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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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分析

     唐晓敏

     《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是叶圣陶的一篇重要文章，可以说，这是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一种集中的表述。一直以来，影响很大，至今仍然常为研究者引用。

    叶圣陶所说的两个基本观念，文章中讲得很清楚：“第一，国文是语文学科，在教学的时候，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而方法方面尤其应当注重。第二，国文的涵义与文学不同，它比文学宽广得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

    其中的第一点，强调的是“方法”。叶圣陶提出：“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说到教育的意义，就牵涉到内容问题了”。“笃信固有道德的，爱把圣贤之书教学生诵读，关切我国现状的，爱把抗战文章作为补充教材，都是重视内容也就是重视教育意义的例子。这是应当的，无可非议的。不过重视内容，假如超过了相当的限度，以为国文教学的目标只在灌输固有道德，激发抗战意识，等等，而竟忘了语文教学特有的任务，那就很有可议之处了。” 语文课的特有任务是什么呢？在叶圣陶看来，就是阅读和写作：“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学生眼前要阅读，要写作，至于将来，一辈子要阅读，要写作。这种技术的训练，他科教学是不负责任的，全在国文教学的肩膀上。”

    这里所说，是有一定道理的。语文确实应该培养学生的阅读与写作的能力。而且，语文教材的选文，确实不能太过看所谓的“内容”，“只在灌输固有道德，激发抗战意识”。不过，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即国文教育固然不能太过重视内容，但只重技术，也是不行的。语文不仅是让人掌握读写的技术，同样重要的，甚至是更重要的，是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培养学生的感受力、想象力，让学生能够体会生活和艺术中的真善美，没有这些，单纯地掌握“技术”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韩愈早就讲过，写作是一种能力，但这种能力的培养，首先需要的是“养气”，“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韩愈的看法，是更为深刻的。

    第二点，讲的是“国文”与“文学”的差异。叶圣陶说到：“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广，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外，同样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就是普通文。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 国文教材之中，除了文学作品，还有非文学的文章，这自然是事实。不过，叶圣陶并非只讲两者之间的区别，而是对两者之间的价值做了判断。他认为“文章”或“普通文”更为重要，一是普通文更能够“应付生活”，二是普通文也更容易为学生所接受，而文学则难。叶圣陶说：“学习图画，先要描写耳目手足的石膏像，叫做基本练习。学习阅读与写作，从普通文入手，意思正相同。普通文易于剖析、理解，也易于仿效，从此立定基本，才可以进一步弄文学。文学当然不是在普通文以外别有什么方法，但是方法的应用繁复得多，变化得多。不先作基本练习而迳与接触，就不免迷离倘怳。”这种看法，似有问题。对一个成年人来说，似乎是“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好写一点，但对小学生来说，写“报告书、说明书”恐怕更难，甚至是根本写不来。让他们写首诗歌，倒还是容易一些。而写“普通文”的训练，也根本就不是文学创作的基础，哪个诗人是经过了写“报告书、说明书”的训练之后，再去写诗的。

    叶圣陶的这篇文章，不仅仅是讲了两个基本观念，还对传统语文教育进行了批判。叶圣陶承认，传统语文教育也培养了一些杰出的人才，但他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即着眼的是培养的数量。说道：“我也知道有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说法，而且知道古今专习文学而有很深的造诣的不乏其人。可是我料想古今专习文学而碰壁的，就是说一辈子读不通写不好的，一定更多。少数人有了很深的造诣，多数人只落得一辈子读不通写不好，这不是现代教育所许可的。从现代教育的观点说，人人要作基本练习，而且必须练习得到家。说明白点，就是对于普通文字的阅读与写作，人人要得到应得的成绩，绝不容有一个人读不通写不好。” 叶圣陶所关心的，不是“有了很深的造诣”的“少数人”，而是社会上的大多数。而关心大大多数，方法就是“人人要作基本练习，而且必须练习得到家”，“绝不容有一个人读不通写不好”。这种看法与做法，看上去似乎也是合理的。但实际上却有问题：一种训练，为了能够让所有的人都“练习得到家”，“绝不容有一个人读不通写不好”，而人与人之间显然又有个体的差异，那么，这种训练就必然要降低难度。也就是说，“绝不容有一个人读不通写不好”，为了这“通”与“好”，只能是以程度最差的学生所能接受为标准的。这也就是说，这种教育，实际上是让除了最差的学生之外，其他所有的学生都吃不饱。而从这一观念出发，就造成了民国时期许多白话文教材的浅薄，如同“白开水”一样没有营养。这种教育，正是钱穆所说的“迁就主义”的教育

    降低学习的难度，也是叶圣陶在这篇文章中直接提出的。他说道，尽管学生也需要了解一点中国文化，但要让这些学习内容“易于消化”，具体的做法是，学生不必去读原著，读点对原著的介绍就行了。叶圣陶举例说：“譬如，老子的思想在我国很重要，可是，《老子》的文章至今还有人作训释考证的工夫而没有定论，若读《老子》原文，势必先听取那些训释家考证家的意见，这不是中学生所能担负的。如果有这么一篇普通文字，正确扼要地说明老子的思想，中学生读了也就可以了解老子了，正不必读《老子》原文。”显然，在这一问题上，叶圣陶与民国时期大多数学者都不太一样。那个时代，多数学者是主张并特别强调让学生读原著的。

    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主要形成于民国时期，但有趣的是，这种教育思想，对民国时期社会文化似并不十分吻合，那是个出现了很多大师的时代，而教育思想至少也可说是多元的。但叶圣陶的教育思想与上个世纪后期的社会的、政治的需要，倒是比较吻合的。在那个文化渐趋低下的时代，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得到非常高的评价，本人被尊为最重要的语文教育家，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