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历史语法研究70年

管季超0712

汉语历史语法研究70年

作者：赵长才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20-06-05

　　　编者按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研究员主编《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中的第六章。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一室主任赵长才研究员。

　　第六章 汉语历史语法研究70年*

　　第一节 引 言

　　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标志着中国有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由中国人撰写的汉语语法专著，也标志着汉语历史语法学的诞生。截至1949年，50年的时间，在汉语历史语法研究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涌现出一批汉语语法研究大家和优秀学术成果。陈承泽《国文法草创》、杨树达《高等国文法》、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等一系列研究专著和王力、吕叔湘、丁声树等学者发表的一些重要历史语法论文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为后世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深入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又已走过70年历程。回顾这70年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历史，以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30年在继承老一辈语言学家优良学术传统的同时，在汉语史分期、历史语法研究框架和研究范式的建立等方面有新的发展，但中间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研究中断和停滞。后一个阶段的40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各项事业得到全面恢复和振兴，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也逐渐步入正轨，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在历史语法的各个分支领域都有重要突破。突出表现在研究视野更加开阔，新的理论方法相继引入并运用到语法研究中来，新的语言材料不断被发掘，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视角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一 汉语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
　　王力先生指出：“谈历史不能不谈分期。分期的作用，是使历史发展的线索更加分明，是使历史上每一个大关键更加突出，因而使读历史的人们更能深刻地认识历史的面貌。汉语史是属于历史范畴的东西，因此，在历史科学中占着重要位置的分期问题，对汉语史来说，也丝毫不能例外。”（王力：《汉语史稿》，商务印书馆1980年新1版，第32页）
　　分期问题在汉语史研究中至关重要。只有在明了了汉语史究竟应该以什么作为研究对象以及怎样研究才比较合乎汉语历史发展的情况下，才可能确立汉语不同时期的历史地位。就汉语史分期问题，学术界曾展开讨论和争鸣，各家的意见不尽相同。
　　王力在《汉语史稿》中分为四期：1. 上古期（公元3世纪以前，即五胡乱华以前，3、4世纪为过渡阶段）；2. 中古期[ 公元4—12世纪（南宋前半），12、13世纪为过渡阶段]； 3. 近代期[ 公元13—19世纪（鸦片战争），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过渡阶段]； 4. 现代期（20世纪五四运动以后）。
　　吕叔湘在《近代汉语指代词》一书的序言中分为二期，他认为：“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吕叔湘著，江蓝生补：《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序言第1页）
　　向熹《简明汉语史》分为四期：1. 上古（公元前18世纪至公元3世纪，殷商至两汉），其中又分为上古前期（殷商）、上古中期（周秦）、上古后期（两汉）。2. 中古（公元4世纪至12世纪，六朝至宋），其中又分为中古前期（六朝）、中古中期（唐）中古后期（宋）。3. 近代（公元13世纪至20世纪初，元至清），其中又分为近代前期（元）、近代中期（明、清）、近代后期（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4. 现代（五四运动至现在）。
　　王云路、方一新的《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分为三期：1. 上古（先秦，秦汉）。2. 中古（东汉魏晋南北朝和隋）。3. 近代（晚唐五代以后）。
　　国外一些汉学家如高本汉、太田辰夫等也对汉语史的分期提出过自己的意见。
　　汉语史分期问题比较复杂，不仅涉及语法，也涉及到语音和词汇，采用哪些参项作为分期的标准才更为科学合理，一直是汉语史学家着力探究的，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目前，形成一定共识的主流意见是将汉语史分为四期，即，西汉以前为上古汉语时期，东汉魏晋南北朝（包括隋）为中古汉语时期，唐五代至清代中叶为近代汉语时期，清代晚期至现在为现代汉语时期。在各个大的历史时期内部还可以再细分为若干个阶段。
　　在汉语史分期的基础上，汉语历史语法研究逐步摆脱了笼统的泛时研究范式，学者们越来越自觉注重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汉语语法现象的深入探索，来构建整个汉语历史语法的演变过程，以揭示汉语历史语法的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
　　二 汉语史语料的深入开掘与利用
　　研究汉语历史语法，需要深入挖掘语言事实，如实描写语法现象，而语言事实的挖掘和描写则必须建立在利用可靠语料的基础之上。70年来，随着汉语史分期的建立和历史语法研究的深入展开，汉语史语料的开掘和语料时代、语料真伪的鉴定越来越受到重视，汉语语法史各个时期语料范围的拓展和使用，都有长足的进步，利用新语料进行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新的语料既包括对传世文献的重新审视和挖掘，也包括对近几十年来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献的充分重视。
　　甲骨文、两周金文以及出土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文献如睡虎地秦墓竹简、银雀山汉简、居延汉简、武威医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楚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等对上古汉语语法的研究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
　　汉译佛经主要是从梵文、巴利文和一些西域语言翻译过来的文献，是语言接触的产物。以往虽然有学者利用这宗语料进行语法研究，但重视程度很不够。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古汉语在历史分期中地位的确立，译经文献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其对中古汉语乃至后世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价值日益凸显。
　　唐宋禅宗语录如《祖堂集》《碧岩录》《景德传灯录》等，敦煌文献如整理的《敦煌变文集》，宋代理学家的语录体著作如《河南程氏遗书》《朱子语类》等，两宋时期宋金谈判纪要如《三朝北盟会编》，宋金时期诸宫调如《刘知远诸宫调》，这些语料的开掘对唐宋时期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他如元白话文献、宋元话本小说、南戏作品等语料的利用，大大促进了宋元时期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一些为外国人学习汉语而编辑的会话书如《老乞大》《朴通事》《训世评话》《官话指南》《燕京妇语》等语料被发掘出来，对近代汉语晚期的明清语法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材料。
　　刘坚的《近代汉语读本》及在此基础上修订的《古代白话文献选读》以读本的形式第一次对中古及近代汉语重要的口语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注释评述。方一新、王云路的《中古汉语读本》则着重对中古时期汉语白话文献进行了分类整理和注释。由刘坚、蒋绍愚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包括唐五代卷、宋代卷和元代明代卷）编辑收录了可资利用的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语料。这些读本和资料汇编中所收集的语料，其真伪和时代都经过专家认真的鉴定，质量可靠，对中古、近代汉语的研究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汪维辉编《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和汪维辉、远藤光晓、朴在渊、竹越孝编《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编辑收录了包括《古本老乞大》《朴通事》《训世评话》《华音启蒙谚解》《象院题语》《中华正音》等在内的一大批朝鲜时代重要的汉语教科书，对研究从元代到清代汉语口语的发展以及这段时期语言接触的情形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意义。
　　三 研究视角的多样化与理论方法的创新和多元化
　　（一）研究视角的多样化
　　《马氏文通》以后的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以笼统的古代汉语泛时研究为特点。这种研究范式缺乏“史”的观念，对语言现象历史演变的自觉思考不够。正如王力先生所指出的：“我们对于每一种语言现象都应该看它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出来，它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哪一些主要阶段，然后成为现在的样子。……以前往往不是抓住现代汉语的某一现象向古代一直追上去，也不是抓住古代汉语的某一现象向现代一直追下来，而是满足于某一时代（特别是上古）的某一语言现象的考证。”（王力：《汉语史稿》，商务印书馆1980年新1版，第14页）
　　20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从新的视角，采用新的方法来研究汉语历史语法。如以某个特定时代为核心的断代共时研究、以某种语法现象为核心的专题研究、以某个时期的某一部或几部文献为核心的专书语法研究、以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相结合的比较研究、以本土文献与汉译佛经文献的对比研究等相继展开。这些新的研究视角突破了原有范式的局限，大大拓展了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视野。
　　（二）理论方法的创新和多元化
　　70年来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进展是与理论方法的不断创新分不开的，20世纪50至80年代，国内的历史语法研究主要以借鉴和利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为主，在词类划分、句法功能的考察等方面多有创获。改革开放至今40年来，国际语言学界各种新的理论和方法被介绍引进国内，形式语法理论、配价理论、功能主义取向的认知语法理论、语法化学说、构式语法理论、语言类型学理论和方法、接触语言学理论等已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并自觉运用到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中来，取得了很大成就。
　　尤为重要和令人欣喜的是，我国的汉语史学者立足汉语的实际，将引进吸收西方语言学理论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更深刻地揭示了汉语语法演变发展的动因和机制，提出了一些重要理论观点。如提出并深入阐释了平行虚化、相因生义、跨层非短语结构的词汇化、语法化引起语音弱化语音变化、超常搭配和语义羡余是语法化的动因等。这些基于汉语语法的理论思考和创新，不仅为普通语言学贡献了汉语生动的事实，而且大大丰富了普通语言学的理论。
　　四 学术研究机构和专业性学会的建立及相关刊物的创办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6月，是中国科学院成立时最早建立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所之一。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语言研究所归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汉语研究室（2002年更名为历史语言学研究一室）是语言研究所较早成立的研究室之一，主要从事传统的文字、音韵和语法等专业领域的学术研究。为了改变汉语史研究中重两头轻中间的局面，加强唐五代以后汉语口语的研究，1977年经吕叔湘先生提议，语言研究所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2002年更名为历史语言学研究二室）。语言研究所这两个研究室一直是国内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重镇。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于1999年11月成立，2000年12月正式入选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原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于2000年1月成立，2000年9月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全国其他一些重点高校也成立了包含历史语法方向的语言研究机构，有力地推动了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学科的发展。
　　为整合国内汉语史研究的学术资源和研究力量，推动中国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中国语言学会历史语言学专业委员会于2017年8月正式成立，并于2018年6月举办了首届学术年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语言学全国性专业学会的建立和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汉语史学界定期召开多个国际或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85年5月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了首届“全国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迄今已举办18届。1989年10月在湖南省张家界市召开了首届“全国古代汉语学术研讨会”，此后每两年举办一次年会，迄今已举办14届。1994年2月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召开了首届“国际古汉语语法研讨会”，迄今已举办9届。2000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中古汉语学术研讨会”，迄今已举办11届。2000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首届“海峡两岸汉语语法史研讨会”，迄今已举办10届。2001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首届“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迄今已举办9届。这些定期举办的重要学术会议，主要议题都涉及汉语历史语法，现在已成为检验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最新成果和反映研究动向的学术前沿。
　　各种语言学期刊、集刊的创办和建设也直观而生动地反映出70年来包括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在内的中国语言学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和繁荣景象。
　　1952年7月创刊的《中国语文》作为中国语言学界的权威期刊，几乎每期均有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方面的重要论文刊发。中国语言学会会刊《中国语言学报》和北大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主办的《语言学论丛》每辑也都以重要版面刊载有关历史语法方面的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以后，为适应我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准，专门面向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的专业研究刊物和集刊相继创办。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古汉语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汉语史学报》（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集刊》（四川大学）、《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上古汉语研究》（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文献语言学》（北京语言大学）等。这些语言学专业学术期刊各具特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有力地促进了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发展。

　　第二节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框架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汉语历史语法体系建设和研究框架的建立方面，学术界进行了不懈探索。
　　王力《汉语史稿》（科学出版社1957—1958年第1版，中华书局1980年新一版）是我国研究汉语历史发展的第一部专著，该书中册专讲汉语语法的历史演变，从历史形态学和历史句法学两方面勾勒了汉语历史语法发展的基本轮廓和演变过程，为此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20世纪80年代初，王力先生又在《汉语史稿》（中册）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写成《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修订的内容主要是增写了第八章动词（下）（讨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在发展中的互相转化）、第十七章能愿式的发展、第十八章连动式的发展。同时对其他各章也有所充实修订，内容更加全面丰富。
　　向熹主编《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初版。商务印书馆修订本2010年版）是继王力50年代《汉语史稿》之后的第二部研究汉语史的力作，总结并吸收了自《汉语史稿》出版以后30多年来汉语史研究的成果。语法史部分尤其对中古、近代汉语的发展论述详尽，取材广泛，例证丰富，在很多方面都较《汉语史稿》有更翔实的描写。
　　杨伯峻、何乐士的《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语文出版社1992年初版。2001年修订本）以介绍古汉语语法体系为出发点，在某些重要的语法问题上联系其发展变化。在研究和举例上，该书以秦汉时期的古汉语为主，在所谈问题需要联系历史发展时，则或向上追溯及甲骨、金文，或向下推论至唐宋以及明清。
　　其他如刘景农的《汉语文言语法》、潘允中的《汉语语法史概要》、史存直的《汉语语法史纲要》、孙锡信的《汉语历史语法要略》、李佐丰的《古代汉语语法学》、姚振武的《上古汉语语法研究》等论著也都各具特色，对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体系的建设和框架建立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台湾学者周法高的《中国古代语法》各编相继出版，并很快引进大陆，受到大陆学术界的重视。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日文版于1958年由江南书院出版。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中译本修订版，2003年）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现代汉语语法是如何形成的，对于汉语语法从唐代直至明清的历史发展的描写尤为细致。该书以十分丰富、翔实的语言材料为基础，对汉语语法的历史发展作了详细、深入的论述。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的《古汉语语法纲要》、中国台湾学者梅广的《上古汉语语法纲要》也都注重从语法体系建设的高度，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对汉语历史语法进行了扎实的研究。这几部由中国台湾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学者撰写的著作对大陆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体系和框架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70年来，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体系和框架已初步确立并日益得到完善。基本形成了词法、句法并重，词类体系完备，以各时期口语语料为主体，以虚词和重要句法格式的发展演变为主线，描写和解释兼顾的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体系和基本框架。
　　* 本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得到江蓝生先生的指教，江先生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初稿完成后又蒙刘丹青先生多所是正。赵绿原博士协助搜集研究文献并提出修改建议。谨此一并深致谢意！　　第三节 上古汉语语法研究
　　《马氏文通》出版以来，上古汉语一直是汉语历史语法学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上古汉语语法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不仅体现在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对语料的深入开掘，而且也体现在对上古汉语语法现象研究的视角越来越多元化。现代语言学的一些新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被自觉运用到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中来。在深入细致地描写语法现象的同时，着力探讨促动语法演变的动因和演变过程及形成机制，已成为学者们的自觉追求。
　　一 基于两类研究对象（语料类型）的上古汉语语法研究
　　从上古汉语所研究的对象或者说所要处理的语料类型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世典籍，另一类是出土文献。这两类语料的性质虽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够反映上古时期汉语的真实面貌，彼此不可替代，形成互补。充分利用好这两类语料，可以更清晰、更客观准确地呈现出上古汉语各时期语法的特点。70年来上古汉语语法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很好地印证说明了这一点。
　　（一）主要以传世典籍为研究对象的上古汉语语法断代专书研究
　　改革开放40年来，在老一辈学者的倡导下，围绕上古传世典籍展开扎实的专书专题语法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1979年吕叔湘先生在写给古汉语研究人员的一份建议书中写道：“要对古代汉语进行科学的研究，就要注意时代和地区的差别。对于这些差别，现在还只有一些零碎的认识，还缺少系统地探索的成果。要进行研究，现在还只能先拿一部一部的书做单位。一方面在同一作品中找规律，一方面在作品与作品之间就一个个问题进行比较。”（何乐士：《专书语法研究的几点体会》，《镇江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现在学术界对断代和专书语法研究在整个汉语语法史研究中所处的地位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40年来以上古传世典籍为核心语料所取得的语法研究成果非常丰硕，目前这些传世典籍中的绝大多数都已有专书语法予以描写和分析。专书研究中，有的侧重于以词类或虚词为主要研究对象，有的侧重于句法格式，有的则兼而有之，各有特色。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对《左传》每类虚词中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虚词都进行了专题研究，全面而详尽地介绍了它们的分布特点和用法。殷国光的《〈吕氏春秋〉词类研究》对《吕氏春秋》一书的词类做了全面考察。管燮初的《〈左传〉句法研究》和白兆麟《〈盐铁论〉句法研究》则比较侧重于对句法格式的考察分析。廖序东的《楚辞语法研究》、钱宗武的《今文〈尚书〉语法研究》和何乐士的《〈史记〉语法特点研究》等综合考察了《楚辞》《尚书》《史记》各书的重要虚词和句法格式。
　　这些专书语法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广泛采用量化的研究方法，用翔实的统计数据来反映重要的语法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更为客观的定性分析，得出稳妥可信的研究结论。这样就避免了仅凭举例式的泛泛而谈或直感印象式的主观判断便下结论的弊端。上古汉语专书语法研究为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和断代语法史、语法通史的撰写奠定了基础。
　　（二）主要以出土文献为研究对象的上古汉语语法研究
　　甲骨文、金文与战国秦汉时期的出土简帛文献是从事上古汉语语法研究得天独厚的重要材料，以这些出土文献为中心展开的系统性的语法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管燮初的《殷墟甲骨刻辞语法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对甲骨文句法和词类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具有开创性。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是一部关于甲骨文研究的全景式著作，该书专设“文法”一章对甲骨文的语法进行讨论，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观点。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新出土的甲骨文材料不断涌现和甲骨文考释水平的提高，甲骨文语法研究不断有新的成果出现，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水平也不断提升。裘锡圭的《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赵诚的《甲骨文虚词探索》、沈培的《殷墟甲骨卜辞语序研究》、张玉金的《甲骨文语法学》《甲骨卜辞语法研究》、杨逢彬的《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等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论著。
　　西周金文是研究西周时期汉语最重要、最可靠的依据，70年来利用这批材料研究西周时期的语言，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金文语法研究方面，管燮初的《西周金文语法研究》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金文语法的著作。该书选用西周重要金文208 篇为研究材料，从句法和词法两方面作了全面的描写和分析，比较如实地反映了西周语言的语法规律。相关代表性论著还有张玉金的《西周汉语语法研究》《西周汉语代词研究》、崔永东的《两周金文虚词集释》、武振玉的《两周金文虚词研究》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文献新材料不断发现，对出土文献语法研究在最近40年中成果尤为丰富。王锳的《云梦秦墓竹简所见某些语法现象》、张振林的《先秦古文字材料中的语气词》、冯春田《睡虎地秦墓竹简某些语法现象研究》、魏德胜的《睡虎地秦墓竹简语法研究》、周守晋的《出土战国文献语法研究》、李明晓的《战国楚简语法研究》《战国秦汉简牍虚词研究》、张玉金《出土战国文献动词研究》等具有代表性。
　　值得重视的是，上述这些主要利用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出土简帛文献材料所展开的上古汉语研究，往往也比较注重将出土文献与同期传世典籍进行对比研究，通过二者的相互结合，更加全面地反映了上古汉语语法的实际面貌。
　　二 针对汉语历史语法一些重要课题展开的基础性研究
　　（一）词类研究（上）：上古汉语实词研究
　　对上古汉语实词词类的专项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王力的《汉语史稿》及在此基础上修订的《汉语语法史》对上古汉语动词、名词、形容词、量词、数词、代词等都有深入的考察。李佐丰的《文言实词》是一部研究先秦断代实词的著作，该书以穷尽式数量统计分析为依据，对先秦汉语的实词进行了细致的分类。郭锡良的《先秦汉语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发展》着重探讨了上古汉语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历史演变。蒋绍愚的《上古汉语作格动词》、宋亚云的《汉语作格动词的历史演变研究》系统地探讨了此前人们较少关注的上古汉语作格动词问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创新观点。张文国的《〈左传〉名词研究》、张猛的《〈左传〉谓语动词研究》、陈克炯的《〈左传〉形容词简析》则分别对《左传》一书的名词、动词、形容词进行了专题讨论。杨建国的《先秦汉语的状态形容词》、宋亚云的《上古汉语性质形容词的词类地位及其鉴别标准》和苏颖、杨荣祥的《上古汉语状位形容词的鉴别》等分别对上古汉语形容词不同小类的地位、类别及鉴别标准等有比较系统的考察分析。
　　名词和动词的关系，尤其是名词与动词的转类现象，也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朱德熙的《关于先秦汉语里名词的动词性问题》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考察了上古汉语名词与动词的关系，对名词的动词性进行了深入探讨。沈家煊的《关于先秦汉语名词和动词的区分》对先秦汉语名词和动词这两个最为重要的词类，从新的视角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分析。此外，张文国的《古汉语的名动词类转变及其发展》、任荷的《先秦汉语“名词动用”现象研究——以物质名词为例》等也都对这一问题有比较细致的考察。
　　量词研究方面，刘世儒的《汉语动量词的起源》、黄盛璋的《两汉时代的量词》、黄载君的《从甲文、金文量词的应用考察汉语量词的起源和发展》、李佐丰的《〈左传〉量词的分类》、贝罗贝的《上古、中古汉语量词的历史发展》，吴福祥、冯胜利、黄正德的《汉语“数+量+名”格式的来源》等就上古汉语的量词特点及其来源问题有比较深入的探讨。
　　对于上古汉语代词系统的研究，70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就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争鸣和讨论，有的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王力的《汉语史稿》代词章对上古汉语人称代词进行了系统的勾勒，并就第一、二人称的格位和形态变化做了初步的描写分析。此后的研究不断深化，洪诚的《关于上古汉语人称代词形态问题的讨论》、黄盛璋的《古汉语的人身代词研究》、周生亚的《论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洪波的《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余（予）”“我”“朕”的分别》等对人称代词的形态问题做了进一步探索。朱庆之的《上古汉语“吾”“予/余”等第一人称代词在口语中消失的时代》利用语料库的资料，采用统计学的方法对上古汉语“吾”“予”“余”等第一人称代词在口语中消失的时代进行了考察。文章通过对比本土文献和翻译佛经，指出翻译佛经中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变化最晚在东汉时期已经结束。
　　上古汉语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方面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黄盛璋的《先秦古汉语指示词研究》、郭锡良的《试论上古汉语指示代词的体系》、洪波的《上古汉语指示代词书面体系的再研究》等对上古汉语指示代词内部的体系划分和功能分布问题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贝罗贝、吴福祥的的《上古汉语疑问代词的发展与演变》则系统地对各类疑问代词的演化进行了深入分析。
　　上古汉语助动词的研究70年来也有重要突破，基本厘清了上古汉语时期助动词的功能类别，并对一些重要的助动词进行了翔实的个案分析。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有刘利的《先秦汉语助动词研究》、姚振武的《晏子春秋的助动词系统》和李明的《两汉时期的助动词系统》等。
　　（二）词类研究（下）：上古汉语虚词研究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方面的变化，因此虚词作为语法功能词在语法中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有关上古汉语虚词方面的研究一直都是研究的重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对上古汉语各类虚词（副词、介词、连词、语气词、叹词等）的考察分析，无论在虚词功能系统的构建，还是在重点虚词的个案探讨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
　　副词研究方面，突出表现在对副词分类和各个小类功能用法的考察越来越细致，注重对专书或专题的量化分析。改革开放以来，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对一些小类或单个副词的来源和演变过程进行探讨和解释，已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主流趋势。否定副词、情态副词、语气副词、范围副词的研究是副词研究的重点。
　　介词、连词研究方面，更加注重介词、连词的句法位置、功能嬗变以及语法化的过程。围绕“于”的来源和演变，有多篇重要论文涉及，如赵仲邑的《论古代汉语介词“于”“於”“乎”》、郭锡良的《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梅祖麟《介词“于”在甲骨文和汉藏语里的起源》等。对其他介词如“以”、连词如“与”“及”等的考察研究也有重要进展。赵大明的《〈左传〉介词研究》一书则集中对《左传》的介词做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分析。
　　关于上古汉语的句末语气词，围绕语气词的功能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语气词连用及连用情形下各语气词的作用及所处的结构层次等问题，学术界有比较深入的探讨。代表性的论著有郭锡良的《先秦语气词新探》、刘晓南的《先秦语气词的历时多义现象》、赵长才的《先秦汉语语气词连用现象的历时演变》、朱承平的《先秦汉语句尾语气词的组合及组合层次》、杨永龙的《先秦汉语语气同现的结构层次》等。
　　（三）一些重要句法格式的深入探讨
　　汉语史上一些重要的语法现象和句法格式在上古汉语中都可以找到其源头，如判断句和系词“是”的产生问题、被动式问题、连动式问题、致使结构与使成式问题等都是汉语历史语法中的大问题，搞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对汉语语法史研究意义重大。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和《汉语语法史》中对这些重要问题都有专门的讨论，为后来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断有新的进展和突破。
　　关于汉语的系词“是”及判断句的产生和判断标准等问题，洪诚的《论南北朝以前汉语中的系词》、洪心衡的《〈孟子〉里的“是”字研究》、郭锡良的《关于系词“是”产生时代和来源论争的几点认识》、唐钰明的《上古判断句的变换考察》、汪维辉的《系词“是”发展成熟的时代》等论文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经过多年的研究，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共识。
　　对被动句的起源以及被动标记的使用及其历史演变，20世纪50至60年代曾展开过争鸣和讨论，代表性的论文有刘世儒的《被动式的起源》、王力的《汉语被动式的发展》、洪诚的《论古汉语的被动句》、方光焘的《关于古汉语被动句基本形式的几个疑问》等。改革开放以后仍不断有学者从新的视角或根据新的语料对上古汉语被动句进行研究，在理论方法和对上古被动句的认识上都有新的进展和突破。如周斌武的《论古汉语里的被动句》，唐钰明、周锡䪖的《论先秦汉语被动式的发展》，解惠全、洪波的《古代汉语表示被动的“被”和“见”》，姚振武的《先秦汉语受事主语句系统》等都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论著。
　　上古汉语连动式、致使结构与使成式等问题，涉及到汉语历史发展的许多重要现象，也是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重要基础性课题，70年来学术界投入了很多力量展开研究，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对汉语早期连动式的形成过程与表现形式，对分析型和综合型致使结构类型差异的研究都有重要进展。余健萍的《使成式的起源和发展》、周迟明的《汉语的使动性复式动词》、祝敏彻的《使成式的起源和发展》、何乐士的《从〈左传〉和〈史记〉的比较看〈史记〉的动补式》、李佐丰的《〈左传〉的“使”字句》、梁银峰的《先秦汉语的新兼语式——兼论结果补语的起源》、祝敏彻的《再谈使成式（动结式）的产生时代》等都是较有影响的论著。
　　（四）上古汉语语序类型的探讨
　　上古汉语的语序类型也是讨论较多的热点问题之一。学者们从上古汉语语言类型的区域转换和方言地理的角度，采用跨语言的类型学研究方法对上古汉语的语序类型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在充分描写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理论思考和结论。周光午的《先秦否定句代词宾语位置问题》、殷国光的《先秦汉语带语法标记的宾语前置句式初探》、张清常的《上古汉语的SOV语序及定语后置》、沈培的《殷墟甲骨卜辞语序研究》、刘丹青的《先秦汉语语序特点的类型学观照》、张赪的《汉语介词词组语序的历史演变》《汉语语序的历史发展》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代表性成果。

　　第四节 中古汉语语法研究

　　中古时期处于上古和近代之间，是汉语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阶段。相对于传统以先秦西汉时期的经典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上古汉语和以唐五代以后接近口语的白话文献为主体研究对象的近代汉语而言，中古汉语语法研究起步较晚，基础比较薄弱。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中古汉语在汉语史中的地位得到确立，中古汉语的研究价值得以突显，尤其对中古汉译佛经文献的重视和开掘，使得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滞后的状况得到很大改变。目前中古汉语语法研究已成为整个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学科增长点，成果日趋丰富，尤其在中古译经语法研究方面，成绩尤为突出。
　　一 以本土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古汉语断代专书语法研究
　　经过学者们的细致梳理，中古时期本土传世文献中可以用作此期语法研究的语料已得到初步整理，使得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有了比较可靠的语料基础。以本土文献为主要语料的相关语法史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柳士镇的《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是较早对中古汉语语法作出描写分析的著作，尤其在词类和句式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何亚南的《〈三国志〉和裴注句法专题研究》对《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中的若干句法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汪维辉的《〈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对中古汉语时期的重要典籍《齐民要术》的语言作了比较系统的整理与研究，语法部分对《齐民要术》的虚词、量词和动补结构、判断句等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周生亚的《〈搜神记〉语言研究》中的语法部分对《搜神记》的词类和句法做了考察。此外，对其他中古时期重要的本土文献如《论衡》《太平经》《抱朴子》《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水经注》等都有学者从专书或专题的角度进行语法描写。这些论著为中古汉语断代语法史乃至整个汉语语法史的构建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和阶段性的成果。
　　此外，日本学者太田辰夫《汉语史通考》一书的中古部分、志村良志《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和中国台湾学者魏培泉《汉魏六朝称代词研究》的相关研究对大陆学术界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 以汉译佛经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古汉语语法研究
　　荷兰汉学家许理和的《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和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20世纪80年代被相继引介到我国汉语史学界后，对促进中古汉译佛经语法研究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此后利用翻译佛经语料对中古汉语语法词汇展开研究成为30年来的一大亮点。
　　（一）语言接触理论在汉译佛经语法研究中的运用
　　充分利用汉译佛经文献对语言接触背景下一些中古时期产生的语言现象进行研究，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色。曹广顺、遇笑容的《中古汉语语法史研究》一书从语言接触理论出发对中古汉语的一些句式、汉译佛经在汉语语法史研究中的作用、研究中古译经的方法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蒋绍愚的《语言接触的一个案例——再谈“V（O）已”》、胡敕瑞的《汉语负面排他标记的来源及其发展》、赵长才的《中古汉译佛经中的后置词“所”和“边”》、朱冠明的《中古佛典与汉语受事主语句的发展——兼谈佛经翻译影响汉语语法的模式》等论文利用语言接触理论对中古译经的一些重要语法现象进行了翔实的考察分析。
　　（二）利用梵汉对勘方法研究汉译佛经语法
　　运用梵汉对勘的方法研究汉译佛经语法虽然历史还不长，但已经取得重要进展。遇笑容的《梵汉对勘与中古译经语法研究》对如何利用梵汉对勘方法进行译经研究做了理论探讨，对该方法的优点与局限性也有客观的分析。姜南的《基于梵汉对勘的〈法华经〉语法研究》和王继红的《基于梵汉对勘的〈阿毗达磨俱舍论〉语法研究》系统运用梵汉对勘手段分别考察了《法华经》和《阿毗达磨俱舍论》的语法现象，通过梵汉对勘和比较同经异译，厘清译文与原典在语法上的对应关系，揭示了译经某些特殊语法现象的来源及其对汉语语法发展带来的可能影响，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和看法。遇笑容的《〈撰集百缘经〉语法研究》、龙国富的《〈妙法莲华经〉语法研究》、陈秀兰的《梵汉对勘研究〈撰集百缘经〉的副词》等也广泛采用了梵汉对勘的方法，解释了一些特殊语言现象产生的动因和机制。
　　三 对中古汉语一些重要语法现象的探讨
　　70年来对中古时期一些重要词法和句法现象的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成果丰硕。
　　（一）完成义动词和完成貌句式的研究
　　梅祖麟的《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先秦两汉的一种完成貌句式──兼论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的来源》从现代汉语表完成的词尾和完成貌句式入手，追溯其早期的表现形式，初步勾勒出这一重要语法现象的来源及其历史演变的轨迹。蒋绍愚的《〈世说新语〉〈齐民要术〉〈洛阳伽蓝记〉〈贤愚经〉〈百喻经〉中的“已”“竟”“讫”“毕”》利用这五部文献详细探讨了完成义动词“已”“竟”“讫”“毕”在中古汉语中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内涵，并追溯了动态助词“了”的前身。帅志嵩的《中古汉语“完成”语义范畴研究》一书从词汇—语义界面入手，对中古汉语“完成”语义的表现形式、表达体系、“完成”语义标记的衍生和演进等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二）助动词研究
　　助动词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方法和视角的运用，段业辉的《中古汉语助动词研究》和朱冠明的《〈摩诃僧祇律〉情态动词研究》是断代或专书助动词研究的重要论著，尤其是后者，引进国外情态研究的成果，从语义出发来分析中古译经的助动词系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李明的《汉语助动词的历史演变研究》则着眼于助动词的历时演变，从语义的角度将助动词的各项意义归为条件类、道义类、认识类、估价类等分类框架，确立了一个完整的语义系统，继而考察各类助动词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着重描写各个时期新产生或开始消亡的助动词以及助动词之间的竞争、更替等，揭示了助动词语义发展的规律性。
　　（三）量词、数词研究
　　刘世儒的《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是改革开放前研究中古时期量词的重要专著。该书对名量词、动量词、度量衡量词等进行了全面考察，构建了中古时期量词较完备的体系，具有开创性。对中古时期量词个案的研究代表性的论著有洪诚的《略论量词“个”的语源及其在唐以前的发展情况》、张万起的《量词“枚”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等。吴福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名量词范畴的语法化程度》则从语法化视角对中古时期汉语名量词范畴的演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张赪的《类型学视野的汉语名量词演变史》一书从类型学视野切入，讨论了汉语量词系统的发展和汉语分类词范畴的确立，系统描写了包括中古在内各个时期汉语量词的发展情况。张延成的《中古汉语称数法研究》则就中古时期的称数方式进行了专题考察。
　　（四）代词系统的研究
　　相比于上古汉语，中古时期汉语的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系统都有重大发展，对中古时期这几类代词系统的考察一直是研究的热点。
　　人称代词系统的简化、第二人称代词“你”的产生以及人称代词所体现出的方言地域差异是中古时期的重要变化，也是学者们关注较多的问题，对此有一系列的文章参与争鸣和讨论，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以第二人称代词“你”的产生为例，王力、吕叔湘、冯春田等认为“你”来源于“尔”，并分别做了详细的分析论证（参见王力《汉语史稿》中册，第270页；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第3—4页；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第37—38页）；日本学者平山久雄则从中古汉语鱼韵音值的角度对传统所认为的“你”来源于“尔”提出异议，认为“你”应看做是“汝”的弱化形式（平山久雄：《中古汉语鱼韵的音值——兼论人称代词“你”的来源》，《中国语文》1995年第5期）。再如对于中古时期用作第三人称代词的“彼”“其”“渠”“伊”等，不少文章对其来源和呈现出的方言地域色彩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分析（参见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梅祖麟《关于近代汉语指代词——读吕著〈近代汉语指代词〉》，《中国语文》1995年第5期）。
　　指示代词方面，学者们或采用专书断代语法的研究方式，或利用大规模语料库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基本构建出了中古汉语指示代词系统，反映了从上古到中古时期指示代词的系统性更替。对此期新产生的指示代词如“许”“底”“阿堵”“尔许”“如许”“尔所”“宁馨”等的来源和功能分布讨论得尤为深入。
　　疑问代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中古时期新产生的一批疑问代词的个案考察方面，其中对“所”“许”“等”“若”“那”“何当”“何等”“何所”“何事”“何物”等的相关研究比较充分，取得了很大进展。
　　（五）副词、介词、连词等虚词研究
　　副词方面，更加注重对副词小类和具体副词的源流探讨，取得了比较突出的研究成果。葛佳才的《东汉副词系统研究》、高育花的《中古汉语副词研究》着眼于断代或专书，对中古时期的各类副词进行了描写分析。江蓝生的《疑问副词“颇、可、还”》对这几个语气副词的来源、用法及历时演变进行了深入探讨。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单篇论文对一些副词小类或具体副词的来源、语义变化加以探索。
　　袁雪梅的《中古汉语的关联词语：以鸠摩罗什译经为考察基点》着重考察了鸠摩罗什译经中的关联词语，并对一些关联词语的形成过程有很好的探源分析。赵长才的《中古汉语选择连词“为”的来源及演变过程》对选择连词“为”的来源及句法功能、语义演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徐朝红、吴福祥的《从类同副词到并列连词——中古译经中虚词“亦”的语义演变》考察了虚词“亦”在中古汉译佛经里作并列连词的用法。
　　（六）处置式研究
　　处置式研究方面，学术界关注比较多的是中古时期各类处置式的表现形式及其来源问题。代表性的文章有梅祖麟的《唐宋处置式的来源》，曹广顺、遇笑容的《中古译经中的处置式》，吴福祥的《再论处置式的来源》，蒋绍愚的《汉语“广义处置式”的来源》，朱冠明的《中古译经中的“持”字处置式》，赵长才的《也谈中古译经中“取”字处置式的来源——兼论“打头破”“啄雌鸽杀”格式的形成》等。此外，学者们还深入讨论了中古时期处置式是否受到语言接触过程中梵文原典语言的影响以及处置式的小类划分等问题。
　　（七）兼语式、使役结构和述补结构的研究
　　中古时期这几类句法格式或结构都涉及到以动词为核心的句法演变，是汉语历史语法发展史上比较重要的问题，成果比较丰富，在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方面有显著突破。
　　李明的《从“其”替换“之”看上古—中古汉语的兼语式》（载《当代语言学》2017年第1期）注意到兼语式中兼语的位置上，先秦本用“之”，但从战国末期始，“之”可以被“其”替换。该文从这一现象入手，对兼语式、控制结构、使役句等复杂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国台湾学者魏培泉的《说中古汉语的使成结构》和刘承慧的《试论使成式的来源及其成因》、日本学者古屋昭弘的《〈齐民要术〉中所见的使成式“Vt+令+Vi”》等论文也都是讨论中古汉语使成式的重要文章。
　　围绕汉语述补结构（动结式）的产生时代及判断标准等问题是中古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热点。王力、太田辰夫、志村良治、梅祖麟、蒋绍愚等都曾对一些学者单纯根据语义或是凭借现代汉语的语感来判定是否动结式提出过批评意见，并进而尝试确立判定动结式产生的基本原则。太田辰夫、志村良治、梅祖麟等强调形式标志的重要性，主张用“V杀”和“V死”的对立互补作为判断动结式产生时代的形式标志。这种努力寻求形式标志的思路和方法无疑比单纯凭语感要客观、科学得多。也有一些学者如李平、宋绍年、蒋绍愚、吴福祥、赵长才、杨荣祥、梁银峰、胡敕瑞、宋亚云等，先后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标准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提出异议，并就此展开热烈讨论。这些探讨深化了人们对述补结构（动结式）的认识，推动了研究的进展，但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形式标志作为判定标准才更有效，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八）被动句研究
　　与上古时期相比，中古被动句有进一步的发展，唐钰明的《汉魏六朝被动式略论》《汉魏六朝佛经“被”字句的随机统计》、董志翘的《中古汉语“被”字句的发展和衍变》、朱庆之的《汉译佛典中的“所V”式被动句及其来源》等对这一时期已广泛使用的“被”字句以及一些特殊被动句的研究比较深入、系统。
　　（九）疑问句研究
　　对中古疑问句的研究比较突出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对疑问句表达系统的探讨上，尤其是对中古时期反复问句和选择问句的研究以及相关疑问词功能用法的考察上，有重要进展。梅祖麟《现代汉语选择问句法的来源》将现代汉语选择问句的来源追溯到中古时期，探讨了中古汉语选择问句的类型和选择连词的使用问题。遇笑容、曹广顺的《中古汉语中的“VP-不”式疑问句》选取东汉至隋的19部译经和6部中土文献作为考察对象，对反复问句的类型进行了归纳。朱冠明的《关于“VP不”式疑问句中“不”的虚化》和刘开骅的《中古汉语VP-neg式疑问句句末否定词的虚化问题》对反复问句句末否定词的虚化问题做了新的探索。刘开骅的《中古汉语疑问句研究》一书则对中古汉语疑问句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考察，在疑问句分类和探源方面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总的来看，学术界对中古疑问句一些重要问题（如反复问句中语气副词的性质、句末否定词的性质、选择问句中选择标记的来源等）已取得部分共识，有些问题虽然还没有形成较为一致性的结论，但研究已相当深入。人们对中古时期汉语疑问句的总体面貌和特点认识得更加清晰了。　　第五节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黎锦熙先生就提倡对包括语法在内的近代汉语展开研究。20世纪40年代吕叔湘先生发表了《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论“底”“地”之辨兼及“底”字的由来》等一系列有关近代汉语语法的重要论文，在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具体个案探讨和理论方法上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近代汉语语法研究逐渐起步，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册）对汉语许多重要语法现象在近代的发展变化做了扼要概述，从整体上勾勒出了汉语语法体系在近代的一些面貌特征。此外20世纪50—60年代还有一些关于近代汉语语法的单篇论文发表，但总体上进展还比较缓慢。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真正迅速展开并获得重大突破是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将唐五代至清代中叶这段时期不同程度上反映口语的白话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划分出近代汉语这个阶段，从而真正建立起近代汉语学科领域，这本身就是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40年来，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空前活跃，人们对研究近代汉语内部各个历史阶段白话文献的价值和意义认识得越来越深刻，在词类、句式、句型等分支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一 近代汉语词类研究
　　有关近代汉语的词类研究中，代词和各类虚词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
　　（一）代词研究
　　吕叔湘著，江蓝生补《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对近代汉语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以及代词词尾“们”和“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写，并对其来源、功能演变等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该书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近代汉语指代词系统，描绘出了近代汉语指代词使用和发展的完整面貌。被誉为“无论从内容看，还是从方法看，《近代汉语指代词》都是汉语语言学的一个里程碑”（梅祖麟：《关于近代汉语指代词》，《中国语文》1986年第6期），对后来的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围绕第三人称代词“他”的产生时代和判定标准问题，吕叔湘、太田辰夫、郭锡良、唐作藩、遇笑容、梁银峰学者等都有相关论著发表。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唐代“他”作为专职的第三人称代词用法才完全成熟（参见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要》（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人称代词在近代汉语有了单复数的对立，出现了专门表示复数的词尾“家”和“们”（有“弭”“弥”“伟”“每”“满”“瞒”“懑”等不同的书写形式和语音形式）。关于“们”的来源及各种不同书写形式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看法。吕叔湘的《近代汉语指代词》认为“们”是从“辈”发展为“弭”“弥”“伟”，再发展为“们”的。梅祖麟《关于近代汉语指代词》认为“弭”“伟”发展为“们”是受阿尔泰语影响所致。江蓝生有两篇文章详细讨论“们”的来源问题，《说“麽”与“们”同源》（《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主张“们”与“麽”同源，都是从“物”发展而来的。《再论“们”的语源是“物”》（《中国语文》2018年第3期）从语音演变的角度论证唐代以来文献中的复数词尾标记“弭、伟、每、懑、门、们”的语源都是“物”，这些读音不同的复数词尾标记之间不是连续式音变的关系，而是不同演变路径的同源音类的叠置。“弭”和“每”是唐宋以来秦晋等北方系官话内部的文白读叠置；鼻音韵尾的“懑、门、们”标记的出现，则是音节内部的元音韵母受m声母顺向同化而增生出鼻韵尾的结果。李蓝的《再论“们”的来源》讨论了从“辈”到“们”的语音演变过程。此外，陈治文《元代有指物名词加“每”的说法》和孙锡信《元代指物名词后加“们（每）”的由来》对元代指物名词后加“们（每）”的用法进行了考察。
　　刘一之的《关于北方方言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包括式和排除式对立的产生年代》和梅祖麟《关于北方方言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包括式和排除式对立的来源》两篇文章就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包括式和排除式对立的产生时代和来源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推测这种对立的产生可能受到北方阿尔泰语系的影响。
　　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研究方面，主要就近代汉语新产生的指示代词“这”“那”系列（包括“这个”“那个”“这么”“那么”在内）和疑问代词“什么”“怎么”“怎生”“争”等的用法和语源讨论得比较充分，取得了一些共识。
　　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近代汉语各类代词进行专书或专题研究的成果越来越丰富，近代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语料几乎都有涉及，为今后建立翔实而完备的近代汉语代词系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助词研究
　　近代汉语助词可分为动态助词、事态助词、结构助词、概数助词、尝试态助词等若干小类。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有关各类助词的研究一直是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其中对与时体表达相关的动态助词、事态助词，结构助词“底（的）”“地”讨论得最为充分。
　　1. 动态助词、事态助词
　　赵金铭的《敦煌变文中所见的“了”和“着”》是较早探讨动态助词的论文。此后学术界针对“了”“过”“着”等助词的来源和形成过程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代表性的论文有木霁弘的《〈朱子语类〉中的时体助词“了”》、吴福祥的《重谈“动＋了＋宾”格式的来源和完成体助词“了”的产生》、曹广顺的《试论汉语动态助词的形成过程》、杨永龙的《不同的完成体构式与早期的“了”》、刘坚《时态助词的研究与“VO过”》、彭睿的《共时关系和历时轨迹的对应——以动态助词“过”的演变为例》、陈前瑞和张曼的《汉语经历体标记“过”的演变路径》、梅祖麟的《现代汉语方言里虚词“着”字三种用法的来源》、吴福祥的《也谈持续体标记“着”的来源》等。刘勋宁的《现代汉语句尾“了“的来源》和李崇兴《〈祖堂集〉中的助词“去”》分别讨论了事态助词“了”“去”的来源问题。
　　曹广顺的《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对近代汉语助词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演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描写分析，探讨了近代汉语助词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其中对“了”“却”“将”“得”“取”等动态助词的来源和演变过程有细致考察。杨永龙《〈朱子语类〉完成体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借鉴现代语言学体范畴理论，对《朱子语类》完成体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其中对“了”“过”用法及其演化过程的探讨尤为深入。
　　2. 结构助词
　　围绕结构助词“底（的）”“地”的来源和演变途径，在吕叔湘、王力等已有研究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此讨论得较为充分，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代表性的论著有曹广顺的《〈祖堂集〉中的“底（地）”“却（了）”“著”》、冯春田的《试论结构助词“底（的）”的一些问题》、梅祖麟的《词尾“底”“的”的来源》、江蓝生的《处所词的领格用法与结构助词“底”的由来》、刘敏芝的《汉语结构助词“的”的历史演变研究》等。
　　（三）副词、介词、连词和语气词等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以副词、介词、连词、语气词研究为代表的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学者们从语法化、词汇化的角度出发，同时注重语义演变模式，拓展了理论深度。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基于汉语事实的深刻理论思考和创见。
　　对副词进行分类探讨并结合副词所在的相关句式展开研究，这方面发表的单篇论文成果比较多。杨荣祥的《近代汉语副词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对近代汉语副词作了比较全面的分类描写，考察了许多副词的来源，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探索。
　　汉语的介词有相当一部分由动词发展而来，有些介词又进一步发展为连词或附着成分，有些词至今仍身兼介词和连词。探讨近代汉语的介词和连词，除了需要做好全面细致的描写，更重要的是搞清楚介词和连词的来源和演变过程，进而揭示出各类介词和连词演变的机制。刘坚的《试论“和”字的发展，附论“共”字和“连”字》、于江的《近代汉语“和”类虚词的历史考察》对“和”类虚词的研究揭示了“动词—介词—连词”发展演变的语法化模式。吴福祥的《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兼论SOV型语言中伴随介词的两种演化模式》（《中国语文》2003年第1期）从类型学视角出发，从历时和共时两方面考察汉语伴随介词的发展演变路径，提出了汉语中存在“伴随动词＞伴随介词＞并列连词”的语法化链条。江蓝生的《汉语连—介词的来源及其语法化的路径和类型》（《中国语文》2012年第4期）首次提出“连—介词”的概念并进行了界定，认为汉语的连—介词至少有四个来源：（1）伴随义动词“和、跟、同”等；（2）使役义动词“唤、教”；（3）给予义动词“与、给”；（4）同位结构“我两个”中的数量词“两个”。文章描述了这四类连—介词语法化的动因和路径，归纳出语法化的三种类型，并对相关的语言现象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和解释。这方面的专著有马贝加的《近代汉语介词》、席嘉的《近代汉语连词》等。
　　胡竹安的《宋元白话作品中的语气助词》、徐德庵的《近代汉语中句末语气词“则个”“者”“著”“咱”“罢”“波”》较早关注到近代汉语中一些新兴语气词的用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近代汉语时期产生且至今沿用的如“呢”“吗”“么”“呀”等一批重要语气词，学者们着重从来源和功能演变上进行了深入探讨。代表性的论文有江蓝生的《疑问语气词“呢”的来源》、曹广顺的《〈祖堂集〉中与语气助词“呢”有关的几个助词》、孙锡信的《语气词“么”的来历》、吴福祥的《从“VP-neg”式反复问句的分化谈语气词“么”的产生》、钟兆华的《语气助词“呀”的形成及历史渊源》《论疑问语气词“吗”的形成及发展》、杨永龙的《句尾语气词“吗”的语法化过程》、梁银峰的《〈祖堂集〉中的语气词“摩”及相关问题》等。专著有孙锡信的《近代汉语语气词：语气词的历史考察》等。
　　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是一部汇集几位作者多年研究近代汉语虚词的成果集，代表了当时近代汉语虚词研究的最好水平。钟兆华的《近代汉语虚词研究》着重对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进行考察，对所收录的虚词分别进行了个案研究。
　　二 近代汉语句法研究
　　句法方面，近代汉语的一些重要句法现象相较于中古汉语，既有延续，又有一些新的发展。对述补结构、处置式、被动句、比较句等在近代汉语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学术界投入的力量更多一些，取得的成果也更加丰硕。对过去关注较少的一些结构格式，一些学者尝试采用构式语法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一）述补结构的研究
　　中古已经产生的各类动结式述补结构在近代汉语时期全面成熟，以断代或专书形式对动结式进行细致的分类描写成果较多。代表性的如梁银峰的《汉语动补结构的产生与演变》详细考察了述补结构的各种类型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演变情况。刘子瑜的《〈朱子语类〉述补结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小类划分上有新的突破，比较注重从理论上总结演变规律，探索演变的动因和机制。
　　由结构助词“得”参与构成的组合式述补结构是近代汉语时期新产生的，对“得”的来源和结构本身的功能演变是研究的重点。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便已展开，在许多关键问题上都取得了很大进展。比较重要的论文有祝敏彻的《“得”字用法演变考》、岳俊发的《“得”字句的产生和演变》、杨平的《带“得”的述补结构的产生和发展》、赵长才的《结构助词“得”的来源与“V得C”述补结构的形成》、吴福祥的《汉语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语法化》等。蒋绍愚的《近代汉语研究概要》一书的第四章第三节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处置式研究
　　主要以“将”“把”为处置介词的处置式是从唐代才开始出现的，是近代汉语的一种重要句式。王力《中国语法理论》和《汉语史稿》（中册）对处置式做了明确的界定，并探讨了处置式的产生。关于处置式中处置介词“将”“把”的虚化过程、处置式的分类、性质，以及功能扩展等问题学者们讨论得比较深入。对广义处置式、狭义处置式和致使义处置式的类型特点越来越清晰。祝敏彻的《论初期处置式》和向熹的《〈水浒〉中的“把”字句、“将”字句和“被”字句》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处置式研究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更加细化深入，代表性的文章有陈初生的《早期处置式略论》、贝罗贝的《早期把字句的几个问题》、刘子瑜的《唐五代时期的处置式》、蒋绍愚的《把字句略论——兼论功能扩展》《〈元曲选〉中的把字句——把字句再论》、吴福祥的《再论处置式的来源》等。
　　（三）被动句研究
　　近代汉语被动句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被”字句以及稍后产生的“教”“叫”“让”“给”“吃”等被动句的产生和发展方面。
　　对“被”字句的语义表达和不表被动的“被”字句（零被句），学者们进行了考察探讨。代表性的论文有许绍早的《〈水浒〉中的被动句》、向熹的《〈水浒〉中的“把”字句、“将”字句和“被”字句》、袁宾的《近代汉语特殊被字句探索》、俞光中的《零主语被字句》等。蒋绍愚的《近代汉语研究概要》中的第四章第五节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专门对此做了进一步分析，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观点。
　　对“教”“叫”“让”“给”“吃”等被动句的研究以及使役义、给予义与被动义之间关系的研究，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得也比较深入。江蓝生的《被动关系词“吃”的来源初探》《汉语使役与被动兼用探源》，蒋绍愚的《“给字句”“教字句”表被动的来源》《受事主语句的发展与使役句到被动句的演变》，洪波、赵茗的《汉语给予动词的使役化及使役动词的被动介词化》等成果具有代表性。
　　（四）比较句研究
　　近代汉语比较句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差比句的研究上，代表性的成果有黄晓惠的《现代汉语差比格式的来源及其演变》、史佩信的《“比”字句溯源》、赵金铭的《汉语差比价的南北差异及其历史嬗变》、张赪的《唐宋时期“比”字比较句的演变》、谢仁友的《“比”字的语法化和“比”字句的语言类型学考察》等。
　　（五）其他结构式的研究
　　随着构式语法理论的引入，一些学者尝试从构式角度解释汉语相关的语法现象。代表性的论文有江蓝生的《“VP的好”句式的两个来源——兼谈结构的语法化》《同谓双小句的省缩与句法创新》《概念叠加与构式整合——肯定否定不对称的解释》，江蓝生、杨永龙的《句式省缩与相关的逆语法化倾向》，彭睿的《构式语法化的机制和后果》，杨永龙的《目的构式“VP去”与SOV语序的关联》等。
　　三 语言接触视角下的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元代和清代由说北方阿尔泰语系的蒙古族和满族统治，汉语和蒙古语、满语处于接触状态，同时期还与朝鲜有密切的交往。语言接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语语法、词汇的变化。考察元明清时期北方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尤其是蒙古语、朝鲜语、满语）与汉语的接触过程，研究探讨外部接触对汉语语法演变造成的影响和结果，在近代汉语研究中意义重大。20世纪80年代后，针对语言接触状态下汉语语法的研究逐渐开展起来，并取得了很大成就。
　　余志鸿的《元代汉语中的后置词“行”》《元代汉语的后置词系统》较早从接触的角度来考察汉语语法。江蓝生发表了系列论文，考察研究在语言接触状态下汉语语法受到蒙古语影响的实例，如《助词“似的”的语法意义及其来源》《后置词“行”考辨》《从语言渗透看汉语比拟式的发展》《语言接触与元明时期的特殊判断句》等。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中助词的特殊用法》《元代的蒙式汉语及其时体范畴的表达——以直译体文献研究为中心》《试论元代的“汉儿言语”》《代词词尾“着”的来源》等文章考察了语言接触状态下元代白话文献中的异质成分及其给汉语带来的影响。遇笑容、曹广顺的《〈训世评话〉中的特殊语言现象及其语言性质》，赵长才的《〈训世评话〉中“是”的两种用法及其来源》《语言接触背景下元明时期“后头”表时间的用法及其来源》等论文对这一时期语言接触过程中的一些特殊语法现象的来源及形成过程做了深入探讨。祖生利的《清代旗人汉语的满语干扰特征初探——以〈清文启蒙〉等三种兼汉满语会话教材为研究的中心》以清代中期编写的三种重要的兼汉满语会话教材——《清文启蒙》《清文指要》《续编兼汉清文指要》作为研究的重点，较系统地调查了其汉语会话部分（很大程度上反映旗人汉语）所呈现的若干满语的干扰特征，并对照相应的满语，揭示其来源。张美兰、綦晋的《从〈清文指要〉满汉文本用词的变化看满文特征的消失》探讨了《清文指要》不同时期的汉文译本在对译过程中满文虚词形态特点脱落的现象，反映清代满语与汉语接触、融合、最终被汉语代替以致衰落的历程。
　　四 近代汉语专书语法研究
　　对近代汉语各个时期反映口语的重要文献展开专书语法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逐渐展开的。目前已有多部专书语法出版，有些是对某部专书的词法、句法现象进行全面的描写分析，有些则侧重于对某部专书的某个或某些专题进行深入考察。这些专书语法研究著作的出版，为今后近代汉语语法史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福祥《敦煌变文语法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版）是较早的一部近代汉语专书语法研究著作，对敦煌变文的语法系统做了全面描写和细致分析，并进行了共时和历时的比较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系列近代汉语专书语法，主要有吴福祥的《敦煌变文12种语法研究》《〈朱子语类辑略〉语法研究》，曹广顺、梁银峰、龙国富的《〈祖堂集〉语法研究》，杨永龙、江蓝生的《〈刘知远诸宫调〉语法研究》，刁晏斌的《〈三朝北盟会编〉语法研究》，高育花的《〈全相平话五种〉语法研究》，李崇兴、祖生利的《〈元典章·刑部〉语法研究》，冯春田的《〈聊斋俚曲集〉语法研究〉》等。
　　此外还有就专书或断代中的某些语法现象所做的专题性研究，代表性著作如祝敏彻的《〈朱子语类〉句法研究》、卢烈红的《〈古尊宿语要〉代词助词研究》、叶建军的《〈祖堂集〉疑问句研究》、傅惠钧的《明清汉语疑问句研究》等。
　　五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学术总结和教材建设
　　随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逐渐深入，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几部尝试贯通整个近代汉语各时期的语法研究专著。其中较有影响的有祝敏彻的《近代汉语句法史稿》，俞光中、植田均的《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和冯春田的《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这些论著所讨论的语法现象，其范围和侧重点不尽相同，但都反映出了作者对近代汉语语法探索的最新成果。
　　为满足教学方面的需求，90年代相继出版了一批近代汉语教材。主要有袁宾的《近代汉语概论》，杨建国的《近代汉语引论》，蒋绍愚的《近代汉语研究概况》，蒋冀骋、吴福祥的《近代汉语纲要》，赵克诚的《近代汉语语法》等。由于要适应不同的教学层次和对象，因此对近代汉语语法部分的介绍繁简不一。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几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综述类著作和教材相继出版，使得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学术总结和教材建设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
　　蒋绍愚、曹广顺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是一部集中总结以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成果，反映当时最新学术前沿的著作。该书选取近代汉语中最为重要且研究得最为充分的词类和句法方面的14个专题，对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做了深入翔实的梳理和总结。孙锡信、杨永龙主编的《中古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述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则对中古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成果做了全景式的扫描，涉及到研究专题、研究专著、著名学者等各个方面，详细总结评述了本学科各分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蒋绍愚的《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修订本，2017年）是在《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基础上增加了大量新的内容，反映作者新观点的著作。2017年修订本出版，内容更加全面和充实。该书既是一部高水平的教材，也是一部研究性论著。语法部分对近代汉语中的一些热点语法问题进行了简明的梳理和讨论，在论述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状况的过程中，多有中肯的评论，有的是对某一具体研究成果从理论方法的高度加以考察，有的是在深入比较几种不同结论的基础上表明自己的取舍，其中凝聚着作者的独到见解。吴福祥主编《近代汉语语法》是一部面向硕士生、博士生的教材，具有比较完备的体系架构，重在梳理总结近代汉语语法重点研究的课题及研究过程，反映最新学术前沿。

　　第六节 结 语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历史，成就辉煌，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主要体现在：（1）学科体系建设逐渐完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不断拓展。尤其是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和中古汉语语法研究由无到有，由弱到强，已经成为新的学科生长点，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2）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不断提升、更新。理论探讨的风气渐趋浓厚和活跃，研究视野更加开阔。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的研究取向越来越明显。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本土文献与汉译佛经文献并重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改变了以往研究范围过于侧重传世文献和本土文献的局面。（3）语法史研究涉及各个专题，不少成果在注重词法、句法探索的同时，更加注重语义研究；在注重描写的同时，更加注重对语法演变机制和动因的探讨；同时注意语法演变的时间因素、地理因素、社会人文因素等。
　　今后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方向仍将是深刻的理论思考与对语言事实全面系统的描写相互结合的发展趋势。立足汉语史实际，对语言现象客观描写分析，做出合理解释；在坚实的材料（包括历史语料、方言语料，以及相关的少数民族语料和其他语言材料）基础上，加强理论思考，总结归纳，得出较为普遍的规律。
　　在研究方法上，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古今贯通，把上古、中古、近代、现代串通起来研究；把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书面文献与活的方言材料结合起来研究。提倡从类型学和语言接触的视角出发把汉语历史语法与汉语方言语法、汉语与周边少数民族语言、汉语与外语进行对比的类型学研究。
　　在新时代，我们要把汉语语法发展史的研究提升到更高水平，从汉语语法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视角阐述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揭示其内部和外部的联系以及蕴含的规律。加强理论创新是把历史语法研究提升到更高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汉语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必然要求。我们要通过历史语法研究的理论创新和打造更多的精品力作，来体现中国语言学的特色，展示汉语历史语法学界的新贡献。以往70年各种有关汉语语法史的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已经有了相当丰厚的基础，我们期望在此基础上加以概括、提炼和整合，在不远的将来，推出一部新的、更为详尽科学的、能够体现我国学者集体智慧的汉语语法通史，作为我国汉语史研究的集大成的标志性成果。
　　主要参考文献
　　董志翘、王东：2002《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概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2期。
　　胡竹安、杨耐思、蒋绍愚编：《近代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江蓝生：《近代汉语探源》，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要》（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蒋绍愚、曹广顺主编：《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李佐丰：《古代汉语语法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
　　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宋绍年、郭锡良：《二十世纪的古汉语语法研究》，《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1期。
　　孙锡信、杨永龙主编：《中古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述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王力：《汉语史稿》（中），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王力：《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王云路、方一新编：《中古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王云路、楚艳芳：《中古汉语语法研究综述》，《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3期。
　　杨伯峻、何乐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

　　朱庆之编：《中古汉语研究》（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