品，正在努力增添自己的复杂性，这种趋势仍让我充满期待。

　　第二类“滴墨水式”的写作，典型者包括颜歌《平乐镇伤心故事集》、任晓雯《生活，如此而已》和赵志明《万物停止生长时》等。在那种碎片化、弥散 化的经验中，他们试图捕捉当下生活的气息。这里面也存在问题，比如说雷同感和模式化。以任晓雯的新长篇《生活，如此而已》为例，当作者书写一个“80后” 的童年记忆时，任晓雯的松弛感和语言灵气展现得淋漓尽致；她能够通过个人化的细节，展示出微妙、细腻的情绪经验。然而书写一个当下社会中常见的小人物的失 败生活时，她的文字却失去了辨识度。这是当前小说写作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当大量作家一头扎进这种当下经验和都市生活细节之中，他们自己的光泽会被磨损， 并且很容易陷入一种模式化、习惯性、充满安全感的腔调之中。

　　行  超：近几年我们一直在讨论“70后”、“80后”作家的崛起，2015年同样延续了这样的趋势。这一年我们看到的优秀中短篇小说作品，很大一部分都是出自 他们之手。总体上看，“70后”、“80后”作家所写的大部分是城市题材，好的城市文学，书写的绝不仅是城市的生存和生活，更重要的是要凸显城市人的价值 观、精神状态和他们灵魂深处的问题，这问题是人在摆脱了物质困扰之后出现在精神领域的，是都市文化独有的，与农耕文化和农业社会有着明显的区别，比如孤 独、忧郁等等。前几年我们所谓的城市文学，写的基本上是小镇青年或者城乡结合部的生活，大家热衷于写所谓的“底层”，好像越苦、越惨就越好。而2015 年，这样的作品似乎没有那么多了。几部不错的作品，比如石一枫的《地球之眼》、弋舟的《我们的踟蹰》、金仁顺的《纪念我的朋友金枝》等，都是写普通城市人 的生活，小说中所呈现的城市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问题，事实上也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会遇到的，这样的城市文学值得我们继续期待。

　　与之相对的，在描写乡村现实方面，罗伟章的《声音史》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本。小说以声音的消逝与变迁来写乡村的发展变化，与此前书写乡村历史变 迁这一题材的作品不同，罗伟章跳出了城乡二元对立的窠臼，在表现农村空心化等现实问题的同时，也对落后的乡村文明进行了反思，进而肯定了历史进步的合理 性。这些作品面对现实，选取了不同的视角和立场，为书写现实社会开辟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所谓现实经验也可以很丰富、很多元，惟其如此，才是真正的现实。

　　张  柠：我们一直在强调经验表达的中国化、有效性等等，实际上这并不像一个文学话题，它是一个策略，即怎样表达才能有更好传播效果的策略。有人说现代主义文学 是精神衰变时代的衰变人物问题史，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悲观的命题。我们今天的文学呈现了太多黑暗的东西，但黑暗中的人们需要的是光亮。文学怎样立足于艺术本 身而呈现出那种精神的光亮？这是我们期待的东西。如果我们对这个时代的问题、对这个时代的黑暗很敏感，我们可以理解；但如果看到的全是黑暗，那么这双眼睛 肯定也是一双黑暗之眼。真正好的文学，它一定是提供光亮的东西，这种光亮并不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而是灵魂赋予我们的，是灵魂对时代黑暗不认可的一个结 果。它可能是天外来物，也可能是作家的想象和灵感，或者是作家不认可“天命”的结果。作家为什么在卡莱尔笔下会成为英雄呢？就是因为他的笔、他的词汇、他 的形式是不认可黑暗的。但这种光亮本身，一定要是一种艺术形式、艺术想象，是要属于艺术本身的。

　　3 类型文学：新的文学生长点

　　李今珏： 2015年类型文学继续吸引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关注，创造着一个又一个新颖的热词。本年度类型文学作品开花结果、社会效应广泛和生产机制大规模建设的常规特征之外，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态势。

　　首先，是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对于类型文学的双重介入。2015年，IP改编电视剧《花千骨》《琅琊榜》的火热，再次让我们见证了类型文学的广泛 的社会影响力。在这种背景下，主流体系对于网络文学的整体态度开始由以往的轻视、拒斥转向引导、规范，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网络文化传播的运行管理中来：国家 机构出台相应政策支持引导网络文学、主流媒体注资打造电子阅读平台，主流评论界也越发重视网络文学研究。在商业领域，互联网巨鳄注入巨资，试图将类型文学 纳入全媒体产业链运营。在政治和商业两大力量的双重强势介入下，网络文学面临着自诞生以来最大的一次整编，主流力量和资本力量都试图建立自己主导的规范体 系和评价标准，并已经开始着力打造模范作品。两大力量之间也在互相协作交融：主流媒体欲借助资本的力量打造资源平台，商业集团也需要主流的认可以实现作品 增殖。

　　以上态势将使网络文学的创作生态和文本风格发生变革。首先是网络文学的扁平化发展。在泛娱乐化的体系内，文学作品只是整个商业流通链上的一环， 文学所倡导的独立性和多样性将让位于整一性的运营原则。对网络文学的类型化整编，不仅可以使整个产业链在短时间内推出一系列新的作品，在消费目标群体方面 也能更有针对性。其次，是创作群体的商品化变异。通过对网络文学的大数据分析，可以有针对性地建立作家作品的开发价值模型；对于网络新生写手，网络文学平 台已经开始建立专业的写作培养团队，以导师机制等进行创作群体机械化生产，这些作者一开始便被纳入到写作——签约——销售的体制中来。

　　这就使网络文学的风格开始发生变化。一是类型化、同质化作品集中出现。玄幻、修仙、言情、宫斗等类别各自精耕细作，网络文学的基本类型框架已经 具备雏形。网络文学中的人物形象也向经典的类型化人物靠拢，如正太型、御姐型、三无型、元气萌等等。另外一个特点是作家的视觉化写作。在文学创作成为全媒 体流通中的一环时，创作者本身会自觉将其他媒体样式的需求(如影视剧改编和游戏开发)纳入文学创作中来。例如作家将更加注重主线逻辑的顺畅和支线情节的铺 展，以便移动端上的影视剧观众能够随时开始或终止观看，或是拖动快进条进行跳看。进而，故事桥段的类型化发展和情节的流畅推进成为了维持读者粘性的重要方 式。

　　李  壮：类型文学已经构成了我们当今时代话语生产的重要场域。通过文本传播和弹幕交流等方式，它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文化谱系，比如“基腐”、“玛丽苏”、“心机 婊”、“崩坏”、“高能”等术语，圈外人很可能听不懂。也就是说，类型文学领域实际上形成了一个话语生产场，它不断在生产新的名词、概念，乃至话语逻辑。 更重要的是，它们还是一种想象方式的生产，这里面潜伏了大量新的时代话题和文化因子。

　　类型文学正在出现新变，从某些角度来看，它们也在向纯文学靠拢。例如网络小说《琅琊榜》在2015年拍成了电视剧，成为一个话题。与大多数网络 文学作品不同，《琅琊榜》在结构意识上是有自觉的。《琅琊榜》讲述的就是一个复仇故事，在有限的时间空间之内把敌人有计划地一个个扳倒。这个结构紧密、清 晰，有自己完整的节奏，某些局部甚至有“草蛇灰线”的意味——它已经拥有了结构意识，虽然还比较简单。

　　更值得注意的是，好的类型文学里面，已经开始涉及历史文化的思辨和世道人心的反思。它写的是现实吗？好像不是现实，但它本质上却是最真实的。很 多网络文学作者都是白领出身，他们笔下的尔虞我诈，都是最真实的办公室政治。这或许就是这类作品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既有现实的代入感，又有幻想的飞升 感，同时敢于用失真的故事架构来解决道德上的困境。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当下文学经验的一种补充。

　　行  超：网络文学的IP价值是2015年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但我们同样不要忘了，纯文学IP也有其特有的价值。2015年，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改 编成了电视剧，目前正在拍电影，胡学文的中篇小说《奔跑的月光》改编成了电影《一个勺子》，须一瓜的长篇小说《太阳黑子》改编成电影《烈日灼心》等等，再 加上2014年的《推拿》《黄金时代》，这些作品都对纯文学在更广大读者中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甚至让我们回想起上世纪90年代文学与影视的“蜜月 期”。与网络文学提供的快感和爽感不同，纯文学提供的应该是一种更为深邃的、需要人们回过头来思考的东西，在影视改编的过程中，如何将这两者有机地融合在 一起，是文学创作和影视创作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类型文学方面，除了网络文学，中国的科幻文学在2015年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刘慈欣长篇小说《三体》获得了第73届雨果奖，这成为中国 科幻文学从小众走向大众的一个契机。从叶永烈、郑文光、童恩正到王晋康、刘慈欣，再到现在更年轻一些的飞氘、宝树、夏笳等等，中国科幻文学在过去的几十年 中经历了起起伏伏，到今天，中国科幻文学在世界科幻文学的舞台上被发现、被关注，是可喜的成就，也可能是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新机遇。但同时，一个雨果奖并 不能说明中国科幻文学整体上达到了世界水平，目前中国的科幻文学与欧美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4 自我认同：当代文学经典化

　　行  超：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一年涌现了不少与抗战有关的文学作品，比如王树增的三卷本《抗日战争》、徐锦庚的 《台儿庄涅槃》、曹文轩的《火印》、何顿的《黄埔四期》等，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入手，对那段即将远去的历史进行了回望与述说。

　　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我们有必要对中国抗战文学进行一次总结与反思。不管是抗战时期丁玲、萧军、萧红等人的作品，如《生死场》《呼兰河传》《八 月的乡村》，还是近年来包括范稳《吾血吾土》、何顿《来生再见》、何建明《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等在内的一系列反映抗战的文学作品，中国抗战文学一直缺乏像 《铁皮鼓》《朗读者》《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样伟大的作品。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之一，中国人民经历了多年的浴血奋战。但是，面对中华民族历史中 最为惨烈的一段过去，中国作家一直缺乏直面和反思的勇气。这也许与中国文化中的“和解”与“宽恕”有关，但这种缺失无疑是令人遗憾的。

　　李  壮：今年理论界谈得比较多的两个话题，第一是纪念先锋文学30年，第二是中国经验问题。这两个话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 题。为什么要纪念先锋文学？这其实是当代文学经典化在时间上的一个诉求：30年后，先锋文学的精神在当下是否还存在？如何存在？它背后隐含着我们对自身的 体认和对未来的筹谋。至于中国经验，其实是中国经典化问题的一个空间上的表达；随着我们的大国崛起、软实力的提高，如何走出去以及如何具备自己的特色，都 会引发关注甚至焦虑。今年我们集中讨论地方性、本土性、传统资源在当下创作中的运用等话题，都有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不仅是一个理论的话题，也是一个创 作的话题。

　　上述特征在2015年的诗歌上表现得比较典型。今年中国诗歌在国际获奖、交流翻译等诸多方面都有活跃的表现。诗歌是语言的种子，拥有为语言重新 注入生命的功能，而语言的历史意识和自觉意识，恰恰是文学经典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今年有两本诗集颇具代表性。首先是《山水课》，雷平阳的写作象征着 一种新的美学期待。为什么雷平阳受到关注？我想这背后存在一种否定的动机，否定那种过度泛滥的欧化语言和绵密修辞。雷平阳的作品是对当下诗歌写作中某些腐 朽腔调的反拨，所以我们喜欢他坦率、质朴、亲近的诗歌语言，以及那些真正本土化的意象。这未必是说他的诗歌有多么空前绝后，更多是因为与其相反的那种诗歌 路数已让我们觉得反感和厌倦。

　　与之相关的另一本诗集，就是蒋一谈的《截句》。《截句》的形式结构乃至话语方式，类似于偈语和俳句的结合，但是作品的内部又充满了现代精神、指向现代人的复杂情感。那种充满东方美学韵味的形式，能够同现代主义的灵活诗意结合在一起，这正是我们一直在期待的东西。

　　于文舲：今年诗歌经典化的趋势非常明显。今年诗歌的国际交流传播和翻译研究明显增多，在国际几大重要的诗歌节里面，中国诗歌和诗人的分量都有加 重。比如，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将最高奖项“金花环奖”颁发给北岛，法国巴黎国际诗歌节今年的主题是亚洲，而其中的主体就是中国。同时，临近中国新 诗百年，大型诗歌选本层出不穷，代表者如洪子诚、奚密主编的《百年新诗选》。作家出版社“标准诗丛”和楚尘文化“新陆诗丛”继续推出，以出版“代表人物系 列诗集”的方式，勾勒着中国当代诗歌的版图：前者似乎要树立当代诗歌写作多方面的标杆，后者则相对更凸显探索性和“新”意。

　　总体看来，经过几十年剧烈的发展演变，如今的中国诗歌已经回归到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中。诗人主要做的不再是形式探索，而是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经 验，不断更新词语和意象体系。探索性在当下诗歌创作中有所延续，然而表现形式不再极端，它更倾向于一种“经验的先锋性”，也就是说，如何用诗歌表达当下新 的个体经验和感受。这既是一种探索，也是一种回归，与今年文坛的整体状况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