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时代怎样注《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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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时代怎样注《论语》杨逢彬

我在武汉大学的时候，除了教古代汉语，还教经典导读；尤其是语言学概论，总共教了五六十轮。在武大国学班讲授《论语》，用的是杨伯峻先生的本子，时有学生就某词某句的不同解释提问。如《公冶长》“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有“我和你都不如他”及“我赞成你说的你不如他”两说。我想，若“与”理解为“赞成”，它能否带“女弗如也”这样复杂的宾语？我们所见“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与其洁也”、“吾与点也”，“与”的宾语都较简单。这是我撰作《论语新注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版）的缘起，没想到竟写了十几年！主要而不是零星采用现代语言学方法注解中国古籍，该书是迄今第一部。

经常听人说，研究中国古典，用中国固有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之学足矣，为何要用西方输入的语法学（即文法学）以及语言学理论呢？这不是崇洋媚外吗？对此，杨树达先生评论道：

故我所无者，整个系统之文法学耳，非无文法也……若谓非我国固有即不必为，请问论者，出外亦乘火车汽车否乎？家居亦用电灯电话否乎？夫时代进步，吾人之治学亦当后胜于前，不能固步自封。必如论者之说，则吾人今日应茹毛饮血否乎？大抵科学之为术也，重理解，贵分析，而国人之大病在囫囵，在含混，故与科学不相容。

我注意到，反对在古籍整理时采用语法学等现代语言学方法的，大抵是不大懂这类方法的人；凡是懂的人，对此没有加以反对的。这是一个悖论，你不懂它，你说它不好，有什么根据呢？

我在撰作之前考虑，在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已经问世近半世纪的今日，如果这部书的水准较之后者不能有较大幅度提高，就没有多大意义。必须力争做到，在古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疑难词句的考证上做得较以往注本更为精确可信。能做到这样吗？

古希腊哲人说，世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如果语言中的每一个词，都有独属自己而区别于其他词的独一无二的标志，或称基因，那该多好啊！运用这一特点，就可和其他词语区别了，古书疑难词句问题不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依据这一特点注释的古书不就较之以往更为精确可信了吗？

幸运的是，这一标志（基因）是有的，就是词的“分布”。它一是指词在句中所占据的语法位置，如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等等；二是指词的结合能力，即该词修饰何词，该词被何词修饰，等等。通俗地说，就是词在特定句子中的上下文条件。

很多学者都有论述，几乎没有哪个词的分布是和其他词雷同的。一个词内部的不同意义（词的义位），其分布也是不同的。问题接着又来了。虽然某一个词的总分布不会和其他词雷同，但有争议的词或义位只是位于某一句子中，这一句子不足以呈现该词或义位的总分布，能和其他词或义位区别开来吗？答案依然是肯定的。分布可以分为若干类，一个词或义位的分布类并不多，而某词或义位在句子中可以呈现的类往往不止一种。而且，既然都需要鉴别了，这两个词或义位的意义一定相差不小；与此对应，分布的类也往往会很不相同。

例如《论语·卫灵公》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句中的“忍”历来有两种解释：忍心，忍耐。这两个意义的区别较大。它在该句分布的类有两个，一是受否定副词（不）修饰，二是不带宾语。《论语》成书时代的典籍中，“忍”的两个意义都常见；受否定副词修饰时，两个意义也都常见。而当它受否定副词修饰且不带宾语时，有趣的事发生了，一边倒地只呈现“忍心”一个意义，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汉末。因此，小不忍，即小小的不忍心，也即小小的仁慈。距离先秦时代不远的汉朝人也正是这样理解的。《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汉景帝和弟弟梁王喝酒至半酣时说道：“我死了以后就传位给你。”窦太后很爱梁王，听了十分高兴。于是，

袁盎等入见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终，欲谁立？”太后曰：“吾复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祸，祸乱后五世不绝，小不忍害大义状报太后。太后乃解说，即使梁王归就国。

显然，这里的“小不忍”为“小小的仁慈”，我就是这样注释的。

又如，《公冶长》：“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句中后一“有闻”，杨伯峻先生注释说应读为“又闻”。但“闻”除了几种特殊情况外，都必须带宾语，没有例外。一种特殊情况指“闻”与其他词结合成固定结构如“多闻”“无闻”等。“有闻”因为在先秦典籍中很常见，也是一种固定结构，不带宾语。《孟子·滕文公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而“又闻”不常见，不是固定结构，要带宾语。《论语·季氏》：“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显然，“唯恐有闻”的“有”不能读作“又”。

又如，《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到底谁“退而省其私”？是孔子还是颜回？古来有两种看法，我们弄清楚了“退”的词义特征（说到底也是分布特征）：卑对尊言“退”，客对主言“退”，当然“退”的是颜回。

最近，阿尔法狗大战李世石轰动一时。可以设想，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汉语的常用词在每一时段的分布特征描写清楚了，那么，遇到古今仁智互见的疑难词句，电脑也能判定孰正孰误；如果都不正确，电脑也能做出新的解释，而且它注解的古书较之人类所注往往更为精确可信。这一前景难道只是镜花水月吗？

解读古书还有一种常见的做法，我称之为“拔萝卜”——将某字词的意义朝自己预设的方向拔。第一步，说现在通行的读法不合情理，不符合某人的一贯思想，因此必须重新解读。第二步，通常是找出该词该字的某个很偏的意义；如果实在找不到研究者期望找到的意义，就说某字和另一字相通假，应读为另一字；或是说因字形相近，乃另一字之误，等等。所有这些，都只是提供了甲是乙的可能性，而论证接近必然性的有关“分布”的至为关键的证据却付之阙如了。第三步，说只有如此，才符合情理，符合某人的一贯思想。正如王力先生所说：“学者们往往注意追求新颖可喜的意见，大胆假设，然后以‘双声迭韵’‘一声之转’‘声近义通’之类的‘证据’来助成其说。”用这种解读古书的路数（六经注我）写出的论文俯拾即是，而我们只是就事论事，不必举例了。

这种做法实在欠妥。语言是一个系统，而求证某一系统内部的问题应当主要依赖该系统内部的证据。情理、义理等属于语言系统外部。王力先生说：“古人已经死了，我们只能通过他的语言去了解他的思想；我们不能反过来，先主观地认为他必然有这种思想，从而引出结论说，他既然有这种思想，他这一句话也只能作这种解释了。后一种做法有陷于主观臆测的危险。”孙玉文教授对我说：“你觉得孔子应当怎样说是一回事，孔子实际上说了什么是另一回事。词句考释是求证后者，和前者没有必然关系。”况且，依据孔子思想认定孔子只能如是说，再根据孔子如是说来论证孔子思想，这不是循环论证吗？

“最是文人不自由。”其实，每一语法位置上能够出现的词也是不自由的，有限的。比如，如果你觉得“学而时习之”的“习”不对，要换成另一个字，这个字必须是可以出现在这个语法位置上的；而研究者想要换的字词本身的数量也极有限（如须与被换字词形近、音近），而且这些字必须符合研究者的预设（崇拜孔子者选择有利孔子的字词，贬斥孔子者选择不利孔子的字词）；三个低概率相乘，得数几乎为零。因此，如果某句话经过全面论证在当时语言中文从字顺，还要置换字词，是不大可能成功的。据说，《泰伯》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八种读法，这实际上是通过改变句子结构而改变分布。我已证明，只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当时语言中文从字顺，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读法在当时语言中都说不通。可见，经典不是泥人张手里的泥巴，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简言之，正确的结论一般情况下只有一个，“两读皆可通”、“数读皆可通”一般不会存在。

还有一点，这种论证大多数情况下是与“分布”的考察相矛盾的；即使好几位学者都用这法子来求证，所得结果一般也不会一样。正如王力先生所说：“十位学者隔离起来，分头研究同一篇比较难懂的古典文章，可能得到十种不同的结果。”而采用考察分布的方法来进行词语论证，十位学者却会得到一个结果。这是符合科学研究的可重复可验证原理的。

以“最博最精”著称的清代高邮王氏父子，虽然有时也基于情理论证（如《雍也》“雍也可使南面”，说“南面”是卿大夫），但古人心里是有一杆秤的。比如，历来认为是高邮王氏的名篇或称代表作的，都是符合分布原理的，例如释《诗经·终风》“终风且暴”：

《终风篇》：“终风且暴。”《毛诗》曰：“终日风为终风。”《韩诗》曰：“终风，西风也。”此皆缘词生训，非经文本义。“终”犹“既”也，言既风且暴也。……《燕燕》曰：“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北门》曰：“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小雅·伐木》曰：“神之听之，终和且平。”（《商颂·那》曰：“既和且平”）《甫田》曰：“禾易长亩，终善且有。”《正月》曰：“终其永怀，又窘阴雨。”“终”字皆当训为“既”。

人们赞颂王氏考据的精湛，十有八九是举他们的这一篇。这例考证，通过好些类似句子，总结出“终～且～”格式；在这一格式中，“终”的类似于“既”的意义得以凸显。笔者总结为“书证归纳格式，格式凸显意义”。这是典型的考察“词在特定句子中的上下文条件”，也即考察分布，不过王氏习焉不察罢了。

赵纪彬《论语新探》读《卫灵公》“有教无类”为“域教无类”，说是限制教育的意思。我们在《左传》等书中找到十几个“有～无～”的句子（包括至今仍常用的成语“有备无患”），证明赵说无据，而杨伯峻先生所译“人人我都教育，没有（贫富、地域等等）区别”则大致是正确的。

既然古人心里的那杆秤是符合分布原理的，我们就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能相反！

杨树达先生反对“拔萝卜”一类做法，他把王氏释“终风且暴”的做法称为“审句例”，大力提倡：

前人于训诂之学有一大病焉，则不审句例是也。大言之，一国之文字，必有一国之句例；小言之，一书之文字，必有一书之句例。然古人于此绝不留意，但随本文加以训诂，其于通例相合与否不之顾也。故往往郢书燕说，违失其真，至可惜也！王氏说经乃始注意及此，故往往据全书通例以说明一句之义，故往往泰山不移。

拔萝卜等做法不顾“通例”，即不顾语法规律，也即不举类似书证，仅仅根据这一句（本文）加以发挥，所以“郢书燕说，违失其真”，也即所谓“国人之大病在囫囵，在含混”；而王氏注重通例，多举类似书证，故能“泰山不移”。

如果读者加以注意，我举的一百六十余例《考证》，大多采用王氏释“终风且暴”的方法。

上文说过，每个词都有独属自己而区别于其他词的独一无二的标志。但是“樱桃好吃树难栽”，以王念孙的“最博最精”与呕心沥血，其《读书杂志》还须在八十多岁才刊出，则古人及近人要模仿王氏的“审句例”而成此皇皇巨著，几乎不可能。当年杨伯峻先生撰作《论语译注》时，是不具备这一条件的；但今日已是E时代，利用电脑及其软件，海量例句，转瞬即到眼前——以前不可能做到的事，今日已经成为可能。即便如此，工作量仍如此浩大！

是的，搜寻例句的工作量大大减少了，但例句还须一个个辨析。笔者从2004年春着手研究，到2016年春出版，十二年冷板凳就这样坐过去了！如果不借助电脑及其软件，则不知需要多少年！

曾经有人看了我的书稿说，你的一百多例考证除少数之外，都只是论证以往注释《论语》各家孰正孰误，而没有独出机杼，提出新解，这是创新性严重不足！

对此我不敢苟同。我们考释古代词句，不是为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正确理解书中词句的原意。假如能够确证以往各家解释中，有一家的解释符合当时语言的实际，那么就意味着其他各家的解释一定不对；同时，也就意味着如果试图独辟蹊径作出新解，也一定会失败。上文所说正确结论一般只有一个，就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古代注家（尤其是汉晋的早期注家）的结论中往往总有一个是符合当时语言实际的，因而无需推翻众解，独出机杼。

上文提到了科学研究的可重复可验证原理，而这一原理正是建立在正确结论的排他性、唯一性基础之上的。这原来不成其为问题，本该如此嘛！但对于以十位学者十种结论为常态的人来说，你缺乏石破天惊的结论，而仅仅论证以往各家孰正孰误，就是缺乏创新。对此，“吾末如之何也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