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我的写作史

教师之友网

我的写作史

（《华文文学》2016年第3期重磅推出此文，也是该刊有史以来最长的单篇的文章）

刘再复

目录

（一）写作的五个向度   
（二）“我注鲁迅”和“鲁迅注我”的幼稚开端   
（三）人性真实的第一次呼唤   
（四）主体飞扬与超越惹起了纷争   
（五）为了现实对话的传统批判   
（六）走出共犯结构和中西文学的宏观比较   
（七）第二人生的自救性写作
（八）告别革命两边不讨好
（九）返回古典与梦醉红楼   
（十）两座地狱之门的发现   
（十一）捍卫个人五四和拒绝孔子还乡   
（十二）人性真实的第二次呼唤   
（十三）历史长河中的15种思想颗粒   
（十四）最后的觉悟：无目的写作

  
（一）写作的五个向度

柳鸣九先生主编的“思想者自述史”丛书，邀约我加入。答应之后，我才发现“自述”的条件并不成熟。因为通常“自述史”，总是回避不了“生平史”，尤其是生平史中的关键性事件，例如我就回避不了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那个举世皆知的事件。在那个大事件中，我经历过回国（从美国回到中国）、参与（尽管是被动参与）、逃离（经香港又逃亡到美国）、漂泊（到了四十多个国家）、反思、回归。这段经历，涉及到很具体的历史场景、历史人物和自身的许多感受，甚至涉及到今天我对那个事件的理性评价。对于这一切，“自述”起来并不费力，而且一点也不会渗假，但是，对于这一事件的公开讲述，国内还处于“悬搁”时期，报刊及出版部门还未能提供充分讲述的平台。我能理解这种局面，也不想挑战这种局面。因此，只能放下“生平史自述”的念头。可是，我已经答应柳鸣九先生这位勤奋而严谨的著名学者，许诺总得兑现，“债”还是得还。于是，我就把“自述史”分解为“生平史”、“思想史”、“人格史”、“情感史”、“写作史”等五种，先完成“写作史”以还债。其他各史留待以后再说。
我的著述，也可称为“中文写作”。由于我从小形成“黎明即起”、从不恋床的习惯，所以至今还是一早就进入读书写作的状态。长此以往，这种习惯便产生很大的力量并且产生很多“成果”。时至今日，我的中文著作已出版124种。这124种之中，包括再版本，增补本、选编本，而其原著，包括学术著作和散文集，也有50多种。这是书籍，还有一些文章，如《论文学主体性》，虽然产生广泛影响，但尚未独立成书，只是收进某个论文集中。我的著述（写作）一直在五个维度上进行。这五个维度是：
（1）文学研究：这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精神生活的重心。此维度下可分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著作有《性格组合论》、《论文学主体性》、《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论中国文学》、《现代文学诸子论》、《什么是文学——文学常识22种》等，还有一部与林岗合著的《罪与文学》，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文学史讲述，但也可以算是文学理论著作。文学批评主要是指现当代文学批评，这方面的书籍与文章有《高行健论》、《高行健引论》、《莫言了不起》和《論中国文学》等。
（2）经典阐释：我在最近十五年所写的《红楼四书》（包括《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30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与《贾宝玉论》，被许多朋友称作“红学研究”，但我自己却称之为“悟性阅读”与“经典阐释”。《红楼四书》之后所写的《双典批判》，算是文化批判，但也可以说是对《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这两部文学经典的重新阐释。
（3）人文探索：作为人文学者，我在文学研究的同时，进行一些人文思考与人文写作。这方面的作品有《传统与中国人》、《思想者十八题》、《教育论语》、《告别革命》等。
（4）思想讲述：我不喜欢说自己是“文人”，而喜欢自称“思想者”。因为思想者才是我的本质。我的人生总是处于“思想”中。思想可形成学术著作，也可随感随发，从心所欲。我接受许多报刊的采访，其采访录都是思想讲述，赤裸裸的思想，没有文采，也没有结构与体系。我写了2000多条悟语，接近随想录，也是思想速写。《人论二十五种》和其他一些篇章，其实也是重在思想表述。
（5）散文写作：一手写论文，一手写散文，是我的基本写作方式。后者包括散文与散文诗。二〇一四年北京三联出版社出齐了“刘再复散文精编”十卷（由白烨主持，叶鸿基协助），包括《师友纪事》、《人性诸相》、《世界游思》、《槛外评说》、《漂泊心绪》、《八方序跋》、《两地书写》、《天涯悟语》、《散文诗华》、《审美笔记》。这十部是选本。虽然基于各种原因，有些重要散文篇目，不能入选（如《人论25种》，仅选了其中七种），但还是可以反映我的散文写作的大体风貌。

（二）“我注鲁迅”和“鲁迅注我”的幼稚开端

我的写作史自述，准备从上述五个维度分别进行。划分为五项，只是为了叙述的清晰与方便，实际上，五个维度互相交叉，很难割裂。例如“红楼四书”，列为“经典阐释”，但也是“文学批评”。而《人论25种》，既是散文写作，又是文化批判。除此之外，我的自述开端所讲述的“鲁迅研究”，更是兼有多个维度。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也是我著述的出发点。鲁迅研究，既是文学研究，又是人文思考。我所以选择鲁迅作为著述的第一个对象，一是时代原因，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什么书都不许读，只可以读马列、毛泽东的书，还有就是可以读鲁迅与《红楼梦》。当时毛泽东属于“至圣”，鲁迅则属“亚圣”。无论对毛泽东作怎样的历史评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确实是一个天才。他对文学拥有一种常人包括许多领袖人物难以企及的高级感觉（不是一般感觉，更不是低级感觉）。他特别喜欢鲁迅与《红楼梦》，而推崇这两种书籍正是高级感觉的表现。毫无疑问，《红楼梦》是古代文学的精华，鲁迅是现代文学的精华。我和我的同一代人，被限制阅读，结果反而集中时间阅读《红楼梦》与鲁迅，这是不幸，也是有幸。文化大革命十年，鲁迅被“神化”与“圣化”，几乎从“人”变成“非人”（变成打人的棍棒），变成“历史的傀儡”。这是鲁迅的悲剧，但对于我，这个悲剧反而变成机遇。它让我可以公开地一篇一篇地阅读，有的篇目读了几十遍、上百遍。最后鲁迅的著作成为我的血脉与灵魂的一部分。除了时代原因之外，还有个人原因。我个人天生喜欢思想，在喜爱文学的背后是酷爱思想。我读书的重心是读“思想”，并非读“文采”。这种天生喜好，使我对“思想”有一种特别的敏感。我常对朋友开玩笑地说，我脑子里的胶汁总是黏不住数字和物理公式，却特别能胶住思想。你们如果嘲笑我为“思想的蜘蛛”，我不会生气。因为我确实张开着一张神经的大网，随时捕捉精彩的思想。而鲁迅正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者，鲁迅与其他现代作家最根本的区别，正是他拥有深刻的思想。所以我读鲁迅，从一开始就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包括鲁迅的杂文，我也总是读得津津有味，因为杂文里充满思想。
由于上述的两个原因。一九七三年我们从五七干校（社会科学院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干校在河南信阳）返回北京之后，我便与隶属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所”的研究员金秋鹏商定共同研究“鲁迅与自然科学”这个题目。金秋鹏（已故）是泉州人，既是我的同乡，又是我的好友。当时他也厌倦了“大革命”，无所事事，觉得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一说起共同研究鲁迅，他就满口答应。从一九七四年开始，我们就进入阅读、讨论，把鲁迅的《说钼》、《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文言文论著，一句一句地翻译成白话文，认真至极。中午十二时左右，我们会一起去买两角钱的猪肉，然后回来做面汤吃，午睡后又会自觉地进行讨论和写作。我对自然科学比较陌生，得仰仗秋鹏兄，而对于鲁迅，我当然比较熟悉，笔头也比他轻快。所以讨论完毕就由我执笔。那时，我们觉得对于鲁迅的生物学观念该作怎样的评价没有把握，于是就商定请汪子春兄（他在科学史研究所工作）写一篇“鲁迅与生物进化论”，所以全书的署名是“刘再复、金秋鹏、汪子春”。此书出版于一九七六年底，那时，“四人帮”刚刚垮台，我和金秋鹏完全沉浸于狂喜之中，国家政治胜利的亢奋完全压倒个人写作的喜悦。该书的责任编辑（科学出版社）王玉生兄，心情也是如此。他说《鲁迅与自然科学》这个题目与政治无关，反正早晚会出版，我们先好好庆祝“打倒四人帮”再说。那个瞬间是我人生最开心开怀的时期。我从来没有因为国家发生一件事，像“打倒四人帮”这样，高兴得这么狂热，这么真诚，这么久。记得宣布四人帮垮台的第二天，我和金秋鹏一起上街，把身上所有的零钱都掏出来，买了四只螃蟹（那时北京都称“四人帮”为四螃蟹）回来煮了吃。好几年没有尝到螃蟹味，这一次可得好好享受一下，吃了不仅可以解馋，还可以解恨。秋鹏是烹调的好手，他找到一个小锅，还找到几片生姜，边煮边哼着小调。过了一刻钟，他喊一声“行了”，让我过去观赏揭开锅盖的重要时刻，走到锅边，他却大叫起来：“糟糕，四只全是烂货，臭极了！”，我一看，锅里的水还沸腾着，只见四个螃蟹空壳浮在水面，肉全散了，只见汤水，而且真的很臭。具有自然科学脑袋的秋鹏兄立即解释道：“这些螃蟹在仓库里冷冻得太久，被当作宝贝好多年，其实全是烂货。”我们又大笑一阵。笑比吃更开心。大约过了两个月，王玉生兄送来《鲁迅与自然科学》的样本。我们立即送给周建人和李何林。周建人是鲁迅的弟弟。他身为人大副委员长，但非常谦和。我们第一次到他家是请求把他的“鲁迅和自然科学”一文作为我们书的代序，他欣然答应。此次是第二回，给他送书，他很高兴，表扬我和秋鹏好学用功。那时候能出一本书很不容易，所以周老很郑重地夸奖了我们。
拜访了周建人之后，我们又问好了地址，把书寄给李何林先生。当时他是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主任，我们心目中的鲁迅研究权威。过了几天，就收到李何林先生的信，写得很工整，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开拓了鲁迅研究的新领域。”这一评价使我和秋鹏高兴了好几天。
这本书出版后，我和秋鹏常在一起谈论它。我们觉得，通过这本书的写作，还是抓住了一些时间，文革十年，全是荒诞又荒疏的岁月，能保住一点生命时间，又免于多唱革命高调，这是值得欣慰的。但也遗憾，在“文革”后期那种病态的社会氛围里写作，不可能进入真问题。“鲁迅与自然科学”应当进入的真问题应是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儒学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是正作用还是负作用？是科技发展的动力还是阻力？鲁迅对中医那样反感与嘲讽是对还是不对？等等。秋鹏兄还来不及完成思考就去世了。我为此伤感了很久，而且写了悼诗。他走了，我只能在美国落基山下独自思索。在思考中，我阅读了儒家著作，觉得“儒学”本身是个庞大系统。它可分为“三期”还是可分为“四期”，至今还有争论。“三期”论者认为儒学可分为先秦原典、宋明理（心）学和新儒学三段；“四期”论者，则认为在先秦原典与宋明理学之间还有一期，即汉代儒学。其代表人物董仲舒把“天人合一”的思路推向极致，并不利于科学发展。我不否认董仲舒的贡献。他把儒家的“仁义”等基本理论与阴阳家的五行宇宙论结合起来，为儒家的政治理念和伦理规范提供了一个“宇宙图式”的基石，使“天人合一”的思想更加具体化和现实化，确实给中国的主流文化多了一个上苍支撑点。但是，董仲舒的思想重心是用这种五行宇宙论来制约君主的专制权力和社会的统治秩序，并不考虑“天”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他的这一套理论虽然能促进人们去把握天与人、自然与社会、身体与精神的整体关系（包括生态平衡等），但无法引导人们把“天”即把大自然、大宇宙作为独立的权利主体而进行探索与研究。其结果，是使中国的“自然科学”迟迟不能成为独立的科学体系，反而产生了许多貌似科学的伪理论，例如“风水学”、“占卜学”等等，因此，不能说儒学就是科学的动力。然而，我们在《鲁迅与自然科学》中笼统地说，“儒学就是科学的死敌”，也不对。所谓“死敌”，乃是七十年代流行的政治术语，我们搬用到《鲁迅与自然科学》书中，显然不妥。文革十年以及它的前前后后，政治话语取代一切，包括取代文学话语、科学话语、哲学话语。在此社会风气下，我们也成了“风气中人”。
《鲁迅与自然科学》出版之后的几年里，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拨乱反正”大事，都让我衷心高兴。我的自由天性和国家的前进步伐在这一历史阶段完全同一节奏，因此我的精神一直处于高度亢奋中。尽管“亢奋”中更多的是情感与情绪，但我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已开始了一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我敬佩和感谢邓小平与胡耀邦，从内心深处响应他们的一切改革呼唤。我私下一直在想：邓小平宣布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民族生活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变到经济建设，此事太大太重要了。为了实现这种转变，本来是需要战争的，但中国没有战争。自上而下、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动就这样和平地实现了！真了不起！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总是狂喜，亢奋，坐不住，睡不着，总是想叫喊，想作贡献。或写散文诗，或写论文，都是叫喊。我要充当时代的“弄潮儿”，要追随邓小平胡耀邦的伟大改革事业。于是，在七十年代末（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九年），我便开始写作《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而且刻意要让“我注鲁迅”变成“鲁迅注我”，即让“鲁迅助我开生面”。当时，我最想改变的是文学批评的“政治标准”。我从小就热爱文学，也深知文学的本性与政治的本性格格不入。我经常讲，文学“超越功利”，而政治却是“充分功利”。任何政治，包括民主政治，都不能改变政治的基本性质，那就是权力的角逐与利益的平衡。如果把政治标准当作文学批评的第一标准，那就等于把浅近的社会功利要求当作文学的第一要求，这就会把文学变成非文学，把诗变成非诗。那么，该树立什么样的新批评标准呢？那时，我认为应当树立“真、善、美”的标准，但是，如果直接论说用“真善美”的标准取代政治标准，那根本行不通。论说也根本无法发表，即使发表了，也一定会遭受批判。所以便想到应当“挟鲁迅以令诸侯”，让“鲁迅註我新思考”。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鲁迅的“亚圣”形象还在。“亚圣”的话语仍然带有极大的权威性。正好，我发现鲁迅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花边文学·批评家的批评家》）发现这句话时，我高兴得跳起来，并且认定，这三个“圈”正是鲁迅“圈”认定的文学批评标准。他随心信口说出的三个“圈”，正好有“真”（真实），有“美”，还有“善”。“前进”，便是广义的善。那个瞬间，我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人文发现”，发现文学批评的标准就应当是这三个“圈”。于是，我便抓住这三个圈，并用“三圈”结构全书，把全书分为“真实论”、“功利论”、“美感论”等上、中、下三篇。当时我已质疑“不破不立”的思想，认定相反的命题才对，必须先立才能破。所以我便立“真善美”以破“政治第一”。于是《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也以“艺术批评的真善美标准”作结。书稿接近尾声时，我把“关于艺术批评的真善美标准”单独抽出，投给《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此文刊登后两年，该杂志举办首届“青年科学论文奖”，五位老学者便分别写出推荐评语，共同推荐我的论文荣获一等奖，并让我在颁奖仪式上说了几句话。这五位推荐人是季羡林、周振甫、王瑶、郭预衡、金维诺。出于好奇，我向《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提出要求，“想看看五位老先生的评语”，编辑部竟然“违章”地让我看了看，并让我复印下来。这五份评语，写得虽然都属激励科学青年的溢美之辞，但我还是衷心高兴，并暗下决心，决不辜负他们的提携，一定要更开放、更勇敢、更扎实地研究。
这五位老先生的评语，除了评价我的文章之外，还涉及到那个时代价值标准的变化以及知识分子的心态，老先生们显然谨慎地支持我的求索，但很谨慎，很微妙：

王瑶先生的推荐语：

“论文艺批评的美学标准”一文就文艺作品的真善美的统一论，不仅符合文艺本身的规律，对纠正文艺批评中各种片面性的倾向也有现实意义。论点鲜明，论证过程亦属谨严，文中多援引鲁迅著作为据，就学术界关于鲁迅文艺思想的研究来说，亦有新的进展。唯作者所阐述者在社会主义文艺批评之标准，鲁迅关于文艺批评之论述较为零碎，就文中整体立论而言，是否与鲁迅观点十分契合，似尚须加以论证。

季羡林先生的推荐语：

这是一篇比较好的论文。论证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是真、善、美的统一综合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功利标准，看艺术品是否有益于人类进步的实用价值。现在国内外有不少人提倡花样翻新的现代派，其中有一些故弄，让读者堕入五里雾中，以此自炫。读者连看懂都做不到，还谈什么实用价值？我看，连作者自己也看不懂，只是英雄欺人而已。我认为，衡量一件艺术品，一个文艺作品，首先看它有没有促进人们向上，促进社会前进的作风。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无用的废物。有一些作品能陶冶人的性灵，给人以美的享受，这也是一种实用价值。

周振甫先生的推荐语：

论文艺批评的美学标准
这篇讲美学标准讲得比较全面，尤其讲美感标准，从形象性、情感性、独创性来讲，从理论到例证都很充分，有说服力。似可入选

郭预衡先生的推荐语：

《论文艺批评的美学标准》所论者是个难度较大的问题。所提三个标准，能够言之成理；对于鲁迅的观点，也能有所发挥。但也许因为本文只是《鲁迅美学思想论稿》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对于鲁迅的观点也就未能全面涉及。
还有，讲文艺批评的标准，全文引了中外的一些看法，却未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点，似是有意不提。其实，在当前写这样的理论文章，这是不能回避的。

金维诺先生的推荐语：

《论文艺批评的美学标准》是对鲁迅美学思想的一个方面进行探索，作者环绕鲁迅在文艺评论上的见解，综合论述了文艺批评的美学标准，材料收集丰富，论述严谨，反映了作者在研究上的功力。
该文发表于80年，当时对于批判四人帮在文艺中造成的危害，显然也是有利的。

《鲁迅美学思想论稿》由刚创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杨铁婴，极为认真，逐字逐句地“把关”。他自己累倒，把我也累倒。出书时，当时的出版社总编辑、社科院院长马洪的夫人陈伯林大姐非常高兴。她特地接见了我，说这是刚创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的第一本书，是她主持的出版社出的书，除此之外，她还说，也想看看社科院的“才子”刘再复是什么样的。她的诚恳态度让我深受感动，我一连叫了她几声“陈大姐”。1991年我出国后到夏威夷大学参加学术讨论会，她和马洪院长（已退休）还特别让他们的儿子到会场找我，他们的儿子说，我爸妈特别挂念你，嘱我要和你一起照张相片寄给他们看看。听到这话，我差点落泪。我知道马洪院长和伯林大姐是多么有见识又是多么善良的共产党人，但不知道我的漂泊是辜负他们还是敬重他们？
《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正式出版，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该年第六期发表了《论文艺批评的美学标准》。此书此文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当时的《文汇报》、《光明日报》及中新社都作为新闻加以报道。几则新闻中我最满意的是上海《文汇报》在12月18日以“文艺批评标准应是真、善、美统一”为题，对我的论文与论稿作了相当准确的概述。尽管“新闻稿”不长，但很实在，我一直保存着。《文汇报》的“报道”全文如下：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是四十年代以来，我国文艺批评的通用标准。以这两个标准估量文艺的价值，究竟是否符合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一九八〇年第六期《中国社会科学》刊登刘再复《论文学批评的美学标准》一文，对几十年来所形成的文艺批评体系，提出了异议。
文章认为：“艺术批评作为一种审美判断，应在美学范围内进行，不应质变为政治评论”。作者主张：社会主义文艺批评的美学标准应当包括三个方面：“（1）艺术批评应当在美学的范围内进行；（2）真实标准应当成为估量艺术价值的一个独立标准；（3）艺术真实应当是现象形态的细节真实与典型形态的本质真实的统一，批评家既不应当用本质真实的要求来否定细节真实的价值，也不应当满足于细节真实而放弃对典型形态的真实的美学要求。
关于社会功利标准，文章认为，艺术追求的社会功利价值应当包括三个方面：“1、有助于人类与恶势力进行斗争，推动社会改革的实践活动。2、有助于提高人类征服自然和增进社会文明。3、有助于陶冶人的灵魂，丰富人和社会的精神生活，提高人类自身的尊严感和精神境界及道德素养”。文章特别强调：“激发人的崇高精神，唤起人的尊严感，确实是最基本的价值。文学艺术的特殊使命正在于此。”
关于美感标准，文章认为，艺术创作是生产“美”的过程。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就是美感的规律。作者提出：“在艺术美感多元的特征中，最根本的有两点：（1）具体形象性；（2）情感性。作者还提出：艺术美的创造，还要求更大限度的自由和独创性。”“美的享受”本身也是艺术的一种价值。艺术的一种目的。必须承认美学价值的独立性。文章最后指出，真、善、美三个标准，既有区别又是紧密联系的。

（1980年12月18日《文汇报》）

读了这一篇自称“文艺动态”的新闻稿，我特别高兴。因为除了准确地概说我的论点之外，它还特别把我的论说放在当时的具体历史语境下进行介绍。我的《鲁迅美学思想论稿》确实具有很强的历史针对性，针对的是四十多年来通行的文学批评标准，即“政治标准第一”的偏颇。倘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便是“大逆不道”，“大毒草”，但《文汇报》却把文章作为“鲜花”报道给全国。《文汇报》能够理解我的论述指向，帮助我质疑流行的政治标准，也帮助我确立新的批评标准，使我感到在祖国南方最大的城市里有我的知音。
《鲁迅美学思想论稿》的出版，为我赢得了最初的名声，但我很快就对它不满意。八十年代里，我觉得自己每天都在“爆炸”，都在“突飞猛进”，都在“天天向上”，对于自己的作品，出版不久，就想告别，就想修正，就想补充。大约此书出版3年之后，我就觉得应当写一部新的“鲁迅文学论”或“鲁迅美学论”。在新论中我的写作方式，将不会是阐释性的（阐释鲁迅的权威性思想），而会是“讨论性”的。对于文学的“功利论”，我还会进一步“广义化”，只承认“善”即有益于人类的生存延续。也会进一步发挥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这个大命题。（所谓合目的性也只是合人类的生存延续）。与此同时，我会对鲁迅“拿来”普列汉诺夫的那些功利论进行更多的商榷。甚至扬弃“功利论”。一九九一年我出国之后第三年，到日本参加东京大学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学术活动时，作了《鲁迅研究的自我批判》的学术演讲。讲话中我作了三点自我反省：（1）鲁迅的偶像化：丢失与鲁迅的对话能力和提出质疑能力；（2）瞿秋白“两段论”模式的影响：忽视鲁迅的“内在悖论”；（3）“三家”整合观念的影响：拔高鲁迅“革命家”形象，缺乏对鲁迅本质化界定的警惕。所谓“三家”，即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我当时希望能给鲁迅摘掉“革命家”的帽子。
此次在日本第一大学郑重地作自我反省，是为了真正地告别神化与圣化鲁迅的思潮，也想把自己的鲁迅研究真正从讴歌式和注解式的书写转向对话式和质疑式的探讨。既不“我註鲁迅”，也不“鲁迅註我”；既不把鲁迅当作“亚圣”，也不把鲁迅当作“傀儡”。只想以真实的态度对待真实的鲁迅。因此，在讲演中，我郑重地讲述自己的研究弱点，并以《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为例如是说：

鲁迅的偶像化在我的研究中带来另一个问题，是把鲁迅的思想当成战斗的工具以对抗其他权威，也就是在对某种绝对价值尺度提出批评的时候又把鲁迅的思想当成绝对价值尺度，缺乏对鲁迅思想自身局限的发现和认识。例如《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以真、善、美三者作为全书的上、中、下三篇的精神支撑点，又以鲁迅关于艺术真实、社会功利和审美特点相结合的标准以取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评价尺度，这对我国文学艺术从狭隘的政治牢笼里摆脱出来是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鲁迅美学思想本身也被当时的时代潮流所影响，本身也带有决定论和独断论的偏颇。例如，确认文学艺术可以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翼的观念，文学艺术无法超越时代与阶级的观念，绝对排斥“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等等，都是值得质疑的。又如，鲁迅后期热情地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我在《论稿》中评价他的译介时就没有扬弃普列汉诺夫在美学思想中的机械论，也没有注意到鲁迅接受时的缺陷。

把鲁迅偶像化的弱点，不仅反映在《鲁迅与自然科学》与《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中，也反映在与林非先生合著的《鲁迅传》中。
《鲁迅传》的写作，林非先生和我都比较注意描述的文学色彩，以增加传记的可读性。也希望能够有别于当时的几部鲁迅传，尽可能还原鲁迅作为“人”的世间性与妥协性。所以在我执笔的部分中，特别设置了“初婚”一章（林非先生也极力支持），即叙述鲁迅和他的第一任妻子朱安的婚姻状况。这在八十年代初也算是一种“突破”。我在《传》中如此写道：

鲁迅二十六岁那年，他还在日本留学，一个关于鲁迅与日本女人结婚的谣言，传到绍兴。鲁迅的母亲周老太太吓坏了，便匆忙地决定鲁迅的婚事。新娘朱安，出身在绍兴城内的一个富裕人家，是鲁迅叔祖母玉田夫人兰太太的同族。她裹着小脚，身材矮小，不识字，但心地善良，性情温和。鲁迅同情母亲的寡居生活，他想，“母亲需要有个人陪伴，就随她去吧！”鲁迅妥协了，回国按旧式婚礼完了婚。此后几十年岁月中，他同朱安都保持形式上的夫妻关系，没有爱，没有恨，没有欢乐，没有争吵。一九一九年，鲁迅三十九岁，才将母亲和朱安接到北京同住。他们各住一间房子。一年四季，他们之间仅有的联系是固定的。清晨，朱安喊鲁迅起床，鲁迅淡淡“噢”了一声。到了吃饭时间，又是一声招呼和一声轻轻的回应。晚上朱安睡得早，睡之前来到鲁迅房前关照一下：“门关不关？”鲁迅也照样是一声简单的回答。鲁迅对朱安没有爱情，但对她的人格是尊重的。鲁迅与许广平同居后，仍然一直供着她的生活。朱安对鲁迅也一直怀着深厚的情意。鲁迅逝世后，她继续陪在鲁迅母亲身边。老人逝世后，她对鲁迅的友人许寿棠说：“我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

对鲁迅“初婚”的这一节描述，在当时成了新闻，香港《文汇报》（1981.9.22）《大公报》均以“鲁迅初婚的首次披露”为题作了报道。国内的《文汇报》和《中国青年报》也报了《鲁迅传》的出版消息。我特别高兴的是收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钱谷融教授的祝贺信，他在信中特别称赞我敢于书写鲁迅的“初婚”一章。
尽管《鲁迅传》有所“突破”，但是整部传记的基调还是以热烈的讴歌代替了冷静的描述。在歌吟鲁迅的战士性格时还是回避了他主张“党同伐异”、“一个也不宽恕”等偏激思维。鲁迅对中医、对梅兰芳、对李四光的嘲弄，我并不赞成，但传记中也未能体现。很明显，太“为尊者讳”了！
在东京大学进行自我反省之后，我虽然不再研究鲁迅，也告别圣化鲁迅的思路，但仍然觉得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他对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确实无人可比。我虽然反省了以往过分重视他的“革命家”形象，但仍然认为，鲁迅无愧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所以，当夏志清先生贬抑鲁迅时，我仍然承受不了，不得不和他进行一场认真的争辩，尽管我也很敬重他。

（三）人性真实的第一次呼唤

《鲁迅美学思想论稿》和《鲁迅传》交稿之后，我和中国文学界迎来了一九八一年。这一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党中央出面要隆重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年初，兼任文学所副所长的陈荒煤通知我到文联借租的民族文化馆开始为周扬起草“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主题报告”。他告诉我，在九月的纪念大会上，将由胡耀邦代表党中央作简短的报告，而由周扬代表文艺界（文联与作协）作主题报告。他还说，“中央特别成立了纪念鲁迅一百周年活动的筹备委员会，由邓颖超同志担任组长。你也是一个筹备委员”。陈荒煤通知我之后的第三天，周扬就“接见”了我。同时被接见的还有文学所的陈荒煤、许觉民和鲁迅研究室的主任王士菁及副主任濮良沛、曾普等人。周扬接见时讲了纪念报告的设想。说此次报告要以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的那句话（我们要建设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为主题。他还宣布，“报告由刘再复同志负责起草，再复同志还可以邀请一名助手。”当时我立即请求让哲学研究所的张琢和我一起起草。他是我的好朋友，又写过《鲁迅的哲学思想》一书，思想特别活泼。过后我又要求增加一位助手帮我们作各种辅助工作，这是鲁迅研究室的张梦阳。他是个“拼命三郎”，极为用功，当时正在编辑1000万字的“鲁迅资料文库”。于是，我们三人便兴冲冲地住进民族饭店将近十个月。这段时间，我亲自感受到围绕报告初稿而争执的具体情境（参见拙作《周扬纪事》），也提高了书写“大报告”的驾驭能力。（报告的每一稿都得由周扬亲自审阅，他的意见对于我的写作能力和思想能力的提高，帮助很大）渡过一九八一，有一个新的强烈的意识在我的脑际中产生。即“从明年开始，我要暂时放下鲁迅，尽管鲁迅很了不起，但我不能让整个人生都陪伴着一个伟人。”八一年最后两个月，我整天想的是以后三年的学术计划。常常想得心潮澎湃，寝食不安，尽管我意识到必须放下鲁迅，但是在《鲁迅美学思想论稿》的写作中，鲁迅的一个文学思想，却仍然紧紧地抓住我。我曾被这一思想所震撼，觉得那才是文学真理。这就是鲁迅在总结《红楼梦》的基本经验时说的：

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与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这段话从根本上启迪了我。“叙好人完全是好，叙坏人完全是坏”，这种单一化、畸形化的传统格局，不正是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界的格局吗？什么“高、大、全”，什么“三突出”，什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不正是传统格局的极端化与病态化吗？这种格局便是“扁平性格”的格局，伪型性格的格局，必须打破这种格局，中国当代文学才有出路。我当时强烈地意识到，当代小说所塑造的英雄，全都带着假面具，全都是假人假性格。真的人物包括真的英雄，一定会有人的弱点，其性格一定是丰富复杂的，其性格运动一定是“双向逆反运动”（参见《性格组合论》），那时，我认定，性格的悖论，人性的真实，才是真理。性格两端（长处与弱点）的二重组合，才是文学的真谛。打破伪型性格论，确立二重组合论，正是天降给我的“使命”。八一年和八二年之交，我个人一直沉浸于这种“发现”的大喜悦之中，在那段日子里，我常常彻夜不眠。以往阅读过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作家笔下的人物一个一个地在我脑海中重新浮起，我和他们展开对话。他们不约而同地告诉我：文学最怕什么？文学最怕把人简单化，最怕把人性简单化了。可是，中国当代的文学犯的正是简单化的致命顽症。除了以前读过的书籍重新回到脑子里，我还借了一大批国外小说，重新进行阅读。八二年上半年，我完全陷入第二次阅读狂热之中（第一次狂热是高中时期），希腊史诗，希腊悲剧，福楼拜，莫泊桑，左拉，雨果，梅里美，狄更斯，屠格涅夫，肖洛霍夫，一本一本地“吞咽”。连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也重新读了一遍。尽管我在中学期间就熟读莎士比亚，但这次阅读，则意识到，马克思所倡导的“莎士比亚化”，其实就是人物内心的宇宙化，也可以说是人物性格的丰富化。（席勒化正相反）。出国多年之后，我阅读赵复三先生（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翻译家）翻译的奥地利学者弗里德里希·希尔所著的《欧洲思想史》，书中如此描述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以千变万化的手法，第一次全面地表现出近代人。他第一次勾划出一种新的“人论”（anthropoloy）。人是含有许多矛盾的生物。他内心的不同方面会轮流觉醒、兴起。正是在这许多领域里的矛盾紧张之中，人才走向自我实现。为充分理解这一点，我们只需要把莎士比亚笔下的人和高乃依、拉辛、卡尔德容的作品相比较，甚至与席勒的作品相比较，就可以看出莎士比亚的人物，性格矛盾复杂得多。在这些人物内心，天堂和地狱时隐时现，互相冲突，才能和邪恶、天资和情欲，由下面来和上面来的引诱，相互作用，以至有时邪恶（如骄傲、野心、贪权、嫉妒），只要有适当条件，能一变而成为人心中行善的动力。换一种场合，人的品德可以邪恶，才能可以变成软弱。莎士比亚的戏剧第一次深刻揭示人的内心世界，像宇宙那样广漠，又像是个混沌的谜。他把荷马但丁笔下，人在地狱中的旅程转变为人在内心的旅程，这种对客观的否定表明在莎士比亚心中没有古代的思想主题，也没有十六世纪新教和属灵派的那种动力。（《欧洲思想史》第460-461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这位名叫“希尔”的奥地利思想史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叙述莎士比亚时，就说明莎氏眼中的人，是一种“矛盾的生物”。这确实是莎士比亚对人的基本认识。我在思索“性格组合论”时并不知道欧洲思想者早已如此看“人”，但知道许多欧洲杰出的作家（包括莎士比亚）正是把人看成“矛盾的生物”，把人的内心看成一个无边的宇宙。我的性格组合论，也可称作“性格矛盾论”和“性格悖论”。从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五年，我全心全意地投入这一课题的写作，觉得自己在哲学著作《矛盾论》之外正在创立“文学矛盾论”。雄心勃勃，热血沸腾，无所畏惧，愈写愈有劲。到了一九八四年春天，我已写出“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等章节，《性格组合论》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于是，我带着“胜利”的心情，把“论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一文投给《文学评论》，仅三天时间，当时的编辑主将之一王行之先生就找了我，说编辑部决定刊用这篇论文，他个人还热情地鼓励我，说了一句让我兴奋了足有三天时间的话：你在文学理论上“突破”了！他使用“突破”这一概念给我极大的鼓舞。因为从八一年年底开始，我日以继夜所思所想的，正是“突破”。突破，突破苏联那一套早已过时的文学理念，突破笼罩我国文坛数十年的僵化教条，突破一切意识形态的愚蠢牢笼。这正是我的内心渴求。一九八四年第三期的《文学评论》，发表了我的“论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朋友们说，这是“平地一声雷”，我自己也为此高兴得进入新的亢奋，并以更大的劲头写下《性格组合论》。
八二、八三、八四、八五，这四年里，我除了抽空写些散文诗之外，整个身心都投入写作这部理论专著。我写，我妻子陈菲亚和我的朋友曲熹光（还有傅菊人先生）帮助誊抄。像打仗，一章一个堡垒，一节一个壕堑，每攻克一个堡垒和跨过一个壕堑，都充满“胜利的喜悦”。这四年中间，我还经历了一件人生的大事，这就是一九八四年十月，我还在武汉开会的时候，文学所的180多名研究人员与行政人员（全所260人）通过无记名投票，选我为研究所所长，（此事留在“生平史”中详述）。经过两三个月的彷徨，我终于在一九八五年年初挑起“所长”重担。但是，即使“重任在身”，我还是埋头写作《性格组合论》。那一年我真的像聂绀弩老人所描述的那样，俨然是个“三头八臂风火轮”（哪吒），白天应付行政工作，晚上则与妻子开夜车。她一边哮喘，一边抄写；我则一边亢奋，一边着笔。在“废寝忘食”的状态下，《性格组合论》终于在一九八五年的夏天完成，并把完整的、将近四十万字的书稿交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郝铭鉴先生。经过将近半年多的审阅和修订（这期间我还专程到上海一回，躲在铭鉴兄为我租好的旅馆里阅读清样），终于在一九八六年七月推出了第一版。出版之后的情况，我曾在“上海，助我思想飞扬的上海”一文中写道：

《性格组合论》刚一出版，人民日报就在第一时间中报道“一抢而空”的消息，这之后，便一版再版，直至第六版，发行量近四十万册，成为一九八六年的十大畅销书，还得了几个主要报刊联合颁发的“金钥匙奖”。对于奖项和外部评语，我历来不在乎，觉得自己不受批判便是凯旋，最重要的是能够发出自己内心真实而自由的声音，但“金钥匙”这一名字实在很美，也很切合我的喜欢打开思想门窗的心灵走向，所以就记住了。
《性格组合论》第一版发行时，郝铭鉴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郑煌等其他负责人，特在上海举行发布会，还要我作个“讲话”。面对一千多个好学的听众，我以最坚定的语言颂扬巴金所作的“忏悔录”（原书名《随想录》）。说明忏悔乃是民族新生的第一步。我们曾共同创造了一个错误的时代（文化大革命），在错误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对这份责任的体认，便是良心。“受蒙蔽”而进入“共犯结构”，没有法律责任，但有良知责任。演讲后我收到几百张字条，其中那些感人的语言除了给我震撼之外还让我感到上海这座伟大城市显然跳动着一颗集体性的伟大的良心。演讲后，我开始签字，队伍排得很长，一些拥到讲台上的性急的年青朋友差些把桌子挤倒。签书半小时后“拥挤”现象愈来愈烈，我坐不住了，郝铭鉴诸兄怕我不“安全”，竟把我“驾走”，匆匆逃离了会场。那一天，我感到八十年代的上海真是一团火，烧得我浑身是热，也烧得我思想更为动荡更为活泼。所以从上海返回北京之后，我便立即撰写《论文学主体性》，一发而不可收了。
一九八六年十月的一天，钱钟书先生急着找我，说他得知《性格组合论》印数已超过三十万，让我要“知止”，说“显学很容易变成俗学，不要再印了”。钱先生一言九鼎，我立即写信给郝铭鉴兄，请上海文艺出版社不要再增印了。出版社尊重我的意见，也就止于第六版。钱先生是个极有智慧的大学者，他深明“知止不殆”（《道德经》）的真理，劝阻我完全是保护我。

《性格组合论》为什么会引起如此的“轰动效应”？许多朋友和我聊过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时代所赐”，因为全国上下都讨厌那些“高大全”的陈词滥调了，时代渴望真实，渴望新的文学观念和新的文学思想产生。尽管人们的评价有所不同，但都承认《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和《性格组合论》是新鲜的书籍，至少在八十年代那个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它是新鲜的思想。然而，我也常常自我反省，那个思想裂变的时节，能让我坐下来好好思索的时间并不多，写得毕竟匆忙。出国之后，我甚至想，如果能让我从从容容再写一部新的《性格组合论》，我至少得进入几个问题：（1）人的性格极为丰富复杂，到底是说“二重组合”好，还是说“多重组合”好？（2）性格组合原理可以覆盖书写人物形象的现实主义作品，但是对于浪漫主义作品，对于荒诞主义作品，这一原理能够适用吗？（3）文学不断在创造，不断在更新，有些小说，例如我的朋友高行健所写的《灵山》，根本就没有人物，更谈不上“性格”。《灵山》以人称取代人物，以心理节奏取代故事情节。性格原理与这样的小说根本无关。因此，需要不需要对性格原理的辐射范围作个界定？（4）《性格组合论》常讲性格中的“善恶矛盾”，却未讲“善善冲突”，而许多悲剧恰恰是善与善的共犯结构，这该怎么解说？在思索的过程中，我认真地阅读对于性格原理的批评，其中，夏中义先生的批评正好和我的反思相互叠合。他在《新潮学案》（上海三联出版）一书中写道：

纵观西方文学人物形态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的历代演化，不难辨出“性格”仅仅是在现实主义鼎盛期才风靡文坛的某种历史现象。假如从巴尔扎克首次推出《欧也妮·葛朗台》这部现实主义经典算起，历经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直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长达80年之久的现实主义黄金时代无疑也是值得“性格”欣慰且珍视的辉煌岁月。因为，在此以前或在此之后，“性格”要么未进入文学史，要么已走下坡路，盛极而衰。这表明：“性格”只是文学人物形态演化史上的精彩一章，而不是永垂古今的不朽典范。不妨略作比较。独领风骚数百年的古典主义人物造型，不论高乃依的熙德（悲剧）还是莫里哀的答尔丢失（喜剧），皆为清一色的类型而非矛盾型的“性格”，因为其形态构成不符合刘氏定式的第一条款：“两极性”。雨果的浪漫主义的“钟楼怪人”倒具备“两极性”，它是“美丑对照”的，即由圣洁天良与丑陋形体整合而成，但仍称不上“性格”，因为在现实主义看来，它未免传奇色彩过浓，斧痕过深，似为两种绝缘体的机械镶嵌，缺乏刘氏定式所强调的内在“整体性”及由人物心灵跌宕所呈现的“深层性”。但考虑到“美丑对照”式的人物造型，毕竟比古典主义类型较接近现实主义“性格”，或者说它犹如阴阳人，既沾着古典主义类型的粉墨，又蕴有现实主义“性格”的因子，故似也可称雨果的人物为“后类型”或“前性格”，但不算真“性格”。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性格”基本无缘，至于现代主义的人物造型，如乔依斯的斯台芬那身心游离的分裂结构更是直接顶撞刘氏定式的，大概只能命名为“非性格”或“反性格”。这样，与上述西方文学思潮的宏观走向相对应，我们似又获得了一份粗线条的微观人物形态演化表，即从类型→前性格→性格→非性格或反性格。

夏中义从文学史的角度说明性格组合原理不带普遍性，它未能覆盖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作品。这些“主义”下的文学，均与“性格”无缘。确乎如此，夏中义的论说显然是正确的。未能说明性格原理的适用范围，确实是《性格组合论》的一个弱点。尽管夏中义的批评相当尖锐，但我认为他的批评是很有水平的人文学术批评。所以我读后立即写了一则短文发表于香港《明报》，赞扬他的《新潮学案》。写作这篇短文并非为了表现自己的“谦虚”姿态，而是觉得他的批评确有道理，与我的反思十分相通。一九八五年是我最繁忙的一年，一方面，我必须履行“所长”的职责，除了日常的所务工作之外，还要准备一九八六年初的“纪念俞平伯先生诞辰85周年、从事文学活动65周年的会议”，另一方面，自己又要用相当多的时间写作《论文学主体性》。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创作领域的作家朋友（如莫言、韩少功等）的思想已经冲破牢笼，我的《性格组合论》各个章节陆续发表，对他们可能有所刺激，而他们的创作也刺激了我。我当时利用“所长”和《文学评论》主编的权力，倡导文学观念的变革，还借我的同学林兴宅之力，把系统论引进我们的变革活动。我知道不能把自然科学的理论硬套入文学理论，但是系统论的一套新的语汇和思维方式，却有利于我们打破僵化的思想模式。凡是有利于打破僵局的，我都想“拿来”试一试。于是，一场方法论变革热也就燃烧起来。（对于文学主体性的思考，并不是方法论的变革，而是基本文学观念的变革。）

（四）主体飞扬与超越惹起了纷争

大约是这一年夏天，我刚把《性格组合论》的稿子送走。程广林告诉我一个重要学术信息，说李泽厚发表了一篇《康德哲学与主体性论纲》，我立即找来阅读，读后真受到了启发，也明白了：所谓主体，乃是指人，人类。主体性便是相对于自然界与外界的人的本质属性。按照康德的说法，人是“目的王国”的成员而非“工具王国”的成员。把这一观念引入文学领域，那就是说，作家是文学目的王国的成员，而不是政治工具王国的成员。而我国的文学艺术，其根本问题恰恰是作家变成了政治工具，作品变成政治意识形态的号筒。就在这一年，《文学评论》评出的最好文章，其内容讲的还是“文学的党性原则”。我当时是文学所所长兼党组书记，怎能不讲党性原则，但是，我认为，作为现实主体，我可以守持党性原则，而作为文学艺术主体，我则可以超越党性原则而讲人性原则与个性原则。完全可以把“世俗角色”与“本真角色”分开。我觉得自己找到了关键点：文学主体性的关键在于文学的超越性，即作家诗人在进行创作时，可以超越现实主体的身份和立场，（共产党员可以超越党性立场）而以艺术主体身份进入文学精神价值创造。唯有这样，才能创作出他人不可替代也不可重复的文学个性。李泽厚讲的主体性，是人类群体的主体性，即人类通过历史实践活动实现人类成为人类的可能性（从自然转化为人的可能性）。而我讲个体主体性，即作家个体超越现实主体（世俗角色）的可能性。因为需要“超越”，需要从“现实主体”跳到“艺术主体”，这就需要作家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我在论说“主体性”时也用较多篇幅讲述主观能动性，并说明作家的内心乃是一个内宇宙，“主观能动”的空间极大，完全可以作一番“天马行空”的事业。构思完成后，我自己觉得逻辑很“严密”，既不反对现实世界的“党性原则”，又可提示作家进入文学创作时应当守持个性原则。
《论文学主体性》大约五万字。我在一个月里写成，但是，连同阅读与思考却用了好几个月。因此，交稿时已是八五年十一月了。接着，《文学评论》分作两期发表（一九八五年第六期和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文学评论》的编辑主任王信和其他几个主将贺兴安、陈骏涛、王行之等，未和我商量，就决然把《论文学主体性》放在“头篇头条”隆重刊出。我虽为《文学评论》主编，但只是挂名而已。实际工作都靠副主编何西来和编辑部的优秀骨干与同事。他们当时的思想极为开放，对于极左派的思想禁锢和思维僵化极为反感。所以他们也举起“文学主体性”的旗帜，勇敢地呐喊。因为变革之心太切，排版时竟然把周扬的文章（刚发现的佚文）放在我的文章之后，因此，八五年第六期的《文学评论》出刊之后，首先回应的并不是“左派理论家”，而是文艺界的领导人冯牧等。冯牧直接给我打电话说：你竟然把自己的文章放在周扬之上，太狂妄了。他不听我解释就把电话挂上了。八七年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新时期文学理论大系》，我作为总主编，和出版社一起邀请文艺界的领导人张光年、陈荒煤、冯牧等参加。冯牧见到我时，仍然满脸冷气，说话带刺。我知道他还在生我的气，完全不给我一点“伸冤”的机会。
《论文学主体性》将会引发不同意见，我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有两点倒是我始料不及，一是它竟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二是竟招惹那么多著名的作家、学者生气甚至愤怒。在这些气愤者中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个：
第一个是丁玲。她在我心目中是一位很杰出的老作家。她的《莎菲女士日记》和《我在霞村的时候》，是我认定的经典。后来虽不喜欢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但仍然尊重她。一九八七年春节，那是《论文学主体性》刚发表后不久而迎来的节日。在此节日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赵忠祥和另一位女主播），举办了一个“各界名人”的茶话会。规模很大，大约是四五十桌，每桌八个人。丁玲就在距离我五六桌的位置上。赵忠祥一桌一桌地介绍与会的嘉宾。先介绍了丁玲那一桌，介绍她的时候，她还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介绍到我的时候，我看到丁玲慢慢地朝着我们的桌子方向走来。没想到，她竟然走到我的身边，满脸严肃地说：“你就是再复同志，很好，你很有才气。但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你讲主体性，那么，作家要不要有自己的立场？讲主体性还要不要立场？”在她走到我身边时，我立即站起来，听完她的提问，我立即明白其问题的意思，就回答说，“作家当然要有立场，但是，他们在现实世界里讲政治立场，而在文学创作时，还是要回到文学立场。”丁玲老太太听了很不高兴，只说了一句“两种立场是分不开的！”然后就掉头走了。
第二个是姚雪垠。他也是我熟悉的老作家。他在《红旗》杂志里发表两篇长文（名曰“商榷文章”），之后又声言这是“用马克思主义重炮”来开打我的“新理论体系的缺口”。关于他对我的批判和我对他的回应，留待“生平史”中再细说，这里从略。姚先生对我的批判本就惹人注意，加上我接受《文汇周刊》记者刘绪源的采访并进行驳难，更使他怒发冲冠。竟然宣布要到法院起诉我。他一宣布，事情就闹得更大。以至变成全国的一大新闻。
第三个是胡绳。一九八七、八八年，胡绳是我所寄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我们个人的私交原本甚好，没想到他却完全反对我的“主体论”。后来我才知道，他批判过舒芜的“主观论”，认定我的“主体论”正是“主观论”的翻版。其实，胡绳并不了解“主体论”。主体是指人，人类。有个体主体性，有人类主体性，有群体主体性。群体中的党派、民族、种族、国家都可以有主体性。我讲的“文学主体性”是个体主体性。就个体的主体结构而言，它既有个人的主观意识部分，也有个人的客观实践部分。人可以是意识主体，也可以是实践主体。主观意识不等于主观主义，客观实践也不等于客观主义。在讲述主观意识时，我强调主观能动性，这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确实相通。但是，这种能动性与战斗精神是作家必须具备的。以“主观”引爆“客观”，这是文学创作的常态。没有主观能动性就无法实现对现实主体、现实时空的超越。当胡绳约我到他家里讨论这个问题时，我认真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让他非常生气。关于这段论争，我在《胡绳纪事》（另名《爱怨交织的往事》）一文中作了一些记载。
胡绳不同意我的“主体论”，但始终认为这是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所以在他家里争辩时，他的第一句就说：“尽管我不赞成给你上纲上线，但我也不同意你的观点。”而给我“上纲上线”、发表在《红旗》（1986年第8期）杂志的陈涌文章《文艺学方法论问题》。此文断言：“提出‘文学主体性’不是枝节问题，也只是个别理论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问题。”也许因为陈涌把问题严重化与政治化，所以引起了香港和海外一些报刊的反弹。直到前两年我到香港科技大学任人文学部的客座教授时，课堂里还有学生问起文学主体性的问题，逼得我不能不又作了如下简要的解释：

二十八年前，即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六年之间，我在理论上尝试超越现实主体，发表了《论文学主体性》。这篇论文的理论重心，就是讲述创作主体的超越性。我的文章具有较强的历史针对性，或者说具有了较强的历史具体性。在我发表这篇文章之前，文学界普遍没有把现实政治与文学创作这两件事分开，相应地，也没有把作家的现实身份与进入创作时的艺术身份分开。实际上，每个作家都具有双重角色和双重主体身份：一种是世俗角色即现实主体，（例如党员、部长、革命战士等），另一种是本真角色即艺术主体（例如诗人、作家、戏剧家等）。在政治现实层面上，你是党员，当然应当讲党性；可是一旦你进入文学创作，则必须讲人性、个性、创造性，也就是说，当进入文学创作时，作家就超越了现实主体，也超越了现实中的党性、纪律性等。我提出这种理念，自然对流行的“文学党性原则”构成挑战。所以论文发表后引起很大的争论，受到很多批评。我欢迎批评，但政治上纲的批评使我无法继续讲清这个问题的各个层面。倘若给我充分讲述的自由，我至少还得讲述主体性之外的“主体间性”（外在关系）和内部主体间性（内在主体的语际关系），而且还得讲述超越性的其他层面……文学主体性就是要充分展示艺术主体的本质属性，即个性、我性、自性等等。总之，实现文学主体性，就是实现他人不可重复、他人不可替代的个性，就是超越党派性、大众性、世俗性而进入审美殿堂。

（引自《文学常识二十二讲》）

《论文学主体性》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之后，我仍然继续思考。一九八八年，我开始收集关于“主体间性”（也称“主体际性”）的各派观念，准备再写一篇“论文学的主体间性”。可是，尚未着笔，我就在一九八九年离开故园走进芝加哥大学。虽然身处异邦异地，但还是牵挂着“主体性”学案，于是，又写了“再论文学主体性”。这篇论文，乃是对《论文学主体性》的补充，也是对国内批评者的一次温和的、学术性的回应。此外，也想让西方学界能了解我在说些什么。因此，论文的第一部分便是“主体性命题的文化背景。”第二部分，我再次阐释主体性的中心乃是超越性，即作家对现实主体、现实视角、现实时空的超越。所以小标题是“主体性的若干范畴和文学的超越性特征”。第三部分的重心也在于此。小标题为：“创造主体性：艺术主体对现实主体的反抗和超越。”
到了海外之后，我才发现，离开中国的语境，继续讲述文学主体性没有多少人关注，除了校园里极少数文学理论研究者之外，根本没有别的人关注。在美国校园语境中，没有论敌，没有听众，没有回响。到了这个时候，才明白我的知音全在中国国内。在极端孤寂中，我甚至认为，“论敌”也是我所需要的。于是，我便放下“文学理论”，进入《漂流手记》的系列散文写作（下文再详述）。在学术上，则把阅读思考的重心转到文学史。因此，从九十年初开始，我就产生一种“未完成”的遗憾：遗憾没有把“文学主体性”的研究课题加以完成，遗憾才刚刚说了一些话就中断了。这种遗憾，直到现在还常常涌上脑际。去年（2014）在苏州大学开了一个“八十年代文学理论讨论会”，刘锋杰教授（经林建法兄转达）邀我参加。我在给刘锋杰先生的信中还念念不忘这个遗憾，信中我说：

“说起八十年代的文论，我总是遗憾。因为那是一个未完成的时代，我自己也是一个未完成。以“论文学的主体性”而言，我才刚讲了“主体性”（刚走了第一步）就中断了。按正常的思想逻辑，第二步还得讲“主体间性”（或称“主体际性”）；第三步（八八年才想成熟）再讲“内在主体间性”。第二步哈本玛斯讲得较充分，但不是在文学范围内进行。而第三步，则完全可能只属于中国学者。因为我们有高行健写出的人称小说《灵山》可作依据。《灵山》的内部主体三坐标（你、我、他）所形成的复杂语际关系，把弗洛伊德的静态内主体（本我、自我、超我）化为动态的主体际性，正好让我们可借此讲些他人未曾说过的理论。可惜我们错过了时间，错过了独创的可能。再如“忏悔意识”，也是刚一提起就烟消云散。此一理念题目好像很老，其实它牵涉到人性的真实与灵魂的真实，也牵涉到作家的“大悲悯”等精神深度。幸而到海外后，我和林岗还合著了《罪与文学》，从而表述了一部分思想。（2014年10月11日）

（五）为了现实对话的传统批判

《性格组合论》出版之后和《论文学主体性》发表之后，我的心态是：“文学理论的变革，我已尽了责任了，接下去，我得从理论热转向文化热了。”于是，从八六年到八七年，我便开始关注文化。那时我对祖国的现代化事业充满热情和期待，觉得文学理论的变革，还不足以表现我满心的热望。只有通过文化批评，才能使自己的人民摆脱因袭的重担。当时我想到，实现“人的现代化”才是当务之急。
光有“心愿”是不行的，重要是落实。于是，我注意到研究所里的年轻才俊林岗。林岗那时还不到三十岁。我担任所长的时候就把他破格提拔为副研究员，（不到三十岁的副研究员，在社会科学院里可能是唯一的）。《光明日报》为此事还特别作了报道。当天，钱钟书先生读了这一则新闻，还特地打了电话给我，说你破格提拔林岗是对的。我所以看中林岗，并不是因为他的出身（他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林若的儿子），而是因为他很有思想。每次和他交谈，无论是谈论中国近代史还是中国古代史，他都有真知灼见。而对于中国的国民性，我们更是有许多共同的想法。他是一个“高干子弟”，但质朴得像一个“农家子”，和我很合得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竟然和我一样，也认为“人的现代化”、“知识分子的现代化”，其关键是构建“独立人格”。我们谈鲁迅，谈现代人文书籍，觉得鲁迅所以写作《阿Q正传》正是痛感中国人太多病态人格，太多奴隶性。有一回我们一起散步，我说：美国任何一个总统，包括里根，绝对发动不了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国家所以能发动起来，就因为我们的“人民群众”缺乏“独立人格”。我记得他回应说，鲁迅批判中国人很喜欢围观，他在一篇杂文中说，如果你吐一口痰，然后自己先站着看，接着一定会有人随之围着看。如果有一个人大叫一声“走了”，其他人也会跟着走散。这种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性格，归根结底是缺乏独立人格。由于心灵相通，我们就商定共同写作一本“批判传统”的书。他说他已写出《论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的一篇论文，我读了之后，觉得“好极了”。文中对“主奴根性”的剖析写得特别精彩。我觉得中国人的病根正是在“主人”与“奴隶”这两个角色里不断互换。当主人时是“兽”，当奴隶时是“羊”。记得当时我对林岗说：文化大革命中总是在两个角色中互换，要么是“看守”，吆喝别人：要么是“囚徒”，任人吆喝。不管充当哪个角色，其实都是他人操纵的“傀儡”和“器具”。换句话说，不管是主人、看守的兽性，还是奴隶、囚犯的羊性，都不是理性，也没有尊严的人性。由于思想的合拍与相通，我们决定共同合著《传统与中国人》。一九八七年我实在太忙，顾此失彼，所以要求林岗多执笔，而我尽可能出些思想，最后，我只执笔总论和附论。商定了之后，两个人就拼命读，拼命写。到了一九八七年底，初稿就完成了。拿着沉甸甸的稿子，我们一起去找三联的社长范用先生。他很快就读完书稿，并选定董秀玉为责任编辑（她很快就被提拔为三联总编）。秀玉因工作太重而病倒住院，我到医院里去看她时，她的病床上还放着《传统与中国人》的稿子。她双手颤颤巍巍地拿着书稿说：我脑子一清楚就看，陆陆续续已读完了，出院后就发稿。看到她满脸病容还在说我们的书稿，真让我感动不已。那个瞬间，我想到：唉，所谓文化事业，不就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又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下来，然后又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印刷出来的事业吗？秀玉真了不起，发烧了，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下来。
半年之后，即一九八八年五月，三联终于正式出版了《传统与中国人》。范用先生亲自作封面设计，封面的左角边是一个阿Q像，它意味着在此书乃是对中国国民性的“继续批判”，承继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传统。出书时，我第二次见了范用先生。本来是想说几句感谢的话，还来不及开口，范老反而一见面就道谢，他说：谢谢你和林岗给我们新书。这些年我们靠“炒冷饭”过日子，你们的书可以让我们吃新饭了。那个瞬间，几句诚挚的话，一直刻在我的心里。从那一刻开始，我们也成了忘年之交。在海外的日子里，他是最关心我的老人，每年都给我寄贺年卡，有时直接寄，有时通过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的刘文良转送。我在《常常想念您，范用先生》和《三联三代皆好友》两篇散文中，略有记述。能和范用这位纯朴、正直、和蔼可亲、有勇有识的人交往，我的人生真增添了许多温暖。现在范老已经逝世，但我心中总是常有他的微笑和勉励。范老，范老，您多么可敬，又多么可爱呵，您的人生才是一本最美丽的书籍！一本让我永远品尝不尽、体会不完的书籍！
漂泊到海外之后，特别是思索的重心“返回古典”之后，大约是因为在海外安静的环境中重新认真阅读故国古代的经典，因此，我从一个故国的“土地崇拜者”变成了一个故国文化的崇拜者。所以对《传统与中国人》的写作基本点（即以“批判”为基本点），有所“反省”，而且从“批判”的基本点转向“开掘”的基本点。当然，我也不放弃“批判”，甚至写了《双典批判》一书，然而，批判对象变了。我批判的是崇尚暴力的《水浒传》和崇尚心机权术的《三国演义》，而对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儒、道、释的深层内涵，则认真开掘了。尤其是对于集三大文化精萃的《红楼梦》，我更是爱入心胸，爱入血脉，爱入骨髓。尽管我和林岗没有写出重新认识传统的文章，但在二〇〇二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再版《传统与中国人》时，我们在前言中作了一点解释。含蓄地说明在八十年代末写作此书时偏重于人文学术“主观性的那一方面”，即偏重于在当时的“社会情景之下与现实的对话。”说得明白一些，便是借批判传统以批判现实。即现实社会中种种丑陋的国民性格，依然是我们写作的出发点总之，《传统与中国人》的写作，还是沿袭五四新文化运动那种“审父”思路，对父辈文化与祖辈文化的弱点还是进行尖锐的鞭挞。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