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大学文学·序》：改良《大学语文》的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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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元宝：《大学文学·序》：改良《大学语文》的一种思路

【来源：2005年3月18日 】 【作者： 郜元宝】

    当代大学生每天要看那么多书，其中一大部分——特别是那些高头讲章和层出不穷的理论——实在并不高明，而从人类伟大、丰富、敏感、美好的心灵产生的文学经典却常常遭到排挤，这真是不幸。我们三人不自量力，发愿要为大学生编一本《大学文学》，以抵抗那些不断向他们涌来的非文学的往往可以不读而竟然不得不读的东西。
　　早就有人站在文学立场，对驾乎作品之上的各种狂妄的智慧提出申诉了：语文教育两大痼疾：专制和虚无

一

    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说，“作家只有摆脱智力，才能在我们获得种种印象中将事物真正抓住，也就是说，真正达到事物本身”，他写《驳圣伯夫》，就是要用理智之手剥夺理智所窃取的桂冠，把它还给文学。当代法国理论界以罗兰·巴特、雅克·德理达等人为首的“解构”运动，某种意义上就是追随这位文学前辈的脚步。即使在《美国文学史》作者马库斯·坎利夫（Marcus Cunliffe）所说的给文学带来无穷厄运的美国“学院体制”中，也会有苏珊·桑代格站出来“反对解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有爱德华.W.萨伊德提出让文学研究成为追求“客观公正性”的美国式学术体制的飞地——他甚至提倡文学研究者应该摒弃职业化陋习，做一个轻松自在的业余爱好者（Amateur）。意大利著名符号学家昂贝多·艾柯（Umberto Eco）希望建立“本文的权力与解释者的权力之间的辨证关系”，解释必须接受“本文的制约”，“最近几十年文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解释者的权利被强调得有点过火了”，出现了“过度解释”（overinterpretation）。最近有学者还梳理出从柏拉图到德理达的“文学反抗哲学”的传统，无非也是要在各人文学科凯歌行进中，力争文学的相对独立地位，并强调对文学原著进行朴素读解的意义。
    西方人文教育始终和粗壮的感性神经联在一起，无论T.S.艾略特对古典文学修养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地位的强调，还是“新批评派”对文学作品的“细读”，都坚持在不断扩张其领地的现代人文学术中为文学教学保留一席之地。文学界之外一些训练有素的大师级学者或思想家，也不断在自己的专业研究中凸显文学的领悟，甚至把他们的专业研究建立在文学基点上。瓦尔特·本雅明借助他对波德莱尔的细读，发明了别具一格的隐喻诗学和历史研究；罗兰·巴特《S/Z》通过精读巴尔扎克中篇小说《萨拉辛》而深化了他的叙事理论；巴赫金以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精读来建构对话哲学，沃尔夫刚·伊瑟尔将其“隐含作者”的理论具体化为对萨克雷《名利场》细致入微的分析；以赛亚·伯林以他对俄罗斯和西方文学史上一系列作家的深思默察来重新解释希腊诗人阿奇洛克思（Archilochus）的名言“狐狸多狡黠，刺猬仅一伎”，由此完成他对知识分子思想品质的典型分析；海德格尔晚年一头扎进里尔克、特拉克尔、荷尔德林等人的诗作，竭力挣脱哲学话语的束缚，乞灵于“诗歌中的语言”，以此为他所谓“哲学的终结与思的开始”现身说法；据林毓生教授回忆，包括海耶克（Hayek）等大师在内的六十年代初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 ）要求博士学位申请者必须在各位“委员”指导下，花两年时间精读代表西方思想文化精华的“生料”（raw
materials），然后才能参加资格考试，其中文学原典就占据相当比重。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曾经惊乎：当代西方哲学已蜕变为文学批评了。其实，西方哲学与文学的结合并非二十世纪后半期才开始，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的火炬，始终就是真正的思想者们公开或隐秘的思想宝库。真正的思想者对文学绝不敢采取单纯“支取”、“征用”的态度，而是把文学看作比单纯的理论思维和学术研究更高级的“运思”。正因为有无数大师级人物卓越的文学阅读，学术（包括科学）对文学的“殖民”才不至于肆无忌惮。英国科学家和小说家C.P.斯诺在题为《两种文化》的讲演中甚至认为，科学知识分子和文学知识分子的分裂乃当代人类一大损失。他从另一个方面肯定了文学修养、文学性智慧的重要性。

二

    反观现代中国文学界，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缺乏这种纯正的文学观念，各方面对文学阅读的冲击与误导，浩乎莫之能御。
    大学文学教养的薄弱已经有目共睹了。中国大学与文学有关的课程设置，基本沿袭过去几十年体制不变，文学史（以及各种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学术史）和文学理论（以及各种哲学体系、批评理论、文学史框架）始终是两个凶悍的超级大国，不断向共同的殖民地（作家作品尤其名著经典）要求最惠国待遇乃至宗主国特权。在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密切合作下，作家作品始终是被解释的对象、被利用的材料，没有发言权。不断更新的文学史框架和文学理论体系淹没了作家作品，大学生要想涉足这片沦陷的土地，必须从文学史或文学理论的衙门领取入场券，进去之后发现，那片沦陷的土地原来早就像鲁迅笔下的“过客”所经之地，“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他们无法推开各种现成的命名、通用地图、路标乃至活的向导。在他们和作家作品之间横亘着多少屏障！
    设想你被邀请参加宴会，主人许诺你将结识许多素所景仰的贵宾。你欣然前往，却发现那些贵宾虽然邀请来了，却无法走近他们，更不可能与他们推杯换盏，促膝谈心，因为他们都被主人安排在不同的小房间里，还被迫戴上主人分发的面具，穿主人给他们定做的衣裳，说主人教他们说的客套；他们不是什么贵宾，而是主人客厅里不会说话、徒供装饰的摆设。参加这样的宴会，你能收获什么？爱好文学的大学生们往往就是这样一些受到严格控制的文学殿堂里的可怜的客人。

三

    伴随着中国现代文学阅读史的，乃是一部现代观念发达史；观念的权威一直在作家作品（更不要说普通读者）之上。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很难和作家站在同一位置上为作家设身处地着想；他们主观上也许想这样做，客观情势却让他们做不到，因为他们不是单纯的文学现象的解释者，而是现代意识形态的缔造者；文学只是他们编织现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原料而已。即使在表面截然相反的情况下——文学被抬到高得不能再高时——“把文学当作文学”也是一句空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并非文学获得了尊重，而是文学终于被选择为编织现代意识形态的最佳材料。
    中国现代文化一开始就是学习型、追赶型的，用胡风的话来说，现代文化的追求者们喜欢“坐着概念的飞机上去抢夺思想锦标的头奖”，在概念竞赛、思想竞赛、话语竞赛的运动中，“死抱住文学不放”，就成了不被人理解的怪物，老老实实解读作品，势必不合时宜。以文学史体系来规范作品、以外来的旋生旋灭不断追新逐异的方法、观念、概念、名词来诠释创作，此乃陈寅恪所谓缺乏自信的“次殖民地心态”在文学阅读上的投射，很难一朝撼动。
    试到大学附近书店去逛逛，不难发现那里出售的是些什么书籍！各种“专业书籍”堆积如山，文学经典只在某个角落羞羞答答蹲伏着。有些书店根本找不到文学书。
    80年代文学神话消亡以后，学术神话取而代之，这种转化顺理成章，人们感觉不到在这过程中失去了什么。学术当然有不容抹杀的价值，但一个时代倘若不能在文学上发扬踔厉，聪明才智、情感想象、幻想希冀仅仅依靠学术来表达，则无论学术成就如何巨大，该时代的精神还是亏缺了。鲁迅曾以乾嘉学术为例核算过这笔帐，但现在毕竟不是乾嘉；就算当代学术胜过乾嘉，如果文学上“凄如荒原”，那也是无法弥补的遗憾。“盖使举世惟知识是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情感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趋于无有矣。”鲁迅1907年这番话，很可以拿来批评当今文学衰微的现实。

四

    伽达默尔讲读者和作品间“视界融合”，但并不排除读者和读者交流。精读原典，恰恰要提升这种交流。但这之前，读者须建立他的“期待视界”，特别是“第一印象”。“第一印象”是你与别人交流的凭据，也是你日后深入认识某一文学现象的起点。没有与生命体验息息相关的“第一印象”，就没有和别人（包括日后与自己）交流的资格，就不能以相当的准备进入严格遵循“问-答逻辑”的阐释过程。
    古人读书有“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说法，第一次接触好书更应该这样去读。第一次模糊过去，再来弥补，时间精力浪费不说，恐怕再也不能达到第一次阅读应该达到的效果。海涅一生对《堂·吉可德》的理解有多次转变，每次发生转变，他都很自然地返回少年时代第一次在皇家花园“叹息小径”上如痴如醉地阅读这本千古奇书的体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塞万提斯塑造那个过时骑士的复杂心态的体认也不断深化，终于成为他日后破解欧洲现代精神奥秘的钥匙。建立“第一印象”，少年是最佳时机。不少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感叹现在研究生基本功薄弱，不配研究古典文学，因为古典文学研究要靠“童子功”。对大多数本科学生来说，现在提倡细读经典原著已为时晚矣，但叹息懊悔无济于事，马上看起来，总比束书不观要好。

五

    最后，我们这套《大学文学》，也是作为《大学语文》的一种改良方案提出来的。
    “大学语文”课程设置的意义究竟为何？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清楚的解答，事实上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解答，因为“大学语文”本身就没有一个清楚的理念。因为有“中学语文”，就想当然地开设一门“大学语文”，或许就是希望在大学阶段继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以弥补“中学语文”的不足。但“语文能力”是什么？并不清楚；“大学语文”能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语文能力”吗？谁也不敢肯定。
    至于“大学语文”和“中学语文”的区别，就更加费解。在“中学语文”之后再来一个“大学语文”，一定是“大学语文”比“中学语文”更高级了，但凭什么？这里所说的“语文”并非一门外语，可以规定出不同的等级；同样的“语文”难道存在着中学一等和大学一等的分别吗？这在逻辑上说不通，因此就惟有依靠具体的选文来显出区别了——“大学语文”比“中学语文”在选文上更加高深。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大学语文”在何种意义上比“中学语文”更高深？是在“语文”的意义上吗？难道“大学语文”那些选文之中包含着比“中学语文”更高深的别样的“语文”要素，比如词汇、语法、谋篇布局、修辞手段之类，就像“大学英语”之与“中学英语”那样吗？这是不可能的。
    对汉语文来说，其重要元素基本上已经在“中学语文”中登场表演过了，“大学语文”的选文无论如何高深，也不会高深在“语文”方面。既然这样，为什么还非要冒用“语文”的名义不可呢？
    “大学语文”课程理念如此含混不清，长期以来已经形同鸡肋，不同的编者和不同的讲授者只好戴着同一顶帽子，各显神通，各行其是，结果就使得这门一开始就含混不清的课程更加混乱，以至于名存实亡。
    历史上，“大学语文”由民国时期的“大一国文”演变而来，现在台湾地区仍然沿袭“大一国文”的体制，但内容也在“与时惧进”（差不多已经等同于我们这里所说的“人文读本”，问题也很大，已经严重地名实不符了）。以往的“大一国文”乃是新文化运动的副产品，因为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古汉语的教学，同时又带来了白话文的流行，所以从高中到大学，就都有必要弥补文言文和增补白话文这两方面的需要，这才有“大一国文”的出现。当时一是着重文言文的根基教学，一是帮助学生理解和把握白话文的规范，重点在前者。到此为止，该课程的设置，无论文言还是白话，都立足于“语文”。解放以后，由于“文白之争”尘埃落定，白话文的规范也渐趋稳定，单纯“语文”的训练慢慢就不能成为该门课程成立的理由了，所以后来的“大学语文”又经过多年的摸索，改进，企图超越单纯的语文教学，进一步包括文学、语言文字和文化三方面。其中，文学的比重越来越加强，着重于审美的欣赏和熏陶。古代文学和新文学之外，外国文学和当代文学也逐渐被引入。文化的内容也不断加强，意在开阔视野。惟“文言文”部分（其实在概念上已经逐渐演变为“古代文学”），仍然不得不保持“语文”方面的较大投入（通过细致确凿的“注释”）。这种调整和充实也符合解放前“国文”概念应有的内涵，目前中国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前身，就是解放前的“国文系”。
    当然，以上都是“大学语文”改革者的主观愿望，也是站在历史形成的语文教学的本位看问题的结果，而如果站在语文教学的立场之外看问题，一提到“大学语文”，马上想起的还是和“中学语文”相关的那个狭隘的“语文”概念，不会涉及语言文字和文化方面。退一步说，目前“大学语文”如确实包含了这三方面，则继续沿用“语文”的概念，就更不恰当了。无论从哪方面讲，在目前情形下，“大学语文”在概念上都无法成立，这是我们推出这套“大学文学”的主要理由，因为我们的“文学教养”的概念摆脱了“人文”和“语文”的缠杂，独树一帜，另辟溪径。
    我们总的看法是，“大学文学”有它自身的确定内容，虽然不能包办以往“大学语文”和目前流行的“大学人文读本”的教学内容，但可以从文学的角度，以文学的方式，有力地帮助大学生的语文训练和人文修养。这一点，迄今为止，被我们的大学教育严重忽略了。
    “大学文学”主要包含以下一些理念：
    1、以提高大学生文学修养为明确目标，澄清传统的“大学语文”一直存在的意图含混。大学生的“语文”如果仍然成问题，再为他们开一门“大学语文”也无济于事，因为任何形式的“大学语文”在单纯的语文训练上都只能是炒冷饭。以文学教育代替语文教育，是“取法乎上”。我们相信，各民族语文的奥秘，其丰富、灵活、创造性的语文规则，就蕴含在各民族文学特别是文学经典中。文学大于语文，文学高于语文，文学也包含了语文。“中学语文”和“大学语文”之间的区别，实际上也只能用文学的标尺才能看出来，在“语文”方面则大同小异，因此“中学语文”之后继之以“大学文学”，可谓归本认宗，反之于正。通过提高文学修养来强化语文训练，这也正是当年胡适之站在新文化的立场提出“文学的国语”的设想。
    2、把“文学教育”设定为文、史、哲、理、工、医、农各科大学生人文教养的基础，而不仅仅是文学专业学生的研究对象。我们相信，文学研究是一门专业，但文学阅读、文学欣赏、文学熏陶并非一门专业。中文系之外的大学生选修“大学文学”，并非“跨专业”来寻求一门可有可无的学问，而是培养他们作为一个人、通过理解文学来理解人生、社会、生命、世界和历史的一种心灵的综合能力。培养这种综合能力，文学的作用，是大学文理各科任何一门专业都无法代替的。
   　　所以“大学文学”不是要给大学生开“人文必读书目”，全面的人文教育需各学科携手，更需一个人终生的努力，我们只是强调，文学经典的教育乃是全面持久的人文教育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由于文学本身巨大的包容性和感染力，深入解读一定数量的文学经典，往往可以在人文修养方面达到事倍功半的果效。
    3、大学文学教育，应该以“文学经典”为中心，应该让学生通过选修这门课程，摸索到通向古今中外“文学经典”的一条道路，我们相信在那里可以和人类最优秀的心灵进行对话，可以呼吸到高山之顶的新鲜空气。
    什么是“文学经典”？这须具体来说。本书分“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四编，各编标准不一。古代文学部分，大体按公认标准来选，现代文学选目略含“重写文学史”意思，但也基本依据学界共识，“当代”部分则别出心裁。有人说“当代无经典”，也许不错，但当代一定也有最能扣紧当代人心弦的作品，我们姑且就将这样的作品视为经典，它不可能和古代及世界文学经典同日而语，却是我们走进文学世界最切近的通道。外国文学部分集中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除篇幅限制以外，主要也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段时期涌现的大量文学名著确实最经得起时间考验，也最能打动现代人的心。用现代汉语翻译外国文学，这一阶段的译品质量也最高。
    我们的分工是：钱理群负责现代文学部分，李庆西负责古代文学部分，郜元宝负责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部分。各编推荐“参考文献”、撰写“思考题”的思路大致相同，“课文概述”则各有侧重。古代文学仅九课，但我们觉得中国大学生应对祖国文学传统有大致的了解，因此力图通过有限的选文凸显一条文学史的线索，一种文化传统，一个“层累”的过程。现当代文学部分的编选设想大致相似。外国文学则偏于原典细读，由于这块太散漫（不在一个文化圈内），不可能通过有限的篇幅系统介绍经典，强调文本细读也是无法之法。
    “课文概述”和“思考题”，是对话型而非指导型的。作为编者，我们希望作为对话的一方，抛砖引玉，激发大家思考、探索和论辩的兴趣。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外文学经典的深山大泽，去领受源头的活水、清新的空气和无限的风光吧。
    （《大学文学》一书已经由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