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中学生的国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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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中学生的国文程度

【来源：《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版，第120页 】 【作者： 朱自清】

    二十四年的《中学生》里曾有过一回“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可惜参加的人不很多，讨论得不够详细、切实。自己虽离开中学教职多年，但一直担任着大学一年级的国文，大学一年级生差不多全是高中毕业生，因此我对于这个问题是很留心的。现在想说说个人的意见。
    社会上一般的看法是，近年来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了。而且不但中学生如此，大学毕业生似乎也是如此。去年高考放榜后，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沈士远先生对中央社记者谈话，曾说到考生“国文之技术极劣，思路不清”，便能指的大学毕业生而言。“技术极劣，思路不清”就是“低落”的说明。一般所谓“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意思大约也不出乎这两句话；也许还得加上“别字多”、“字迹不整洁”两个项目。他们的判断大致根据考卷、报告、文课、条告、书信这几样，显然只从写作着眼；他们的标准大致是文言──倒不是古文，而是应用的文言。
    所谓“近年来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自然意在与前几年的中学生相比。但没有人指出年代的分界；我们问，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从什么时候才低落起来的呢？我想要是拿民八的“五四”运作分界，一般人也许会点头罢？他们觉得，从那时候起，中学校一般的课业训练比从前松弛得多，国文科似乎也不能例外。单就中学生的文言写作而论，“五四”运动以来，确有低落的情形，我承认这个。但这种低落有它特殊的原因，和学校里训练的宽严好像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原来“五四”以前的中学生，入学校之先，大都在家里或私塾里费过几年工夫，背诵过些古文，写作过些窗课──不用说是文言。这些是他们国文的真正底子。到了中学里，他们之中有少数能写出通顺的文言，大半靠了这点底子，中学校的国文教师，就一般而论，“五四”以前只有比“五四”以后差些，那些秀才举人作教师，决不能在一星期几小时里教学生得多少益处。学生在入学校之先没有写通文言，到了中学，除非自己对国文特别有兴趣，自己摸索到门径，毕业的时候大概还是不能写通文言的。但背古文，作窗课，都是科举的影响的残存。到了“五四”以后，这种影响渐渐消失，学生达到学龄，就入学校，不再费几年工夫去选学文言；这些学生是没有国文底子的。在中学的阶段里，教师渐渐换人，讲解比秀才举人清楚些，但只知讲解，不重训练，加上文言之外，还得学白话，文言教材又是各体各派，应有尽有，不像旧日通用的《古文观止》等教本，只选几体，只宗一派。学生负担加重，眼花缭乱，白话且等下文再论，文言简直是不知所从；训练既不严，范文又杂乱，没有底子的人又怎样写得通顺呢？程度低落，是必然的。
    可是低落的只是文言的写作，白话尽管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还是有长足的进展。前几年年一般人还相信，必须写得好文言的，才写得好白话；因为新文学运动前期的作者，大都是半路出家，确是文言白话都会写的。但近些年青年作者出现的不少，我们从不曾见过他们写文言；偶然还见过一两位写的文言很糟，远不如他们写的白话。可见白话必须有文言作底子那意念并不是真理。这些青年作者多一半是大学生，但他们大概都曾经过中学的时代；在那时代，他们白话的写作已有了相当的样子，相当的底子，不过到了大学，才逐渐成熟罢了。在现时一般中学国文教学情形之下，这些学生得益于教师的也很少。他们的成就大部分从课外阅读和课外练习得来；他们读著译的小说，读各种杂志，文艺的，非文艺的；他们写作小说、散文、论文，登在校内或者校外的刊物上。他们表现了自己，有了读者，甚至于还有倾慕的人；这些鼓励他们那样作，却并不是教师的力量。不过在所有的中学生中，白话的写作有相当样子的，究竟还是少数，正和从前中学生文言写得通顺的也只是少数一样。
    现在中学生和从前中学生还有一点不同，就是说话的能力增进了。现在中学生比从前中学生会说话得多，而且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从前的国文教师会演讲的少，学生在说话上也得不到益处。“五四”以后换了一些新人的教师，一般的演讲能力，比从前老师强得多，学生耳濡目染，自然会受影响。再则，白话文的流行也帮助说话不少。白话文虽然并不完全从说话发展，而夹着许多翻译的调子，但事实上暗示了种种说话的新方法，增进了一般说话能力──在年轻的易塑性的中学生，尤其如些。更重要的，从“五四”运动以来，学生不断地做着向民众宣传的工作，这给了很好的机会让他们练习说话。中学生当然不是例外。部定的中学国文课程标准，虽也列着学说和辨论一项，但实施的似乎还少；中学生的说话能力，又是在课外自己训练出来的。
    中学生写不通文言，大概有四种情形，第一是字义不明，因此用字不确切，或犯重复的毛病。如“枝叶扶疏，脱叶遍地”①，上半说繁茂，下半说凋零，恰好相反。这句子的作者是将“扶疏”当作“稀疏”用了，所以致此。又如“至于在园内跋涉，多以自行车代步”，作者用“跋涉”其实只是“往来”的意思。又如“也未如不无谬见”，只能说“也未始非谬见”或“也不无谬见”。第二是成语错误。这又分为割裂和乱用。如“扫穴犁庭”变为“荡扫犁穴”，便能不能成句。又如“发纵指示”变为“唆使指纵”，虽勉强可解，却不是味儿。这是割裂。又如“若文学革命，今后之文学倾向，及所谓普罗文学，汗牛充栋，接受为忙”，“文学革命”等都是抽象的概念，怎样可以“汗牛充栋”呢？这是乱用。一方面乱用，一方面当用不用，如不说“一举两得”，却说“一举而二美”，多寒伧！这都是不求甚解，不重记诵之故。第三句式不熟，虚字不通也算在这类里。如“奇矣哉，同为人类，不但言语之不相知，而风俗亦殊不同”，这句的毛病很多，这儿只想指出那“之”字是不合式的。又如“夫博物院者，乃集各种不经见有价值之物所以博览于众者也”、“所”字显然不合式，“博览于众”该说“供众览”，“不经见”、“有价值”之间，该有“而”字。又如“雪游北海”这个文题，实在不成一句话。“雪”下加个“中”字便成。又如“尽掬区诚，誓为后盾”，上半也不成语，大约是“谨掬愚诚”的意思。第四是体例不当，也就是不合口气。如给朋友的信，“兹将敝校情形报告一二，能乐闻乎？”“能乐闻乎？”就是“你能够高兴地听着吗？”像是在吵架了；该说“殆亦兄所乐闻乎？”或“想亦兄所乐闻也。”又如拟贺傅作义将军克复百灵庙电，“尚望鼓其余勇，灭此丑类！”“尚望”“鼓其余勇”都是平行下行的口气，不能用于尊敬的人。同题，“匪愧吴三桂，且惭史阁部，往古未有，现时所无，民族之宝，国家之魂！”首二语并不成句，并且比拟不伦；中二语太夸张，不会措词，不合体例。同题快邮代电，“本校同学皆相顾而言曰：‘政府抗日，不吾欺也。我失地之收复，国史之重光有日矣！且百灵庙地势之险要，进可攻，退可守；今既被我军收复，伪匪不易得逞矣。’”除第三个“之”不合式以外，全段儿文绉绉的，啰里啰嗦的，满不是“快邮代电”的样子。这类应用文的体例本需要熟练，学生们写不合式，也在意料之中。
    以上所论四种情形，也只以应用的文言为标准。但所谓应用的文言，“应用”的日子大概不会很多长久了，据我看。现在应用这种文言的，报纸是大宗，其次是公文，其次电报和书信。但报纸用白话，胡适之先生早就在提倡；只因办报的人总怕篇幅太多，印刷太贵，不愿马上全改成白话。可是这些年来，除了电讯和新闻还守着文言的阵地外，社论、通讯、特写等等，都渐渐在用白话了。公文加标点符号，也是改白话的先声。而政府文告，譬如：蒋委员长的许多告国人书，已经全用白话。电报因为按字计费，文言可以省些，用白话的似乎还没有。但若有人将电文里需要常用的字句编成简括的程式，成为电报汇編之类，便可解决这个困难。书信已经有用白话的，但因文言信有许多程式，可以省事，中年以上的人还是用文言的多些。这里可以看出，白话没有能普遍的应用，程式化不够这一层关系很大。若有些人向这方面努力，试造种种应用程式，让大家试用，逐渐修正，白话不久便可整个儿取文言而代之，文言便真死了。这种需要现在已经越来越大。现在是青年的时代，青年自然乐意用白话，而大部的青年文言的训练太差，也是用白话便易。文言的死亡，和白话的普遍应用，是事所必至，是计日可得的。
    因此，我觉得中等学校里现在已经无须教学生学习文言的写作。在有限的作文时间里，教学生分出一部分来写作文言，学生若没有家庭的国文底子或特殊兴趣与努力，到了毕业，是一定不会写通文言的。不但不能写通文言，白话写作，因为不能专力的缘故，也不能得着充分的发展。若省下学习文言写作的时间与精力，全用在学习白话的写作上，一般学生在中学毕业的时候，大概可以写出相当流畅的白话了。拿这种白话写应用的文件，大概比现时的中学毕业生用他们的破文言写出的会像样得多。思路总该清楚些，技术也该比较好些。那时候社会上一般人也许不至于老嚷着“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了。社会上一般人大概只注重应用，文言也行，白话也行，只要流畅就好。这时代的他们，似乎已经没有“非文言不可”的成见了。过去他们拿应用的文言作批评的标准，只因为应用的文件多是文言写的；若是白话写的应用文件多了，他们的标准自然会跟着改变的。
    照现在的情形看，一般中学生白话的写作也有很多的毛病。固然，比起他们的文言来，他们的白话确是好得多；比起从前有底子的中学生的文言，他们的白话达意表情上也许还高些，至少不会不如那些个。可是就白话论白话，他们的也还脱不掉那技术拙劣，思路不清的考语；而思路不清更是要不得的现象，一般学生的写作往往抓不住题目，他们往往写下些不是只离便是宽泛的费话，在开篇时尤其如此。此外，层次的杂乱，意思的不贯联，字句的重复，也触目了然。这些原是古今中外一般初学写作的学生的通病，不是写作白话文才有这种种情形。但毛病总是毛病是事实。就白话的写作说，这些毛病一是由于阅读太少或不仔细，二是由于过分依赖说话。由于阅读太少或不仔细，不能养成阅读的──眼的，不全是耳的──来阅读自己的写作。但说的白话和写的白话绝不是一致的；它们该各有各的标准。说的白话有声调姿势表情衬托着，字句只占一半。写的白话全靠字句，字句自然也有声调，可并不和说话的声调完全一样，它是专从字句的安排与组织里生出来的。字句的组织必得在文义之外，传达出相当于说话时的声调姿势表情来，才合于写作的目的。现在学生写白话，却似乎只直率的将说话搬到纸上，不加调制。缺少了声调姿势表情的说话，无怪乎乱七八糟的。这便是思路不清的现象；从不加调制那一层说，也便是技术拙劣的现象。当然也有说话时就思路不清的；但相信在现时写作思路不清的学生当中，这种思路根本不清的，究竟是少数。还有一层，我知道“五四”以后有许多中学国文教师在授课时，讲书少，说不相干的闲话多。这也给学生思路坏影响。
    思路不清在学生写作的说明文和议论文里更为显见。说明文和议论文需要相当广的阅读和相当广的经验，在初学写作的年轻的学生，确乎比叙述描写各体难些。这里大部分是抽象观念的结合，思想力还未充分发展的青年，组织那些抽象观念，确是不易的。思路不清的毛病更为显见，也是当然。但是叙述、说明、议论三体都是应用文的底子；不会写作说明文和议论文，怎样能写作许多应用的文件呢？现在的学生只知注重创作，将创作当作白话文唯一的正确的出路；就是一般写作的人，也很少着眼在白话应用文的发展上。这是错的。白话已经占领了文学，也快占领了论学论政的文字；但非得等它占领了应用文，它的任务不算完成。因为现在学生只知道注重纯文学的创作，将论学论政的杂文学列在第二等，将应用文不列等，所以大多数不能将白话应用在日常人事上，也无心努力于它的程式化。他们不长于也不乐于写作说明文和议论文，一半也是这个缘故，这样学习白话的写作，是不切实的。说明文和议论文虽然难些，却不妨小处下手，从切近的熟悉的小题目下手。这两体最容易见出思路不清的毛病。从一方面看，也是好处；因为别人指点，自己揣摩，也能容易些──只要有人肯指点，自己肯揣摩。
    只要中学生不必分心力学习文言的写作，白话文写作的这些毛病，便可得工夫逐渐矫正起来，我相信。矫正的方法固然在多写作，多指点，多修改；但还得多作分析的练习。分析的练习，或拿句作单位，或拿节作单位，或拿全篇大纲作单位。这样，可以集中心力在这个那个小节上。小节开清楚了，整篇也便容易清楚了。再则，练习可用别人的文字或学生自己写出的文字作材料；这样，可以集中心力在这个那个小节上。小节弄清楚了，整篇也便容易清楚了。再则，练习可用别人的文字或学生自己写出的文字作材料；这样便让他们容易从比较里见短长，知道以后应该怎样作。这比只是让他们自己捉摸看不见的自己，也该好些。傅东华先生给商务编的《复兴初中国文教科书》便列着许多很好的分析的练习的题目，可惜试用的教师太少。这里需要教师的努力；学生课外是不会去自己动手的。现在中学国文教师负担的工作太重，我也知道；但若一学期教学生作一两回练习，代替作文，教师并不至于太多费时间，我想这个办法值得一试。不过写作和诵读是关联着的；诵读可以帮助思想和写作技术的进步。怎样诵读才可以如此呢？课内讲读和课外阅读该怎样，能怎样进行呢？文言是不是必要的教材，诗歌是不是必要的教材呢？纯文学的杂文学该怎样分配呢？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检讨。但这里篇幅有限，只好以后更端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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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本节和下节所引的例子，都是从历年大学一年级生的作文里摘出的。
    《国文月刊》194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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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

【来源：《朱自清全集》第2卷 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版，第131页 】 【作者： 朱自清】

    一般人讨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都只能从写作方面着眼；诵读方面，很少人提及。大约因为写作关系日用，问题的迫切，显而易见；诵读只关系文化，拿实用眼光去看，不免就是不急之需了。但从教育的立场说，国文科若只知养成了学生写作的技能，不注重他们了解和欣赏的力量，那就太偏枯了。了解和欣赏是诵读的大部分目的；诵读的另一部分目的是当做写作的榜样或标准。按我的意见，文言文的诵读，该只是为了了解和欣赏而止，白话文的诵读，才是一半为了榜样或标准。照历年中学生诵读的能力看，他们对于报章体的叙述、说明和议论的文字，不论文言或白话似乎大体上都能懂，不至于弄错了主要的意思。这在日用上原已够了；因此中学生诵读问题，便被一般人所不注意。但说到细节，他们就不免常有弄错的地方。再说到所谓古文，乃至古书，不能懂的地方更多；往往连主要的意思也弄不明白。白话文学作品里（一些新诗姑且除外），许多委曲的表现样式（句子和结构），和有些比喻，一般中学生也往往抓不着它们的意思。
    现行初中国文课程标准第一条目标是，“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的文化”，第五条是，“养成阅读书籍之习惯与欣赏文艺之兴趣”。高中国文课程标准第三条目标是，“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这些目标并不算高，可是现在一般中学生的诵读程度，能够达到这些目标的，似乎并不多。在文言文的诵读上，更其如此。只看学生作文里所用的成语，往往错误，如“折衡尊俎”、“儿孙满膝”、“狗头濆血”（狗头喷血）之类，便知道一般中学生对于诵读是怎样的马虎了。这些成语大部分从文言文来，可也有些从白话文来，可也有些从白话文来──如“狗血喷头”便是的。应用成语的正确或错误，是测验诵读程度一个简易的标准，特别从书写成语上看。如“他的笑容不翼而飞”之类；但是写先写错了，即使放在上下文里很合式，也还是了解得不正确。诵读没有正确的了解，欣赏的兴趣自然是有限的。
    文言文的表现样式（包括句法）和词的意义，也常教中学生迷惑。去年西南联大举行平津高中毕业生甄别试验，国文试题里文言译白话一段，是从《晏子春秋》卷六选出的：
    灵公好妇人丈夫饰者，国人尽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裂衣断带相望而止，晏子见，公问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饰者，裂断其衣带，相望而不止，何也？”晏子对曰：“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公何以不使内勿服？则外莫敢为也。”公曰：“善！”使内勿服，不逾月而国人莫之服。
    这可以说是浅显易懂。但许多考生却在“相望”那个熟语和那“内”安上栽了跟头。译得对的自然有：如前者译为“很多很多”、“不知其数”、“层出不穷”（该是“层出不穷”或“层见叠出”），后者译为“宫内的女子”。但是很少。有些人用取巧的办法，不译“相望而不止”这一语，只直抄在译文里，有些人单译“不止”，却略去“相望”，如“但没有能制止”。前者是懂了这一语的主要意思没有，无从知道；后者是懂了主要的意思，可是不懂“相望”的意思。“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那一句，似乎不便直抄，有些人却译为，“你何以不先教里面的不要穿男子的衣裳，则外面的也就不敢再穿了”。用宽泛的“里面的”来译那“内”字，等于没有译；这些人自然是没有懂得那“内”字。
    有些人望文生义，将“相望”译成“但女人们却只互相看看大家而已”，甚至译成“让来往行人观看不止”。“君使服之于内”那一句，也有人译成“你叫你的夫人穿，而禁止别人穿”，已经够错了。更有些人译成”你的意思是女子在家里可以穿男子服，而在外面就不可以”；还有译成“王命衣穿内面，但是不禁穿在外面”的。不懂“相望”，也许还可懂得全文的主要意思；不懂那“内”字，全文就成了一片模糊了。又有人将晏子对齐灵公的话里的“君”和“公”都译成“先生”；那不但是不明白古代社会情形，并且似乎是缺乏一般的社会常识──对于一国的元首，那有用对于一般人的普泛的称呼的道理呢？
    有一个人误解了那“饰”字，闹了大错。他的译文的首切是这样：
    灵公欢喜妇人，就用男子来扮成。于是人民都效学起来。灵公就教官吏去制止，说：“凡男子扮成女子的，便扯碎他的衣服，扯乱他的带子。”然而，虽是有人被破了衣，断了带，扮妇人的，仍然不止。
    女子男装变着男扮女装，差不多翻了个身！更糟的一段译文是：
    卫灵公很好色，使人把全国的女子驱禁在一起，说女子若是献媚男人的，就要处以裂衣断带的处罪。晏子见卫灵公就问道：我使人禁女子，但是许多与他们爱好的男子，都是依恋不舍，这是何故呢。晏子曰（回）答道，你虽外面挂牛头，但在内则卖马肉了。你为什么不由内部做起，然后才施行呢！这样他们就不敢再违犯了。卫灵（公）说曰：这是一种妙法。
   
    这简直是创造，那儿还是翻译！这两条都只是极端的例子，不能够代表一般中学生的程度。我引了来，只是表示中学生了解本国文字，会错误到这般地步，几乎使我们难以相信的地步！再则，就这两条译文本身而论，倒都还能自圆其说，文字也算通顺。可见诵读和写作，尤其是文言的诵读和白话文的写作，并不是一回事；这两者的相关度，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有那么密切。
    现在的中学生，其实不但是中学生，似乎都不爱读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他们想着读文言文是没有用的。教科书里的文言文大部分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固然不能做写作白话文的榜样或标准，甚至于也不能做写作应用的（广义）文言文的榜样或标准。那么，为什么还要去读它呢？在他们看来，读文言文就好像穿上几十年前宽袍大袖的服装，在现代都市的马路上，汽车的影子里，一摇二摆的走着，真是太不合时宜的老古董的样子！我承认文言文的诵读不能帮忙白话文的写作，但可以帮忙应用的文言文的写作。不过我觉得现在的中学生已经无需要再学应用的文言文，理由已经在前一篇论文里说过了。我可还主张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必得经过这种古典的训练，才成其为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现在的中学生不但不爱读文言文，似乎还不爱读历史，即使是本国史。他们读文言文和本国史，老是那么马马虎虎的，“不好不要紧”的态度。他们总不肯用他们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在这两科上；因此张冠李戴，往往有。上文所举，从成语错误到那“卫灵公”，都是显明的例子。
    教师的讲解一向在国文训练里占着重要的部分。有些人觉得一般国文教师的讲解太琐细些；学生只被动地听着，不需要什么工作，似乎得不到实在的益处。这该分两层讨论。第一，我觉得课文应该分析的咀嚼；“讲解”若是这个意义，似乎正应该详尽些。固然，我们日常读书看报，只求了解主要的意思就够了，偶然有一两个字不识的字，不明白的词语，大概总放它们过去，懶得去查字典或辞书。这或可以叫做“不求甚解”的态度。但是“不求甚解”而能了解主要的意思，还得靠早年的训练，那一字一句不放松的，咬文嚼字的工夫。若没有受过这种训练或用过这种工夫，而也取那“不求甚解”的态度，便往往不能了解读物的主要的意思；这种人自以为了解，其实往往只是望文生义罢了。现在一般中学生，从小学起所受的多少年的国文训练，虽然不充分，可是用来阅读普通的书报，大约也勉强够了。所以也可取那“不求甚解”的态度，而不至于抓不着主要的意思。但是对于即使是浅显的古文和古书，以及白话文学作品，他们也想取这个优游的态度可就不成。上面引的例子，便是平日吃了这个优游的态度的亏的表现的一斑。第二，要使一般中学生能够了解普通的古文和古书，以及白话文学作品，现在的国文训练，特别是中学时代的，实在嫌不充分。多讲闲话少讲课文的教师，固然不称职；就是孜孜兀兀的预备课文，详详细细的演释课文的，也还不算好教师。中学生需要充分的练习。练习包括预习、讨论、复习三步。每一步还有许多细目，这里不必列举。这些细目在各种国文教学法的书中，都曾或多或少地加以讨论。但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切实的、有恒的施行；理论无论如何好，不施行总还是个白费！练习的主旨无非是让学生自己发见困难，寻求解决；到了解决不了时，自然便能知道需要教师。这时候教师的帮忙，效用定会比一味演释大得多。这是让学生用理解力。解决的过程和结果，还得让学生常有温习的机会，才不至于全然忘却。这是让学生用记忆力。
    教师不但得帮忙学生解决他们的问题，还得提供他们所没有注意到的重要的问题，师生共同讨论解决。若是课文里有可以和读过的课文或眼前报章杂志的材料比较的，教师也当抓住机会，引起相当时间的讨论。这可以增加学生的兴趣，并让他们容易记住。此外，默写和背诵，不拘文言文或白话文，都很要紧，该常常举行。文言文和旧诗词等，每讲完一篇，还该由教师吟诵一两遍，并该让学生跟着吟诵。现在老师范读文言文和旧诗词等，都不好意思打起调子，以为那是老古董的玩意儿。其实这是错的；文言文和旧诗词等，一部分的生命便在声调里；不吟诵不能完全领略它们的味儿。至于白话诗文，也该范读，不过只可用平调；若是对话或口语体，便该用口语的调子。我说到“味儿”，似乎已经从了解到了欣赏的范围了。其实欣赏就在正确的、透彻的了解之中。欣赏并不是给课文加上“好”、“美”、“雅”、“神妙”“精能”“豪放”、“婉约”、“温柔敦厚”、“典丽矞皇”一类抽象的、多义的评语，就算数的；得从词汇和比喻的选择，章句和全篇的组织，以及作者着意和用力的地方，找出那创新的或变古的、独特的东西，去体会，去领略，才是切实的受用。这和了解是分不开的。那些抽象的、多义的评语，意义不容易弄清楚，其实倒是避免的好。
    白话文学作品并不如一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了解，我想也得举一个例。还是用西南联大去年平津高中毕业生甄别试验的国文试题，这回是白话译文言，是老舍先生《更大一些的想象》的头段儿：
    要领略济南的美，根本须有些诗人的态度。那就是说，你须客气一点，把不美之点放在一旁，而把湖山的秀丽轻妙放在想象里浸润着；这也许是看风景而不至于失望的普遍原则。反之，你没有这诗意的体谅，而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去逛大明湖、趵突泉等，先不用说别的，单是人们口中的葱味，路上吱吱吜吜的小车子的轮声，就够你不痛快了。（末句和原作稍有不同）
    “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个比喻，懂的很少。翻得贴切的要算“斤斤计较之心”、“尽观其详”几句；“呆呆”、“一一”甚至“此萝卜此坑”，也算抓着了原语的意思。大部分人却只直抄原语或略而不翻。有些人又只将原语硬变成文言调子，如“一卜一坑”、“随萝卜之坑”、“以卜坑之若”、“如为一萝卜或一坑而游大明湖、趵突泉等”。这些都是文不成义。还有些人翻作“梦然”、“单独”、“以极端主观之眼光”、“以野夫之观”。这简直是瞎猜一气；后三语还可以说是望文生义，第一语好像完全是无中生有！中学生对于白话文学作品的了解，也还需要练习，由此例可见。翻译是很有用的练习，但似乎不必教学生译为文言，只教他们用自己的白话文重述出来就成。文言课文的练习，也可多用翻译，译文自然是用白话。但两者都得写下来，口述译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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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学生国文程度”讨论综述

【来源：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03年第5期 】 【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孟匀】

    摘要：通过对发生在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学生国文程度”讨论的回顾、整理，使之系统化，以确定其在中国近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中学生国文程度；教材；教法；语体文；白话文
    本文所说的三、四十年代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是指发生在1935年至1947年由《中学生》杂志发起，《国文月刊》继之深入，其他杂志积极参与，针对中学语文教学中出现的中学生的水平程度、教材、教法、教师、学生等等问题的讨论。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学生国文程度”讨论的基本情况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新旧文化激荡，中外文化碰撞的年代。西方工业社会逐步走向繁荣，中国的科举制也在1905年被取消，新式教育得到了一定的普及，分科教育在各个学校全面地进行。在这一时期中学生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学校教育中国文教学成为关注的焦点。
    1930年2月创刊的《中学生》杂志、1934年3月创刊的《中学生文艺月刊》、1935年创刊的《中学生文艺季刊》等一系列有关中学生刊物的发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现象。中学生的出路成了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中学生的出路无非就是两条，一条是升学，即报考高等学校，另一条是就业。不论是走哪一条路，中学生都要经过相关部门的考核筛选。那么选拔的标准是什么？中学生应具有什么样的水平才能满足高等学校、就业部门的要求，这些都成了人们思考的问题。国文科无论是升学还是就业都是必须进行考查的。在《中学生》杂志第11期上夏丏尊针对这一社会问题，指出“国文二字，是无止境的。要谈中学生的国文学习法，必须预定中学生应具有的国文程度。有了一定的程度，然后学习才有目标，也才有学习法可言。”他提出了“中学生应具有的国文程度”问题，他还根据自己的认识指出：国文能力分为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体为：(1)从文字上理解他人的思想感情？用文字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不至于十分理解错，发表错；(2)中学生是一个中国人，能知道中国文化及思想的大概，能使用工具物，了解一般的成语与辞类，读懂典籍，包括诗、赋、词、小说、剧本，不要求写古文；(3)知道全世界的古今事项。将夏丏尊理解的中学生应具有的国文能力与1929年8月教育部颁行的《中学课程暂行标准》中规定的高初中毕业最低限度相比较，内容基本相同，表述不同而已。
    1931年12月的《中学生》杂志刊登了尤墨君的《中学生国文前途的悲观》，文中例举了学生的八封信，指出其中存在的错误。《中学生》杂志1932年第29期卷头言中指出：“最近遇见好几位先生，他们叹息着说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非赶紧设法挽救不可。”1932年第30期《中学生》杂志卷头言在《国文试题与科举精神》和《因政府考试的国文题说到学校的国文课》文中，列举了军委会政治训练班国文试题《从<离骚>一书中论屈平之为人》、司法行政部监狱训练的试题《论王者之政必自经界始》、法官法律考试的试题《分争辩讼非礼不决论》，指出“政府力求提倡国学，恢复固有知识”。1933年第32期《中学生》的卷头言《新课程标准与中学生》中指出“1932年底，颁布的课程标准有新的倾向，那就是‘复古’”，“高中国文科文言文的加重”，“写作文语言的技巧”除继续使学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外，并养成其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而“实施方法概要”项下又规定“译语体文为文言文”，“译外国短篇文为中国文言文”。1934年第43期卷头言“教育的目标”指出“罗家伦君近来在南京演说，题目是：大学教育之危机”，“所以要说太坏，那是一连串的太坏，决不该让中等教育单独负责。这一连串的太坏必然有它的原因。”得出中学生实在没有写作文言的必要；持相同观点的有魏德瑞《文言与白话》一文，同年南山针对汪懋祖在5月初《时代公论》上的观点，发表了《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指出：“文言单靠文字本身的理由来维持，决计无从维持。直截了当的方法还是拿出他们心里想达到的目的‘复古’来好些。然而可惜，这又有从事实上证明给他们所应该‘反省’了。”《中学生》在第49期卷头言《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吗》指出：“到底低落到甚么情形？低落的现象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其原因又在甚么地方？”同时指出“我们应当把国文程度低落的叹息作一个课题，精密地仔细地加以考核，徒然叹息是没有意义的，听人家叹息而不给一个是认或者否认也是不可行的。中学生、国文教师有什么困难希望指出来，大家共同讨沦，然后可以解决低落不低落的问题，然后可以进一步提高中学生诸君的国文程度。”同期还刊登了尤墨君的《你们能写些什么》一文，至此，可以说关干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全面开始，在此之前由中学生的出路引发的中学生能力，由中学生的能力所牵涉的教材、教法、教育制度、教师素质、学生学习态度等问题在《中学生》杂志及1940年创刊的《国文月刊》、1942年创刊的《国文杂志》等丁刊物上都进行了广泛地讨沦，大家各抒已见，对统一认识和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一直延续到1947年，《中学生》杂志对此次讨沦作了一个小结。
    1.“中学生国文程度”讨论的第一个阶段：它是以《中学生》杂志在1935年第51期开辟了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专栏为标志，接下来的第54、55、56期《中学生》杂志连续刊登了仿荃的《读<你们能写出些什么>后》、邵舜琴的《关于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问题》、渔舟的《从我学习国文的经过谈到中学生的国文程度的问题》、吴锡泽的《这责任该谁去担当》、吴大琨的《我们能学到些什么》、植之的《替中学生呼冤》、许淦的《‘通’与‘不通’》、其扬的《一个旁观者的结论》、孟起的《中学生底国文》、劬髯的《给学习生杂志记者的一封信》等19篇文章。其中值一提的是叶圣陶在1941年复刊后的战时半月刊《中学生》上连载了三期《国文随谈》指出国文课程的标准是为了养成学生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这些能力又必须和现代青年的现实生活相结合、在教师的实施以及语文教学的整个过程师生双方都需求甚解等个人观点。
    2.“中学生国文程度”讨论的第二个阶段。是以西南联大中文系创办的《国文月刊》为标志。第二个阶段的成就特别突出表现在《国文月刊》创刊后到西南联大解散前的这一段时间、具体表现在：第一，《国文月刊》创刊的宗旨上：“促进国文教学以及补充青年学子自修国文的材料”；第二，参加讨论的人员很多都是大学教授、专家、学者，其观点理论更具科学性、实践性、针对性。如朱自清《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充分体现了作为一个教师、一个进步作家的客观的公正的评价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新文化。李广田《中学国文的道路》共七章，系统详尽地对国文教师的地位与责任、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情形、国文教材语体的选择、教材中学术文、应用文等进行了阐述。第二，其他刊物的积极参加。1942年创刊的《国文杂志》在1944年第三卷第一期上刊登了叶苍岑的《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分析》，《中等教育季刊》发刊号上刊登了叶圣陶的《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都是分析“中学生国文程度”十分透彻的文章。
    “中学生国文程度”讨论所涉及问题
    1.“中学生国文程度”是否低落。针对“中学生国文程度”是否低落这一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归根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学生的国文程度？所用的标准是否客观公正，是否考虑到国文科培养的目标任务等问题。第54期《中学生》杂志刊登了渔舟《从我学国文的经过谈到中学生的国文程度问题》指出：“叹息低落的人因对国文程度认定的标准不同，至少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反时代的老朽们拿蜂子孵蛆的心理去看学生，象他们那样会写出一套叮叮当当的文言文的就认为‘高’，反之只能用活的语言写出实际生活的就认为‘低’而且‘落’。持这种低落态度的有尤墨君《中学生国文前途的悲观》、《你们能写出些什么》。“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沈士远先生对中央社记者谈话，曾说到考生‘作文技术恶劣，思路不清’”，他们把用文言文写作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评为优秀作文，这些人提倡文言，要求增加文言文的教学，指出要学经世名文。具体体现在1932年底颁布的课程标准内容上：“国文科文言文的加重”，“写作文言的技巧”训练。
    持不同态度的认为国文科的目标是：养成中学生阅读和写作的能力，使能应付生活上的实际需要。如果低落也只是文言部分的低落，语体文是有长足进步的，由于时代的进步，社会的进步，文言被取代，故“无须教学生学习文言的写作，”精力全用在学习白话的写作上。中学生毕业的时候，大概可以写出相当流畅的白话文了。代表的是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夏丏尊。朱自清、叶圣陶、叶苍岑，等等。《中学生》杂志三卷5、6期(合刊)刊登了江苏省第一届高中会考科成绩之分析研究，国文不及格的学生共169人，其中作文言文者156人，占95%，作语体文者11人占5%，从这个统计数据看，国文程度是否低落也就一目了然了。
    2.国文科的教学目的，即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前面已提到国文科的目标是养成中学生阅读和写作的能力，使能应付生活上实际的需要。这实际的需要就是中学生的出路：升学或就业。这表明国文科已经注意到了人的发展，讲授发展个人生活所需的知识，使个人终身受用不尽，同时使社会间接得到有利的影响。而旧式教育守着古典主义和利禄主义的科举制，扼杀人性，把人变为“活书橱”、“人形鹦鹉”。国文教学的任务自然是写作和阅读。国文教学要改变过去为国文而学习国文的错误的观念，以整个生活的改进为学习国文的最终目的，才是学习国文的正确态度。言之无物，无病呻吟，即使教学好、学习好，其成绩也不过像以前那样造成一些“八股”的好手和“五言八韵“的名家罢了。
    3.教材编排问题。主要原因是存在一种错误的观念：“语体文总认作浅，文言文总认作深”，不考虑学生接受的能力和程度。教材出现“因年级之高低、文言与语体分量之支配更有“三七折”、“四六折”等等的办法。高中生哼《祭十二郎文》这一类明白晓畅的文言文，初中生，有时便不得不在堂上苦闷地听老师讲《谈动》、《谈静》这一类蕴蓄很深的语体文。
    教材问题还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教材内容远离生活；形式上，高中语体文十分之一的比例，初中语体文十分三、四之比例，编排缺乏科学性。中学国文教材，是文言语体混合编列的。由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文言教材递增，最后增到百分之九十；语体文递减，最后减到百分之十。这种编制已经使学生发生一种错觉，以为语体是初步的东西，文言才够深奥。此外，选材凌乱，这种凌乱打破了整个教材的性质和体系，因为一个科目自有其完整的体系。
    4.教法问题。当时担任国文教师的有法学学士、教育学士、冬烘秀才、失意政客、职员、法官、才子、校长或教务主任，教师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各人对国文教育、教学的领会，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于学识、见解的差异，讲授的方式方法迥异。另一方面，国文教师生活的空间狭窄到了“狭的笼”；由于物质生活的缺乏和精神生活的贫乏，他们又变为“瘦的鸟”。这样的教师能够教给学生什么东西，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再一方面，教学方法应该有所改进，但是正当转变的过程中间，新的方法尚未得到，一般人的认可，有时或为事实所限，习惯所泥，不免沿用旧方法去应付新事实。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不会有良好的结果。同时教师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以为语体文简单、文言文艰涩，碰到语体文就让学生自己看看了事，认为语体文是便利初学的过渡，终极的目的却是文言文，语体文是卑浅的，惟文言文才是高深的东西。
    应该看到教法上已经注意到了“注入式”教法的弊端，提倡启发学生的兴趣为主。同时还提到把相同类型的教材集中在一起进行单元研究法学习。提倡用讨论的方法教学，强调教师在教学中的指导作用，练习的主旨无非是“让学生自己发见困难，寻求解决，到了解决不了时，自然便知道需要教师的帮忙，效用定会比一味演释大得多”，这些探讨对促进语文教育理论的发展，提高教学质量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中学生国文程度讨论”的实质
    1.守旧与进步的较量。“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实际上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反映，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延续，是文言文、白话文的较量。“在现时所需要的是白话，不是文言，老旧的文言不配来比新鲜活泼的白话，要顺着进化的潮流去废除文言，提倡白话。我们要绝对不作‘文言’，并不是要像秦始皇那样焚燃旧书，读文言的书是可以的，做文言的文字则绝对不行。我们读古书的目的并不是要寻章摘句，咬文嚼字，为的是要明白古人的思想，古代的事物，研究一切专门的学术等等，都有参考古人和古人著作的必要”这段话已经把如何继承传统文化，以及古今文化的关系，说得十分明了了。
    通过“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真正意义上解决了文言一致的问题，将现实生活中的话语写出来，更能够使写作紧密地联系生活，反映生活，解决了过去用自己不曾用的语言写作，说话与写作分家，所造成的言之无物，空泛乏力的弊病。
    2.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实质是由国文教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学科的性质、任务)决定的。国文为中学科目中的最重要的一科，也是最笼统的一科。国文学科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具有载道的功能，即“文以载道”。“因为文字原是一切学问的工具，而一国的文字又有关于一国的全文化。而一国的言语文字，是国民思想感情所传达的媒介，一国的文字是国家精神生活的结晶。国家成立以后，其立国的精神，即由语文而继续传衍。国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各种学科又象轮辐一样辏合于一个教育的轴心，所以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说到教育的意义，就牵涉到内容了。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
    这次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从根本上讲是由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决定的，以及教育的制度相关联，培养什么样的人，教育的任务等。很多讨论者已经看到不能单纯地从教育本身来看待这场讨论，第55期《中学生》中，孟起的《中学生的国文》中提出“要从社会问题整个体系的立点去理解处理”，文化是一种武器可以载道，看到要从教育制度本身去看问题，认识已经上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中学生国文程度讨论的重大意义
    1.确立了白话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通过对“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确立了白话文的地位，为新文化的发展，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文以载道，文是跟着时代走，与社会发展有关的。科举时代有科举时代的国文教学标准，制度改变了，一般人却依旧用旧眼光来衡量新事实，当然觉得不够标准，当然觉得低落了。
    2.奠定了语文学科的理论基础。为语文教育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开创了语文学科教学研究的良好风尚。表现在教法上已经看到了“注入式”教法的弊端：“听得有味时，譬之听说书，涎着脸儿听下去，听得乏味时，便偷偷地写字条，看小说，或者沈入人漫无边际的冥想。”已经意识到“在默默地听讲之中青年的生命被戕残到何等的地步？”提倡讨论式学习，强调老师的指导作用，启发学生的思考，提倡学生广泛阅读课外书籍，指出考试不是评价学习的唯一标准，为了应试教学自然会偏离正常的轨道。
    3.选课制的提出。提倡学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选修课程，已经开始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由于中学生存在着个体差异，他们接受能力感悟性也有迟缓快慢之分。现代学校是教育机构，学生是人而不是原材料。使不同的人物修习齐一的课程，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不可行的。况且，我国的疆域辽宽，风俗各异，社会正在激变，课程呆板是不可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
    4.语文教学教研活动规范化制度化。1947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语文学会，通过了《语文研究会章程》，选举了叶圣陶、陈望道等九人为第一届理事；郭沫若、郑振铎等四人为第一届监事，明确学会宗旨为：研究中国语文，改进中国语文教育。从此语文工作者的教学教研在形式上和组织上有了规范性的管理，为繁荣语文教学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开创了语文教学教研的良好风气。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长达十多年的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中，《中学生》杂志开启了讨论的局面，而西南联大创刊的《国文月刊》却起到推广讨论，把讨论引向深人和科学化的轨道上，在讨论过程中，著名的学者、广大的教师和关心语文的人们积极参加，才使讨论不论在语文教育本身还是教育体制等问题上得到深人展开，才会取得上述各方面的成就。
    中学生国文程度讨论留给后人的启示：是广大教师、学生、社会各界对教育问题的关注。特别是著名的教授、学者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关注，如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叶苍岑，等等，他们都曾经执教于中学，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始终关注着基础中的语文教育，表现出对教育事业的执着和热爱，这一点是值得今天的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学习的。
    语文的教学改革牵动社会、文化变革的敏感神经，这与语文这一特殊科目的性质相关，国家、政府、学者、教师、学生以及每一个人都应该正确认识这一特殊性，不宜任意为自身目的而改变它。只有摆正了语文在教育系统中的位置，它才能按自身的规律发展。
    责任编校 梁文清
    作者简介：孟匀(1963-)，女(布依族)，贵州都匀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2001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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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进才：国文教学中的文言与白话问题

【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7第四期 P146-165 】 【作者： 刘进才】

——以三四十年代“中学生国文程度”讨论为个案

    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初，语文教育界及思想文化界就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展开了持续不断的讨论。这一讨论凸显了国文教学中的文言与白话问题。“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国文教学中白话应用文训练不足。这一教学偏颇为文言复兴者攻击白话文留下了口实。40年代，国文教学超越了文言与白话的两极对立状态，文言教学被看作是提高中学生文化素养所必要的经典训练。这时候出现了“抢救国文”的讨论，它所关涉的文言、白话问题呈现了语言观念趋向综合的思考路径。
    与自然科学教育相比，语文教育和社会文化思潮变动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社会文化思想界的每一次巨大变动都深深地影响了语文教学，“五四”以后中国语文教育所面对的问题更是如此。在通常的现代文学史编撰中，很少涉及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国文教学的关联——但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却被后人屡屡提及，那就是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教育部的这张训令无疑显示出体制内对于白话语言的接纳。胡适可谓是得风气之先，就在这张训令颁布两个月之后，他已经着手制定出中学国文教学标准和教育计划。一年之后——也就是1921年2月，胡适指出“这个命令是几十年第一件大事。他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①胡适话中依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其实，大可不必过分夸大这道训令的力量，就训令本身而言，语体文/白话文教授只是针对初等小学一二年级，小学高年级是否一定用语体并未触及，对于中学的国文教学则几乎没有太多触动，直到1927年，还有人著文称书店年终结账“受到文言小学教科书益处的很多”②。因而，我们就容易理解，这张训令颁布仅两个月，胡适为何迅速着手制定中学国文的教学标准和教育计划③。其用意非常清楚，无非是希望借助教育的合法力量能使白话文体在中学国文教学中一以贯之地普遍推广。对中学语文教学的不同理解，必然关涉文言与白话在教材中的各自不同分量。现代文学上的文言白话问题在中学国文教学中得到了集中而突出的体现，因而，通过观照中学国文教学中文言与白话的此消彼长、厘清国文教学讨论中的重大关节点，可以从另一视角更深入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言白话问题。
    30年代初开始，语文教育界及思想文化界就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展开了近十年持续不断的讨论，以《中学生》、 《国文月刊》、《国文杂志》等刊物为阵地的讨论，广泛涉及中学国文程度是否低落、国文教学的目的、教材编排、教学方法等诸多问题。语文学科不管承担多么丰富的功能，但塑造学习者的语言习性却是语文天然的使命。本文不打算对其所讨论的诸多问题进行全面描述，只是想就国文教学问题背后所隐含的文言和白话问题予以追踪和探讨。
    一　中学国文程度低落了么？
    1931年12月，《中学生》杂志上刊登了署名尤墨君的《中学生国文前途的悲观》一文，该文列举了学生的八封信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错误。不久，该刊物在卷头语中指出：“最近遇见好几位先生，他们叹息着说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非赶紧设法挽救不可。”④《中学生》第30期的卷头语以《国文试题与科举精神》为题抨击了当时国文教学中仍然弥漫着陈腐的科举精神，针对这种科举精神的遗留和陈腐的应制题目，以积极倡导新文化、促进中学生思想与学习健康发展为己任的《中学生》刊物对此提出大胆质疑和严厉批评：
　　试问，一个学生便能把《论王者之政必自经界始》这个题目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于他的实际生活又有什么关系？丢开科举精神来说，中等学校的国文课程自有它的目的……关于写作一项，最宜着眼于生活和发表的意志。如果学生不能用文字发表自己的思想与情感，不能用文字记录实生活上的一切，那才是能力上的缺陷。……我们要对青年学生再说一遍：你们做不好《论王者之政必自经界始》这类的题目是应该的，毫不惭愧的。⑤
    应该说，政府录用人员的试题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当时文化复古与保守的时代氛围。如果按照运用文言的技能要求中学生，会自然得出国文程度低落的结论。这些30年代的中学生，主要是那些受惠于1920年国文科改国语以来入学的第一批学生，他们在小学阶段重点接受了白话语体的熏陶和训练，只是在中学接受一些文言的系统训练。社会守旧人士倘若拿古文修养的标准质疑他们的国文水平，似乎也隐含着对于白话文教学的不满，无非想进一步加强文言在国文教学中的比重。事实上， 1932年重新修订的《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的确加大了文言的分量，开始向文言倾斜。这一标准出台不久，随即遭到教育趋新人士的批评，他们隐隐觉察出“1932年底颁布的课程标准有新的倾向，那就是‘复古’”，指责这一规定“对于高中国文科文言文的加重”，并批评“实施纲要”项下“译语体文为文言文”、“译外国短篇文为中国文言文”⑥这一荒谬要求。1934年的《中学生》第43期卷头语“教育的目标”重申了中学生没有必要写作文言的主张。如果把《中学生》杂志的这些观点与1934年力倡文言与读经的汪懋祖的观点相互比照，就容易理解充斥于教育文化界的中学国文程度讨论蕴涵的实质性问题和文化症结。1934年5月，汪懋祖针对湖南广东两省强令中小学读经而被教育部通令纠正一事，摆出一副似乎公允的态度说道：
　　小学读经，故非合理，禁绝文言，似亦近于感情作用。窃谓初级小学，自以全用白话教材为宜。而五六年级，应参教文言。不特为升学及社会应用所需，即对于不升学者，亦不当绝其研习文言之机会也。初级中学国文科文言教材，以限于课程标准，分量至薄。青年因长久诵习语体，潜移默化，而耽好所谓时代作品；即平易之古文，涵正当之思想，每摒弃不观，独于现代文艺之诡谲，刻画，与新奇刺激，多孜孜不释手，虽检查禁阅不能绝也。⑦
    经汪懋祖这一番文言与白话的重新价值定位，学生的读经运动似乎合情合理。需要注意的是，本来是谈及中学国文课程中文言、白话的比重，汪懋祖却对白话语体大加讨伐，倡导读经的问题就不可分割地与反对白话文的声音扭结在一起。此时，一向主张宽容的胡适却禁不住发话了，他认为汪懋祖的主张“不过是一个教育家的个人见解，本来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他的文字所以引起读者的反感，全因为他在每一段里总有几句痛骂白话，拥护文言的感情话，使人不能不感觉这几条简单的主张背后是充满着一股热烈的迷恋古文的感情。”⑧倘若作为一个教育家对古文的重视还可以理解，但对于白话文的攻击却不可等闲视之。这场因教材编排和国文教育问题逐步引发的争论，实质是文言和白话在30年代的再次论战。以前的研究者通常把它放在文艺大众化和大众语论争的框架下进行讨论，如果把这次的文言、白话论战纳入国文教学中予以观照，也许会更真切地看到30年代文言复兴的内在脉络。还是先回到历史，回到当时“中学生国文程度讨论”的历史文化场域，在聆听国文教学的众声喧哗中，进一步厘清国文教学与文言白话的多重交织，并深切体悟国文教学如何进一步自我调整以促进白话语言的健康发展。
    《中学生》第49期刊出卷头言《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了吗？》以及尤默君的《你们能写些什么》一文，至此，中学国文程度的讨论全面开始。
    1935年1月，《中学生》杂志刊载一组“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文章，文章作者大都是中学生，针对尤默君的《你们能写些什么》一文作了回应。有人并不承认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一些论者在质疑守旧人士以文言作为考量中学生国文标准的同时，提出中学国文不但没有低落反而进步了。署名渔舟的文章认为中学国文程度“只可说是‘进步的缓慢’，怎可说是‘低落’呢？”⑨论争中以白话标准衡量中学国文水平，直接对抗以文言为本位的国文教学观念，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白话教学在中学国文中的合法地位，对当时正悄然复兴的文言保守思潮也是有力的回击。借助国文程度低落的讨论，许多论者进一步指出了古文的弊端，希望中学国文教材加大白话文分量，为国文教学提出了进一步要求：“不教‘古雅’的经世名文，而授学生理解力所及的浅显的文字，且以白话为主。”⑩只是从坚守白话或固守文言两个截然不同的标准去考量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主要是写作水平)，通过讨论固然呈现了“五四”以来文言白话的再次交战，因守旧者与趋新者双双所持标准不同很难把这一话题深入下去。
    具体到中学生应用文的写作水平，有些论者的声音就很值得倾听：“就单方面而论，中学生对于应用文写作，缺少练习而‘不行’，似乎是实情。此非学生之过，亦非教师之过，实系教材之过。”⑾ 即使是白话文运动的积极推行者对这一指责也都予以承认。这一声音就把国文教学中的文言白话问题引向了较为深入的层面。
    慨叹中学生国文程度的低落大概缘自两个方面：一是从古典出发，认为中学生的文言能力急剧下降——这实质上关系到文化复古和文言复兴问题；另一方面则从实用出发，认为中学生的应用写作能力下降，不能学以致用——这牵涉到国文教材的编纂，是以纯文学教育为主，还是应用教育为主。
    二　国文教材：重“美术文体”，还是“应用文体”？
    白话文运动的实绩主要在文艺创作领域，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白话与文言似乎平分秋色，但在书信、电报等诸多应用文体方面却依然是文言占绝对优势。正是看到文言在应用文领域占据广阔的市场，那些主张复兴文言者也往往打着应用的招牌大行其道。汪懋祖就从社会需要出发指斥“中学生因喜习白话，所作信札多累赘不通。”⑿ 即使新文学内部人士也看到了国文教学中的这一症结：
　　文言文在现时社会上犹有其需要者不过两途：一是报纸文字，又一是各机关之应用文字。如使这两种能彻底改革，那么文言文便失掉他需要的根据，而学校教育对于文言的训练也就可以根本放弃了。在现在，无论是谁都不能否认新文艺的存在；同时无论是谁也都不能否认旧文学——或称文言文——在社会上犹有相当的势力，相当的需要。所以教育部于中学国文方针也依违于此二者之间不能定一明确的趋向；而一般中学教员也只能随学校方针或徇学生要求而异其施教的方针。漫无准的，莫知适途，而为国文教员者遂感到大大的困难。⒀
    这是郭绍虞在1939年对国文教学中的重要“病症”所作的诊断。在他看来，倘若白话新文艺不充分占据应用的市场，就很难谈得上真正的成功。
    林语堂在30年代中期也曾以嬉笑幽默的笔调历数文言在应用领域的盛行：
　　近日中国学生学白话，毕业做事学文言，此一奇。白话文人作文用白话，笔记小札私人函牍用文言，此二奇。报章小品用白话，新闻社论用文言，此三奇。林语堂心好白话与英文，却在拼命看文言，此四奇。学校教书用白话，公文布告用文言，此五奇。白话文人请帖还有“谨詹” “治茗”“洁樽”“届时”“命驾”，此六奇。古文愈不通者，愈好主张文言，维持风化，此七奇。文人主张白话，武夫偏好文言，此八奇。⒁
    这“八奇”当中有五奇都关涉应用文体的文言问题。林语堂看到了文言大量充斥于应用文的奇怪现状，但他并没有像郭绍虞那样寄希望于白话占领应用文的市场，倒是希求文言白话之间的融通以洗练白话文体。这种“国语之路”的未来设想与他当时提倡语录文体不无关联，但在文化复古、文言抬头的30年代，白话文学又面临新的挑战，如此倡导，难以摆脱复古的干系，当时新文化界对于语录体的批评也正认识到这一点。但他的“八奇”说于嬉笑幽默之中的确道出了当时在语言运用方面的文化病灶。
    事实上，白话文未能占领应用文市场，与国文教材的编撰和教学关系重大。
    早在1920年，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谈到国语文教材的制定，主张多“看小说”、多读“白话的戏剧”⒂。从胡适列举的小说书目，明显看出胡适的中学国文教学观念基本上是重视“纯文学”教育，这自然与他“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思路有关，他试图通过中学国文教材大力推进“国语的文学”创作。胡适的《中学国文的教授》发表不久，何仲英马上提出白话小说教授的具体实施方案。胡适的主张在何仲英这里得到详尽的补充和极端的发挥：
　　就现在教材的分量说，小说实在是比较的多、比较的好，就教材底课外适宜说，小说实在是比较的有兴趣，比较的能持久。再深一层说，与其读一部高等小学理科读本，不如看一部《上下古今谈》；与其读《徐霞客游记》，不如看一部《老残游记》；与其读尽乾嘉时文人的专集，不如看一部《儒林外史》；与其模仿这篇传，模仿那篇传，不如看一部《水浒传》；与其学诗、学词、学歌、学赋，不如看一部《红楼梦》和一部《镜花缘》。所以我敢说白话在现在，虽不能说是国语的唯一教材，也当占国语文教材底大部分。⒃ 针对这种“纯文学”的教育观念，梁启超曾提出不同看法：
　　有人主张拿几部有名的小说当教材。我认为不妥。因为教授国文的目的，虽不必讲什么“因文见道”，也应该令学生连带著得一点别的智识，和别的科学互相补助。像那纯文学的作品，《水浒》《红楼》之类，除了打算当文学家的人，没有研究之必要。此其一。要领略他文章妙处，非全部通读不可。如此庞大的卷帙，实不适学堂教科之用。此其二。体裁单纯，不彀教授举例。此其三。⒄
    把胡适的主张与梁启超的观点相互比照，很容易看出二人对于中学国文教学的不同思路，何况梁启超后来有进一步申述：“学生须相当的有欣赏美文的能力，我是承认的；但中学目的在养成常识，不在养成专门文学家，所以他的国文教材，当以应用文为主而美文为附。”⒅ 梁启超从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出发重视各体文章的学习和训练，胡适则更多考虑刚刚站稳脚跟的白话文学如何在中学国文教学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巩固。作为新文学的积极倡导者，胡适希望白话文学在中学国文中“抢占领地”“安营扎寨”让人容易理解，但应用文体的教学问题，胡适确实关注不够，这一个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疏忽直接导致了白话文体不能迅速运用在应用文方面，也为此后文言复兴者攻击白话语言能力不足留下了口实。
    其实，质疑胡适“纯文学”教育观念的不止梁启超，当时的教育专家陈启天明确提出中学国文应该重视应用文的教育思路：
　　国文可分为两种：注重美感的，是美术文，注重利用的，是应用文。应用文又可分为两种：叙述事实的是写实文；推论理性的是论文。中学是普通教育，应该注重应用文，略为补助美术文。⒆
    这一教育思路与陈启天对中学国文教育目的的理解相关，他认为国文教授的重要目的是“要能做现代的应用文——白话文和浅近文，中学生见了什么，有了什么意思，就能用现代应用文发表出来，这是国文教授重要的目的，是人人晓得的。”⒇ 他反复强调的“中学是普通教育，不是文学专科”的观念与梁启超“不打算当文学家的人，没有研究白话小说的必要”大体一致。
    应用文训练的欠缺在中学国文程度的讨论中得以彰显。新文学家朱自清承认中学生文艺性文体写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并不否认应用文写作的低下(21)。他对于那些一味沉迷于纯文学创作的中学生提出了设法提高应用文写作水平的建议：
　　现在的学生只知注重创作，将创作当作白话文唯一的正当的出路；就是一般写作的人，也很少着眼在白话应用文的发展上。这是错的。白话已经占领了文学，也快占领了论学论政的文字；但非得等到它占领了应用文，它的任务不算完成。因为现在学生只知注重纯文学的创作，将论学论政的杂文学列在第二等，将应用文不列等，所以大多数不能将白话应用在日常人事上，也无心努力于它的程式化。他们不长于也不乐于写作说明文和议论文，一半也是这个缘故，这样学习白话的写作，是不切实的。(22)
    事实上，中学生专重纯文学创作、忽视应用文训练的不良偏好并不能只让中学生负责，这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国文教学直接相关，与胡适等纯文学教学的教育理念不无关联。郭绍虞也认识到“文言文之所以有其残余势力者即在社会上犹有应用的需要，而新文艺尚不足以应付这需要的缘故”。(23) 郭绍虞又进一步指出文学发展史上的通例，他认为：
　　大抵文学史上每一种文学革新的运动，方其初，无不注意在应用方面，但是此种革新运动之成功却不在应用而在其艺术，在其文艺的价值；到最后，使此革新运动奠定其巩固的基础者，则又必适合应用的需要，才能说此种运动的成熟。(24)
    新文艺/白话文在文艺上的成功的确有目共睹，但要真正走向成熟必须走上应用的路径。事物的发展总会让人始料不及，当初提倡白话文学运动、废文言倡白话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通俗教育的普遍推行，倘若新文艺不能尽快走上应用的路径必将影响这一目标的实现。到了40年代，许多教育界及新文学人士清楚地看到了白话在应用方面的缺憾，叶圣陶认为国文的含义比文学要宽广得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文学之外，同样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就是普通文。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叶圣陶通过重新界定国文教学的内涵批评了“五四”以后偏重文学的国文教学思路，他认为这一教育思路与五四以前的传统国文教学如出一辙，“‘五四’运动以前，国文教材是经史古文，显然因为经史古文是文学…… ‘五四’以后，通行读白话了，教材是当时产生的一些白话的小说、戏剧、小品、诗歌之类，也就是所谓文学。……就偏重文学这一点来说，以上两派是一路的，都以为国文教学是文学教学。”(25) 认识到这一缺憾对于白话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至关重要。
    需要提及的是，近人高凤谦对于文字早有分类，“文字有二：曰应用之文字，曰美术之文字。应用之文字，所以代记忆、代语言，苟名为人者，无不当习知之，犹饥之需要，寒之需要，不可一人不学，不能一日或缺也。美术之文字，则以典雅高古为贵，实为一科专门学，不特非人人所必学，即号为学者亦可以不学。”(26) 高氏应用文字和美术文字之分，即是后来的应用文体和纯文学文体之别。这种文体分类承续着六朝以来的“文笔之辨”，成为以后许多文人学者普遍接受的文学分类观念。依照高氏的看法“世界万国，视文字之重者，无如我国，而识文字之少者，反无如我国。虽曰文字艰深，学之不易，亦以应用之文字与美术之文字混而为一故也。”他断言：“欲文化之普及，必自分应用之文字与美术之文字始。”(27) 从这些论述中，明显看到高氏的文体分类主张美术文仍存高古、仍用文言，而应用文只求达意、可以俚俗—— “吾谓应用之文字，但求能达其所见，可以喻之他人，斯亦足矣。虽或间以俚语，杂以讹字，苟与义可通，犹无害其为用，固不必深求也。”高氏对于应用文的降格以求自有其普及民众教育的文化情怀，但也透露出一般士人对于应用文体的相对漠视。这种观念也为“五四”时期的蔡元培所分享，对于国文的将来，他充满自信地宣称：“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但文言是否是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应用文，不过记载与说明两种作用。前的是要把所见的自然现象或社会经历给别人看。后的是要把所见的真伪善恶美丑的道理与别人讨论。都只要明白与确实，不必加新的色彩，所以宜于白话。”(28) 事实上，30年代以后的新文学发展恰恰与蔡元培的有些看法迥异，新文学创作走上了白话语言的道路，报纸、公文中的应用文体语言却依然是浅近的文言，这是新文学提倡者所始料不及的。新文学刚刚发动之日，钱玄同的《论应用文亟宜改良》、刘半农的《论应用文之教授》二人的关注焦点首先是应用文体，这与胡适首先从诗歌创作实践打开一条生路显然有别。刘半农关于应用文与文学文的比喻颇值得玩味：“应用文与文学文，性质全然不同，有两个比喻： (1)应用文是青菜黄米的家常便饭，文学文却是个肥鱼大肉； (2)应用文是‘无事三十里’的随便走路，文学文乃是运动会场上大出风头的一英里跑。”(29) 蔡元培后来另一篇文章中论及国文时说道：“国文分两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上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时候不能不有的。”(30) 把二人对于应用文和文学文的表述放在一起，你不能不感受到二人对应用文体的看法惊人一致，应用文和文学文之间仿佛有了有初级和高级的价值等级区隔。这种思想可能也多少影响了学生的选择，加之当初白话文的发展于文学一面，应用的白话文发展缓慢，教材编写对于应用文选材就相当困难，学生不喜欢应用文就在情理之中了。对于这种状况，做过多年中学国文教师的朱自清深有感受：“课程标准里定的说明文和议论文的数量不算太少，但适当的教材不容易得着。……教材里所选的白话文说明文和议论文多半是凑数的。学生因为只注意创作，从教材里读到的说明文和议论文又很少合他们的脾胃或程度的，也就不愿意练习这两体的写作。”(31) 正是白话应用文的训练不足，为文言留下了应用的空间。
    尤其在政府的公文中，文言的使用更为普遍。1927年6月11日国民政府公布的《公文程式条例》中，曾有“公文书得用语体文，并得分段叙述，使用标点”的规定，但并未认真贯彻实行，而且在五个月以后再次公布《公文程式条例》中又把这条删去了。(32) 因而，即使到了白话文学风行的40年代，当时的报纸社论或国民政府的案牍文告，文言色彩仍相当明显和普遍，有的文告甚至无新式标点。关于应用文乃至政府的公文布告采用语体文的问题，1923年第九届教育会联合会议，北京教育会曾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议案：“建议教育部，并请咨行各部院转饬全国各机关，所用公文布告，一律改为语体案。”(33) 可惜，这一议案并没有采纳。1925年10月，在长沙举行的全国教联会上再次提出该议案，仍未通过。既然社会上应用的公文仍坚持文言，这很容易给攻击白话文者以口实：
　　语体文在社会上就没通行。你们看，上自宪法法律政治公文，下至合同契约日用便条，那一件不是用文言去写？现在凡用语体文写的东西，多半是浮浅的创作或小说，这些都是不合于应用的哟！不是我们要反对语体文，实是语体文自己没站在不叫人反对的地位上。(34)
    这的确打中了白话文的要害，当时的白话文推行者也认识到这一问题对国语推动的阻碍：“国语文不能见信于社会，不为一般社会所欢迎，官场文字都用文言文，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一般民众，日常接触的文字，除信件便条而外，便是告白公文等，他们见这些都不改用国语文，自然就会怀疑国语文了。”(35)
    三 “抢救国文”与文言教学
    1942年年底，文学批评史家罗根泽参加了高等文官考试的国文试卷评阅工作，他对答卷中所反映出的高校毕业生国文程度之低、写作能力之差颇感震惊，于是为当时的《国文杂志》写了一篇《抢救国文》的文章，发出了“抢救国文”的“惨痛呼声”。罗根泽在文中列举了试卷中的“妙文”七例，以证明“抢救国文”已成燃眉之急，他认为“抢救国文”必须从中学开始，并提出了具体的抢救办法(36)。应该说，这一呼声仍是30年代“中学生国文程度”讨论的延续。
    罗根泽的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不久，《国文杂志》第2卷第3期发表了陈卓如题为《从“抢救国文”谈到国文教学》一文。该文首先对国文考试中的文言试题大胆质疑，已经触及到国文教学中的文言问题。叶圣陶也著文参与了“抢救国文”的讨论。叶圣陶根据罗根泽列举的几例“病文”，认为这也反映了学生阅读能力的不足，指出一个现代青年应该养成文言文的阅读能力，否则“就闭塞了一条获得经验处理生活的重要途径(我不说唯一途径)”。由此，叶圣陶谈到国文教学的“阅读材料和方法”问题，“国文教材有示范与供给材料的作用，对于学生的思想似应多负一点责任”，(37) 所以阅读教材应慎重考虑。叶圣陶从阅读、写作两方面透辟分析了国文教学中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彻底摆脱八股精神的时代使命，为抢救国文指明了路径。
    伴随“抢救国文”的讨论，必然要涉及中学的文言文教学问题。无论是摇头慨叹中学生国文程度的“低落”，还是痛切呼吁要“抢救国文”，讨论者的着眼点似乎都集中在“国文根底”——古文基础或国学根基上。因而，中学文言、白话的教学目的及教材编制等一时成为问题讨论的中心。
    自从白话文引进国文教材，国文领域中白话、文言的较量一直或明或暗地进行着，这一较量在30年代社会思想文化界的复古与趋新思潮中更为显明。到了40年代，国文教学中文言与白话的编选比例，在教育部颁发的课程标准中已有明确的规定——尽管个别书局出版的教科书或偏重文言，或纯选白话，即使有些争论也无关大局，此时文化复古的读经之声早已不再，文化保守和文化趋新人士对于文言/白话的紧张，显然趋于缓和。1937年全面爆发的抗战进一步激发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民族意识，保卫本位文化、民族文化的呼声在某一层面也改变着趋新人士对于传统文化及文言的过分负面的看法，即使是保守者也领略到了白话文在普及教育、动员民众方面的积极作用。实质上，自从1932年以后初级和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目标特意增加一项“使学生能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的文化，以期达到民族振兴之目的。”(38) 这与“九一八”事变之后造成的民族危机意识不无关联，该项目标一直延续到1948年修订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39)
    “五四”时期文言/白话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在40年代已不复存在。这一时期，关于国文教材中文言、白话的讨论主要关注的是：教学文言的目的何为？应该选什么程度的文言？文言与白话的界限在哪里？
    20世纪40年代，“文言”和“白话”各自出现了一系列含义近似却又不尽相同的称谓。近似于“文言”的称谓有国文、古文、国学、古语、死语；近似于“白话”的称谓有国语、今文、语体、口语、活语。“究竟文言是什么，白话是什么呢？大家都苦于心知其问意而不容易定下明确的界说。”(40) 对于这不易解说的两个概念，语言学家吕叔湘从世界各国语言和文字之间的联系及区别谈起，谈到“笔语”同“口语”的离合以及离合程度的复杂性，由此提出“语体文”和“超语体文”两个概念：
　　每个时代的笔语都可以有多种，有和口语大体符合的，有和口语距离很近的，也有和口语相去甚远的。这些形形色色的笔语……当中也未尝不可划出一道界限：听得懂和听不懂……我们可以用这个标准把一个时代的笔语(文字)分成两类，凡是读了出来其中所含的非口语成分不妨害当代的人听懂他的意思的，可以成为“语体文”，越出这个界限的为“超语体文”。(41)
    吕叔湘通过引入是否“听得懂”这一声音标准重新界定了文言与白话，通过这一界定，文言、白话的对立已不复存在，二者都是“笔语”，只不过一个可付诸耳朵“听”，一个更借助于眼睛“看”而已。最后给文言、白话的范围以新的圈定：
　　白话是唐宋以来的语体文。此外都是文言文；其中有在唐以前可称之为语体文的，也有含有近代以至现代还通用的成分的，但这些都不足以改变它的地位。白话是现代人可以用听觉去了解的，较早的白话也许需要一点特殊的学习；文言是现代人必须用视觉去了解的。(42)
    吕叔湘对自己的这一解说应该是颇为满意的，几年之后，他又重申了这一说法：“文言和语体的区别，若是我们要找一个简单的标准，可以说：能用耳朵听得懂的是语体，非用眼睛看不能懂的是文言。”(43) 这一文言与白话的区分，颇得时人认可，孙伏园谈及中学的文言教育时也借用了吕氏的观点：“各时代的文言，是经过高度的修饰，使与当代口语距离遥远的一种语文……使作品成为看着勉强能懂、听着万不能懂的所谓‘文言’。”(44)
    既然文言、白话只是“目治”和“耳治”的不同，都是一种书面的“笔语”，因而40年代中学国文的文言与白话教学超越了此前你死我活的两极对立，获得了更为清明的理性。文言/白话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已趋渐缓和，朱自清认为“现在(指40年代，引者注)报纸上一般文言实在已经变得跟白话差不多，因为记录现代的生活，不由得要用许多新的词汇和新的表现方式；白话也还是用的这些词汇和表现方式。这种情形下从一方面看，也许可称为文言的白话化。”(45)
    文言教学在40年代，成为中学生提高文化素养所必要的经典训练途径。作为新文学的重要作家，朱自清主张“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古文乃至古书。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46) 他在《经典常谈》的序言中又申述了这一观点：“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叶圣陶也认为“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而要知道自己还得借径于文言或古书。”(47) 他主张选入中学国文的文言文教材应分两类，一类是古典的文学名著，即朱自清所谓的经典，这类只限于了解和欣赏；另一类是浅易的近代文言，供学习写作应用文的范本，“学生要学写的是报纸公文和书信的那种文言，那么作为范本的……应该是应用文言字汇，文言调子，条理上情趣上和语体相差不远的近代文言，如梁启超先生蔡元培先生写的那些。”(48)
    40年代对文言教学的重视凸显了新文化和文学界关于语言的多元化观念和“新综合”倾向，郭绍虞在1941年曾经指出新文学语言发展的多种路径：“将来的白话文，可以使之偏于欧化，也可以使之纯粹应用口头的活语言，同时，也可以如我们所说，参用文言文的长处，使之既不欧化，也不纯与口语相合。这三种都不失为可行的途径，只在作者如何创造如何运用而已。”(49) 郭绍虞的这一观点可视为周作人的回声，周作人早在1936年就提出了补救白话语体的方法：“有采用古文及外来语这两件事，但采用文言也是同样重要。”(50) 40年代“抢救国文”的讨论所关涉的文言、白话问题不是同样呈现了语言观念趋向综合的思考路径么？

　　注释
　　① 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载《新教育》第3卷第1册， 1921年2月。
    ② 吴有容：《统一国语言文一致的暗礁》，载《国语月刊》， 1927年2月号。
    ③ 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该文作于1920年3月24日)，载《新青年》第8卷第1号， 1920年9月1日。
    ④ 见《中学生》第29期， 1932年。
    ⑤ 《国文试题与科举精神》，载《中学生》第30号， 1932年。
    ⑥ 《新课程标准与中学生》，载《中学生》第32期， 1933年。
    ⑦ 汪懋祖：《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载《时代公论》第110号， 1934年5月4日。
    ⑧ 胡适：《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载《独立评论》第109号， 1934年7月15日。
    ⑨ 渔舟：《从我学习国文的经过谈到中学生的国文程度问题》，载《中学生》第54号，1935年4月。
    ⑩ 《关于国文程度低落问题》，载《中学生》第51号，1935年1月。
    ⑾　其扬：《一个旁观者的结论》，载《中学生》第54号，1935年4月。
    ⑿ 汪懋祖：《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载《时代公论》第110号，1934年5月4日。
    ⒀ 郭绍虞：《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载《文学月报》第5期，1939年4月。又见《语文通论》，开明书店1941年9月初版，第84~85页。
    ⒁ 林语堂：《与徐君论白话文言书》，载《论语》第63期，1935年4月16日。
    ⒂ 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该文作于1920年3月24日)，载《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⒃ 何仲英：《国语底教材与小说》，载《教育杂志》第12卷第11号，1920年。
    ⒄ 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载《改造》第4卷第9号，1922年5月15日。
    ⒅ 引文见陈平原新发现的梁启超文稿《中学国文不宜采用小说》，见《中华读16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四期书报》2002年8月7日，又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316页。
    ⒆⒇ 陈启天：《少年中国》，第1卷第12期， 1920年7月15日。
    (21) 朱自清认为中学国文“低落的只是文言的写作，白话尽管在这样情形之下，还是有长足的进展”，但“思路不清在学生写作的说明文和议论文里更为显见……不会写作说明文和议论文，怎样能写许多应用的文件呢？”见《中学生的国文程度》，载《国文月刊》第1期，1940年。
    (22) 朱自清：《中学生的国文程度》，载《国文月刊》第1期，1940年。
    (23)(24) 郭绍虞：《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载《文学月报》第5期，1939年4月，又见《语文通论》，开明书店1941年9月初版，第85页。
    (25) 叶圣陶：《对于国文教育的两个基本观念》(1940年8月18日作)，初载《中等教育季刊》创刊号，又见《叶圣陶教育文集》(3)，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26) 高凤谦：《论偏重文字之害》，初载《东方杂志》第5年第7期，8月。又收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3)，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1页。
    (27) 高凤谦：《论偏重文字之害》，初载《东方杂志》第5年第7期，8月。又收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3)，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1-13页。
    (28) 蔡元培：《国文之将来》，载《北京大学日刊》第490号， 1919年11月19日。
    (29) 刘半农：《论应用文之教授》，载《新青年》第4卷第1号， 1918年1月15日。我文中引用的这段文字后来改为“应用文与文学文，性质全然不同，有两个譬喻：一，应用文是家常便饭，文学文却是精美筵席；二，应用文是‘无事三十里’随便走路，文学文乃是运动场上出风头的赛跑。”但表述的意思依旧。见《半农杂文》(第一册)，北平星云堂书店1934年6月初版，第50页。
    (30) 蔡元培：《论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的关系》(写于1920年10月)，见《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
    (31) 朱自清：《论教本与写作》，《朱自清全集》(2)，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32) 《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的变迁》，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7页。
    (33) 涤洲：《一个没通过的议案》，载《国语周刊》(京报附设之第七种周刊)第3期，1925年6月28日。
    (34) 《杜聿成致钱玄同信》，载《国语周刊》(京报附设之第七种周刊)第24期，1925年11月22日。
    (35) 杜子观：《官场文字与国语文》，载《国语周刊》(京报附设之第七种周刊)第24期，1925年11月22日。
    (36) 罗根泽：《抢救国文》，载《国文杂志》第2卷第1期， 1943年7月15日。
    (37) 叶圣陶：《读罗陈两位先生的文章》，载《国文杂志》第2卷第5期，1943年11月15日。
    (38) 参见吴履平主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页。
    (39) 1948年的这一目标稍微做了表述上的变化：“从民族辉煌事迹有助于了解之优美文字中唤起爱国家爱民族意识，发扬大同精神。”见《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第320页。
    (40)(41)(42) 吕叔湘：《文言和白话》，载《国文杂志》第3卷第1期，1944年4月1日。
    (43) 吕叔湘：《〈开明文言读本〉导言》(1948年)，《吕叔湘全集》(8)，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44) 孙伏园：《中学的文言教育——兼评〈开明文言读本〉》，载《国文月刊》第75期，1949年1月10日。
    (45) 朱自清：《论教本与写作》，《国文教学》，开明书店1945年4月版，第144页。
    (46) 朱自清：《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朱自清全集》(2)，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47) 叶圣陶：《教材、教法和教学效率——〈国文教学〉序》(1945年4月)，《叶圣陶教育文集》(3)，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48) 叶圣陶：《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9页。
    (49) 郭绍虞：《〈语文通论〉自序》，《语文通论》，开明书店1941年9月初版。
    (50) 周作人：《绍兴儿歌述略序》(该文写于1936年4月)，《风雨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刘进才　河南大学文学院　邮编　47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