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小学国语教材的“儿童文学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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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小学国语教材的“儿童文学化”之路王泉根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2月17日   14 版）

叶圣陶曾对民国时期小学教科书、儿童读物的成人化深表忧虑

叶圣陶编《开明国语课本》，开明出版社2011年版

吴研因编《新学制国语教科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清末民初是中国教育体制颠覆性变革时期，深受五四精神影响的中国教育界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改革活跃期。其中，儿童文学与小学国语（语文）教材改革之间的关系尤为突出。
　　教改目标：“从成人本位变到儿童本位”
　　清末民初是中国教育体制颠覆性变革的时期，废科举而办学堂。新式学堂深受西方教育影响，实行分科教学。最初数理化音体美等科目都是借鉴欧美、日本等国的经验编制相关科目的新式教材，惟独国语（语文）一科还是沿袭传统老例，仍由自己编制，先是袭用旧式选本，后来部分地采用新制选本。进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深受五四时代精神影响的中国教育界，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改革活跃期，很多改革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爆发。其中，儿童文学与小学国语（语文）教材改革之间的关系尤为突出。
　　国语教材改革之前的最大问题是“成人本位”。清末民初，国语教育的“旨趣”重在灌输“儿童出校后必须之知识”，以“藉立将来独立营生之基础”；同时也灌输一些“国民教育精神”，以备“他日儿童出而问世”之用。显然，这种国语教育观并没有把儿童当儿童看，不会认为儿童在生理、心理上和成人有极大的差异，而只是把儿童看成“缩小的成人”与“成人的预备”。在这种成人本位实用主义观念指导下的小学国语教材，自然远离儿童生活经验与阅读兴趣，只是按照成人主观意志与兴趣的“灌输”。如1912年民国出版的第一种新编小学教科书，其中的《新国文》“编辑大意”有“详言国体政体及一切政法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选录古今名人著作以养成文字之初基”。
　　教育家吴研因批评说：“从前的教科书，内容太‘现实’而且用抽象的说明文叙述，好比前几年《申报附刊》的常识，没有几个人要看。”（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1935）。1921年，作为小学教师的叶圣陶，曾对当时的教科书与成人化的“儿童读物”发出过这样的抱怨：“我所见的，充满于我眼前的，只是些古典主义的，传道统的，或是山林隐逸、叹老嗟贫的文艺品。”“欲选没有缺憾而也可以使他们欣赏的文艺品，竟不可得。”真能供少年儿童欣赏而“没有缺憾”的读物，在叶圣陶眼里就是“对准儿童内发的感情而为之响应”的“儿童本位”的教材与读物（叶圣陶《文艺谈》，《晨报副刊》1921年3月12日）。因而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小学国语（语文）教材改革的目标，就被历史地定位为“从成人本位变到儿童本位”。
    儿童文学入教材的制度保障
　　儿童文学的受众是少年儿童，学校教育的受教对象也是少年儿童，因而，儿童文学与学校教育在目标群体上具有一致性，儿童文学与学校教育中的国语（语文）教学可以说是“一体两面”“手心手背”之事。对此，叶圣陶曾作过相当精辟的论述：“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语文课本必得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但这毕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与儿童文学作家的观念。儿童文学能否进入学校教育，能否与语文教学相结合，最终取决于制订教育制度与课程标准的教育行政部门。
　　历史在民国时期的二十年代作出了一个重要选项——由教育家与儿童文学家来直接主持、参与课程标准的研制与教材的编写，而不是由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指手划脚。这道“独特风景”的最大表现之一是居然由民间学术社团来主持制订并在全国推行“课标大纲”。
　　1922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组建的专家团队“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各课程标准草案，其中各年级国语课程纲要起草人均为一人，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起草者分别为吴研因、叶圣陶、胡适。1923年6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公布了由吴研因起草制订、委员会复订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小学国语课程纲要》，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份系统完备的指导小学语文教学的课程标准与“法规”。这份《纲要》当时虽未经民国政府部门正式颁布，并非官方文件，但由于全国教育联合会在中国教育界所具有的代表性、权威性和影响力，因而全国各地基本上都按照这份《纲要》施行，许多书局也据此编写出版国语教材。
　　问题的重要性在于，这份《纲要》深受美国杜威实用主义教育与“儿童本位”思想的影响，强调以儿童为中心，规定小学语文教材总的原则是“从儿童生活上着想，根据儿童生活之需要编订教材，形式则注重儿童化，内容则适合儿童经验”。因而《纲要》自然而然地将儿童文学放在了课程内容的主要位置，不但对儿童文学的教学作出了规定，并对各个学年段文体的安排有非常详细的说明。
　　例如：第一学年“记载要项和字句多反复的童话故事，并儿歌、谜语等的诵习”；第二学年也是“字句多反复的童话故事，和儿歌、谜语等的诵习”；第三学年为“童话、传记、剧本、儿歌、谜语、故事、诗、杂歌等的诵习”；第四学年文体略有变化，小说代替了童话，民歌代替了杂歌，变为“传记、剧本、小说、儿歌、民歌、谜语、故事、诗等的诵习”，并提出“指导阅儿童报和参考图书”。课程纲要的“方法”特别强调：“注重欣赏，表演，取材以儿童文学（包含文学化的实用教材）为主。”《纲要》还规定了“毕业最低限度的标准”，其中初级阶段学生需“读语体儿童文学等书八册（以每年二册计，每册平均四五千字）”，高级阶段需“读儿童文学等书累计至十二册以上”。
　　这实在是中国儿童之幸！自此，儿童文学在语文教材中的“合法化”地位，在制度层面得到了确认与保障。重要性还在于，由于这份《纲要》的实际效果和影响实在太大太广，致使后来由民国政府教育部制定颁布实施的两份官方版新课标——1929年的《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与1932年的《小学课程标准国语》，基本上延续了1923年“民间版”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小学国语课程纲要》的内涵，只是在此基础上稍作修订补充，主体内容变化不大，依然突出儿童本位与儿童经验，强调儿童文学的重要性与地位。如1929年的《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所提出的课标五项目标之一是：“欣赏相当的儿童文学，以扩充想象，启发思想，涵养感情，并增长阅读儿童图书的兴趣。”因而二三十年代中国影响最大、使用最广的小学国语（语文）教材的内容，儿童文学始终是重中之重。当此时也“新学制小学国语课程，就把‘儿童的文学’做了中心，各书坊的国语教科书，例如商务的《新学制》，中华的《新教材》《新教育》，世界《新学制》……就也拿儿童文学做了标榜，采入了物话、寓言、笑话、生活故事、传说、历史故事、儿歌、民歌等等”（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1935）。
　　特别使人欣慰的是，主持编制这些小学国语教材的，不是别人，而是那些力主“儿童本位”、谙熟儿童文学的教育家与作家，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吴研因与叶圣陶。
    吴研因与商务版《新学制国语教科书》
　　吴研因是一位有自己教育理想的教育家与实践者。他在1922年发表的《新学制建设中小学儿童用书的编辑问题》（《新教育》1922年第5卷笫1、2期合刊）一文中，围绕“小学儿童用书由谁编辑？怎样编辑？内容应该是什么样？怎样实验和审定？”四个方面，对新学制教材的研制做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吴研因认为最适合编写教材的是图书出版机构与“著名学校和各省各县组织的教育团体”，最不适合编写儿童用书的是教育部，他们要么“大而无当”，要么“总有些官气”。关于儿童用书的内容，吴研因详尽地提出了七个方面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建议：要用语体文不用文言文；应当含文学趣味；提倡鼓励；单元少而叙述详；用儿童心理学的方法编排；插图多、想象多；书籍要编订精巧等。这些举措无一不是站在儿童本位立场，从儿童出发。
　　1923年6月，由吴研因主编的供初级小学使用的8册《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于课文内容突出儿童化与儿童文学，因而大受欢迎，出版当月就再版30次（民国教科书一版通常为5000册）！这套商务新学制教材的内容，几乎全采用“儿歌、童话、寓言、民谣之类做材料”，并得到了教育部的首肯。
　　教材第一册第一课是：“狗、大狗、小狗”。第二课是“大狗叫，小狗跳，大狗小狗叫一叫，跳两跳”。当时曾有人以吴研因主编的这套商务教材与清末《最新国文教科书》中的第一册第一课“天地日月”、民初《共和国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第一课“人手足刀尺”作比较，讥讽说这是“从天到人”又“从人到狗”的变化，意谓国语教材的品质越来越低。但如果用“儿童本位”的教育观反观这种变化，则是教材的儿童化与“儿童文学化”越来越高。这些“猫狗教科书”的盛行，正标志着儿童文学全面进入小学国语教学领域，“总看教材的变迁，可用一句话来包括净尽，就是从成人本位变到儿童本位”（吴研因等《小学教学法概要》，《教育杂志》1924第16卷第1号）。
　　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力，正是当时中国一批思想家、教育家力倡“儿童本位”与“儿童文学”，这才使“民十（即民国十年，1921年——引者注）左右，儿童文学的高潮就大涨起来”（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1935）。儿童文学成了当时教育界、文学界、出版界“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倡鼓吹”的热门话题，“教师教，教儿童文学，儿童读，读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讲演儿童文学，编辑儿童文学，这种蓬蓬勃勃，勇往直前的精神，令人可惊可喜”（魏寿镛等著《儿童文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8月初版）。语言学家、教育家黎锦熙在总结国语运动史时曾给这一时期的教学状况下了这样的评判：“‘儿童文学’这一股潮流……达到最高点。”（黎锦熙著《国语运动史纲（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叶圣陶与《开明国语课本》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直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儿童文学一直与语文教学紧密融合。在将儿童文学全方位引入小学教材方面，二十年代以吴研因为开启者与代表，三四十年代则以叶圣陶为贡献最大的后继者与代表。
　　叶圣陶虽也是一位教育家，但他不同于吴研因的是，他同时还是成就卓著的小说家、儿童文学家，中国现代原创童话奠基者；同时他曾长期从事小学语文教学，对少年儿童的阅读兴趣、喜好有充分的了解。三四十年代，叶圣陶长期在上海开明书店任职，并与夏丏尊主办《中学生》杂志，曾先后编写了14套教材，共65册，工作量与贡献之大实在惊人。其中，叶圣陶单独编写的国语教材有：《开明国语课本（初小）》8册（1932）、《开明国语课本（高小）》4册（1934）、《少年国语课本》4册（1947）、《儿童国语课本》4册（1948）、《幼儿国语课本》4册（1949）；与夏丏尊、顾颉刚、陈望道、郭绍虞、徐调孚、朱自清、李广田、吕叔湘等合编有《国语》（1923）、《国文百八课》（1935）、《初中国文教本》（1937）、《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1948）等。这些教材，尤其是叶圣陶以一人之力编写的《开明国语课本》，在三四十年畅销各地，产生过深广影响。
　　叶圣陶编写的国语教材首先都是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理念与自己确定的标准，因而都是亲历亲为。他说：“1932年，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初小八册，高小四册，一共十二册，400来篇。这400来篇文章，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写的。”（《叶圣陶和儿童文学》一书之代前言《我和儿童文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版）。如初小课文《一箩麦》：“一箩麦，二箩麦，三箩麦，大家来拍麦。劈劈拍，劈劈拍！小麦新，做面粉。大麦黄，做麦糖。劈劈拍，劈劈拍！拿点面粉给张家，拿点麦糖给李家。张家送我一瓶新蜂蜜，李家送我一枝石榴花。劈劈拍，劈劈拍！”象这样童趣洋溢、寓教于乐，而又充满情境化、艺术美的儿童诗课文，小学生怎会不喜爱？出自儿童文学作家之手的课文，自然比纯教育专家编制的课文要高出一筹。
　　第二，更重要的是，叶圣陶确定的小学国语教材编写标准坚持了儿童化与儿童文学优先的原则，坚持教材的文学性与人文性。这套开明教材“编辑要旨”（共8条）中特别强调：“本书内容以儿童生活为中心。取材从儿童周围开始，随着儿童生活的进展，逐渐扩展到广大的社会。与社会、自然、艺术等学科密切联系，但本身仍是文学的。”“本书尽量容纳儿童文学及日常生活上需要的各种文体、词、字，语调力求与儿童接近，同时又和标准语相吻合，适合儿童诵读和吟咏。”
　　作为儿童教材，叶圣陶还充分关注到了儿童的阅读兴趣，做到图文并茂，“本书图画和文字为有机的配合，图画不但示文字的说明，而且可以拓展儿童的想像，涵养儿童的美感。”而这些充满着童趣美、艺术美的插图，全部由同样童心洋漾、热爱儿童的丰子恺绘画，初小课本文字采用学生的手写体，全部由丰子恺亲笔书写，因而真可谓“文书图”三绝。开明教材影响了中国整整两代人。有意思的是，进入新世纪，国内有出版社将它找出来重印出版，居然也轰动一时，成为畅销教材。这就是先进的教材编写理念的力量，儿童本位与儿童文学的力量。
    “猫说狗说”打败“文武官员”
　　民国期间的小学语文教材“儿童文学化”“猫狗占位”的格局，并不是一帆风顺，其间也曾遭遇过各种反对与危机，最大的一次危机是三十年代初期。
　　1931年3月5日，《申报》发表了当时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咨请教部改良学校课程》一文。咨文全面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声言“民八（即民国八年，1919年——引者注）以前，各学校国文课本，犹有文理”，攻击“近日”小学课本中“狗说”“猪说”“牛公公”之词“充溢行间，禽兽能作人言，尊称加诸兽类，鄙俚怪诞，莫可言状”，而描写工农群众“天天帮人造屋，自己没有屋住”等语，“不啻鼓吹共党，引诱暴行”；宣称此类课本“不切实用，切宜焚毁”，需另选“中外先哲格言”充任教材。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为此竟下令查禁“鸟言兽语”的教材，小学国语教改与儿童文学遭到严重打压。
　　面对儿童文学将被开除出教科书的非常时刻，鲁迅第一个拍案而起，奋然予以反击。他在同年4月1日写的《〈勇敢的约翰〉校后记》中，尖锐地批驳了“文武官员”发明的关于童话的“高见”，指出童话的幻想作用对儿童是“有益无害”的，因为“孩子的心，和文武官员的不同，它会进化”；所谓猫狗说话、称作先生将会“失去人类的体统”等“高见”，纯属“杞人之虑”。
　　围绕童话及“鸟言兽语”问题，1931年的初等教育界和儿童文学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辨。尚仲衣发表的《选择儿童读物的标准》一文认为：“鸟言兽语”就是神怪，低年级读物采用“鸟言兽语”是“教育中的倒行逆施”，并给童话开列了五大罪状。陈鹤琴、吴研因、魏冰心、张匡及儿童文艺研究社同人等纷纷撰文，批驳尚仲衣的观点。陈鹤琴教授的《“鸟言兽语的读物”应打破吗？》，以丰富的儿童心理实践材料，证明“鸟言兽语的读物”是低幼儿童“最喜欢听最喜欢看的”，童话对于儿童教育“自有他的相当地位，相当价值”，谁也“没有权力去剥夺儿童所需要的东西”！维护童话的生存权利及其在儿童教育和国语教材中的地位与价值，这是民国教育史、教材出版史、儿童文学史上的一场“非常特殊”的论战，这场论战既有意识形态背景，也是学术争鸣。这场论辩深化了童话与想象力、童话与儿童文学的价值作用等一些重要问题的探讨，同时也涉及到学校教育与国语教材方面的重要问题，即如何“保卫儿童的想象力”。
　　这场由“文武官员”挑起的论战，最终还是敌不过教育专家与儿童文学家的力量，“狗说猫说”的儿童文学化教材，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势头更大。对此，吴研因在1935年写的《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一文中，作过相当精准的评述：“民十（即民国十年，1921年——引者注）以后的教科书，儿童文学在教科书中抬头，一直到现在，并没有改变。近几年来，虽然有人因为反对所谓‘鸟言兽语’，反对整个的儿童文学（鸟言兽语不能代表整个的儿童文学），恨不能把儿童文学撵出小学教科书去。可是据教育部去年拟了问题发各省市小学教育界研究的结果，小学教育界仍旧全国一致地主张国语课程，应当把儿童文学做中心。我们环顾欧美各国的小学教科书，差不多早已‘儿童文学化’了。美国的小学教科书尤甚。苏联文坛近年也竭力提倡儿童文学，创造儿童文学，可见儿童文学决不会跟小学教科书分起家来。即使有时被强迫而分家，也只是一时的现象。”
　　纵观民国小学教育与国语教材，第一，儿童文学己深入人心；第二，为了使小学教科书与欧美“儿童文学化”的国际潮流接轨，因而“全国一致地主张”力挺儿童文学。这就是当年“猫说狗说”打败“文武官员”的原因，足见制度与文化比人更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