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文字学视域下的书法定位

管季超0712

章太炎文字学视域下的书法定位

袁锋

（北京大学书法硕士）

　　汉字是中华民族经历几千年的发展而独创的语言文字，民族性似乎与生俱来。但在章氏看来，汉字的民族性，不仅仅是“缴绕文字”那么简单。章氏的小学的研究，是现代语言学的开山之作，同时也将其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他再三强调，小学（文字学）是国学的根本，教化的开端，不是简单的“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而应：“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1]故而“以为文学故训，必当普教国人。”这就是说，汉字是民族的立身立国之本，其功能无可替代。如果离开了这种安生立命的文字与语言，中华民族将无以立足。

　　从章氏的文字学中，我们可以领悟到双重含义，一是以国粹激动种性，二是不弃己之长，不攘人之善。坚持汉字的民族性，吸收各民族的长处。

　　（一）以国粹激动种性—书法的定位

　　章太炎旅居日本时，曾经是《民报》的主编，并主办过“国学讲习会”和“国学振兴社”等活动，号召振兴国学。 他曾经撰文指出：国学是一国的立国之本，国家竞争的根基，单靠国学，当然不足以立国，但如果国学不兴，国家想要振兴也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大兴国学，否则：“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2]1905年，在欢迎章太炎到东京的大会上，章太炎更是直接提出了“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3]的著名主张。

　　章氏之所以将国粹提高到如此高度，与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1906年有一些日本人提出“汉字统一会”之说，并在国内得到相当的响应，如端方和张之洞都是“汉字统一会”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并受邀出任会长。当时正值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对中国野心勃勃。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所谓的“汉字统一会”，无论以什么理由，都可以说是别有用心的。而对于语言文字极为看重的章氏对此不会没有察觉。

　　当时的中国,国学与西学处于激烈的冲撞之中，各方各界都希望能革除旧弊，振兴我们的民族,因此难免会有各种声音，有些甚至是矫枉过正的激进之论。如有些人认为汉字是我们民族进步的一个障碍，而西方拼音文字是西方强盛的一个原因。对于汉语汉字的改革，有吴稚晖力推的“万国新语”；有康有为构建的“地球万音室”。康氏认为世界大同，应该用统一的语言文字，并认为语言文字只是出入人耳，因此：“无体不可，但取易简，便于交通者足矣”[4] 而要求汉字拼音化的呼声，在五四运动之后，也一度高涨。学者如傅斯年认为汉字起源野蛮，字形奇异，难识不便，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5]其实除了傅斯年之外，持类似激进观点的还有蔡元培，陈独秀，甚至包括章氏的弟子钱玄同。这在社会剧变之时，反映各方期盼中国强盛的殷殷之情，本无可厚非。只是这些人许多都是当时的意见领袖，他们的观点在当时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对于各种激进纷纭的思潮，章太炎不能不有所回应。章氏的态度可谓是旗帜鲜明，且一以贯之。与众不同的是，他以语言学家的敏感和深厚的小学功力，“守己有度，伐人有序”。比较经典的有对“汉字统一会”的批驳和对“万国新语”说的回击为最好例证。因其涉及汉字的地位和改革，故简述如下。

　　章太炎曾发表《论汉字统一会之荒陋》一文，最初刊登在1907年的《民报》上。章氏从三个方面对这一主张进行了驳斥，详述了日本文字与汉语文字的不同，指出要统一这两种文字的不可能性，以及强推这一做法的严重后果。首先，他从日文与中文的发展源流说起，指出中文日文虽同文但源流迥异， 日文没有经过中文的系统孳乳传承， 只是将汉字作为符号而已，所以日本虽然使用汉字，其实只是“皮傅则相似，指实则相违也。”[6] 可见中国汉字源远流长，传承有序，而日本汉字仅得皮毛而已。其次章氏从音韵的角度，指出若用日音，则无法识读周秦的古文，因此两者差异巨大，而且字没有了音，也就没有了神，没有了生命；最后章太炎指出日本的如此做法是自不量力，如同：“以卖饼家而制大官之羹剂。” [7] 章氏给那些“事事崇信日本”的人上了一堂生动的语言学课，同时也指出一些日本人妄想以日本为中心，让中国、朝鲜“皆其宾从”的别有用心。强调若强行推行日本的作法，汉字将停止自我更新，最终走向消亡。

　　对于“万国新语”，章氏有《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发表于1908年。该文从多个方面对“万国新语”的观点进行了回击。这是章氏的一篇力作，不仅从语言文字理论的角度澄清了诸多混淆的概念，同时也提出了章氏文字改革的基本框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以几个主要的论据来说明章氏的观点。

　　章氏从“万国新语”的主要论据出发，指出“万国新语” 并未如其倡导者所期待的那样通行世界，它其实只是源于欧洲的一个小语种而已，在其近亲的欧洲尚不能通行，更何况与其差异巨大的中国；再者“万国新语”的倡导者所认为象形文字代表落后，而拼音文字代表先进，因而中国应采用“万国新语”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象形或拼音文字，不是国家先进与否的依据。识字难易，关键在教育。章氏分别以日本和蒙古为例，说明“强迫教育”对提升识字率的重要性，而不是简单地归结于文字的象形或者拼音。

　　然后，章氏从实用性的角度，指出汉字的适用性和实用性比“万国新语”更适合中国的国情。他指出：中国国情特殊，习俗差异巨大，方言众多，许多事物无法用外来语言表达。章氏例举洋人杜尔斯兑氏认为中文的“道”就无法在西文中找到相对应的字表达同样的意思。实际上今天英语中的“Taoism”即是从中文的“道”音译而来。另外对于“宣达职志，条鬯性情，”[8]中文要远胜外文。章氏指出万国新语作为外来语种，无法准确反映汉语的微妙变化，难以表情达意。章氏例举众多例子，特别是用西方人翻译中文的实际例子说明许多汉字的意思是无法找到对应的外文词汇而准确表达的。如中文的“抗，提，捽，抱，拕 ，奉，担，台，扛”都有“持”的意思，但含义均有细微差异。所以我们不能弃己之长，而取人之短。 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若徒以交通为务，旧所承用，一切芟夷。” [9]

　　同时章氏也指出，汉字一音多义，而且中国地域辽阔，方音众多，如果改用拼音文字，很容易辞不达意，相比之下，汉字的象形兼表音功能，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为了让汉字“易能”和“易知”，章氏提出了汉字改革的具体建议，即第一提倡以章草为标准，以利书写和简化汉字。章氏将书写分成三个层面，一是用于书写典籍，应用隶书；题署用小篆，应急则用草书：“欲使速于疏写，则人人当兼知章草。”[10]同时还要严格区分书写与书法，标准草书的书写不能如张旭、怀素那样“恣意钩联”，而是应当按照《急就章》中的正书，字字清楚区分，没有联绵难断，更不能任情增减，补短裁长，不能随意拉伸字形。这样一旦字形有了一定之规，就能减少歧义的发生。

　　第二，从汉字本源入手，利用汉字形义相关的特性，方便汉字启蒙学习。章氏指出要充分利用小篆仍然保有汉字象形的特点，从五百四十部首入手，教儿童汉字启蒙。相比隶书，小篆更容易为孩子所接受，因为“小篆诎曲，成书反易。”[11]，如日、月、山、水等字，在小篆中都很形象，而隶书已经失掉了字的本义，反而不易为儿童掌握。

　　第三，对于汉字的定音，章氏自定了新的注音字母，标注字旁，方便识记。章氏的三十六纽文，二十二韵文，相切成音，成为后世汉语注音的基础。

　　章氏的这些主张，不仅从理论和实践上有力地回击了“万国新语”等谬论，而且对汉字的改革和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与章氏交往频密的于右任也主张提倡标准草书，并创建标准草书社。于右任曾提出：“改良文字为建国之先决条件。”[12]的论断。于氏的标准草书到目前仍为草书的范本之一。在建国后所推行的简化汉字中，也采用了部分标准草书的写法；另外章氏的注音方案，更成为后来的汉字改革注音方案的主要参照，这也是章氏为汉字的现代化所做的贡献。

　　有意思的是，章氏的这种以国粹来激动爱国热肠，保种救国的思想，与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以兴碑学来推动社会变革，以及蔡元培提倡的用“美育代替宗教”[13]来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可谓异曲同工。他们都希望从中华民族本体文化出发，来找到救亡图强、变革社会的真理和途径。联想到西方的文艺复兴，这也可谓是中式文艺复兴的一种方式吧。

　　康有为和蔡元培都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功底。康氏的《广艺舟双楫》更是直接取法传统的书论，只是康氏将书学和新旧交替、政治变革联系起来，可谓是亘古未有。正如龚鹏程所言：“大概除了康有为以外，我国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论书法，会把它和政治、学术、文学、社会结合在一块儿的。”[14]；而蔡氏的美育思想，也有浓烈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色彩。在他看来，古时的六艺，即是一种美学教育，六艺中，除了“数”之外，美学意味稍逊，其余的“礼、乐、射、御、书” 均有丰富的美学意涵，而且六艺之后的汉魏，直至唐宋元以及历代的历史文化遗产，“殆无不在于非正式教育中行其美育之作用。”[15]

　　

　　（二）不弃己之长，不攘人之善—书法的传承与传播

　　章氏虽然一生倡导国学，但并不排斥现代思想。这在其论述中，曾多次体现这一观点。如在1909年《致国粹学报社书》中，就希望国粹学报能够继往开来，如果因循守旧，则“弗能使光辉日新，则览者不无思倦。”[16] 在1933年，章氏又提出《说文》之学，虽然是“稽古”的必然遵循，但：“时至今日，尤须拓其境宇。”[17]可见章氏一直希望能为国学增添新的活力，若不能“光辉日新”，必将难以为继。值的注意的是章氏对于国学和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态度，对今天书法的传承和传播仍然有借鉴意义。

　　章氏不仅重视对民族自身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反对文化的虚无主义，同时特别提倡要独立思考，不能盲从别人，特别是一些对于一些外国汉学者的观点，也要分析对待，不能别人说好，则蜂拥而从，别人说坏，则群起而攻之。这些重要的观点，集中体现在章氏的《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的一文中。此文于1910年发表。 章氏在其中系统阐明了自己对于国学研究的态度。

　　在这篇文章中，章氏有三个重要观点。一是对国学要防止两个“偏心”。其一是只崇拜别国的学说而看不上本国的学说。对于自己的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18] ；其二是以偏概全，即只了解自己的专长领域，而抹煞甚至诋毁其他领域的重要性和价值，这可以说是对中国文人相轻的传统的批判；二是要避免国学研究，不是从自身出发，而是跟从西方汉学和日本人“人云亦云”的做法。 如有日本人认为阳明学派好，国内就有人响应；基督教排斥佛教，国内就有人说佛教不好，可是看到日本人也是信佛的，又会转而说佛教好等等，没有自己的定见，仅仅听从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的洋人的说法，这样的国学研究将误入歧途。章氏强调要从学说自身的特性出发，自心自性，得出自己的结论。即使对于类似佛教权威的说法，也要“要以自己思量为准，不必以释迦牟尼所说为准。” [19]

　　章氏的第三个重要观点是要注重吸收别国的优秀文化，既不能自暴自弃，也不能盲目自大，认为别国的学说，中国历史上都有过。正确的态度应当是 “凡事不可以弃己之长，也不可以攘人之善。”[20]

　　章氏的这种对待国学客观求实的态度，在当时“全盘西化”的世风之下，可谓是一帖清醒剂，现在看来也很有意义。回想现实书坛上的种种兴衰，次次沉浮，从“少字数派”到“行为书法”等等，以及众多墙里开花墙外香的例子，不一而足，就可以知道做学问要“自心自性”的难度和价值。章氏提醒我们文化应该有自信，不能跟风逐流，失掉自我。章氏之言，可谓先见之明，发人深省。

　　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中的核心。如何让书法走向世界，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和欣赏，是中国对世界应有的贡献。坚持书法的民族性，不仅不会成为书法传播的障碍，相反会成为书法艺术的特色和传播的助力。如章氏所言的汉字启蒙的教育方法，对今天的书法教学和书法走向世界，也有着特殊的借鉴意义。如前文所述，章氏在自己的汉字改革方案中曾提出，要让汉字容易辨认，小篆是较好的入门手段，因为小篆能够让汉字“稍见本原。”[21] 这点对汉字启蒙有特殊意义。因为它符合儿童的学习特点，让汉字“画成其物”，能够让孩子“踊跃欢喜”，使学习就像出游一样，而比较容易寓教于乐。另外利用汉字形义合一的特点，也能提高识字的效率，如：“ 但知鱼、鸟二文，则凡从鱼之字，不为鱼名，即为鱼事；从鸟之字，不为鸟名，即为鸟事。可以意揣度得之。纵于假借未明，本形本义，思则过半。”[22] 这一说法，在许多国内外的汉字教学实践中，已得到了验证，成为行之有效的汉字入门的方法之一。

　　如近年流行于西方的一本介绍汉字的畅销书，《给孩子的汉字王国》，即是从汉字的本源入手，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从而让看似艰深繁难的汉字变得生动有趣，受到孩子和汉字爱好者的欢迎，甚至被译成中文，引入国内。该书的作者，是瑞典的汉学者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 )。她曾在北大学习汉语。但是她的汉字启蒙却是在瑞典。在介绍她的老师，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教授汉字的启蒙方法时,她也提到，高本汉也是从汉字的本源和结构解析，开始他的教学的，让学生了解汉字最初的形式和来源，因此高氏的汉字教学让汉字“变得活生生的。容易理解。”[23] 汉字的这些特性，也让高氏本人充满了对汉字的热爱和无限的青春的活力。

　　还有一位著名汉学家，美国的梅维恒[Victor H.Mair]，也曾提到汉字之美。认为即使不识汉字，也能感受到汉字的大美，并且认为这在西方已是共识。他注意到汉字：“是高度视觉性的。这样，汉字就和书法有一种亲近感。”[24] 并且能够体会到当书法家在写与木、水、山等有关的汉字时，能够将自然之中的木之苍虬、水之灵动、山之肃穆赋予这些汉字。对那些视觉特征不是很明显的汉字，书法家也能够通过字形变化，将自身的情感赋予这些汉字。他特别提到这是汉字独有的特性。其他文字，如阿拉伯文字、罗马文字等虽也可以表达情感，但都达不到汉字无拘无束的程度。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汉字本身形义合一的特性，在这里没有成为理解的障碍，而且成就了汉字的生命与活力。倒是我们自己的汉字教育割裂了汉字演化的血脉联系，活生生的汉字往往成了机械的记忆，已没有多少人能够了解汉字的本来面目。从《给孩子的汉字王国》一书，即可见一斑。一方面汉字蕴含的美能够激发一位外国人写出这样一本风行西方的书，另一方面，作为汉字的发源地，我们需要翻译这样一本书来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汉字之美。章氏若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其实，从书法学习的角度，由篆书入手，也不失为一条捷径。现在的书法教学，多数是从楷入门。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真如立，行如走，草如跑”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很多人认为书法学习从楷书入手是不二法门。习书从楷入手固然有其优势，因为楷书容易辨认，也利民用，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从楷书入门也有其弱势，相比篆书，其笔法比较复杂，结构不易把握，线条也更为多变，初学时往往顾此失彼，难于兼顾，不易见到成果而丧失兴趣的和信心。而且楷书名家众多，各有千秋。唐楷是楷书的巅峰时代，也是学习楷书的主要取法方式。但是唐楷浓重的形式感，可能会影响初学者的书写习惯。特别是一些书法教学书籍，往往以画图的方法来描述楷书的笔法，容易让初学者形成描头画脚的不良习惯，对以后的行书和草书学习形成困扰，需要用很多时间来“解散楷法”，形成新的书写习惯，这是非常不利的。相比楷书，由篆书入门的难度在于篆书需要先过识篆这一关，可是一旦过了识篆这一关，篆书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首先，篆书的笔法简单，藏锋圆起圆收是篆书的主要笔法，相对容易做到；其次篆书的线条简单，提按较少，容易处理，比较容易让人体会书写感和流畅性，特别是写大字时，若能配合呼吸，则与中国的气功暗合，这些都能增加学习的兴趣。而藏锋和运笔的良好习惯，会给今后的行草书学习，打下很好的基础；再次篆书的结字以对称为主，布白匀称，相对容易把握；还有篆书圆融和高古的气息，散发着古色古韵，对提高书法的审美眼光很有帮助；最后篆书很具装饰性，不论是单个字或多字很容易组成扇面，斗方和对联等多种小品形式，这对于提升初学者的兴趣和信心有很大的帮助。而这在书法学习的初期是至关重要的。

　　其实在书法学习过程中，对篆书的学习一直有独特的地位。如傅山主张书法学习应直接从篆书入手：“不知篆、籀从来，而讲字学书法，皆寐也。”[25]  又说“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及其篆、隶得意，真足吁骇，觉古籀、真、行、草、隶，本无差别。”可见傅山觉得从篆书入手，最后方能够融会各体，直至妙境。

　　注释：

---

　　

　　[1] 章太炎：《小学略说》，《国故论衡》，第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2]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 中华书局，1979，第215页

　　

　　[3] 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至演讲》，《演讲集上-章太炎全集》，第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4] 康有为：《大同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6页。

　　

　　[5] 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新潮》一卷三号，1919。

　　

　　[6] 章太炎：《汉字统一会之荒陋》，民报，1907年第17期。

　　

　　[7] 同上。

　　

　　[8] 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太炎文录初编》，第3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9] 同上。

　　

　　[10] 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太炎文录初编》，第3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1] 同上。

　　

　　[12] 于右任：《标准草书与建国》，《草书月刊》，1941年第一卷，第4期。

　　

　　[13]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6期。

　　

　　[14] 龚鹏程：《康有为的书论》，《书艺丛谈》，山东画报出版社，第151页。

　　

　　[15] 蔡元培：《美育》，《蔡元培美学文选》，第1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16] 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章太炎学术年谱〉〉，第139页，姚奠中，三晋出版社，2014。

　　

　　[17] 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制言》，1936年，第25期。

　　

　　[18] 章太炎：《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教育今语杂志》，1910年5月，第三期。

　　

　　[19] 章太炎：《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教育今语杂志》，1910年5月，第三期。

　　

　　[20] 同上。

　　

　　[21] 同上。

　　

　　[22] 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太炎文录初编》，第36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23] [瑞典] 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给孩子的汉字王国》，第2页，译者: 李之义，中信出版社，2016。

　　

　　[24] [美国] 梅维恒[Victor H.Mair]：《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48页，马小悟、刘文楠、张治译，新星出版社2016 。

　　

　　[25] 傅山：霜红龛书论，《明清书法论文选》，第457页，崔尔平，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