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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熊芳芳讲授《地球上的王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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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13 16:28:18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轻逸之美 沉重之思
——漫谈熊芳芳讲授《地球上的王家庄》
唐山市开滦一中 张丽钧
十年前,我是河北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时任河北省作协主席的铁凝老师常请大腕来为我们讲座。2005年,请的作家是毕飞宇。他一登场,我就在心里喊了声“太嫩了吧!”,看上去,也就是三十出头的样子,极帅。铁主席赞他是当代写女性心理最棒的男作家。“内行评内行,一评就在行”,果真如此,毕飞宇一开口,我立刻给铁主席的眼光打了满分。从那时起,开始关注毕飞宇的作品,被他吸引,被他同化。
五年前,在网络的海洋里,看到一个闪光的名字——熊芳芳,便寻到她的博客,热切地留了言,从此,两个“语文人”正式接火。我曾拉着队伍跑到杭州去听熊芳芳讲《没有名字的东西》,也曾将熊芳芳请到我的学校来,与同仁分享她的《珍贵的尘土》,还曾荣幸地为她的书撰写过“推介语”,并一直以宣传她的作品为己任。我与芳芳,互相关注,互为粉丝。
当芳芳发来微信,告诉我说她要去毕飞宇的家乡南京讲毕飞宇《地球上的王家庄》时,我正在重读毕飞宇的《我读<时间简史>》。我跟芳芳说:“那可是个挑战!”芳芳报以微笑。
显然,《地球上的王家庄》中满是作者童年的影子。作者不过是将他出生的村庄“陆王村”改成了“王家庄”,将研究物理的父亲改成了研究宇宙的父亲。小说主要写了三对关系:我与鸭子的关系,父亲与星星的关系,王爱国、王爱贫们与《世界地图》的关系。而作者将这盘根错节的三对关系放在了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一个八岁的学龄儿童不能上学,要去放鸭子,于是有了童年与大自然的奇妙相遇;一个知识分子不能在自己的擅长领域驰骋,要下地劳动,于是有了孤寂灵魂与深邃星空的悲凉相遇;一群夜郎自大的村民不能容忍《世界地图》上竟未曾标注自己伟大的村名,于是有了冷酷现实与无知想象的荒诞相遇。这些相遇,在无聊中织进了意兴,在无奈中混杂着亢奋,在无序中勾兑着神圣。尽管故事发生的年代是文革时期,但是,它的意义早突破了那个特定的时代;它不是童话,童话没有这么沉重,它是寓言,是可供一个民族借以审视自我心理的精妙寓言。
用40分钟的时间,向临时“借来”的中学生们讲清“地球上的王家庄”,这无疑是个难度值极高的活儿。
无论到哪里讲课,芳芳老师总是乐于讲“处女课”——不试讲,不预习,不提前见学生,不讲自己讲过的(公开)课。这次赴南京讲课也是一样,她上来就开讲。
她的引课设计令人叫绝。巧妙地借自己的学生弄错了文体这件事引出毕飞宇写作《地球上的王家庄》原是“写歪了”的作品,高高吊起了学生的胃口。
芳芳老师兼顾了自然之美与时代之丑,兼顾了地球之小与王家庄之大,兼顾了“父亲”之幼稚与“我”之懂事,兼顾了星星之可数与鸭子之不可数,兼顾了清醒者之自卑自恼与愚蒙者之自得自负……她像是一个身手不凡的转盘子杂技演员,有条不紊地次第点动手下的转盘,使之徐疾有度、快慢从心。
在个体被消弭、生命被忽略、美被践踏的年代,王家庄不需要“父亲”这样的思考者,也不需要“我”这样的好奇者,它需要的,就是跋扈地将王家庄视为世界中心的王爱国、王爱贫们。在这样的一个奇葩村庄里,必定要发生《世界地图》事件,必定要发生“掉下去”事件。芳芳老师紧紧抓住了“我痴迷于鸭子”“父亲痴迷于星星”这两个关键点,引领学生认识唯有“精神生活”方能将人引入“天堂”。然而,对于爱星成痴的父亲,儿子公然喊出了他的绰号——神经病;对于爱鸭子且带鸭子游向了更广阔的大纵湖的“我”,村民们也送了同样的绰号——神经病。芳芳老师得出的结论是:在王家庄,你要么“爱国”,要么“爱贫”,你若是敢爱鸭子、爱星星,那你就只配叫“神经病”。芳芳老师适时总结——映衬式的双重叙事:复调式的悲歌,两代人的悲剧,不同的人生轨迹,双线并进,最后合龙,都被那个社会定义成了“神经病”。价值观扭曲的时代,追求真理和光明的正常人反而被定义为“神经病”。这是清醒者的孤独,也是探索者的悲剧。
就像“没有细节就没有文学”一样,芳芳老师的课最能打动我的地方是她对文本细微之处的精微解读——分析“鸭子”的属性时,她在指出其自然属性(生命)、社会属性(集体财产)之后,没有忘记指出它的精神属性:美、自由、充满生命力;对于鸭子的数量,她是这样解释作者为什么反复强调“八十六只也可能一百零二只”的:强调鸭子的不可数,就像世界的不可知,也与父亲眼中的“星星可数”形成奇特的反差;对于父亲“选择被人遗忘”,她信手拈来了杨绛在文革期间渴望穿上“隐身衣”的例子,类比恰切,令人难忘。
最后,芳芳老师展示洪治纲先生的评论文字:“毕飞宇不仅将历史强权、生存苦难和心灵贫乏等一系列沉重的历史记忆推到了叙事的背后,而且用一种梦态般轻盈的话语,对人的诗性愿望和自由灵魂进行了一次夸饰性的扩张。”
这堂课同样是“熊芳芳式的”:游刃有余的掌控,直击人性的追问,抽丝剥茧的解析,濯浣灵魂的典仪。“轻逸之美,沉重之思”,这是芳芳老师借卡尔维诺的话赞美《地球上的王家庄》的,在我看来,这八个字同样适合用来赞美芳芳老师所讲的这一课。
在谈到如何避免对文本的曲解时,熊芳芳说:“你与作者,要有较高的灵魂相似度。”问题是,怎样才能获取这种“较高的灵魂相似度”呢?每听熊芳芳一次课,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就更深一层——与文本结成婚姻关系,与联读篇目结成亲缘关系,与日常阅读结成闺蜜关系,这还不够,你必须慷慨呈上自己的精魄,自觉舂打之、淘漉之、锻造之,这才可能在高处与另一个灵魂诗意相逢。
联读毕飞宇的《我读<时间简史>》以及他的非虚构类长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我们就能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看清乌金荡那个放鸭子的少年,同时看清那个从陆王村走出来的新生代作家。那个在科学启蒙的“真空地带”成长起来的少年,酷爱自然,酷爱科学,酷爱追问人性。他的作品,几乎都既是“天问”,亦是“人问”。在我们哂笑像鲁迅笔下的“未庄人”一样充满“泡沫激情”的王家庄人时,不要忘了检视一下我们自己:天朝心态、虚妄偏执、对抗科学、嘲讽真理、实用至上、精神空虚……如果我们抱紧着这个丑陋的自己不放,那么,我们就极可能成为大纵湖的鸭子——掉下去,掉下去。
讲一堂好的课,可以说是“四受用”——文本受用、讲者受用、听者受用、评者受用;而在这“四受用”当中,最受用的当属“讲者”。她在那一个时刻掏空了自己又填满了自己、凋零了自己又绽放了自己,她所获得的审美快感和巅峰体验,千金不换——熊芳芳的课,不就是这样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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