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美学发展态势评析

管季超0712

在当代语境下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

——2020年美学发展态势评析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1年第1期　作者：陈凌霄

　　作为学科的中国美学，产生于20世纪初中国文化转型和变革的时代，中国美学的建构和发展，从一开始就是新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跨文化语境中碰撞出的结果，具有强烈的会通中西、建构本土理论的精神。当下中国美学研究的语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同样面临着转型与挑战，2020年尤为突出。疫情之下文化的转向与价值体系的重建，以新媒介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变革，新的文艺类型、风格和传播方式的流行，极大地扩展了审美活动的领域，对美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美学研究要回应和解决当前文艺实践和学科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现象、新问题，需要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从当下的现实处境出发，突破传统的研究范式，整合古今中外的美学理论资源，在新时代语境下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这种融贯中西、会通古今、立足当下的研究倾向和意识，鲜明地体现在了美学学科发展的各个向度之中，本文择其要者而论之。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及其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美学对当代中国美学的发展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深刻影响了中国美学的历史格局和未来方向。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理与当前时代的发展结合起来，不断更新理论观念与研究视域，为解决当下美学的问题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新发展

　　实践美学脱胎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作为哲学基础和主要视点的美学流派。实践美学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代表，近年来形成了新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与实践存在论美学等多种思想碰撞、多元观念共存的态势，展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不断深入的历史进程。

　　潘知常在《从“去实践化”、“去本质化”到“去美学化”——关于后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后的思考》一文中提出，出于对审美活动的独立性和本体地位的追求，以实践美学作为主流的当代中国美学自20世纪80年代起，逐渐开始不同程度的“去实践化”“去本质化”和“去美学化”。“后实践美学之后，美学则面临着从‘美学’到‘后美学’的根本转换，‘美学的重建’与‘非美学的思想’是当代中国美学所面临的全新的历史使命。”

　　张玉能、张弓的《新实践美学的生活美学建构》一文，从新实践美学的视野和角度，论述了中国当代生活美学的一种新形态。新实践美学的生活美学追求物质生活、符号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有机融合，把人类衣食住行中的美和审美及艺术，社会身份、社会职业、社会角色中的美和审美及艺术，科学认知生活、艺术情感生活、伦理意志生活中的美和审美及艺术融会贯通，逐步实现人生的真理境界、审美境界和自由境界，以塑造自由全面发展的人。

　　刘悦笛在《从“实践”转向“生活”的哲学和美学——走向以创生为内核的“元哲学”何以可能？》一文中提出，中国哲学和美学的本体论转变是从“实践论”到“生活论”取向的根本性转变。广义的人类活动或人类的“做”，可以区分为创生与实践两类，实践论取向的哲学与美学以实践为根基，而生活论取向的哲学与美学则以创生为根基。相较于有意志的实践行为，创生则是一种“生—成行为”，更契合中国哲学的传统。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激活

　　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与阐释，可以激活经典阐释当代问题的理论活力。宋伟和张政文都关注到马克思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性继承。宋伟在《“世界历史”与悲剧现代性：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悲剧美学》一文中提出，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将“世界历史变革”作为现代悲剧冲突的根本矛盾，　以其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重新审视传统悲剧美学理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悲剧理论，使西方传统悲剧观念获得了现代性的转换，为当今时代的悲剧理论探讨提供了极富启发意义的思想资源。

　　张政文、徐贤樑评述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与艺术史观念，文章认为黑格尔构建了统一的世界历史哲学，实现了世界史与艺术史的同构，这种同构性源于二者的本质都是理性。然而以理性为内在规定性的启蒙现代性压制了审美现代性的感性功能，理性始终占据本源的地位，这就构成了黑格尔世界历史观中艺术类型学说的现代性困境。这种理性一元论受到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不少思想家的深刻批判。在日趋复杂的艺术实践现场中，充分反思黑格尔艺术类型学说、重建历史理性、确立新的艺术史理解观，是走出审美现代性困境的必由之路。

　　二、当代美学的理论建设

　　面对当代审美活动领域的扩张，美学理论的建设是中国美学的重要课题，应该适时总结吸收中国美学百年来形成的现代传统与经验特点，立足当下语境和现实问题，把握中国传统美学的主要特质，呈现中国当代美学形态的多元格局，就文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寻求解决方法和路径。

　　（一）中国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总结

　　对学科发展历程进行整理、回顾与总结，既是对传统的接续，也是对未来的展望，是理论建构与创新的基础。几位学者对美学在中国发展的历程作了全面的梳理，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寻求中国美学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高建平在《美学在世纪之交的复兴》一文中对中国美学百年来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和回顾，并对当代美学研究的得失作了述评。他认为中国美学在20世纪的三次热潮后有过一段时间的萧条，但自世纪之交以来，迎来了新一轮的复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和外国美学的交流日益加深，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美学的主体性；其二，形成了美学学派意识，并尝试建立新的美学派别；其三，各种类型和各个方面的美学研究全面展开。同时，高建平还对20世纪以来西方美学的发展作了回顾，认为20世纪西方美学先后出现了“心理学转向”和“语言学转向”，前者表现为美学领域内各种“心理学”和“准心理学”方法的应用，后者使得文本分析、概念分析和符号分析成为风行一时的潮流，同时还出现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美学。

　　赵奎英在《美学重建与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四大形态》一文中，通过对百年中国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认为20世纪的两次美学“大讨论”是中国当代美学基本理论的确立阶段，当下的中国美学“应重建一种以生态审美为指向、以艺术审美为依托、以生活世界为基底、注重身体诸知觉的、既具有理论解释性又具有文化批判性和实践构成性的美学基本理论”。

　　毛宣国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意象”美学本体论建构的两条重要的阐释路径。一是从传统的主客二分式的哲学观念出发，倡导哲学—心理学的方法，将“意象”作为文艺与审美心理学的对象加以把握，重视“意象”作为一种美感经验与心理事实的存在和其对于审美和艺术活动的意义。二是试图将中国传统意象美学与现象学美学资源整合起来，突破传统的主客二分的理论模式，将“意象”看作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体、人与世界不分的意向性活动的产物。

　　（二）对中国美学特色的探讨

　　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需要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特点和精神有整体性的研究和把握。张法在《中国美学的产生特质、定型结构与话语体系》一文中概括出中国美学的特点和中国美学话语的特征。他认为中国美学在远古产生之时，就有自己的特点，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非学科的关联型美学”，并无专门的美学领域和概念体系，“而是把美与真、善关联起来，从真、善、美的整体去看待美学问题”。这一特点在从先秦到明清的演进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性话语，以“者……也”句型为基础，以精炼之辞—比兴之辞为核心，以虚实相生为整体结构，显出了独具的话语特色。

　　李修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审美发生的底因》一文中提出，中国美学有着独特的审美经验和艺术实践，蕴积为丰富而别致的美学传统。理解中国传统美学需要深入中国文化的内部，气化论的宇宙观、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以及血亲为基础的宗法社会是理解中国传统美学的基础。气化论的宇宙观影响下，中国美学更注重虚实相映中虚的一面，以形写神中神的一面，同时审美感官下以视听为主导，注重身体的全部参与。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美学“天人合一”的品格，并营造出了中国艺术中特有的“渔樵”的审美形象。在以血亲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影响下，中国美学更强调秩序性和伦理性的礼仪美学，具有以家为核心的审美追求，构筑了中国传统美学的根基。

　　（三）当代美学研究路径的反思与创新

　　当代美学研究应积极吸收各方面的理论资源，对以往的研究路径进行反思，探寻新的研究路径和美学范式的可能性。

　　高建平在《新时代美学发展的新思路》一文中对当代美学研究的各个方向都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他认为新时代美学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研究当代世界美学的发展趋势，研究和阐释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资源，面向当下中国人的审美和艺术实践，使美学为当代社会服务”，具体可以从8个方面入手，包括从哲学基础上对“美的本质”争论的更新，发展“科学美学”，对范畴、术语以及关键词的研究，建构在美学史研究之上的美学理论研究，以艺术研究为核心的美学研究，新技术对美学研究带来的挑战，生活中的美学研究以及美育的新发展等。

　　张晶在《中国古代美学命题研究的意义何在》一文中提出，美学的命题是“由人们在长期的理解和诠释中产生的重要学术观点的表述”，具有客观性和意向性的共同特征。从范畴研究到命题研究，是中国美学研究发展中重要的范式转换，也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契机。

　　彭锋在《艺术中的常量与变量——兼论进化论美学的贡献与局限》一文中，对当下美学研究的多元论和相对论提出了质疑，并分析了进化论美学的得失。他认为20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多元论和相对论，曾经对过于僵化和盲目的简单本质主义产生了冲击，活跃了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研究氛围，但本质上并没有解决问题。进化论美学认为美是具体可感的特征，人类社会对于美的欣赏很有可能是从动物世界中延续下来的，因此可以用进化论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审美现象。虽然人类审美活动的复杂性使得这种观点遭遇了很多挑战，但无论如何，抛弃简单的相对论、从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应该成为当代美学新的研究取向。

　　杨向荣在《从本质界定到评判描述——艺术定义的话语转型及其反思》一文中从艺术和美学的关系入手，提出艺术定义的研究应该成为美学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他认为传统的艺术观念中，审美与艺术密不可分，艺术是从审美的角度来规定和定义的。但随着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的涌现，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技术对艺术的渗透与影响，传统的审美艺术观念开始遭遇危机。探讨传统到现代的艺术定义转型，可以还原和建构艺术演变的基本格局和言说立场，为当下艺术的复调性和跨界性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三、中西美学的会通与互鉴

　　构建当代中国美学体系，既需要关注、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又必须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和资源，以一种开放的观念来贯通中西，融汇古今。不是削足适履，生搬硬套西方美学的概念与理论，而是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上，在中西方视域的融合中发展当代中国美学。

　　（一）中西关键词比较研究

　　关键词研究是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美学中有着包括概念、术语、范畴在内丰富的关键词，其意义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化、丰富和发展，并与国外美学也形成多种对话关系。对重要的关键词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辨析和比较研究，有利于深化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的研究。2020年的关键词比较研究至少有以下两个研究热点。

　　其一，围绕“意象”展开的讨论。

　　“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同时也与西方美学中的相关概念有着对话和共鸣的关系，围绕“意象”可以从中西互鉴的角度展开不少有益的讨论。

　　彭锋在《意象的双重性》一文中提出，中国美学的“意象”研究对海外中国美学和文学艺术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在意象”强调意象处于动态生成之中，既不属于心，也不属于物，为以主客二分为基础的西方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案，也与关注主客体之间的中间地带的当代欧陆美学研究形成了共鸣。诗歌意象的辞情与声情，可以与沃尔海姆的绘画对象与媒介的双重性相类比。

　　朱志荣提出了意象创构中的“象外之象”，他认为意象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借助于想象力，运用象外之象创构出的。这种象外之象具有虚实相生的特点，超越于虚实结合的象本身，是对现实时空的一种拓展。“象外之象影响着主体对物象、事象的观取方式，基于主体的审美经验，有助于呈现物象和事象的神似，并以其自由的形态获得了丰富的表现力。”

　　顾春芳阐释了“意象生成”对艺术创造和阐释的意义，她认为“意象生成”不是一个认识的结果，而是在审美体验和艺术创造中瞬间生成的一个充满意蕴的世界，包含着内在的理性，也呈现出灿烂的感性。叶朗的“美在意象”说用中国美学和艺术精神来观照艺术的审美和创造，构建了艺术阐释的理论和方法，“艺术意象”是对艺术美和艺术创造的本体的规定，对于艺术审美活动和创造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孙焘力图将中国美学的意象理论上升为一般性的理论，使其不仅用来解释和指导中国美学实践，而且能够用于理解和分析西方美学理论。在《意象学说的“情景交融”——基于形式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理论互补》一文中，他提出形式主义理论侧重“象（景）”，精神分析学说则长于“意（情）”，二者的结合互补可与美感意象的“情景交融”相类比，扩大了意象学说的阐释能力和发展空间。

　　其二，概念的跨际旅行。

　　通过对美学概念、术语、范畴等关键词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翻译、对接的考察，可以深化对概念背后思维方式的认识，促进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殷国明和王确都关注到“美学”概念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发展和接受过程。殷国明从“美”与“美学”的“误译”与“误释”切入，他在《“误译”与“误释”：关于美与美学生发的中国故事》一文中提出，“美”是专属于中国人精神意识中的一个特殊概念，自古就有独特的来源、用法和内涵，与源于西方的“美学”大相径庭。20世纪中国美学学科的发生与建构，从“美”到“美学”，是不同文化传统和语境碰撞、融通的产物，是一种文化重塑和再造过程。王确的《汉字的力量——作为学科命名的“美学”概念的跨际旅行》一文，则考证了“美学”的汉字命名过程，认为主要是在中日之间的跨际交流和互动中展开的。在日本的中江笃介最早将Aesthetica翻译为“美学”时，很可能汉籍中已经存在“美学”一词，并为日本的汉学家所知晓。“美学”的汉字命名，“是西方美学与中国传统相逢后所构成的新知识”，在这一过程背后还体现出了日本知识界传统的惯性和实现现代知识本土化的需要，以及当时中国学者努力守望并重建的民族自尊。

　　柏奕旻的《走向“世界美学空间”的“美育”——一个“明治—五四”的概念史考察》一文，为美育语义生成的历史文化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东亚视角。文章通过考察日本学者在“美育”这一概念西学东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澄清世界“美育”的跨文化逻辑，昭示中日“现代”的认识论起源，重估了明治维新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

　　此外，周兴陆和宋莉华分别在《“文学”概念的古今榫合》和《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中西对接》中比较了不同语境下“文学”“小说”概念的变化与发展，也为美学关键词比较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在中西对比中，彰显中国美学的特质

　　曾繁仁从跨文化对话的视角，对比了中西生态美学的三种类型。西方的生态美学包括欧陆现象学的生态美学和英美分析哲学的环境美学，在中国则为“生生”美学。在当代生态美学发展中，中西美学得到对话与交流，凸显出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之“原生性”特点，由此深化了产生于《周易》的“生生美学”之“生命的创生”的丰富内涵。

　　彭英龙的《两个立普斯：朱光潜与阿部次郎对移情说的接受和解读》一文，以阿部次郎和朱光潜为代表，通过比较“移情说”在日本和中国传播与阐释的异同，深化了对朱光潜经典化的阐发方式的认识。阿部次郎对移情说的介绍偏重伦理学，而朱光潜则集中在文艺方面。

　　四、传承和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美育是中国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学界刊物相继推出了美育研究的专题，以期把关于中华美育精神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一）对于当代美育建设的探讨

　　高建平在《继承传统，发展具有当代意义的美育》一文中提出，在发展美育的过程中要注意传统美育与现代美育有着巨大的区别。传统美育本质上是利用文艺来教化，“中国古代的诗、乐、画，都有强烈的教育和教化功能”；在古希腊国家，史诗成为文化教养的基础，后来又被宗教所取代。而现代美育是建立在现代美学的基础上，致力于“造就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发展美育应“从古代美育中汲取营养，建立现代美育体系，为当代社会服务，为文艺的繁荣服务”。

　　杜卫《美育学是多学科交叉而成的应用型学科》一文探讨了“美育学”学科的学理内涵，他认为美育学是美学和教育学等多学科交叉形成的应用型学科，其主要支撑学科是美学和教育学，其中的“美学”应包括艺术哲学和部门美学，甚至整个艺术学。美育学的核心范畴是感性教育和审美发展，美育的主要任务是促进人的审美素养，包括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的发展等。

　　宋修见在《人民性、审美性和情感性：新时代文艺弘扬中华美育精神的内在要求》中提出应该用文艺作为举措来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他认为文艺是美育的重要媒介，新时代弘扬中华美育精神，需要更具人民性、审美性和情感性的优秀文艺作品。“只有深入生活用心体会人民情感，不断加强对中国传统文艺经典和中华美学精神的研修传习，并真诚地倾注心血与情感，才能创作出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以美感人、以情动人的经典力作。”

　　（二）中国现代美育的形成发展过程

　　现代是中国美育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当代美育在核心的概念、范畴、命题与观念的建构上都奠定了基础，一些学者在研究和反思中国现代美育、重估其历史价值并阐释其当代意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谭好哲的《从艺术为人生到人生艺术化——中国现代美育价值追求的内在转型》一文，认为中国美育的价值追求和取向在现代发生了从艺术为人生到人生艺术化的内在转型。早期的倡导者仅将艺术视为美育人生的工具，逐渐才转型到人生应该如何的问题，体现了中国现代美育追求人性真善美的完美统一，追求人格理想、人生意义和生命境界完美实现的终极旨归。

　　吴泽泉在《从“教育”到“美育”——20世纪初“美育”概念的一条重要演进路径》一文中认为应将“美育”　概念置于近现代教育学的发展脉络之中，这是准确理解近现代“美育”概念、美育思潮的一个关键。因为教育学是近现代中国的显学，教育学对美育思潮有直接、重大的影响，奠定了“美育”概念的学理基础、基本意涵，为“美育”　概念的流行提供了契机与土壤。

　　（三）中华美育精神中的“大美”

　　“大美”作为中华美育精神的核心谱系，不少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金雅在《大美：中华美育精神的意趣内涵和重要向度》一文中提出，大美是中华美育精神的重要命题之一，与中华美学追求“美何为”的核心理论品格密切相关。中华大美之意趣，非着眼于形式化因素，其要义是对天地物我、小我大我之关系的诗性超拔及其阳刚健进的大无畏、大涵融、大自由之美。

　　赵奎英认为中华传统美育精神的核心内容就是“立大德”“树大人”，最终而“成大美”，由此也生发出了中国当代美育的根本目标。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立大德”，普遍把“成圣人”“成大人”作为最高理想人格追求。其中立大德是根本，树大人是核心，成大美是表现。中华传统美育精神中蕴含的生生、成生思想，家国、天下情怀，宇宙、天地境界和生态人文精神，都对中国当代美育目标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五、媒介美学的新视域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文艺领域的新现象、新问题不断涌现。2020年受到疫情的影响，以网络、短视频等新媒体为代表的技术对人类生活的改变日益凸显，新的媒介方式创造了全新的认知艺术的途径和方法，新的媒介方式带来了全新的叙事和审美呈现，美学研究的视域也有了新的扩展。

　　（一）新媒介与审美新变

　　审美经验是文艺活动中的关键问题，围绕审美经验产生了诸多理论话语和学术争鸣。新媒介带来了审美活动的新样态和审美经验理论的转型。

　　周才庶在《新媒介与审美经验理论的转型》一文中认为，传统的审美经验理论聚焦于审美主体的体验与审美客体的属性，而新媒介的发展使得媒介本身对审美主客体之间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激发了审美活动的新样态。“新媒介促使审美经验在文本形态、创作经验和经受经验三个维度产生变迁，突出表现为通俗化、大众化和民主化的倾向。”

　　柴焰、杨馥华在《新媒体时代影视艺术的审美转变》一文中认为，新媒体时代影像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影视艺术的创作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带来了影视艺术美感生成机制与表现、审美关系、审美体验方式以及审美信息的传播方式等方面的变革，具体表现在审美表现场景化、审美体验深度沉浸、审美关系交互性与审美传播跨媒介融合四个方面。

　　（二）新媒介与文艺批评

　　媒介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媒介变迁也改变了文艺批评的面貌，对传统的文艺批评形成了冲击。

　　朱晓军的《媒介变迁与文艺批评的面貌》一文，从媒介革命与文化变迁的纵向角度，追溯文艺批评的自律与职业批评家身份的建构历程，借此厘清文艺批评的现实境遇。他提出新媒体本身具有一种革命性的力量，作为批评家的文化精英不再具有特权地位。但传统职业批评家的退场，也并不意味着文艺批评的终结，需要适用于新媒介文艺的新标准和评判体系。

　　顾春芳在《论微评对大众文化的影响》一文中提出，“微评”是网络时代评论和大众传媒迅速融合的一种短小凝练的评论文体，“它是互联网界面时代网络公共空间互动的产物”，成为专业评论、媒体评论之外的“第三种评论模式”，引发话语权力的重组。但同时多元化的评论也面临着碎片化、被商业资本绑架等新的问题。

　　（三）短视频审美特征的探索

　　近年来，短视频在大众中迅速流行，成为大众艺术交流的重要工具，是当前最具代表性的新媒介文化现象之一。

　　柴冬冬和金元浦以审美与技术的关系为入口，探讨了短视频这一新的视觉审美形式运作的逻辑及其潜藏的困境。短视频消费的盛行说明了数字新技术在审美层面的巨大潜力，它不仅带来了新的审美形式，革新了审美观念，更带动了视觉权力场的变革。但当前的短视频消费呈现出一种视觉狂欢特征，并非深度性的审美，“唯有在肯定技术化审美的基础上，重新发挥审美的解放作用、反冲作用，推动审美在间性基础上对技术的超越，才能获得自由的新状态、新境界。”

　　江志全、范蕊在《“走向日常生活美学”——社交短视频的时代审美特征》一文中提出，短视频时代的日常生活审美特征首先是审美的民主化，具有技术操控性，审美过程具有交互性，审美体验具有融合性。短视频日常生活审美潮流是现代社会“审美生活化”和“生活审美化”的双向进程中产生的现象，包括艺术品的生活化、日常化倾向和生活方式的审美化倾向，根本动力是新技术推动的信息与消费革命，它促使人们以一种艺术化的生存方式反抗被商品化和异化的命运，努力追求真实的美的体验并加以表达。

　　总体而言，2020年的美学学科在研究内容上展现出了主题的丰富性以及领域的广泛性；在研究方法上体现了研究视角的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具有明确的现实关切与当代意识，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预示着中国美学未来蓬勃的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