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关乎全部社会生活

管季超0712

语言文字关乎全部社会生活

发布时间：2015/7/15

    语言是民族和国家的标志，语言文字之于人类、之于民族、之于国家、之于社会，其重要性毋庸置疑。由于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要素，是日常交际的工具，因此人们对于有些语言文字使用中的问题往往习焉不察，见怪不怪。

　　语言是民族和国家的标志，语言文字之于人类、之于民族、之于国家、之于社会，其重要性毋庸置疑。由于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要素，是日常交际的工具，因此人们对于有些语言文字使用中的问题往往习焉不察，见怪不怪。比如吵架时骂个“我去”这样的脏词，文章中写个“艹根”这样的新字，发短信来个“欧了”这样的怪词，拍广告造个“咳不容缓”这样的词语，说汉语时夹上“out了”这样的外语，说句“亲，哦”成了“某某体”，还有人造出“人艰不拆”之类的新成语。确实，与“汉语走向世界”的大趋势相比，这些语言文字问题似乎无足轻重、无伤大雅。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常常引用一句古语“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其实也完全可以用来看待语言文字的这些小问题。上面说的这些语言文字现象于国家和社会来说也都不是“小事”！

　　最近台湾有位语文老师认为有些汉语的语句得了“语言癌”，这或许言过其实。但对相关问题，“早发现、早治疗”还是有必要的。比如汉语和外语混用、“杂交”现象。钱锺书小说《围城》中就描写过一个“张先生”的说话腔调：“我有hunch，看见一件东西，忽然what d’ you call灵机一动，买来准OK。我常对他们说，不要用假货来fool我，我姓张的不是sucker。”近年来社会上像张先生这样说话的情况似乎愈演愈烈，不少人都喜欢在说话和写文章中夹杂着使用外文单词。

　　再如新造词语问题。从语言的发展演变看，出现新词语、新词义一点也不奇怪。但目前有些词语却是为了“立异”而故意“标新”。比如“我”叫“偶”，“提意见”叫“拍砖”，“喜欢”叫“稀饭”，“睡觉”叫“水饺”，“同学”叫“童鞋”等不一而足。更有甚者干脆用字母、数字、标点等符号来代替汉字。如果这些都算是“汉语”，那汉语的词语可真是无奇不有了。

　还比如乱造词语问题。一种是“重复造词”，即原有特定词语又造个新词。比如吃饭“结账”，现在说“买单（埋单）”；原来说“照片”，现在则变成“写真”。再一种是“简缩造词”也有点过头了。比如“一本（大学本科第一批录取）、麻小（麻辣小龙虾）、个唱（个人演唱会）”等。还有一种是广告中常见的“改变搭配”。如“随心所浴（热水器）、百衣百顺（电熨斗）、骑乐无穷（自行车）”等，让人哭笑不得。

　　还有就是所谓特殊文体问题。这几年出现了“咆哮体、淘宝体、凡客体、羊羔体、甄嬛体”等几十种所谓“文体”。这些特殊语句甚至还大模大样地进入了公共场合和正式文本中。据说某单位招聘通告中就有“亲，你大学毕业有木有？你驾驶执照有木有？”其他如大学录取通知书、城管通告、法院传票等都有用这些特殊语句的。可见其虽然怪异，但也颇有市场。

　　不可否认，虽然上面这些现象能大行其道，必然有其产生、存在和应用的理由，而且求新求变是语言发展和应用的必然趋势，有些新词语和新用法也并非都面目可憎，但毕竟前面举的那些例子还是应引起足够的警惕。我们认为，必须在学校教学中要求青少年“好好说话”，也要在媒体宣传上限制这种“卖弄噱头”。事实上现在政府有关部门已经规定在正式场合不能汉外混用，不能乱改成语，也不能随意减缩词语和新造词语等。其实，语言文字形式的好坏，语言文字用法的取舍，“公道自在人心”。如果实践证明有些新词语或新格式更有魅力或更有好处，能为我们的语言文字生活“添彩”，那当然就会有生命力。

　　文字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更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文字。近期社会上关于汉字的“热点”问题有不少，且都很值得讨论。

　　比如要不要学习汉字的繁体字的问题。前几年21名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会上提出了“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有学者跟着提出“写简识繁”的建议，甚至有一些人还提出“废除简化字”的主张。相当一部分学者和民众支持学习繁体字，其理由估计不外以下几点：一是为了继承中华文化传统；二是便于学习中国古代文献；三是能够欣赏汉字构造和书写艺术。这跟日本、韩国虽然已基本不使用汉字，但仍然鼓励一些人学习和使用汉字差不多。但从大趋势讲，在中国大陆继续实行简化字，不但有法律依据，也是不可逆转的改革成果。

　　再如汉语中要不要使用外文字母字词问题。据说因为新版《现代汉语词典》收了239个“NBA”这样的字母字词，于是有学者联名向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语委提出异议，说这是对汉语和汉字的严重破坏，将危及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安全。这之前教育部也曾公开表态反对将外文字母用于汉语，广电总局更是发过通知要求电视台禁用英文缩写词（后来中央电视台就将“NBA”改称“美职篮”，“GDP”改称“国内生产总值”）。当然也有学者支持词典收录字母字词，举出例证是字母字词进入汉语由来已久，最早1903年《新尔雅》收录“X光”，1965年《辞海》收录49个字母字词。而且事实上很多词语，例如“A型血、H股、DNA、PM2.5、U盘、H5N7病毒”等，不用外文字母字词还确实不行；更何况数学也用ABC，化学也用外文符号，阿拉伯数字和标点符号也是外来的，包括中央电视台台标“CCTV”就没有改。汉外混用确实是一种需要纠正的现象，但很多人愿意用和喜欢说，且在一些正式文件和新闻报道中也难以完全避免，所以不能简单地一禁了事，而需要综合考虑文字的规范要求和社会的使用情况。一方面要进行必要的宣传或采取措施加以控制，至少应要求正式媒体上尽量不混用包括字母字词在内的外语字词；另一方面对非用不可的专业外文字词也要减少到最低限度，并逐步选择恰当的汉语字词来取代。至于词典作为“附录”收录一些必要的字母字词，这只是为读者提供释义的方便，并不等于就在鼓励使用字母字词，其实是无可厚非的。

　　最近读到赵世举教授主编的《语言与国家》一书（商务印书馆、党建读物出版社，2015年）。这本书从国家高度，从语言与安全、语言与经济、语言与科技、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讨论了语言文字的重要问题。我觉得，这本书不但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将为国家社会、文化、经济、科技建设的顶层设计提供重要的参考；而且也很“接地气”，是一本有益的普及读物，对于提高全民族的精神文明素质有重要作用，也将进一步推动全社会都来关注语言文字问题。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高校2011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