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古代文学的几个特点——读《湖北文学通史》古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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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古代文学的几个特点——读《湖北文学通史》古代部分

来源：文艺评论　　　作者：王先霈摘要：由省作协组编、历时3年多完稿的《湖北文学通史》，以120万字的篇幅，勾勒呈现出湖北文学3000余年的历史面貌。这部通史的出版，填补了湖北文学通史编纂的空白。2015年12月16日，省作协在汉召开《湖北文学通史》研讨会，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通史的学术价值。

读了《湖北文学通史》先秦至五代卷和唐代至清代卷，对著者甚感钦佩。撰写地域文学史头一个困难是，学术规范要求的叙述对象的确定性和实际上历来行政区划的变动性以及文学家行踪的流动性之间的难以弥合的矛盾。地域文学史写作怎样把定研究和叙述的对象，不致游离漂移，同时又不割裂各个时期文学发展的自然流程，不把作家作品从其本人全部创作和所处时代的文学整体中生硬剥离，这是最见著者功力的。“通史”这两卷的作者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以既理性又通达的态度处理史料，在中国文学史整体背景上考察和论述湖北文学，以对湖北文学历程的详实叙写充实中国文学史。关于作家作品的空间地域归属，能作确论的给以清晰表述，尚待探讨的介绍学界主要看法，并提出自己的推论。两卷“通史”为读者勾画出截至晚清的两千多年荆楚大地文学现象的概貌，让读者看到湖北文学在中华文学总体中的位置。对于在各种中国文学史中都讲到的大作家，提出了若干新颖的分析；更向读者介绍全国文学史未能关注到的颇获乡曲之誉的中小作家，他们虽然文学成就略逊，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却不容忽视，了解他们的存在，才能全面了解地域审美趣味，才能了解各个时代文学分布的格局及其变化。我读这两卷，不仅得以温习和增进许多文学史知识，而且体会到作者对于古来湖北文学理解之同情，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学理和乡情的协调融合。
       湖北文学也如其他地域文学一样，虽然从来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整体性，但读过两卷，可以大致抽绎出古代湖北文学具备相对稳定的特色，这些特色对于今天的湖北文学，对于今天的湖北文化，依然可以发挥孳乳哺育之功。
       古代湖北文学有哪些特点呢？从两卷通史的描述和分析来看，主要有如下三点。
       第一是它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湖北古为荆楚，与宗周的丰镐、洛邑以及齐、鲁、晋、卫等中原之国不同，风气朴野天然，受到殷周礼制的桎梏少得多。我们读《左传》、《国语》，处处可见中原士大夫对夷狄、戎羌的轻蔑和排斥，“通史”先秦部分说，楚人对于蚩尤、共工、夏启则多有同情。这种开放的心态贯彻在文化、文学之中，“通史”说，“屈原继承荆楚文化有容乃大的精神，对南北文化各家各派学说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这就使得湖北文学一开始就没有那种偏颇、拘谨与狭隘，而具有更大的活力，更富于想象力和浪漫精神。
       到了唐宋，一些遭贬谪的落魄潦倒的外来文学家在湖北得到热情的接纳、温情的抚慰，在良好的文化土壤上结出丰硕的文学之果。比如王禹偁，本是济州巨野（今属山东）人，他在黄州不过三年时间，后代却称他为王黄州。林和靖《读王黄州诗集》在颂扬他的文学功业时，也把荣耀加之于黄州：“放达有唐唯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欧阳修本是庐陵郡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在夷陵不过四年，袁枚却说“庐陵事业起夷陵”。苏轼本是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在黄州不过五年，“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自号东坡，后世称之为苏东坡，诗人苏东坡而今已誉满环球。宋人项安世有《雪堂》诗云：“又到黄州旧雪堂，雪堂文字断人肠。”在黄州的作品是苏轼诗文中最为感人的篇章。苏轼的弟弟苏辙为他作的墓志铭里说，“既而谪居于黃，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通史”指出，“投闲置散的生活，使他能够更深刻地体验社会与人生，湖北的名山胜水，又陶冶了他的本来就开阔的襟怀”，从而进入创作上硕果累累的黄金时期。这么多大诗人在湖北达到他们创作的巅峰绝不是偶然的，证明湖北对于外来文人的创造性的激发力量，证明湖北文化的博大宽广的胸怀。
       第二，湖北古代文学富于开创精神，创立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文学体式，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品种。“通史”引宋王应麟《困学纪闻》说，“艾轩（宋代学者林光朝，有《艾轩集》）谓诗之萌芽自楚人发之，故云江汉之域《诗》一变而为楚辞，屈原为之倡；是文章鼓吹，多出于楚也。”我们还可以补充，宋祁说过，“《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矣。”人所共知，屈原创立了骚体，如刘勰所说，“衣被词人，非一代也”。“通史”还指出，屈原《九歌》的示范，形成“歌”体，《天问》的示范，形成“问”体，并一一介绍后世对于“问”的摹仿。
       历来论者对于宋玉有所贬抑，“通史”将宋玉提到了新的高度，专立“宋玉与赋体文学”一章进行了论述，指出，宋玉的作品中，物象的描绘细腻工致，抒情与写景结合得自然贴切，其《高唐赋》描写巫山高大险峻，气象万千，细致铺陈，夸张排比，显示了与屈赋不同的风格，为汉大赋的产生拉开了序幕。“通史”在这方面的论断，比之既往的文学史，有着明显的超越和创新。
       在唐代部分，“通史”指出杜审言的五律音韵调谐，对仗工稳，完成了五律的规范化和定型化，并把七律的规范化大大推进一步，在古代文体发展上有重要地位。
       第三，湖北古代文学与民间文学、民间文化联系紧密。“通史”指出，中原地区宗教祭祀与世俗王权结合紧，原始色彩淡化，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诗经》本来大多源于民间，其形式风格却渐被凝固化。而《汉书·地理志》说：“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信巫鬼重淫祀。“通史”认为，“《九歌》是在楚地巫风大背景下的产物。”王逸《楚辞章句》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祠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大诗人对民间俗曲大胆汲取，加工提炼，创造了“诗三百”以后新的辉煌。
       在内容方面，楚地民间祭祀乐歌多融入爱情的描写，《九歌》也把爱情表现得缠绵缱绻，凄婉动人。如《湘夫人》中“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山鬼》中“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就都带有民间情歌的真挚和纯洁。
       明代李贽和袁宏道大声疾呼向民间学习，宏道《叙小修诗》说，“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他又说，“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正是由于对民间审美的关爱和尊崇，促进诗文革新，推动了文学的新变。
       使人感到新颖别致的是，“通史”还提出未有结论的问题，引发读者与撰著者共同思考。比如，明代中后期的通俗小说创作，为什么湖北会“缺席”，为什么那时湖北没有诞生有影响的通俗小说家。撰著者表示，这一问题的原因十分复杂，希望有兴趣的读者作进一步探讨。我在这里补充一点，为什么对于通俗小说理论上最有力的推崇和肯定出于湖北？李贽说，《水浒传》与《史记》一样，是“发愤之作”；袁宏道说，《金瓶梅》“云霞满纸”，这种在当时惊世骇俗的言论为什么出之于湖北？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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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百年文脉的学理性贯通——评《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

来源：文艺评论　　　作者：汪树东摘要：由省作协组编、历时3年多完稿的《湖北文学通史》，以120万字的篇幅，勾勒呈现出湖北文学3000余年的历史面貌。这部通史的出版，填补了湖北文学通史编纂的空白。2015年12月16日，省作协在汉召开《湖北文学通史》研讨会，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通史的学术价值。湖北日报文艺评论特邀三位专家撰文，从湖北文学的历史脉络、地域文学史的编写等角度评述这部通史的特点。

从楚国开始，湖北就是人烟鼎盛、辐辏聚集、斯文开化之地，屈原、宋玉、王逸、庾信、孟浩然、李贽、“公安三袁”、闻一多、废名、曹禺等等，都是蜚声全国的鄂籍文学大家；至于那些在湖北长期或短期生活，迎来创作高峰的文学大家，如李白、苏轼等等，更是不胜枚举。延及当今文坛，刘醒龙、陈应松、熊召政、方方、池莉、张执浩、刘继明等作家，依然在全国声誉远播。浩浩长江由西向东流贯湖北全境，滋润着万千生灵；三千余年的湖北文脉潜滋暗长，更是哺育着华夏大地上的芸芸众生。因此，梳理三千余年的湖北文脉，建立文学史的鄂地视野，推进湖北地方文化建设，就是落在湖北学者肩上的崇高使命。在湖北省作家协会的推动下，四卷本《湖北文学通史》终于在2014年10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百万余字的煌煌巨著构筑出了湖北文学的宏伟景观。其中，《先秦至五代卷》、《宋元明清卷》、《当代卷》，暂且存而不论，笔者在此主要对何锡章主编的《近现代卷》略作评介，以唤起方家的注意和兴趣。
       整体构架阔大合理，符合湖北近现代文学发展史的演变轨迹，体现出论者沉稳大气的史家气派，是《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值得揄扬的鲜明特点之一。该书关注的湖北近现代文学主要是指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湖北文学。湖北近代文学，论者主要围绕着从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转型展开，以光绪初年为分界线，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光绪初年划为近代前期的湖北文学，从光绪初年到1919年视为近代后期的湖北文学，主要关注王柏心、谢元淮、叶名澧、张裕钊、樊增祥、黄侃等湖北作家的文学创作。湖北现代文学，从1919年“五四”运动延续到1949年，被划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抗战时期、抗战后，主要关注闻一多、废名、余上沅、曹禺、胡风、“七月派”诗歌群等鄂籍作家的文学创作。应该说，这样的构架把握住了百余年湖北近现代文学的主要演变脉络，纲目清晰，层次分明，具有良好的历史感。由此也可以看到，在中国这样讲究大一统的国家里，地方文学史终究是和国家文学史呈现出同一历史脉动的，而不可能出现多少主流之外的别样风姿。
       呈现被国家文学史遮蔽的湖北地方作家，展示外省籍作家被遗忘的在湖北的文学活动，挖掘湖北作家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另一个鲜明特点。就国家文学史而言，它往往站在主流意识形态立场上，关注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作家作品，这样势必会遮蔽更多的地方作家；与之相对，像《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这样的地方文学史就会张扬那些被国家文学史遮蔽的地方作家，使之再次回到世人的眼前。像湖北近代文学中的王柏心、谢元淮、叶名澧、张裕钊、樊增祥等作家，在国家文学史中几乎都是视野的盲点，但在此书中被重新唤醒，获得世人的关注。而湖北现代文学中，张惠良、龚啸岚、黄钢、黄铁、安危、田一文、杨汉池等湖北作家也几乎都是国家文学史中的“失踪者”，但在该书中他们重新获得应有的重视。至于闻一多、废名、余上沅、胡风等现代作家，在该书上升为专章论述作家，也显示了他们不同于国家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至于抗战初期郭沫若、老舍等外省籍的作家在武汉的文学活动，往往也是被国家文学史一笔带过，但在该书中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显示了地方文学史的独特视野。而该书公正地指出，闻一多身上体现出了轻生赴义、为国纾难的荆楚国殇精神，废名则与黄梅当地的田园牧歌、庄禅境界息息相通，“胡风是个典型的湖北人。他既有‘九头鸟’的聪明、心计与才智，又有湖北佬的争强好胜、脾气火爆、倔强刚直的性格特点。”这些无疑都是该书作为湖北地方文学史的学术洞见，弥补了国家文学史地域性视野的缺失遗憾。
       注重搜集零散的原生态的学术资料，积极地填补学术空白，是《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又一值得大力揄扬的独特之处。如所周知，学人治学，资料为先，踏实勤勉的资料搜集工作是学术成功的基本保证。该书在此方面堪为表率。例如关于湖北近代文学方面，该书搜集到王柏心、刘淳、张其英和蔡以偁“楚四家”的文学史美誉，而道光咸丰年间湖北作家谢元淮的组诗《荡海杂咏》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之前就大胆地描绘了西方各国的地理状况，堪称“湖北版的《海国图志》”，近代后期的“维新派”和“革命派”作家的分野；湖北现代文学方面，湖北白话报和湖北现代文学的诞生，恽代英、黄负生、董必武等鄂籍革命家的革命文学，20世纪20、30年代郁达夫、凌淑华、沈从文、闻一多等人相继在武汉大学工作，出了“武大创作团体”，抗战初期郭沫若、老舍、胡风等作家在武汉的文学活动，等等。论者做了相当扎实的资料收集甄别工作，并通过文雅的史笔勾勒出湖北文学史许多新的地平线，添补了湖北地方文学史的新内容，功莫大焉。
       此外，相关章节具有相当的学术创新性，史家宏观概括的雄浑笔法和文本细读的深湛功力较好结合，也是《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值得首肯的又一特点。例如第九章《曹禺与现代话剧的高峰》，在既有的研究成果早已汗牛充栋的情况下，论者还是找到了较为独特的阐释角度，即从残酷美学角度来阐释曹禺的悲剧意识，就相当富有创见。第六章《废名的乡土情结与文学创作》中，论者对废名的短篇小说《菱荡》、《浣衣母》的审美解读，也体现出极好的文学敏悟力，笔锋常带感情，语言流露出浓郁的文学性。
       当然，若要更深入地细察该部文学史，笔者认为也存在值得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就湖北近代文学而言，笔者认为湖北作家和地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尚需加强，像王柏心、张裕钊、樊增祥等湖北作家是如何在诗文中呈现湖北本地的地方文化、地方经验的，自然应该得到史家的系统关注。还有，从湖北近代文学到湖北现代文学，由传统到现代的现代性转型应该作为一条草蛇灰线，埋伏在整部文学史的论述中，那样才能更好地凸现湖北近现代文学史的历史感。而且，即使对于湖北文学而言，鄂东、鄂西、鄂东南、江汉平原等地区的差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撰写湖北近现代文学史，如果能够进一步关注这种地区性的差异，无疑更能够增加地方文学史的存在层次感、文化多元性。当然，整体看来，《湖北文学通史·近现代卷》是一部架构科学、立论稳妥、行文畅达、多有学术创见的地方文学史，对于推进湖北地方文化建设必然具有相当重要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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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当代文学一路走来——读《湖北文学通史》当代卷

来源：文艺评论　　　作者：王又平摘要：由省作协组编、历时3年多完稿的《湖北文学通史》，以120万字的篇幅，勾勒呈现出湖北文学3000余年的历史面貌。这部通史的出版，填补了湖北文学通史编纂的空白。2015年12月16日，省作协在汉召开《湖北文学通史》研讨会，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通史的学术价值。湖北日报文艺评论特邀三位专家撰文，从湖北文学的历史脉络、地域文学史的编写等角度评述这部通史的特点。

套用一个人们熟悉的话语构型，或许可以说：写文学史难，写当代文学史更难，写湖北当代文学史尤其难。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前辈学者唐弢先生就说过“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为此引发过一场争论。同样是前辈学者的施蛰存先生还专门为唐弢先生的观点“助阵”。唐、施先生认为“不宜”的理由主要是“当代”还在发展中，尚未成“史”，所以“当代文学史”，所以既“当代”又是“史”是个悖论，“实在是对概念的一种嘲弄”。不过二位先生的意见似乎并未能给写“当代史”的热忱降温，有人统计在唐弢先生这个意见发表后的15年间，已出版的《当代文学》或《当代文学史》就已达48部之多，进入新世纪，这个数字恐怕不下于三位数了。很惭愧，我自己就主持编写了高教版和华师版的两部当代文学史教材。唐、施先生的“不宜”论是充分估计到写当代文学史的难处的，我在编写当代文学史，甚至选编史料集时就亲身经历和体会过这种难处。此中难处就包括唐先生说的不“稳定”，用施先生的话来说，至多是“一家之言，不成定论”。先生们的谏言提醒吾等后学：草率地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妄下定评，这是对“史”的轻慢；但我等后学同时也以为：如果翘盼“定论”不敢立言，这是对“史”的怠惰。
       早些年在北京参加一个关于文学史专题的研讨会，会场可谓权威满座，大咖云集，发言嘉宾多系举出一部主编的文学史就足以让后学赧面噤言的专家学者。文学史泛滥也是这个会上抨击的现象之一，多被指为申报成果、评聘职称之类的功利主义行为。但我直言：不可一叶障目，“史”的核心功能在于合法性论证，当年胡适撰《白话文学史》、郑振铎著《中国俗文学史》就是为白话文学和大众文学作做合法性论证。黑格尔不解中国人为何如此热衷修史，就是因为中国人尤其注重合法性（legitimization又译正统性），所谓“统”者是也。而今世道大变，文学观念、格局、样态等随之大变，在一统格局裂解，群雄争夺话语权和合法性论证的态势中，文学史焉能不变？这才是文学史泛滥的主要原因，而当代文学变动尤甚，确实是也应该是首当其冲，这不是“不宜”所能阻遏的。
       但作为学者之思，确实应当看到：建立一个事实与论证相统一的历史——逻辑框架，这是写文学史之难；要对不稳定、无定论的文学动态过程做描述、加解释、下判断，这是写当代文学史之难；身在湖北文学圈，局中人说局中事，这是写湖北当代文学史之难。三难挡道，知其难而为之，这就是刘川鄂先生和他的团队对湖北文学界的一份担当了，也是《湖北文学通史》（当代卷）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份担当。
       对于川鄂先生和他的团队来说，编撰《湖北文学通史》（当代卷）不能说是筚路蓝缕了，以他牵头的湖北大学文学院团队在湖北当代文学研究中所获取的一系列可观的成果已足以表明他们是最适合的担当者。几代学者的湖北文学研究薪火相传，到了川鄂先生团队这里更是大放异彩。《湖北当代作家研究丛书》和《世纪转型期湖北文学研究丛书》煌煌十余册，不仅提升了湖北文学研究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位置，更是提升了湖北作家和湖北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位置。当然，尽管如此，三难依然不减。
       第一难难在缺少一个成熟的、可资借鉴的文学史“秩序”，说得简单、直白一点就是上谁不上谁，如何排座次。艾略特曾说过：“产生一项新艺术作品，成为一个事件，以前的全部艺术品就同时遭逢了一个新事件。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得很小；因此每件艺术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传统与个人才能》）他说的情况就是唐弢先生说的“不稳定”的内在原因，尤其适合于开放的、发展和变动中的湖北当代文学，甚至可以说湖北当代文学史从来就还没有构成“一个理性的秩序”。从表面上看这部文学史采用了通常的以体裁+年代的经纬交织框架，但实质性的“秩序”实际上是由作家作品的选择和文学史定位来确定的。这部文学史我以为从总体上说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有脉络、有节点，突出了经典，照顾到全面，一卷在手，湖北当代文学“秩序”全局在胸。当然，限于一种文学史的传统体例，“比例和价值的重新调整”，“新与旧的适应”处理得尚有可斟酌之处，例如吉学沛和晓苏大约可以说得上是两个不同时期在中短篇小说创作领域中标杆式的作家了，或许不应当淹没在大量作家作品的铺叙中。在文学批评方面，《外国文学研究》发起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讨论”以及徐迟先生在该刊发表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大约是全国现代主义大论争的触发点，后来的文学发展证明它足能进入“秩序”，其历史意义和价值也是湖北文学引以为豪的。细读中值得商榷的地方还有若干，但最有价值的是当代卷已经为读者和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和参照的湖北文学“秩序”。
       二难难在资料的收集、整理或梳理，这在川鄂先生的主编感言中已有论及。与资料难相关甚或更难的是评价难，这也就是施蛰存先生说的“一家之言，不成定论”。说实话，今天的文学史编撰已不是奉“定论”为圭臬的时代了，有那么多的“一家之言”、众语喧哗，因此才有了那么多的“新编”和“重写”。就资料难来说，我认为当代卷做得已经很不错了，像我这种长久在湖北做当代文学研究的学人读来仍不乏新鲜感，尤其是关于文革文学和当代海内外鄂籍作家两章是全书的亮点，可以烛照出全书编写者下力之大、搜罗之勤、用功之深。在总体评价方面，“概说”结尾处概括的五个“相较于”的五点不足我也是认同的。借用川鄂先生的说法，我还可以续一个评价：相较于翔实的铺叙，精当的评价尚显不足。这自然是很高的要求和冀望了。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和拉开一定距离的“远观”，川鄂先生和他的团队一定可以做到，因为我们同当代文学一路走来，还将继续走下去。
       知我文脉，提振文心。这是说给《湖北文学通史》的，更是说给当代卷的，因为我们与湖北当代文学不仅同脉，而且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