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尚文：从语感到“语文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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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感到“语文品质”

从语感到“语文品质”

   

   我的《语感论》初版于1995年，至今头尾二十年了。尽管我仍然坚信叶圣陶、吕叔湘等前辈关于文字语言的训练“最要紧的是训练语感”、“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语感能力”的教导，但后来我逐渐认识到，我的有关论述和语文教学实践确实还有点“隔”。为此，我心里时时感到愧疚和不安。去年总算有机会腾出一段时间思考相关问题，“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终于在一天夜里脑子里蹦出“语文品质”这四个字，从此这四个字便一直纠缠着我，挥之不去。

   任何语言作品无不都是作者语感的投射，或者说是对象化，而语文品质的优劣高下实际上也无不取决于作者语感的敏度、广度、深度、美度。但是两者相比，语感属于人的主观感知层面、精神层面，说起来觉得比较抽象，甚至似乎还有点神秘，难以捉摸；而语文品质则总是表现于具有物质性的语言作品，有“白纸黑字”作证，因而比较容易把握。由“语文品质”入手，也许能够冲破语感于语文教学之隔，以使语文教学真正完成它“最要紧”的“首要任务”。这一想法与好几位朋友讨论多次，得到了他们一致的鼓励和支持，于是下决心作一次较为系统、深入的探讨。

   语文品质与语感虽然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血肉相连，但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一切我都得从头开始。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何谓语文品质的问题。这，我在已经发表的两篇短文中有所描述，且引一段；而且有趣的是我的原稿有一处和后来的改动之间的对比，还真是说明“语文品质”这一概念的典型例子：

   和其他客观对象一样，对于语言作品，我们也可以从种种不同的角度去衡量它的品质（尽管目前好像没有相应的测量仪器），例如从内容看，可以看它是否真实，是否正确，描述是否混乱，说理是否充分，等等，以上这些可以统称之为语言作品的内容品质；也可以从它的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看它语言表达方面的品质，而这就是我所说的语文品质。

  最后一句中的“这”指什么？当然就是上文所说的语言作品遣词造句谋篇布局所表现出来的品质，当然不包括语言作品的内容品质。但后来不知怎的，文中最后一个逗号（在“而”之前）却变成了句号：

   ……例如从内容看，可以看它是否真实，是否正确，描述是否混乱，说理是否充分，等等，以上这些可以统称之为语言作品的内容品质；也可以从它的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看它语言表达方面的品质。这就是我所说的语文品质。

“而”字也不见了。且不管是哪个环节出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我自己一不小心给弄错了。但这一小得极不起眼的标点错误，居然就使“语文品质”的内涵、外延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原本是想通过“语文品质”为语文课程真正回归语文出一分力的，不料实际上却是帮了倒忙了。——这确确实实是遣词造句方面的问题，也就是我所说的“语文品质”的问题。由此可见，语文品质小看不得，马虎不得。语文教学必须真正重视语文品质的问题。

   由于我们社会长期以来不甚重视甚至完全忽视语文品质，语文世界可以说是满目疮痍。据《北京日报》2012年3月3日报道，2010年2月5日，华东师大文学研究所、上海市语文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一次“中文危机与当代社会”研讨会，与会的学者和作家严厉批评了当下汉语使用的混乱，“已经由局部蔓延到了整体，由个人推及到了社会，由暂时发展成了长期”，甚至连政府公文也难以幸免。 上海著名语言文字期刊《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认为，汉语正面临被“草率化、朦胧化、粗鄙化、游戏化”四大危机。这四大危机其实就是我们汉语“语文品质”的危机。例证比比皆是。一天偶然想到，我之所谓“语文品质”者，一定和前人所说的“文笔”有所交集，思考“语文品质”因而也一定得借鉴他们的有关成果。于是发现了一篇《说“文笔”》，是一家杂志从《语文报》“摘”的短文。我们汉字真的是奥妙无穷，像这里的这个“摘”字，既可以理解为“抄录”的意思，也可以是“摘”而“录”之。若是前者，一般就是全文照抄，其文责当完全由被抄录者自负；若是后者，由于所“摘”有可能经“录”者删减，所摘如有问题，“摘”者似乎也难脱干系，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我一时没有查到《语文报》的原文，只能就所“摘”者作点评论。原文一共三段，兹引第一段如下：

      “文笔”在现代汉语中，是用来评价文章在遣词造句上的娴熟自如的。这里的“文笔”是指文章用词造句的风格。但在古代，并不具有今天所揭示的内涵，而是文学作品的两个类别。

十分抱歉，我只能说这段文字“文笔不通”！第一句就有毛病，“娴熟自如”已经是评价结果，而不是为评价所提供的对象，若是评价对象，应作“是用来评价文章在遣词造句的水平的”；如果多就少改，那就勉强应该是：“是用来评价文章在遣词造句是否娴熟自如的”或“是用来评价文章在遣词造句娴熟自如的程度的”，但这两种改法，语句是通顺一些了，但内容则有片面之嫌。第二句，起码“这里的”三字可删。第三句问题还是出在内容以偏概全。因为古代“文笔”之“笔”也有用以指非文学的一般应用文的。换言之，在古代，“文笔”也有不指文学类别而言的。况且，更重要的是，在古代汉语里已经出现了非常接近现代汉语的用法，如清代永忠《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之一就曾用“文笔”一词：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况周颐著《餐樱庑随笔》也有“文笔贵简”的说法。若说这两条材料还不够“古”，那么请再看：《北齐书·封隆之传》：“孝琰文笔不高，但以风流自立，善於谈谑。”此数处“文笔”确已相当接近我们所说的“语文品质”。说“文笔”而不讲究“文笔”，甚至未能达到起码的及格水准，这白纸黑字不正警示我们必须面对、重视“语文品质”问题吗？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有的专门研究文学的文章也会犯极其低级的语言错误。网上有一篇文章介绍道：

  现代文学除了鲁迅之外，藤井教授对胡适也有相当的研究，他认为胡适的文学作品虽不够好，但研究空间还是很大。还有茅盾、巴金、冰心、张爱玲、萧红等，他都有研究。但他同时觉得，茅盾、巴金等在1949年之后的作品就很差强人意了。（http://his.snnu.edu.cn:8000/forums/p/21085/79018.aspx）

但愿这篇文章作者的语文水平“差强人意”，而且“很”差强人意；但愿犯此错误者是那位被介绍的外国人。然而我总是十分怀疑我的“但愿”极有可能与事实恰恰相反。至于书籍（包括教授、博导的论著）、报纸、杂志、电视等等，几乎都有各种各样语文品质方面的问题，真正好的难得一见。

完全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的语文课本在语文品质方面也有不少问题。许地山的《落花生》是现代文学的经典名篇，而收入课本时由于编者的改动，语文品质反而下降了。有一处原文是：

       ……爹爹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了。”爹爹说：“这是我对于你们的希望。”

被改动后的课文是：

     ……父亲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像花生，虽然它不好看，可是很有用。”

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

父亲说：“对。这是我对于你们的希望。”

原文紧接“所以你们要像花生”之后的是：“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可谓严丝合缝。而课文却删掉了与上文“所以”相呼应的“因为”；原文强调“你们要像花生”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是有用的”，“不是……”云云是作进一步的补充。而课文“虽然它不好看……”却打断了原文连贯畅通之气，用“虽然”把“它不好看”摆在了“很有用”的前面，这起码是对作者原文的不尊重——我认为文章收入课本时，不是不可以改动，但改动实在是万般无奈之举，凡可改可不改的应以不改为是；而此处一改反而被改坏了：“虽然它不好看”是编者的创作，作者没有说过“落花生不好看”这样的话，平心而论，落花生并非“不好看”的丑类，尽管它的外表并不华美。仔细揣摩许地山原句的意思，“伟大”“好看”等词语已有双关之意，表面上说的是落花生，实际上更是指人而言，强调做人不能徒有“好看”的外表，原文实在没有贬斥落花生不好看的意味。另外，“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也改得不如原文简洁，因为“有用的人”已经包含了“对别人有好处”的意思，改文变得啰嗦了。而在课堂内外多得满天飞舞、压得学生喘不过气来的试卷、练习里的语病几乎就像带状疱疹一样让人恐怖。

   朱光潜认为：“语言跟着思想情感走，你不肯用俗滥的语言，自然也不肯用俗滥的思想情感，你遇事会朝深一层去想，你的文章也就真正是‘作’出来的，不至落入下乘。”（朱光潜《谈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页）可见，语文品质还关乎说写者的思想情感以及为人处世的态度。

   我一直认为语文课程的“语文”是“汉语”和“文学”的复合，但这次关于“语文品质”的探讨我仅仅限定定在“汉语”这一范围，而且主要是书面语。“文学语言”应该说是另外一门学问；当然我也会用文学作品里面的例子，但也只是为了说明“汉语”方面的问题。一位朋友见告，一部题为《内地研究》的长诗里竟有这样的句子：“兽性流动和自毁豹变因缘超觉接触，不为未知而发动，为对已知实行清扫”、“否认新娘由于腐烂，因为遵守唯一。/否则淫秽如多妻制，机制的清晨受控于陌生。”恕我不客气地说：不知所云，如同梦呓！我由衷希望我们汉语文学能够真正成为汉语“语文品质”的典范。

   满目疮痍，语文教学虽然不能负其全责，但也确实难辞其咎。有鉴于此，我建议是否能从“语文品质”的角度审视、理解、认识语文教学，把主要任务确定为：引导学生去发现、感悟课文美好的语文品质，并且探究它生成的原由，从而使学生得到借鉴，以提升自身语言作品的语文品质。循此路径，或许有助于医治长期以来存在的语文教学泛语文化甚至非语文化的顽症，高品位语感的养成也就有可能真正落到实处。讲究语文品质是我们语文老师的看家本领，“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好的文字，什么叫不好的文字”，不会讲、不能讲、不愿讲语文品质的老师不是好的甚至是不及格的语文老师。

语文品质未可小觑

   开口说话，下笔为文，当然不仅仅是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的问题，牵涉的方面可谓多矣。例如你想就某种社会现象发表一点看法，是什么看法？看法本身正确与否？说理是否充分？等等等等，都得认真考虑。——这些都不是语文品质的问题；语文品质只管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的正误优劣。尽管其正误优劣只是说话作文一个方面的问题，但于语言表达关系重大，千万不能小看。刘大櫆于两百多年前曾在《论文偶记》一书中说：“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近人论文不知有所谓音节者，至语以字句，则必笑以为末事。此论似高实谬。”当然“重大”的程度和你所说所写之事是否重大相关。据知，西南某省国民党撤退前夕，曾向上级请示在押的参加反国民党政府活动的青年学生如何处置，复电称：“其情可悯，其罪当诛。”侥幸的是译电员同情这些青年学生，于是就在遣词造句上——具体地说是在两个分句的顺序上做了点手脚，上交的文本变成“其罪当诛，其情可悯。”这些青年学生终于获释。此处句序所关不止一条人命，谓之事关重大，一点也不过分。《文心雕龙》开宗明义就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信然！

   不久前在“腾讯”看到一篇题为《主席“黑了小平的猫”》的文章，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反正这辈子是绝对不会忘记的：

      

  邓小平“猫论”的原文如下：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

……

   1976年的四号文件是根据毛泽东多次讲话整理成文，当时毛泽东已口齿不清，但头脑依然清晰，“黄猫黑猫”因为毛的记忆出错或记录者的失误变成“白猫黑猫”？毛远新的回忆给出了清楚准确的答案：

    1976年四号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连接词而已，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中的“黄猫”改成“白猫”——我为什么整理成“黄猫”呢？因为我查了邓的原话是“黄猫”。（《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作者阎长贵）——将“黄猫黑猫”变“白猫黑猫”，是毛泽东本人有意为之。（腾讯大家 黄章晋 2013-12-1008:28:51）

“白猫黑猫”与“黄猫黑猫”仅一字之差，而且都是所谓颜色词，由“黄”而“白”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可能有不少人还会因其“纯洁”而更喜欢“白猫”呢！可是，且慢！猫由“黄”变“白”，关于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的两种不同见解也就随之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性质属于敌我矛盾！——遣词造句能是小事么？

   这又使我联想起了孔夫子的“春秋笔法”。“春秋笔法”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遣词造句的方式方法，可以造就一种特殊的语文品质。它有五条原则，这就是《左传》上说的“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该怎么理解？一查，说法甚多，我觉得周振甫的解释最为精到。为节省篇幅，下面的引文里尽量选用简短的例子：

   第一例叫“微而显”，光看文字看不出它的用意，叫微，把同类写法一对照，就明白了，叫显。……又僖公十九年：“梁亡。”照《春秋》的一般写法，应该作“秦灭梁”，这里却作“梁亡”，对比一下，就知道这是责备梁自取灭亡的意思。

   第二例叫“志而晦”，记的文字隐晦，用极简单的字来表示，要对这些字加以推求才知道它的体例。像……出兵会合别国作战，要是事前同谋的叫“及”，事前没有同谋，被迫出兵的叫“会”。如宣公·七年：“公会齐侯伐莱。”表示齐侯出兵参与伐莱是被迫的。

． 第三例“婉而成章”，用婉转避讳的说法，把话说得很合理。如桓公元年：“郑伯以壁假(借)许田。”鲁国有许田，郑国有枋田，两国互相调换，因为枋田少，所以郑伯加上块壁做补偿。但照礼制，诸侯的田不能交换，《春秋》替他们隐讳，不说交换，说成郑伯用壁来借许田，说得像很合理。

      第四例“尽而不污”，直书其事，一是一，二是二，黑是黑，白是白，不加歪曲。

     第五例“惩恶而劝善”，像卫国的卿叫齐豹，杀死了卫侯的兄，想求得勇敢的名声。《春秋》昭公二十年作“盗杀卫侯之兄絷(人名)”，指斥齐豹为盗，不记他的名字。

（周振甫、冯其庸等《古代作家写作技巧漫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

页）

   仔细一看，其中第四例说的并不是遣词造句的方式方法，而是记人叙事的一种态度，在当时主要就是历史写作的态度。结合第五条“惩恶而劝善”，“尽而不污”就会成为一种巨大的道德力量，在某种程度上约束着活动于历史舞台的人们，尽管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未免失之夸张，而“留取丹心照汗青”，却确确实实就是基于对“尽而不污”的史书作者的绝对信任。

   第三例“婉而成章”，直白地说，就是以花言巧语回避事实的真相。我这样说，并没有贬损孔子的意思。因为他这样做实在是出于无奈。《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王维堤，唐书文撰《春秋公羊传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07第172页）此三讳，孔子是出于“礼”的原则。他认为“克己复礼为仁”，所以“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因而压倒一切。他一心一意为了推行周朝的礼乐制度，没有丝毫的私心杂念。不过，从史学看，这一条我以为是不值得提倡的。王阳明认为：“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王阳明全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把“史”“经”混为一谈。其实，所谓“婉而成章”，就是以事的书写迁就道，为道甚至不惜在语言叙述中对事进行阉割、歪曲，两者之间哪能划上等号？从语文品质的角度看，“婉而成章”实在是过莫大焉，自在摒弃之列。

   第一、二两例，我觉得对阅读的指导作用似乎远超过对写作的启示。最后一例“惩恶而劝善”，有必要强调的是，孔子的意思是指历史事实的叙述过程中，通过词语的运用达到惩劝的目的，而不是在此之外，通过写作者的议论、批评来进行惩劝。换言之，使恶成为恶，使善成为善；或者说通过词语的运用让事实本身彰显出善恶来，譬如“嫖宿幼女”的“嫖宿”二字虽然改变不了罪犯强奸幼女令人发指的罪行，但极有可能起到淡化这一罪行进而为罪犯开脱的作用；而用“强奸”二字则就能彰显出它本身的罪恶。

以上是就正误言之，再说优劣。“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夫子说的这八个字，几乎人人耳熟能详。“文”——文采之有无是遣词造句水平优劣的问题，孔夫子断言它就是“言”能否行远传久的决定因素。这自然没错，但得有个前提条件：其言是正确的、深刻的、有用的。离开了这个前提，即使有“文”，而且文采飞扬，行远传久也是不可能的；除非被当作了反面教材的典型，如“莫须有”之类。

    欧阳修行文不喜平铺直叙，而有曲折波浪，形成一种跌荡起伏、摇曳多姿的所谓“六一风神”。试比较：

  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欧阳修《六一居士传》）

试改写为：

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为六一也。

改作只是少了一点曲折、一次问答而已，然而风神则几已荡然无存矣！又如《醉翁亭记》第一段，从“环滁皆山”起笔，由“琅琊”而“酿泉”而“醉翁亭”，再由“作亭者”而“名之者”，由“太守”而“醉翁”，又由“醉翁之意不在酒”一转，写到“山水之乐”，与开头关合。全段由山之美层层深入，环环相扣，结于人之乐，格高气逸，容与闲易。有如国画的皴法，在富于浓淡、疾徐、顺逆、缓促等等变化的文章脉络、纹路、肌理中，表现出了难以言说的空灵、飘逸之致。苏洵评价欧文曰“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曾棗庄，金成礼《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28页），此八字真可谓知言也。

   我们几乎可以断言，没有洋溢于字里行间的“六一风神”，《醉翁亭记》就不可能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不过我们语文教学的目的并不是培养像欧阳修这样的文学家，只求学生人和文都能走在正路上。网上有报道称：“发改委人士：亿元司长魏鹏远行事张扬出事不意外”（凤凰网2014年05月17日， 来源：《中国经营报》）。单从语文的角度看，此句没有毛病；但在实际的阅读过程中，“单从”几乎是不可能的。且不管“单从”可能与否，“亿元司长魏鹏远行事张扬出事不意外”这个句子，我是怎么看都别扭：他若行事低调，难道就不会“出事”吗？或者“出事”就会让人感到“意外”吗？我是坚信，凡贪官迟早都会被绳之以法的。再说，为什么要用“出事”这个词？“出事”用在此处，总觉色彩不太对头。还是应该站在法律这边比较好！

   无论在社会上语文品质关系是大是小，对于我们的语文课程来说，语文品质从来是天大的事儿，尤其是在当前！让我们的学生“知道什么叫做好的文字，什么叫不好的文字”，自己能够写出清通的文字来，对于语文课程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重大的事情吗？就好比治病救人是医院、医生天大的事儿一样。当然，如果全国人人都能重视语文品质，致力于语文品质的提升，那不单能大大强化我们母语的功能，而且还会有助于我们母语在世界上地位的提升。

回归语文的必由之路

一

   近些年来，几乎人人都已感觉到我们的语文水平“江河日下”，也有不少人发现我们的语文课程乱象丛生，已经与语文渐行渐远，以致最终挣扎于烂泥塘中。于是《语文建设》提出了所谓“真语文”的问题。何谓语文？这实在是一个已经长了长长白胡子的问题，一个见了就让人头大心烦、让人憎恶讨厌的问题。但我“人还在，心不死”，仍要厚着脸皮把它提出来，并且发点未必有用的议论。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两句话，一是实事求是，对问题不能视而不见，或者假装没有看见，甚至还要继续高唱“形势越来越好”的老调子；二是希望把问题简单化，而不是复杂化，甚至神秘化。

鲁迅没有发表过语文教育方面的论文和专著，但他在《不应该那么写》一文中对何谓语文的问题作出了最简要明确的回答：

   “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6—247页）

这“直接对我们这样说”的，我以为就是语文，岂有它哉！对于学生作文，我们老师在发现进步、发掘优点并予充分肯定的同时，应当实事求是地给他们指出“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等等。对于课本里的课文，应该讨论的就是“这”为什么没有删去，这里何以不能缩短、何以必须改作，此处何以只能用逗号而绝对不能用句号等等，当然万一如有可商榷之处，也绝对不应放过。这些问题本身是语文品质的问题，即言语作品遣词造句、谋篇布局正误优劣的问题；而在教师引导下通过解决这些问题以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语文课程之“语文”。

   也许有的朋友会问，就这能撑得起一门课程吗？且容我次第说明。清代著名文章家刘大櫆认为“行文之道”是一门专门学问，有它相对的独立性。他在《论文偶记》里说：

      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至专以理为主，则未尽其妙。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倍空疏。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事。譬如大匠操斤，无土木材料，纵有成风尽垩手段，何处设施？然有土木材料，而不善设施者甚多，终不可为大匠。故文人者，大匠也。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

在他看来，行文之道有别于义理、书卷、经济等，“自另是—事”，是“文人之能事”。他一再说，“自古文字相传另有个能事在”，“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也就是说，所明之理要由文人的笔墨把它表达出来，以适世用。所谓笔墨，就是字句的选择、组织，内容的取舍、先后详略的安排等等。由于“自另是一事”，“学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我以为，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确实是一门学问；在基础教育中，为学生开设一门课程学习“行文之道”，用张中行的话来说就是“学习用笔表情达意”，是十分必要的，是完全值得的。这门课程就是“语文”，更准确地说，应当是“汉语”。根据教育部相关指导文件，语文课程担负着语言（即汉语）教育和文学教育两个任务，因此我曾主张语文课程一分为二，即分为汉语课和文学课；后来发现太理想化了，并不现实，于是退而强调语文课程的复合性，建议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语、文各自分量的配置应有一个通盘考虑，不能畸重畸轻；上一篇课文必须首先确定这篇课文的教学是侧重汉语教育还是文学教育，不能不语不文、若语若文、亦语亦文，结果汉语教育、文学教育的目的都达不到，致使语、文两空。换言之，我们一定要明确语文课程必须要有适量的课时用于汉语教育，让学生学习如何遣词造句、谋篇布局，以提升自己语言作品的语文品质。

   我如此说，可能会有朋友这样驳斥我：你不是曾经反对“工具论”、主张“人文论”吗？你现在只是强调遣词造句，附带还有一个谋篇布局，这不就是工具的运用问题吗？而且，如此这般，你又置“人文”于何地？——兹敬答如下：我始终认为，语言只是有点像工具而已，实际上它不是工具，因为人是符号的动物，语言就是人本身。至于“人文”，我没有抛弃，而是为它找到一个在语文课程中的用武之地。我曾经一再说明“人文就在语文中”。我的底气来自朱光潜在《咬文嚼字》一文中的如下论述：

   有些人根本不了解文字和思想感情的密切关系，以为更改一两个字不过是要文字顺畅些或是漂亮些。其实更动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感情，内容和形式是相随而变的。

  

  咬文嚼字，在表面上象只是斟酌文字的分量，在实际上就是调整思想和情感。从来没有一句话换一个说法而意味仍完全不变。

　      

    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

在教学过程中当然应以语文品质为主，相关的思想感情方面的内容一般点到为止，不要随便引申开去，甚至泛滥无归；特别要注意的是两者应当相辅相成，以收相得益彰之效。

   也许有朋友还会问：语文知识呢？当然必教必学，这一点应坚定不移；但同样应该坚定不移的是，其一，相对于语言知识，应以言语经验为主。我相信英国语言学家皮特·科德的这一论断：“一个人可能对一种语言掌握了大量的知识，但却一点也不会运用这一语言。”（皮特·科德《应用语言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汉语教学最重要的是让学生多读经典的起码是优秀的汉语作品，同时相机传授相关的语文知识。其二，相对于语言的理论知识，应以语言的实际知识为主；相对于文章的其它知识，应以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的知识为主；相对于一般的文字、章句知识，应以配合所教课文并服务于语文品质的认知、感悟的相关知识为主。

二

   凑巧的是，就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上海一位朋友转来外地一位年轻同行《爱莲说》的教学方案，让我提点意见和建议。我们先看方案：

教材来源：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版

内容来源：初中八年级(上册)第五单元

主   题：情操志向

课   时：1课时

授课对象：八年级学生

目标确定的依据

1.课程标准的相关要求

①在通读课文的基础上，理清思路，理解、分析主要内容；体味和推敲重要词句在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作用；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　

②欣赏文学作品，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

③诵读古代诗词，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注重积累、感悟和运用，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

2.教材分析

①单元提示：“要先借助注释和工具书读懂课文大意，然后在反复诵读中领会它们丰富的内涵和精美的语言，并积累一些常用的文言词语。”

单元目标细化解读：

1.反复诵读，整体把握文章的层次脉络，

2.抓住关键词总结诗文的写作思路，分析诗文的构思技巧；

3.推断并分析诗文中的关键字、句，概括诗文意境，归纳诗文主旨；

4.总结、分析诗文托物言志的写法特点及表达作用；.

5.判断、分析诗文主旨句的内涵、作用；

②文本内容

   这篇散文借助莲的美好形象来象征君子的美好品质。从莲的生长环境、外部形态、气质等三个层面来描绘莲的美好形象：身处污浊环境却不沾染污秽，不哗众取宠，正直豁达，清雅脱俗，庄重质朴。而这种人生的志趣，作者没有很直白的告诉读者，而是借助“莲”这个最能代表君子之德的事物，委婉含蓄地表达出来。因此，对这种“托物言志”写法的探究过程和本文关键语句的品析成为深入理解作者高尚情操的有效途径。同时，为烘托莲的形象，又借助菊和牡丹从旁映衬，既让我们看到了北宋当时社会追逐名利、富贵的污浊的世风，又让读者对周敦颐在污浊世风下不愿消极避世，也不愿随波逐流的卓然独立的高洁品格深表敬意！

③研讨与练习

   第二题的第2小题：《爱莲说》中称莲是“花之君子”，试根据课文说说作者心目中的君子应当具有哪些美好的品质；第3小题要求分析“牡丹，花之富贵者也……牡丹之爱，宜乎众矣”的言外之意。

这里说的“寓意”，主要是指作者的志向和抱负。这是托物言志文章的核心，必须抓住这个核心，才能达到整体感知。作者心目中的君子有种种美德，我们无法尽知，而只能启发学生运用联想通过莲的形象来探求。才能把莲的形象跟君子的形象融为一体。此外，对文中某些重要语句的揣摩也应作为学习的重点。  

3.学情分析

在经历了七年级整个学年的语文学习之后，学生对文言文词义的理解已经有了一定的方法和能力，能借助课下注释和工具书初步疏通文意，因此，将字、词解释设置为前置性作业，让学生课前预习，只在课上进行抽查，这也符合道德课堂所倡导的“先学后教”的学习方式；

学情问卷调查显示：学生对托物言志的文章学习的需求重点集中在三点：怎样抓准“物”的特点理解作者的“志”？作者爱莲，为什么要写菊和牡丹？作者之“志”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现实意义？

目标

1.    自读课文，抓住表现作者爱莲的句子，说说莲的形象；         

2.    小组合作，教师指导，分析关键语句的表达效果，概括文章主旨；

3.    独立思考，组内交流，结合文章主旨写一段话，谈谈自己所受的启发。

（“评价任务”“教学过程”略）

依我看来，这一教学方案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方案本身行文方面语文品质有些毛病。例如“教材分析”之③“研讨与练习”，第一段最后一句说的是“……第3小题要求分析‘牡丹，花之富贵者也……牡丹之爱，宜乎众矣’的言外之意。”而第二段第一句紧接着却说：“这里说的“寓意”，主要是指作者的志向和抱负。”显然和上文脱节。第二段第二句“这是托物言志文章的核心，必须抓住这个核心，才能达到整体感知。”且不说其中第一分句表达不清，紧接着的两个分句也有逻辑混乱之嫌，试问：不整体感知，又如何能够抓住这个核心？“而只能启发学生运用联想通过莲的形象来探求。才能把莲的形象跟君子的形象融为一体。”中间该不该用句号？尤其是用“才能”领起这一分句，毛病有二，一是这两个形象“融为一体”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原因之一是自古到今还没有一幅人们认可的君子标准像；二是“才能”似乎凌空飞来，与上一分句勾连不上。上海的朋友说，这一方案目前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大家差不多都这么写。

   至于这一教学方案的内容，我的基本看法是，目标繁杂，且过于重视课文的思想内容，过于重视分析、概括，过于重视思想、道德教育，不太像语文课。开头第三行“主题：情操志向”，看来看去，想来想去，“主题”想必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吧，一开始就偏离了“语文”的轨道。“课程标准的相关要求”，过于全面，仅第3条一条足矣。在课标规定的范围之内，我以为每位老师都享有教学的自主权，用王栋生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不跪着教书”；而且即使是课标也未必没有可商榷之处。关于“教材分析”之①，也有一些瑕疵，如“概括诗文意境，归纳诗文主旨”，一“概括”二“归纳”，诗味意境几乎必将消失殆尽；又如“判断、分析诗文主旨句的内涵、作用”，课文一共只有8句，所谓“主旨”，我觉得不必花费时间去寻寻觅觅，还是把这宝贵的时间让学生自己去读更好。“教材分析”之②是“文本内容”，还是删去为宜，都是一些所谓“你不说我也知道”的东西。“教材分析”之③“研讨与练习”，“试根据课文说说作者心目中的君子应当具有哪些美好的品质”，太难，也无此必要；“此外，对文中某些重要语句的揣摩也应作为学习的重点”，我觉得把揣摩课文语句列入“也”的行列，足见“语文”在“语文课”里的可怜。尤其是“3.学情分析”，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语文课堂不是道德课堂，为什么要考虑符合不符合道德课堂所倡导的学习方式？至于三个“目标”，倒全是指向了“情操志向”这一“主题”，语文呢？还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继续上下求索去吧。——说到“情操志向”，我隐约感觉到了该方案对牡丹，对牡丹之爱，也就是对富贵之爱的不满与批判之意。其实追求财产较多、地位较高，人情之常也，就连孔夫子这样的圣人也只是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而已，语文课，即便就是道德课，也负担不了改造人性的任务，人性只能引导而难以改造。不过这就扯远了。

    我的建议是，《爱莲说》的教学目标能否定为：在教师引导下，学生初步读懂课文语句的意思，对课文语言简练之美、生动形象之美有所感受，能正确、流畅地朗读课文，并当堂背诵出来。如此目标，看似简单，实施起来却不容易，如感受课文语言之美，还真的得费些心血。——那么，语文品质呢？我觉得若能使学生对课文语言简练之美、生动形象之美有所感知、领悟，就是在做语文品质的文章。须知语文教学是个慢活儿，急不得。语文品质之美，如若能够课课感染，篇篇熏陶，持之以恒，学生的语文品质自然就会得到提升。而这正是语文课回归语文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