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平：改革不可能有“共识”，改革需要的是知识储备和政治决心

管季超0712

唐世平：改革不可能有“共识”，改革需要的是知识储备和政治决心
在当下推动中国进一步改革的话语里，“改革需要共识”似乎成了唯一的“共识”。其实，拥有“共识”的改革是一个乌托邦，而“改革需要共识”则是个乌托邦的“伪命题”。改革真正需要的是知识储备和政治决心。前者主要是社会科学家和官僚体系的责任，后者则主要是政治家的责任。 　　作为迷雾和神话的“共识” 　　“改革需要共识”成了唯一的“共识”并不奇怪，因为空谈“需要共识”很容易，而各方也很容易拿“没有共识”来掩盖自己不想实行真正的改革的心态，或者掩盖自己不知道如何改的无知。 　　许多人说，我们要拿“共识”来“超越左和右”。可稍微想想，就会明白如果左和右的对立是如此深刻，那就是没法超越的：他们之间不可能有共识。其次，虽然某些改革确实涉及一些重要利益集团的利益，但许多制度改革所涉及的都是普通民众切实的利益，没有所谓的“左”和“右”的问题。比如，要改革带有严重歧视性的高考制度，北京和上海的居民和孩子肯定反对，因为这将大大稀释他们的既有利益。这其中没有所谓的“左”和“右”的问题。 　　本人对制度变迁的深入研究以其他学者对制度的研究都表明，几乎所有的制度都会有分配效应。换句话说，制度机会一定造就赢家和输家。如此一来，要在社会甚至群体范围内形成对具体的制度安排的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制度变革不可能建立在共识之上。 　　类似的，改革也不会有绝对“成熟的时机”：和“改革需要共识”一样，“需要时机完全成熟才能进行改革”也是个“伪命题”。改革不可能是“瓜熟蒂落”。 　　制度变革事实上是通过政治权力来选择并支撑某些对制度安排的特定思想。也就是说，政治权力选择某些关于制度安排的思想，并通过政治权力的支撑把这些思想变成制度。而如果发现制度出现了问题，再做修改。这样的制度变革相对温和，不容易犯大的错误。 　　改革不是喊口号，而是需要切实的制度设计 　　即便是那些真心支持改革的人士，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上，也没有太多人知道要具体怎么改。这样，“改革需要共识，但又没有共识”就成了我们掩盖自己无知的遮羞布。因此，大多数的民意领袖通常都只谈论大而化之的问题，而不讨论具体的制度安排和制度体系。这些讨论尽管对于民众的启蒙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但是却无法解决许多我们面临的紧迫实际问题。 　　比如，习总书记提到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制度、不能腐的防范制度、不易腐的保障制度”。但这只是提出了目标，而不是具体的手段和途径。事实上，“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需要一整套的制度设计，习主席不可能清楚这其中所有的具体制度安排。然而，如何达成目标恰恰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其中包括多个大的制度体系和小的制度体系，还有更多的更细致的制度安排。此外，权力也不应该仅仅包括领导干部的权力，而应该包括所有的“公共权力”。这其中的复杂性，一个或几个人的能力不可能掌控。 　　制度变革只能通过切实的制度设计来进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至少三个东西的有机结合：知识储备、权力支撑、具备一定学习能力且相对开放的官僚体系。 　　知识储备只能来自学习。虽然整个社会的知识储备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但一个社会的社会科学家通常是制度设计的最重要的知识提供者。因此，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必须肩负起为中国的制度变迁提供知识储备的职责。 　　不幸的是，中国的许多社会科学家不从事真正的为制度变迁提供知识储备的工作，而国家目前的研究经费导向也不鼓励真正为制度变迁提供知识储备的研究。一方面，许多社会科学家沽名钓誉，泛泛空谈，不做有关制度问题的切实的研究，因而无法为具体的制度设计提供确实有用的思想。另一方面，国家研究经费支持了太多的歌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研究（如果这些东西可以也算是研究的话），驱使许多社会科学家纯粹为“中国奇迹”唱赞歌。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来粉饰太平和讴歌盛世，却无法为解决许多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提供任何知识基础。 　　国家需要鼓励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为解决中国的迫切问题提供有依据的知识。这就要求国家必须对支撑中国社会科学背后的制度体系实施变革。国家社科以及一部分自然基金应该大大减少对只是歌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研究的支持，而增加对那些能够帮助中国解决迫切现实问题的研究。这本身就需要中国的政治家拿出政治决心来。 　　让官僚体系成为改革的推动者 　　如果中国的政治家有决心和魄力，而且有一定的知识储备，那官僚体系就成了制度变革是否能够成功的关键一环。官僚体系既可以成为改革的推动者，也可以是改革的阻碍。因此，关键之一是中国的政治家必须具备政治决心和魄力，通过制度设计让中国的官僚体系成为改革的推动者。 　　要想让任何官僚体系成为改革的推动者，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这个官僚体系必须是一个能够学习的组织体系。这其中的学习当然包括向社会各界学习，因而也就当然包括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学习。二是中国的官僚体系必须是相对开放和透明的。官僚体系不仅必须更加公开透明地运作，而且必须能够在制定政策（或者是设计制度）的过程中，了解和吸收社会对政策或制度的各种意见。 　　任何制度都需要权力的支撑，因而需要政治决心 　　即便有了关于制度安排的具体思想，思想却不一定能变成制度。思想要变成制度，必须需要权力，特别是公共权力的支撑。这种用权力去支撑制度的行为主要只能来自驾驭公共权力的政治家或者政府官员。 　　所有的制度变革都面临不确定性，所以需要知识的储备。但是，我们的知识储备也只能部分降低制度变迁中的不确定性，却无法消除它们。没有完美的制度，只有更好的制度。因此，无论听取多少意见，拥有多少知识储备，任何制度的变革最终必须是决策者做出决定：这样的决定必不可少地需要政治决心。再者，任何制度变革都会造就“输家”和“赢家”，而“输家”通常都会反对这些变革。要想顶住这些反对变革的压力，同样需要政治决心。 　　如果中国的决策者都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必须进一步改革的关键节点，那就是拿出政治决心的时候了。 　　（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