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篇有关中国大学的文章

管季超.

真正伤害大学的是官场而非市场

作者：熊培云

    近日，在北大校庆所举行的“校长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对当前“大学围着市场转”的问题提出尖锐批评。纪宝成表示，市场经济“是以物质利益为动力的”，但大学的使命和精神，要求它与市场保持一定距离。大学喧嚣、浮躁、拜金、学术造假、急功近利。有些大学教师成了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学术大师难以出现，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纪宝成也对有些人将大学当成一个政府机关的附属物，当成工厂的一个车间来进行指挥表示了自己的不满。
　　纪先生在这里提到的不外乎两个问题：一是市场化的问题，二是官场化的问题。前者是“市场压倒大学”的问题，后者是“官场压倒大学”的问题。然而，只要对中国目前的大学体制稍有些了解，便知道真正伤害中国大学、使大学弊病积重难返的是官场而非市场。
　　如果我们回顾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发展，亦不难发现，市场因素进入大学并非坏事，更不必然导致大学使命与大学精神的丧失。从理论上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大的一个成就莫过于社会的横向联系不断增强，并伴随着以权力为纽带的纵向联系不断减弱甚至瓦解。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管制，恰恰是束缚大学自主办学、积极创造的关键。在此意义上，大学及教授不断走向市场，可被视为中国社会成长的标志性事件。而从公正角度上说，市场行为至少是建立在横向的平等的立约之上，相较过去强买强卖的“权力之约”，也是一种进步。当大学或者学者可以从社会上找到自救的市场，市场的出现也在客观上完成了对官场（权力）的重构与分权。
　　有人指责某些大学教授与社会既得利益集团“沆瀣一气”，为一己利益，甘愿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为利益集团效劳，成了利益集团的鼓吹者、宣传者和传话筒。持此批评者不知道，能够为利益集团代言者只是凤毛麟角，殊不知一则“观点平衡世界”，二则绝大多数教授学者仍是象牙塔里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领着不足与人道的薪水，虽多有闲暇，却也不得不时常为“屡败屡战”的课题经费向技术官僚低声下气，甚至带着学生一起造假应付“洲际导弹”（见王则柯先生《教学评估令大学风采尽失》）。
　　两百多年前，汉密尔顿在谈到审判独立时说：“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在任何置司法人员的财源于立法机关的不时施舍之下的制度中，司法权和立法权的分立将永远无法实现。”这便是“谁抓住了法官的饭碗，谁就抓住了法官的脑袋”的著名论断。这个“饭碗决定脑袋”的论断同样可以解释广西师范大学为什么出现六位校领导隆重迎接教育部教学评估专家组秘书的丑事。中国版“钦差大臣”的荒诞与奇丑，不禁让我们的眼角浮起果戈理式的“含泪的微笑”。
　　由于必须接受权力自上而下的指导或者资源分配，许多学者进行研究时只能做有希望被批准的研究，如此做学问难免被打上“奉旨研究”的烙印。在此条件下，如果他们能够在官场（权力体系）之外获得市场（社会）的支持，在我看来，这不仅没有让大学精神丢失，反而可以使被磨损的大学精神得到修复。另一方面，如果了解启蒙时代的出版史，了解市场对观念进步起到的关键作用，就会发现，学者走向市场积极做转型时代的生意，同样可以居功至伟。
　　由此可见，现在真正伤害大学的不是市场，而是无所不在的官场。三十年“小政府、大社会”的追求如何走样，大学即是缩影与见证。如今的中国大学早已是一个个臃肿的行政机构。行政化管理、文牍主义让许多工于思想与创造的学者们苦不堪言。大学内部日益膨胀的行政部门更像是特洛伊木马一样策应上级行政单位对大学的“进攻”，而舍身从事管理工作的教授们因为层出不穷的“填表工作”，也不得不以后半辈子“学术抛荒”为代价。行政评估、审批、审查等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打磨机，让所有大学在技术官僚面前失去光鲜与棱角。
　　为什么出“大楼”不出“大师”？为什么出“官府”不出“学府”？论及中国大学的解决方案，相信许多人都已心知肚明，比如让学术与行政分开，让大学回归教授治校的传统，重拾“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等等。决策者若真有抱负建好中国大学，不必劳民伤财到哈佛、牛津去取什么经，其实只要买张去昆明的火车票，到西南联大的废墟上走一走，想一想，相信在那儿你什么答案都有了。

大学校长的底线

2008-04-25  傅国涌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大学不仅是知识、学术的中心，而且是思想的中心、追求真理的中心，是要给全社会提供示范的。大学的独特性决定了它不应该是一个行政机构，大学校长也不是一个普通的行政职务，一般要选择有学术成就和道德威望的人出任，这个角色要有所承担，有所为，有所不为，始终能在是非面前保持自己独立的判断，做社会的中流砥柱，而不是随波逐流，唯唯诺诺。
简单地说，大学校长的首要职责就是守护基本的大学理想，或者说大学的核心价值，就是不断地说出真话。这不是什么高调的要求，而只是一条底线。如果连大学校长都不能讲真话，不敢讲真话，一个大学又如何能得到社会的信赖？由此而言，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先生公开叫停喧闹多时的“本科教学评估”，直言这种泡沫化的评估重创学术诚信，无非是他的底线行为。如同几年前他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毫不讳言地指出：“现在的学术风气，在各个学校已经降到了最低点。”这本来就是他应该说的话，不说，就是没有尽到责任，就是没有守住底线。
然而今天的大学，底线早已模糊，在利益至上的推土机下，大学在不断膨胀的同时，精神道德水准正日渐流失，伴随着大学在物质化数字上的越来越大，是大学的精神气度、追求越来越小。在公众的眼里，昔日笼罩大学头上的光环已渐渐黯淡，来自大学校园的腐败丑闻，一次次把它丑陋的一面暴露在世人面前，最新一个蒙羞的版本，即是广西师大等高校的校长在年轻的评估组女秘书面前催眉折腰的新闻。只有把朱清时校长的言论，放在这样一个现实的环境下，我们才能体会其意义，我们才能认识到即便是底线，在这个时代也不是很多人都能守住的。因此，这样一个事实上的底线行为，看上去似乎就成了高标的要求，乃至是英雄般的行为。
在中国一百多年的大学史上，大学校长保持知识的自信和道德的自信，忠实于大学的核心价值，对不合理的政策、命令说“不”，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的先例。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曾一而再地以辞职等方式向北洋军阀政府说“不”。1923年1月那次辞职时，他曾在上海《申报》发表一篇《关于不合作宣言》，他首先引用《易传》的话“小人知进而不知退”，在他看来，退并不是单纯的消极的举动，“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气象学家竺可桢做浙江大学校长，国民党当局多次要求他开除左派学生，他总是断然拒绝，理由很简单：“此种政策与浙大作风大不相似，不能施行。”植物学家胡先骕抗战期间在江西做中正大学校长，可以不执行蒋介石的“手谕”，敢于拒绝蒋经国迁校的要求。
在已经消失的那个时代，在进、退之间，他们只秉承良心的准则，无须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只讲是非，不问利害，这是他们作为大学校长的底线。这样的大学，这样的校长给整个社会提供的就是道德的表率，社会敬重大学，不光是因为大学传承高深知识，造就专门人才，更重要的是大学有道德上的承担，竺可桢曾说：“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如此。但大学犹之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之标准也。”
或者有人会说，时代不同了，要现在的大学、大学校长成为社会道德重心，太书生气了。诚然，以蔡元培他们的高标准来要求，这是不现实的。但是，今日的大学校长只要主观上有这个意愿，想守住最后的底线，保有一点说“不”的能力，而不是什么时候都顺从上司的意志，对任何行政性的安排一概采取迎合的姿态，并非是不可能的。既然朱清时校长可以说，其他校长也可以说，说的人多了，公开说出真话，也就成了常态。大学的现状不容乐观，乃是因为众人缄口，如果众口喧腾，尤其大学校长都能向先贤看齐，至少守住一条基本的底线，多说真话，敢说真话，整个大学的生态就会逐渐改变，大学也就可以重新为自己赢得尊严。

从三个北大校长说起……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谢泳　2008-04-09 17:17:10

  分析近百年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要对他们所生活的不同时代先作一个基本评价，然后再观察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里我想先从三个北大校长说起。
    一般谈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常要从严复开始，晚清历史处境中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在传统与现代转型中发挥作用的，从晚清到民国，虽然时代变了，但对社会基本结构的震动并不很大，创造民国的领袖在很长时期里，是与晚清的旧臣在共同进行政治活动，虽然冲突不断，但并非你死我活。民初中国政治的变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是渐进的，中国文化的基本传统没有断裂。科举的废除、新政的实行、立宪运动的兴起、地方自治的热潮等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基本是正面的。虽然科举的废除，把有志于仕途的读书人放在了半路上，但并没有从根本上绝了他们的生路，因为有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为不能再进入仕途的读书人预留空间。政府没有限制民间办学，民间还有办报纸、办出版社和通讯社及宗教活动的自由。民国以后，严复做了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他以后的校长蔡元培和蒋梦麟，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国文化的命脉基本保存在他们手里。在政府眼中，他们的作用主要是精神方面的，是文化和道德的先锋。
    到了胡适等人发挥作用的时候，在北洋和国民政府两个时期，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府眼里还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那时从事民间文化活动的条件并没有消失。这两个时期，都杀害过新闻记者，如林白水、邵飘萍和史量才等，查封报纸和杂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但构成这些民间活动的主要法律保障始终存在，所以才出现了许多独立的报纸杂志如《申报》、《大公报》和《国闻周报》、《观察》周刊等，同时有大批著名报人出现，民间社会的生机还是很旺盛的，私人可以办大学，而且办成了名校，如南开大学。教会也可以办大学，同样也办成了名校，如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等等。在政府之外，社会的力量随处可见。在国民政府面临困境的时候，胡适又做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当时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保存了敬意。
    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先后做了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这是他们与政府关系的一个缩影。当年胡适的好友傅斯年曾在给他的信中说过：“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从严复到胡适，他们和政府之间，基本是一种诤友关系：你不对的时候我批评你，你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你，这种关系建立在一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有人格和知识做最后的底线。
    蔡元培和胡适他们曾有过“好人政府”的倡言，政府也在不同时期尊重过这种意见。当年无论北大还是清华，都曾有过名教授从政的先例。从早期的罗文干、汤尔和到后来的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与何廉等，虽然最后合作不很愉快，但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敬意。那时政府官员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天然联系，即同出一校或在同一地留学。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主要来源于科举，科举的传统是特别看重同年同科，这一传统到了现代转化成同学同校之谊，这是中国现代政治的一个特点。在政府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政府总是强者，凡强弱关系能保持合作，必是强者一方有大的诚意，所谓“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我者，我必以众人报之。”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召开的庐山谈话会，表现了政府对所有社会力量的尊重，因为政府邀请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社会力量来讨论国家面临的问题。
    1949年以后，严格说，中国已不存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然从人数上说留下来的不少，但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却走了，北大的传统实际是到了台大，因为傅斯年本来就代理过北大的校长，台大后来的声望是在傅斯年手里开始建立的。
    在中国大陆，经过历次政治运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凋残。当时只有极少数从事军工研究的人员得到了保护，如王淦昌、彭桓武和邓稼先等。当全能政府健全以后，民间社会窒息。以往的改朝换代，社会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常能得以延续，而全能时代却把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基本破坏了。旧朝退去时在政治、外交、司法、经济、文化及道德方面积累的传统资源，没有得到保留，特别是国家和社会在政治活动的中间地带出现了真空。马寅初是新政权建立后的首任北大校长，但政府却不容忍他的一个学术观点。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到了他这里已经奄奄一息，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已成绝响。
    常态社会里总要有中间力量，他们常以社会贤达出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这个群体中的重要力量。社会贤达由前朝官员、地方绅士、大学教授及各行业中具有社会声望的人士构成。他们一般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为社会各政治力量认可的社会声望。他们通常不直接介入政治活动，只在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作用。
    如今，对于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面临重建民间社会的重任。近三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些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如律师、工商业者和各种自由职业者等等，随着大学改革步伐不断加快，教授的自由流动早晚将成为现实，他们有可能再承担起社会贤达的职能，架起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在此基础上建立与政府新的合作关系。不过这一切都取决于政府的诚意。
    未来中国的大学校长，主要应当由具较高社会声望的人来担任，他们以独立知识分子的面貌，为社会进步承担责任，为民族复兴尽心尽力，为国家的自由和民主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