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民国时期,是思想交锋、学术碰撞最为激烈的时代。此时的大学兼容并包、百花齐放,这一点从当时大学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便可见一斑——既忧国忧民,又不乏开放思想。 1907年,已40岁的蔡元培留学德国,在以“实干精神”著称的“莱比锡大学”从事心理学、美学和哲学研究。其间,蔡元培发现德国的大学管理十分民主,校长和各科学长均由教授会公选,每年更迭一次。并且,校长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各科教授按年轮流担任,而学生们从来没有因为校长的去留问题而出现状况和异议。回国后,蔡元培极力主张效仿德国大学的制度,实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1912年,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并亲手起草了《大学令》。1916年12月26日,总统黎元洪下令,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当天,蔡元培便造访因事进京的陈独秀,极力邀请他加入北大,出任文科学长。当时,陈独秀因主办《新青年》、倡导“民主”与“科学”,而名震大江南北。陈独秀白天四处奔波活动,晚上喜欢看戏,所以晚睡迟起。蔡元培差不多天天去拜访陈独秀,有时去得早,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独秀,自己坐在房门口等候。起初,陈独秀不想受聘,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元培就劝他说:“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最后陈独秀终于为蔡元培的真诚所感动,接受了邀请。
就任北大校长后,在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开宗明义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之地。”“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针对北大的现状,他强调三点:“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此举给北大吹来了最初的新风。
自1923年起,蒋梦麟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开学典礼上,他曾讲道:我常说,东西方文明的不同,即在个性主义。比如希腊的文化,即以个性为基础,再加以社会的发达,方能造成今日的西方文明。孔子虽然也讲个人,但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讲起个人总要联系说到家族和社会上去。真正的个人主义,就是以个人为中心,以谋社会的发达,并不是自私自利。西方近代文明之所以如此发达,就因个人与社会同时并重。譬如双马车,定要两匹马步骤和谐,这车才能走得快利。我觉得北大这么大的一个学校,研究学问、注重品行的件件都有,就是缺少团体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一方各谋个人的发达,一方也须兼某团体的发达。从前严厉办学的时代,是“治而不自”,现在又成了杜威先生所说的“自而不治”,这都不好。我们要“治”同“自”双方并重才好。因为办学校用法律是不行的,只可以用感情化导,使得大家互以良好的情感相联络。这是我最后的希望。
1934年,在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校长张伯苓这样说:人常说,学生们是国家的主人翁,主人翁是享福的吗?主人翁是受罪的。我说过不知多少次,奴隶容易当,主人难当。做奴隶的,听人的调度,自己不要操心;做主人就要独立、要自主、要负责任,然而有思想的人,宁可身体不安逸,也要精神自己。你们都是主人翁,就得操心、就得受罪,你趁早把这一项打在你的预算里头吧。我们国难日深,然而还有机会还有希望,就怕自己不发良心、不努力。我快60岁了,我还干,一直到死,“哎哟,我还有一点气力未用。”我希望你们人人如此,中国人人人如此。学校30周年,而国难日深,所可幸者,国人已知回头,向我们这边来了。都要苦干、穷干、硬干。我们看国人这样,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志同道合,惧的是坚持不久,不管别人,我们自己还是咬定牙根去做。
1946年,胡适先生在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上说:至于如何把北大做到最高学府,我想有两方面可以提供给先生批评,给同学考虑。一、提倡学术研究:望先生携学生多做研究,做独立的创见,做In-dependent 0rinal Research。希望各位先生对此精神作高深的学术研究;二、对于学生,希望能够充分地利用工具,能够独立地研究、独立地思想。这一方面是研究学问,另一面是做人。外面贴着欢迎我的标语——“自由思想,自由学术。”为什么不说“独立思想”呢?我用“独立”,因为独立和“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不同。北大的传统向来如此,思想当然自由,学术也当然自由,不用再说,而独立精神倒是值得一提。自由是对外界束缚的,北大三十年的传统,并没有限制先生的思想和学士的研究,自由当作当然的信守。什么是独立呢?“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这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傍门户,不依赖别人,不用别人的耳朵为耳朵,不以别人的脑子为脑子,不用别人的眼睛为眼睛,这就是独立的精神。学校当然给你们自由,然而独立是靠你们自己去争取的。
最后,对同学们说,我是无党无派的人,希望学校也成无党无派的。这意思不是说个人不能有政治思想,就如同宗教思想一样,我们可以信耶稣,也可以信天主、佛教,或回教,学校是不干涉的。思想左或右,参加政府党的左派右派甚至其余各党派,都是可以的。我再说学校只承认各人是学生,不分宗教政治的信仰,绝不因学生的宗教信仰而遭歧视,但同时希望每个学生、教授把学校当作学校,当作你们的母校,求学问和研究学问,求知做人和训练做事的机关,不要使得学校惭愧,这是老生常谈;我再说句老生常谈的话,活到老学到老。我五十六岁才觉得这话意义真深刻,我们若忘了自己是学生,我们会把事情把问题看得容易。八十五六岁了还在做学生,当初学农,后来学文学、哲学以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史和历史,但今天我还是学生……
我送诸君八个字,这是与朱子同时代的哲学家文学家、曾写过《东莱博议》的吕祖谦先生说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我以老大哥的资格把这八个大字,送给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