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语文老师的思考:语文教材编写太随意、标准模糊缺失 2014年09月13日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李晓阳 没有对语文课改复杂性的充分认识,没有对语文教育专业化的自觉追求,就不可能有语文教育改革的实质性推进 近几年,语文教材的编写变动比较大,撤下一些旧的选文,换上一些新的篇章,在舆论关注、媒体跟进的情况下,竟演变成“金庸要取代鲁迅”之类的伪命题。不是说不在语文这个圈子,就没有评论的资格,而是因为关于语文的争论,往往掺杂着太多情绪,或者囿于个人经验。表面的喧嚣无助于解决真问题,真问题的解决一定要紧紧依靠语文学科的专业化研究,专业化研究的缺失恰是症结所在。 以教材编写为例,教材编写不是简单的选文章,其实质是语文课程的科学构建。如果教学目标不具体,教学功能未定,一篇课文“教什么”,放在“哪儿教”,就存在无限的可能性。比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人教社1980版、1987版和1990版教材放在高中第一册,1997版、2002版放在第六册,2001版又放在第四册,苏教社的2008版放在第三册,2011版又调整至第五册。教材编制标准的模糊、笼统,甚至缺失,助长了教学的随意性。这显然与我们对语文教材的定位与功能预期不符。一套好的教材必须告诉一线教师,有哪些“规定篇目”,教哪些“语文知识”,学生要经历哪些“语文实践”,每一篇课文具体承担什么任务、有何教学功能,教学内容得是确定的、系统的、经过科学论证的。 比教材更重要的是教师。语文教师的培养,目前仍然缺乏专业性、针对性和实用性。教师教得出彩,学生才能学有所得。语文教师拿到一篇课文,怎样教才能“抓人”?我的体会是,他不能老是重复学生已经知道的,他得从学生的已知里发现未知,他得能运用文艺学的原理,揭示课文的艺术奥秘,讲透语文的魅力来。但是,这种至关重要的文本分析能力,大多数师范院校的中文专业却不涉及,似乎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来、不必教授的。于是语文教学严重受制于教师个人经验,可是,如果不能从专业教育中获取专业技能,一个教师又有多少“个人经验”可供发挥呢? 这种专业化研究的缺失也体现在考试上。教育改革的最直接抓手是考试。怎样考、考什么,这些问题都要靠科学化的研究、设计、论证来支撑。比如高考题型改革,如果要尽可能准确地评测一个学生的语文能力,题型当然应以主观题为主,甚至全用主观题,越主观,也就可能越客观。但是,怎样客观公正地阅卷呢?哪里来充足的阅卷时间?哪里来那么多合格的阅卷人?仅此一例就难上加难。语文考试涉及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许多细节,每一个细节都需要研究透、落实好,否则改革目标就难以落地。 新课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八次语文教学改革。作为新课改的纲领性文件,新课标广泛引进了现代阅读理论、写作理论和教学理论,堪称语文教育观念的一次大解放,是语文教育界不断探索、不断深化认识的成果。可惜,依然有很多地方表述不够具体。比如强调要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但作为本轮改革的核心概念,“语文素养”的内涵是什么,怎样做才能切实提高语文素养,却语焉不详,缺乏可操作性。为什么不能表述得尽可能清晰、具体呢?表述得清晰、具体,就意味着很多概念需要界定,很多关系需要厘清,很多规律需要揭示。这些理论上的硬骨头,没有持续的、专业化的研究,是很难啃得动的。 期待以上问题快速解决、整体解决,目前来看是不现实的。从长期来看,除了要有一个建立在专业化研究之上的顶层设计,还需要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上通力协作。语文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必须用专业的精神去做专业的研究,锱铢积累,乃得有成。其实,我们语文教育的专业研究规模并不小,个人经验的总和也很庞大,关键是如何将这些零散的、个人化的经验经过科学论证转化为公共知识,用以解决语文教育顶层设计中的具体问题—这其实是一个系统化的“知识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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