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捷：有一本书改变了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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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捷：有一本书改变了我的命运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多数家庭都没有或只有很少藏书，要读书，尤其是读小说，只能到图书馆借。

　　我小学、中学十来年所读的课外书，几乎都来自中山图书馆。那些读书的经历，我到老年仍记忆犹新。

　　壹

　　在图书馆借到紧俏书时，那份迫切、紧张和狂喜

　　当时父母有中山图书馆的借书证，但主要是父亲使用。我读的第一本“厚书”，就是父亲从中山图书馆借回来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西游记》。

　　我三四年级就跟着父亲入馆借书，稍大一点，有时父亲就让我代借，他是很懒得出门的。中山图书馆借阅图书认证不认人，我拿着父母的借书证借书，一直都很顺利。

　　当时公共图书馆都实行闭架借书，中山图书馆借书处的柜台放有木盒子，内有铅印的空白索书单供读者取用，每张可填写三本，每本书要填写索书号、作者、书名。

　　流通部大厅沿墙壁都摆满图书目录卡片柜，以便读者查找。读者把填好的索书单插在柜台的铁签上，流通部的馆员隔一段时间就把铁签上的索书单送进书库。

　　书库的馆员对每张索书单按顺序找出其中一本，然后由流通部馆员进书库把找到的书集中用手捧出来，按单读名，宣布有书无书。如听到宣布无书，就再交上第二张索书单。因为馆员是手工检索，读者不许同时提交多张索书单，否则，馆员就会忙不过来。

　　流通部大厅常常被读者挤满，我是小孩，能在柜台前占个位置不容易。所以，我通常是填好几张索书单拿在手里，一张索书单落空，马上就插第二张，书借到手之前是不敢离开的。

　　按规定，每证只能借一本小说，但非小说可以借两本；也可以借一本小说和一本其它书籍。所以，我持父母的借书证，每次都借4本书。父亲通常指定他要借的两本，另外两本小说就由我做主了。

　　开头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当然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国古典小说那两个卡片抽屉，我不知翻了多少遍。“四大名著”因为复本多，容易借到，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再借再读。《隋唐演义》、《说唐》、“三言二拍”、《三侠五义》等都是极难借到的书。

　　流通部为避免读者白白填写索书单，把紧俏小说的书名写在小木牌上，木牌一面写着“无书”，一面写着“有书”，在铁丝上挂成一排，“无书”的一面向着读者。若有人还了某本紧俏书，馆员就会把“有书”那面翻过来。但这样的机会通常稍纵即逝。

　　然而几年之内，这些“紧俏”的古典小说我都借到了。另外，还读了不少今天一般大学人文学科的学生也未必读过的小说，如《清平山堂话本》、《四游记》、《西湖佳话》等。

　　那时，每知道一本紧俏书“有书”时那种迫切紧张心情，以及书借到手时的狂喜，我到老年仍记忆犹新。

　　1957年后，出版了一批很有可读性的新小说，故事情节最吸引人的是曲波的《林海雪原》，它和《苦菜花》、《青春之歌》、《红旗谱》等，都是上了小木牌的紧俏小说。

　　在这批小说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它使我对辛亥革命到大革命的历史有了感性的了解。后来我当了历史系的教师，也经常向学生推荐这本书。

　　贰

　　中山图书馆的狂热读者，改变我命运的《九三年》

　　后来，我又入迷地读外国小说。马克·吐温的《汤姆沙耶历险记》、《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小学时就读过。上初中后，有段时间最喜欢读的是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中山图书馆里所有他的作品我都读过，《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神秘岛》还读了多次。

　　那个年代，译成中文的外国小说，最多的是俄国和苏联作品，《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都是我中学阶段就读过的，但印象不深，印象最深的是情节生动的斯杰泮诺夫的《旅顺口》（这部美化俄国侵略的小说据说引起了周总理的愤怒）。

　　英、法、美的小说也读了不少，不过，那时翻译出版的主要是被视为进步作家的作品，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只有《巴斯克威尔的猎犬》等有限的几种单行本，这几本百把页的小说都是上了紧俏书木牌的。

　　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是改革开放后内地才有中译本的，《三个火枪手》解放后也没有新译本，馆内只有伍光建的旧译本《侠隐记》（这应该是一个节译本），这本发黄的小说也是难借到的书。

　　亚、非、拉小说，除了乔治·亚马多的三部曲《无边的土地》、《黄金果的土地》、《饥饿的道路》以及《一千零一夜》以外，几乎没怎么读过。

　　上高中时，我在广东师院附中（现在的广州市21中）寄宿，父亲使用自己的借书证，母亲的证归我使用。我和同班同学冯子江都是用母亲的借书证的读者，每两三天就去中山图书馆一次，有时甚至隔天就去。

　　两人一起借书，读完交换着看，等于有两个借书证。我们都没钱坐公共汽车，从学校到中山图书馆要走大约一个小时。我们往往下午“正课”上完就去，文体课、自习课旷课不少，多次受到班主任的批评。

　　我和他都能很快完成作业，晚上自习课基本是读小说。一本厚厚的小说，一天内就可以读完。有时为了赶着下午去还书借书，甚至“正课”也偷看小说。因为偷看小说不影响其他人，任课老师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我从不在中山图书馆借阅同中学学习、同高考有关的书。我主要是读小说，读小说也主要读情节，对景物描写、心理描写跳过不读，旧诗词、旧戏曲基本没有借过，外国诗歌、戏剧也很少读。

　　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剧本曾经借过，但读不下去，第二天就拿去还了，迄今我对莎士比亚戏剧的了解，差不多都来自兰姆兄妹的《莎士比亚故事集》。

　　这种漫无目标、全凭兴趣的课外阅读，虽然是走马看花，但在百花园走马上百成千次，总会有所收获。当年因为不止一次读影印版的《古今谭概》以及张友鹤选注的《聊斋志异选》等书，我的文言文阅读水平很早就高于一般同学。

　　读《官场现形记》等书，我得到很多有关清朝官制、官员彼此称谓等方面的知识，这些对我中年以后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非常有用。近年我看到有些历史学科的博士生甚至教师，对史料中的“方伯”、“邑侯”、“观察”等称谓一头雾水，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这些都是我在中学时代就知道的。

　　当年我最痴迷的外国小说是雨果的《九三年》，这本书我至少借了四五次，读了一遍又一遍。因为喜欢这本小说，又去借其他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小说，如狄更斯的《双城记》、法朗士的《诸神渴了》，还借过一些法国大革命的人物传记等。

　　读这些书，当时纯粹出于追求阅读的愉悦，没想到十几年后，《九三年》对我命运的改变起了很大作用。

　　1978年，我以“同等学历”报考中山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生，中国史、政治、外语等学科都难不倒我，但世界史我没有系统学习过，这方面的课外书也读得少。拿到世界史试卷，看到“希罗多德”、“两班”等题目就傻了眼。

　　有关苏联史、二战史的题目倒是能写上几句，幸好一道分值很高的问答题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于是，我把对《九三年》等书的记忆，不管三七二十一写了一两页。后来我知道，世界史我考了58分。由于其他各门课成绩都比较高，我最终有幸被录取了。

　　如果我当年没有在中山图书馆一再借阅《九三年》，世界史成绩肯定过不了单科最低分数线，那么总分再高也没用。

　　叁

　　受以书为乐的父亲熏染，我成了“青少年版孔乙己”

　　说到自己同中山图书馆的关系，也顺便说说父亲，因为我并非“正式”的中山图书馆读者，或者说，我只是附属于父母的读者。

　　小说以外，我们父子一起阅读的书，印象特别深的有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约翰根室的《非洲内幕》、薛德焴的《代表性的哺乳动物志》等。《北朝胡姓考》、《洛阳伽蓝记》、《万历野获篇》、《茶余客话》、《骨董琐记全编》等书，我也程度不同地翻阅过。

　　父亲并非学者、文化人，他甚至没有读完初中，但从小爱读书，杂学旁收，阅读兴趣极为广泛，解放前他为读书几乎送了命。

　　抗战时他加入过三青团，还有一个级别不高的职务，他什么书都看，又口没遮拦，于是被人告发。上司派人在他的住处搜出一大堆三青团的书籍，于是把他关押，据说有交付秘密制裁之议。

　　好在有人缓颊，说邱某人只是个狂生，绝对不是“异党分子”，结果撤差开除了事。他因此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免于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只算有“历史问题”。

　　因此，父亲自然不可能进入文化、教育、科研单位。他体力活也去做过，但他那种气质同工友们格格不入，加上吃不了苦，此后就基本“宅”在家里，贫困潦倒。没有生计，没有娱乐，没有朋友，读书成为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和人生乐趣。

　　他往往一天读书十多个小时，没有任何目的，也没有任何现实需要。他留下的文章和旧诗词，写得很一般，因为缺乏系统严格的专业训练，更缺乏交流、发表的机会，博览群书也很难提高他的写作水平。

　　不过，他领会能力、记忆力都相当强，读书时有心得，也想找人分享，我就成为谈论读书心得的主要对象。他有些喜怒无常，但讨论书的时候心情特别好，百问不厌，有时讲述与答问，甚至可说是妙语连珠。

　　我们父子同读《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是在1958年或1959年，1957年三联书店初版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分为8集，每集一两百页。我每次从图书馆借回两本，父亲读到有趣的地方就会叫我来谈，我边读也会边提问。

　　父亲因目睹耳闻，对民国人物、民国掌故知道得很多，例如，读到“客军”来广东这一段，他就饶有兴味地对我讲述当年这些小军阀被广东民间称为“三多司令”（官多过兵、兵多过枪、枪多过子弹）。“三多司令”同样威风八面，也出告示处决人犯，为节省子弹，行刑时实行斩首。但刽子手技艺不精，像砍柴一样把受刑者砍得鬼哭狼嚎，头还是砍不下来，于是改用刺刀捅。

　　看到商团事变这段，他又告诉我，有一个商团军是有钱的少爷，被打死后家人把他尸首制成干尸，身穿商团军制服，放在玻璃盖的棺材里，半直立地停放在一个寺庙，呲牙裂齿的样子非常可怕，但他和一群同学偏要去看。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我借了不止一次，由于有父亲生动的引申和解说，读了以后，民国前期的众多军政人物和重要史事就在我脑海中留下了很深印象。

　　也许是受父亲影响，我同他一样，除了看看小说、杂书外，一无所好。我不会踢足球、打篮球、打兵乓球，对唱歌、跳舞、乐器、绘画、书法等一概不爱好，下乡当知青以后，犁田、搭棚、木工都学不会，抓鱼抓虾抓螃蟹也比不上任何一个男知青。

　　但我知道很多民国人物的生卒年份，知道苏德战争双方很多将帅的姓名，对“各种大型猫科动物的习性”、“毒蛇在中国的分布”等话题也可以侃侃而谈。

　　总之，“有用”的本领没有，懂得的都是“没用”的知识。回想起来，在别人眼里，我很可能是一个青少年版的“孔乙己”。

　　肆

　　当年赤脚进出图书馆的少年，是受惠特别深的人

　　1963年我高中毕业，高考毫无悬念地名落孙山，于是就去了平沙（现属珠海）当知青。从此，除了探亲回家那十来天，我便再无缘读中山图书馆的书了。

　　“文革”动乱一起，中山图书馆对一般读者关门，父亲借书的来源断绝，我也再不可能在短暂的探亲假当“附属读者”了。父亲没有“工作单位”，在“文革”中倒没有吃什么苦头，不过，无书可读，他更郁郁寡欢，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去世了。

　　绝大多数知青都怀念广州的生活，中山图书馆的大厅、池塘、小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少年时代最想从事的职业是图书馆馆员，这同幼儿时最想当卖冰激凌的小贩是一样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平沙农场办了一个图书馆，其实也没有几本书，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这个图书馆的管理员。农场有几万职工，知青就有近万人，而图书馆只需要两个管理员，这样的好事怎会轮到我头上？

　　我再次成为中山图书馆的读者，是1978年以后的事。当年我考上中山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开始成为带着问题、带着目的来读书、查资料的读者。

　　在先师陈锡祺教授指导下，我选择“广东商界与辛亥革命”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为搜集资料，我到中山图书馆南馆查阅了很长时间，不知提交了多少索书单。

　　那时，很少有人利用旧报刊从事研究，我怀疑，有些旧报刊资料上的灰尘是民国时期的，馆员们连工作服都没有，入库捧出这些旧资料，衣服往往沾上污迹，但他们从来没有用“找不到”来搪塞我。

　　有时按照书号找不到，几位馆员便一起分析原因，告诉我他们会再慢慢找。在我下次来时，找出的资料已经放在柜台内的桌子上等我借阅了。

　　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查到了《七十二行商报二十五周年纪念刊》、《粤商自治会函件初编》、《粤商维持公安会同人录》等大量珍贵的清末民初史料，从而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学位论文。

　　我当日只是一个普通研究生，也不善于说好话，馆员们不厌其烦地帮助我，显然是出于一种职业习惯。此后三十余年，我和我的学生去中山图书馆查资料看书，一直都享受到同样周到的服务。中山图书馆的服务，在外地、境外学者中也有很好的口碑。

　　我当了大学教师后，因为学校图书馆的藏书不少，自己买书的钱也越来越多，就不必经常去中山图书馆借书，只是为查阅近代广东的文献，偶尔去一下孙中山文献馆。对中山图书馆来说，我再不是几十年前那个“常客”了。

　　前两三个月，央视要拍一个清末广东商界的电视片，我建议他们到孙中山文献馆找资料。当日我先到，等电视台的人时，我在文献馆的庭院走了一下。周边已经高楼林立，但池塘、小山还是当年的景象，上次登这个小山可能是50年前的事了。

　　当年那个赤着双脚经常进出的少年读者，现在已是奔七的老人；流通部的大厅，现在成了儿童阅览室。进出的少儿读者，都衣着整齐、愉快活泼，有些还有家长陪伴。中华民族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书，是会一代一代读下去的。

　　在成千上万仍然健在的中山图书馆读者当中，我应该是受惠特别深的人之一。如果不是少年时代在中山图书馆读了那么多杂书，没有本科学历的我，绝对不可能考取研究生，更没有机会进入学术界。

　　当年，我当图书管理员的梦想没有变成现实，所幸女儿本科和硕士研究生读的都是图书馆学，毕业后她便成为家族里第一个图书馆人。

　　——本文应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建馆100周年征文活动约稿而写。

　　（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