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求进，管士光的“定海神针”

管季超0712

守正求进，管士光的“定海神针”本报记者舒晋瑜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1月13日   14 版）

管士光

    似乎转眼之间，管士光伴随着北京朝内大街166号这座写满历史沧桑的老楼已经走过了30年。
    30年前，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生管士光走进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在墙角一张堆着工具书的桌子旁安顿下来。在管士光的印象中，他来到这里唯一的感觉就是亲切、踏实，觉得没有比这里更适合自己了。这种亲切感可追溯至少年时期，在那特殊的年代，有一次管士光与几个小伙伴翻窗跳入他所在的“六一小学”图书室，随手拿出一些被定为“封资修”的书，印象最深的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复活》。而后来他大学期间选择古典文学更属巧合。
    “父亲在一所部队院校工作，我在院里的楼道遇到一位解放军军官随口朗诵‘天生我材必有用’，后边还有一些句子，我记不住了，但这句诗我听懂了，也记住了。”管士光说，这次偶然的相遇，他爱上了唐诗。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管士光对文学的兴趣“像野草一样滋生”。在精神匮乏的时代，他写过不少诗和散文，偶尔也发表几篇，但总不及对唐诗的兴趣那么深厚。在部队当兵的三年里，一部《唐诗三百首》几乎时刻陪伴着他，他总在心中默诵那些常读常新的名篇，先贤的诗句使他的精神得到了慰藉。
    1978年恢复高考，管士光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留在部队提干，二是先退伍，然后参加高考。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或许他对自己的前途并不十分清晰，读书的信念却十分坚定，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之所以在大学毕业后选定古典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是因为受当时的世事纷争影响，希望“躲进小楼成一统”，在读书求学中寻找生活的乐趣。他的毕业论文得到了指导老师刘艺萱的肯定，后来又顺利成为刘忆萱的研究生。
    “在跟随刘先生学习的三年里，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也更加懂得了如何做人。”在管士光的回忆中，另一位老师冯其庸对自己的指导和教诲也令他终生受用。在毕业实习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跟随冯先生去了汉中、西安等地，一路上不仅结合所学专业作了实地考查，体会到“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道理，更拜访了许多名家大师，尤其是冯先生不畏艰苦、一心向学的精神，一直深深地影响着管士光。
    研究生毕业时，由于当时人才紧缺，管士光同当时许多大学生一样有多个选择机会：部委机关，研究机构和高校、媒体，还有出版社。他不喜欢特别热闹，也不希望拘泥于书斋，而是希望做些比较实际的事情，既跟学术有关系，又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编辑这个职业恰恰可以使他进退自如。

    在人文社

    少年时与人文社名著的亲密接触，似乎已冥冥中注定管士光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缘分。第一次走进这座大楼，管士光便感受到一种莫名的亲切，更有一种神秘的召唤，他太想知道那么多优秀图书是怎么编出来的，又是怎么印出来、传递到读者手中的。直到今天，那些出版流程早已烂熟于心，他对于出版依然从未停止过探索。
    他来到古典文学编辑部的时候，周汝昌、舒芜等老先生渐渐退出，但是身边的同志继承了老一辈编辑的传统，他们总是对稿件认真负责、对学术问题严谨求证。
    “在稿件中发现问题，不能在原文上改，而是将疑问写在附条上。他们对学者的尊重、对学术的敬畏，影响了我的一生。”管士光说，当时自己年轻气盛，贴的条子比较多，这些问题或查书、或与作者面对面探讨，在发稿时必须解决掉所有的附条。
    他很怀念当时的出版氛围。为了寻求一个词的准确，他常常骑着自行车去国家图书馆，有时候一待就是一天。那时出版的节奏虽然缓慢，但是质量过硬，对年轻人的成长是难得的锻炼机会。而现在很多编辑在原作上随手就改，固然多是打印稿，但这一过程的确缺乏某种对作品的敬畏之心。
    和作者沟通的过程就是长学问的过程。管士光认为，不能把看稿看成被动的奉献，学问是在为他人作嫁衣的同时长起来的。表面看来，编辑关注的重点随着书稿变化是被动的，倘若以主动的、积极探求的态度，工作的心态就大不一样。比如编《元代文学史》就被他看成研究元代文学的契机，编《唐代文学史》他就视作研究唐代文学的契机。“用力长力”，一位老学者讲的一句话，管士光记了一辈子。
    由于“文革”积压了很多人才，出版社的很多老同志在学术界出版界都是中坚力量。从1985年至1996年，管士光在普通编辑的岗位上待了整整十年。十年间，管士光写了不少学术文章，产生了一定影响，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他认为，做编辑还是要做学者型编辑，这样才有可能在编辑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才便于和作者平等沟通。

    见证30年风雨

    作为一家成熟而又有重要影响的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传统深厚的优点，也有观念稍显陈旧的不足，有时难免表现为对市场和读者的需求反应不够敏捷。改革开放之初，人文社动作似乎有些缓慢，对新出现的青年作家关注不够，对一些版权尤其是外国文学的版权之争反应比较迟钝。比如对60年代出生的作家余华、苏童等，由于人文社更重视传统文学作家，没有抓住一部分60后作家的版权；在外国文学方面，侧重俄苏文学，对英美文学有所忽略，实际上欧美文学渐成主流。
    这些争论和迟疑阻碍了人文社前行的步伐。有些失去的再也不可逆转，而另外一些选题，则顺应了出版的潮流。对于观念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金庸系列图书最早是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但当时人文社认为这不是传统文学，拱手让给其他出版社；比如梁凤仪、海岩的作品以及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是否能够出版，当时社里也有过争论，认为不合时宜。
    人文社的开拓创新给这家传统深厚的出版社带来蓬勃的生机。在海岩作品《河流如血》出版论证会上，管士光有一个发言，他的观点是，既要出经典作品，也要有通俗但充满正能量的作品，要体现出人文社以主流文化为主导、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面对业内一些对《哈利·波特》落户中国并不乐观的态度，管士光像其他社领导一样信心十足。因为一部受到世界成千上万读者喜欢的文学作品一定也会受到中国读者的喜欢，孩子是没有偏见的。事实证明，人文社当时的判断是准确的，直到今天《哈利·波特》依然畅销，销量已达2000万册。
    谈起人文社的辉煌，管士光不无自豪。比如改革开放之初，人文社组织召开了“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确立了文学创作的发展导向。而自2002年起每年推出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丛书，选择出版当下最好的外国小说，也已经形成品牌。“一是选择精，二是速度快。这套书也同时体现了文学出版社以国家文化建设为已任，以主流文化为主导、兼容并包的文学态度，也体现了人文社不仅是个出版机构，也是文学机构的特点。”管士光说。
    近年来传统出版像海浪中飘摇的小船，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环境，作为舵手的管士光自有一套定海神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人才为事业之本。”管士光说。人文社之所以在大海中稳稳当当破浪前行，是因为在不断创新的同时，有积累下来的丰厚资源。目前人文社有一万三千多种图书，动销的是四千种。在社庆60年时，他们在原有的出版方针上加了一句“坚持走整体化经营之路，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管士光解释说，之所以强调整体化概念，参与市场竞争，是因为但凡成功的作品都是整体运作的结果。既要发挥编辑的创造性，又要发挥出版社的统筹作用。
    一万三千种书是人文社的重要资源，怎样重新激发资源整合，“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推销这套书时，时任副总编辑的管士光却受到前所未有的冷遇。2000年5月，听说全国的中学老师在五一大厦有活动，管士光就带着出版社同仁把“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的宣传带到那里。没想到主办方不让摆放样书，他只好另想办法，挨个敲开参会老师的房间推荐这套书。那是传统出版社直面市场的必然经历，不乏尴尬与失落，却因为图书书目选得精当、品质优良而无往不利，打开了局面。在全社员工努力下，直到今天，这套丛书每年的发行量仍然很高，已经是人文社的支柱性图书。在此基础上，人文社又推出了由49种图书组成的“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为资源整合开创了新的途径。
    30年间，管士光写过一些书，编过一些书，见证并经历着出版社的若干变化，但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他认为出版有两条基本的原则不能变，其一是必须坚持“挺拔主业，调整结构、丰富品种”的出版思路。读者需求发生变化，市场也发生变化。出版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同时也要调整结构，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成立天天出版社、文化编辑室、教材出版中心等，这些都体现了以文学为主体、开拓选题的主导思想。其二是坚持鼓励创新与积极整合既有资源并重的原则，坚持两条腿走路。
    在人文社，编辑们勇于创新，总会有些“大胆”举措。这与人文社的出版实力有关，更与宽松的环境有关。管士光说，文学出版社要发展，必须鼓励大家开创新的领域去发展，概括而言就是“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因为谁也不能保证哪一本畅销。“这样编辑的压力小了，创新的机会多了；束缚少了，成功的机会多了。创新要有体制、机制的保护。”为使编辑有创新的紧迫感，人文社近年来制定奖励制度，对于原创图书和重点项目，在年底算总帐时，有许多鼓励措施。当然，“宽容失败”不是盲目的，而是基于对作品有共识，充分考虑竞争压力等各方面因素。刘福春的《新诗编年史》出版前，作者以为这本书并非市场书，出了也许“要赔钱”。但是管士光的判断是，只要书有价值，就一定能创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果然，书出版后不仅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并且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杜甫全集校注》从立项到出版历经36年，也终于在2014年出版了。

    收购“九久”

    2002年管士光担任总编辑，主管全社选题；2012年担任社长。这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效益已达历史最高水平。
    在这样的高台之上，开拓进取还是求稳守成？管士光考虑更多的是，走得太快，有些体制机制上的问题容易忽略。下一步怎样发展更有利？若想更有后劲，就不能过分关注经济指标、盲目攀高。守成不是消极的守成，而是要解决发展中产生的问题，积蓄新的力量继续往前走。他所做的，一是把经济发展调到比较良性的状态，尽量减少矛盾。编辑部门和生产部门环节很多，矛盾也不少，怎样做到面向市场，减少生产方面的障碍，使经济指标更加务实；二是怎样多出好书，为作家尽可能提供全方位服务。出版社要靠作品说话。比如王树增在写作《抗日战争》过程中需要去台湾查阅资料，人文社就尽力提供便利。
    “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读书好，经商好，效好便好。”这副对联只看过一眼，就挂在管士光心头了。一种紧迫感时常伴随他左右：虽然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文学出版领域被人称为“排头兵”，实际上在各种统计数据里，人文社已经不是第一名了。管士光自然了解有哪些书排在前面，又有哪些畅销书发行量大，又是怎样的原因使那些出版社远远超过同行。分析之后，他颇为自信的是，人文版的书在出版界得到大家的公认。“出版社首先是要出好书，出了好书自然就有经济效益。人文社不能是什么书赚钱就做什么书。”要向发展较快的出版社学习，在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三年过去了，人文社的回款码洋每年都在增长。
    同时，管士光也在思考，人文社的发展要加快步伐，不能仅靠自身图书出版的积累。出版行业发展势头其实已经表明，走收购优质文化公司是发展壮大的可行道路。2015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斥资5000多万元收购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收购‘九久’有两个原因。”管士光说，一是九久作为民营公司，它的体制机制灵活，值得借鉴；二是人文社一直想在上海建立一个阵地，扩大宣传推广，通过类似“桥头堡”的带动，对华东地区文学出版社形成辐射。人文社在外国当代文学图书板块方面有明显不足，尚未形成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品牌、市场地位相称的规模，尤其是外国当代文学畅销书板块相对薄弱。在人力结构方面，版权代理力量相对较弱，在引进外国畅销书方面的编辑力量不足。而上海九久公司与人文社恰好可以形成业务互补。上海九久公司在国外有书探，尤其是拥有一批畅销书作家，其童书品牌对天天出版社的产品线也可以形成互补。
    兼并重组、收购，已成为出版行业日益成熟的市场化运作手段，也成为各出版集团实现快速扩张、做强做大的重要途径。管士光认为，目前收购发展势头良好的文化公司已成为出版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方法。与此同时，人文社也对九久作为独立的实体提出了各种要求，包括经济指标的导向和图书导向及质量的要求等。
    古典文学专业出身的管士光，对于出版风向有着敏锐的观察和把握。他的理念是，做出版需要有开放的胸怀。他分管《新文学史料》刊物，对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有较多了解；对于当代文学作家的作品，更是了如指掌。管士光常在想，当编辑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工作。有老同志说，当编辑是跟高尚的人打交道。他补充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高尚，是跟一些有精神追求的人打交道。和这样的人打交道，愉快而且享受。他希望出版社形成一种“风清气正”的风气，既靠自觉，也靠制度。提高自觉意识，辅之于策略，二者不能本末倒置。他说，作为文化单位的员工，每天走进朝内大街166号大门的时候，应该有一种愉快的心情。
    这是一个将编辑崇尚为学问的研究者，一个把工作视为享受的管理者，一个把生命融入出版的出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