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审视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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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审视与前瞻
　作者：潘新和　
表现与存在：语文学再出发

——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审视与前瞻

　　我国20世纪初开创的现代语文教育，为满足平民大众生存性言语应用之需，实现基本的文化救济，功不可没。

　　然而，以实利主义为哲学背景，忽视传统母语教育的人文传承、精神熏陶，忽视言语信仰、精神创造力培育，重生存轻存在，重阅读轻写作，致使语文教育实践一蹶不振。

　　语文教育亟须正本清源、改弦易辙，期待再出发。

　　20世纪初草创的我国现代语文教育，一个多世纪来收效甚微、每况愈下。其发轫伊始，“国文退化”，“抢救国文”等质疑、责难之声便不绝于耳。及至1942年，改革派领军人物叶圣陶先生终于承认：“国文教学几乎没有成绩可说。”1978年，语言学界泰斗吕叔湘先生在《人民日报》著文评论：“十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习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1995年，语文界第二代掌门人张志公先生坦承：“中国人学自己的语文甚至比学外语还要难，这是说不过去的事！我们这些搞语文的人是要承担责任的。”

　　2007年，《羊城晚报》记者采访著名作家王蒙，他说，“语文教学和文学解读把孩子教傻了”，“我要是考作文，都能交白卷”。2007年和2008年,北京大学温儒敏先生分别对北大中文系新生与外校学生调查：学生对中学语文教学不满乃至反感。2012年，教育部普通高中课标调研组大范围调查：学生对语文教学评价为所有学科倒数第一。2013年2月1日《中国青年报》撰文《北大教授呼吁：救救语文教育》，北京大学张海霞教授因绝大多数学生文稿不通，批评：“这语文都怎么学的？！”疾呼:“救救语文教育，救救我们的中华文化。”引发了学者广泛共鸣。

　　母语教育兴衰，事关国民基本素养，科学、文化进步，民族前途、命运，不可等闲视之。语文教育亟须正本清源、改弦易辙，期待再出发。

　　现代语文教育发轫：夹生的转型

　　清末民初语文教育仓促转型之时，便已埋下百年衰败之因果。

　　禁八股，废科举、兴新学，辛亥革命，废止读经科，打倒孔家店，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西学东渐等，是现代语文教育发端的政治、文化语境。疾风骤雨式的社会、时代转型，学界顺势而为，匆匆剪断旧教育的脐带，急切拥抱新教育的呱呱堕地。

　　现代语文教育以反封建、科举教育为旗帜，从贵族、古典向平民、白话教育转向。教育目的从“为功名利禄”向“为生活”“为人生”改变。陈独秀、胡适们倡导古典向写实、文言向白话转型的文学革命，蔡元培、黎锦熙们鼓吹“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教育革命，他们对传统文化、教育精神的反叛与决裂，历史功绩不容置疑，然而毋庸讳言，不论在当时还是后来，他们均未对传统教育进行深思熟虑的全面、系统的检讨，对其正面认知严重不足。

　　旧教育几乎被全盘否定。据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所载，叶圣陶说：“教育不以生活为本位而以知识为本位，是一大毛病。由于不以生活为本位，所以不讲当前受用……这种精神是承袭传统的教育精神而来的。”“旧式教育是守着古典主义的……旧式教育又是守着利禄主义的……”“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就是抛弃旧式教育的古典主义和利禄主义。”他们对知识本位、古典主义、利禄主义等一概加以排斥，主张从求知识、功名，转向求应用、实利。对此虽有异议，但主流观念是为人生（改善物质生活），讲求当前受用。讲传统文化、孔孟之道，往往被视为封建孤臣余孽、守旧派。

　　教育界先进义无反顾地抛弃了传统，转向西方获取思想资源。蔡元培、陈独秀、黄炎培、陶行知、胡适、叶圣陶……不约而同地欣然接受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工具主义”“实验主义”“做中学”等观点，以“生活本位”“应付生活”“工具性”为语文教育宗旨。有人认为，杜威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是短暂的，然而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诚哉斯言。大约当时谁也不曾想到，这些新教育草创期“舶”来的观念，竟主宰了语文界一个多世纪，至今仍被奉为圭臬。

　　“应付生活”本体论：信仰缺失

　　现代语文教育本体论是“应付生活”，与此相应的功能论是“工具性”：“……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这一认知深深烙下杜威印记。这里的“生活”，主要指日常、社会生活；应付生活，即满足“谋生应世”之需（不包括满足人的言语本性、精神生活、自我实现需求等）。在20世纪初文盲充斥、民不聊生的时代，其合理性不容置疑，缺失也显而易见：忽视人文、终极关怀——言语生命、精神思想的培育，重“生存”轻“存在”，重“当下受用”轻“文化涵养”等（这由蔡元培先生1912年甫一就任教育总长便废止“读经科”可见一斑）。语文教育失却文化、精神血脉，困顿萎靡，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应付生活”本体论下，国文界将传统教育的精华与糟粕一锅烩了，在批判利禄主义的同时，对古典主义不进行具体分析便贸然否定。叶圣陶先生说：“旧式教育是守着古典主义的：读古人的书，意在把书中的内容装进头脑里去，不问它对现实生活适合不适合，有用处没有用处；学古人的文章，一再把那一套程式和腔调模仿到家，不问它对于抒发心情相配不相配，有效果没有效果。”这是对古典主义有失公允的阐释，没有看到读经、史、诗词、古文等对人生、人格的滋养，是其题中之义、精髓所在。只看到“不讲当前受用”，忽视其“大用”：文化熏陶、立德养气、精神承传，以及培养内圣外王、立言者等，忽视其人文情怀、言语信仰的养育作用。殊不知，古典主义教育，单单一句“不学《诗》，无以言”，就足以点亮学子心灯，烛照人生、温暖终身。其作用胜过为“应付生活”“工具性”说上千言万语。这是时代局限使然，是学界的共识，并非叶圣陶先生个人偏见。

　　“应付生活论”“工具论”，其本质是实利主义。强调语文“器用”性，以获取直接功利效益为行为准则。把语言（语文）理解为应付生活（物质、社会生活）的工具，以技能化、应用化训练，取代古典主义教育，贬抑其生命性、人文性、精神性。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不器。”——“应付生活论”“工具论”注重言语应用，使民众获得文化实惠，提高谋生能力，改善生存处境，有其进步意义，但是，其重“技”轻“德”、重“利”轻“义”、重“器”轻“道”之弊端，终将日益显现，随着时间推移，势必走向其反科举、反八股初衷的反面，殊途同归，沦陷于旧教育“利禄主义”泥沼。今天应试教育的嚣张跋扈，比起科举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高考改变命运”的口号、“考公务员热”等包含的逐利动机，便是实利主义教育哲学结出的苦果。始于反科举、为人生，终于为应试、为功利，是价值理性批判缺失的必然。

　　“应付生活论”“工具论”讲求“当前受用”，视语文为实用、应用技能。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先生等此类言论甚多。张志公先生谈中学生语文程度的三条要求：一是“能读一般应用的书籍报刊”；二是“能写一般应用的文章”；三是能运用基本的工具书。谈写作目的时说：“为什么要培养学生写的能力……为了日常生活要用。”语文教育自然须求应用，但尤须培育言语精神、思想、人格，应以言语价值观培育为首务。实利当头，有“技”无“道”、有“文”无“人”，精神沦落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