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影响了哪些中国教育家？

管季超0712

杜威影响了哪些中国教育家？ ——杜威访华100周年纪念活动第一次学术论坛在京举行
2019-01-25 来源：中华教育改进社

  

2019年1月20日下午，主题为“杜威与中国教育家群体”的学术论坛在北京中关村立方庭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举行。四位专家学者到会做专题报告，并与百余位参会者进行充分交流和互动。论坛结束后，一位来自西安某教育研究机构的参会者评论说，“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思想盛宴”。

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丨北京负责人肖娜老师代表主办方致辞。

1919年4月30日午后，世界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从上海下船来到中国，开始为期两年两个月的学术之行，对中国一百年来的教育发生了巨大影响，2019年是杜威来华一百年。本次论坛标志着由与杜威有深厚历史渊源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和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丨北京联合主办的杜威访华100周年纪念系列学术活动的正式启动。2019年3月23日主办方将举行第二次学术论坛，主题为“杜威与中国学校教育”。2019年4月28日举办方举行的第三次论坛为高端学术会议，主题为“杜威与中国教育”。中小学教育知名品牌“学而思”为活动提供支持。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等国内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共计20余位专家学者将应邀到会发表学术演讲。

本次论坛分为上、下两场。上半场由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丁永为副教授主持。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王颖副教授做了题为《杜威和他的中国学生们》的报告。王颖是《杜威教育学派与中国教育》一书的作者，她先是从整体上讨论了杜威和他的中国学生们的共同学术主旨，认为这一主旨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即：认同实验主义教育、倡导民主科学教育、重视中西方教育沟通、秉持教育救国论、强调个性发展教育、提倡教育实验和注重教育与生活的联系。接着，王颖指出，尽管杜威和他的中国学生们分享着共同的学术主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之间不存在矛盾甚至分歧。于是，她以郭秉文、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和陈鹤琴等五位最具代表性的杜威的中国学生为例，从思想与实践双向互动的视角，细致分析了杜威对他的五位中国学生所产生的具体影响，以及这些中国学生又分别对杜威的教育思想做了哪些创造性的发挥、改造和应用。最后，王颖总结了杜威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强调我们应该结合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实际问题将杜威研究引向深入，为推进新时代中国教育改革提供理论支持。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柯小卫先生以《杜威学说对陈鹤琴‘中国化’幼教改造产生影响》为题，以他的外公陈鹤琴先生为中心，在占有丰富的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从杜威学说与中国新教育、陈鹤琴“中国化”幼教改造、“杜威学校”与“活教育”三个维度，以幽默而富有哲理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回答了杜威学说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关系、陈鹤琴对杜威学说的中国化改造以及幼儿教育中国化改造的指导思想和具体路径等重要问题。在柯小卫先生看来，讨论杜威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不能忽视五四运动这个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今年是杜威访华的100周年，更是五四运动的100周年。正是五四运动使中国人深刻认识到教育与国家命运紧密相关。教育的改造既然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休息相关，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得不重视引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学说来指导中国教育改造。杜威的实验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胡适、陶行知和陈鹤琴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引入中国，并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的。陈鹤琴先生的鼓楼幼稚园的实践以及活教育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杜威学说中国化从学术理想照进了教育现实，也标志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教育话语体系的伟大探索的开始。

本次论文的下半场由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周雪敏博士担任主持。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知名文献学者邹新明研究员快步走上讲台。邹先生是《胡适与北京大学》和《胡适画传》的作者。他的演讲主题是《从胡适藏书看杜威对胡适的影响》。演讲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胡适自己关于杜威对自己影响的一些说法；他人对胡适与杜威关系认识的一些材料；胡适藏书中所见杜威对胡适的影响。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邹先生向与会者呈现了大量胡适先生的手书的信件、日记、藏书、札记的照片。这些照片生动地展示了胡适的思想和生活的不为人知的细节。在对这些丰富的一手资料的条理缕析的基础上，经过细致、缜密的考证，邹先生指出，从胡适的日记、书信来看，胡适对杜威著作的阅读兴趣应是从1915年7月开始的。胡适在1936胡适在《藏晖室劄记》的“自序”也印证了这一点。在这篇自序中胡适说，正是在这时，“（我）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做了详细的英文提要”。但是，胡适的记忆可能不甚准确。从胡适的藏书来看，胡适进行了详细批注的杜威的书仅有杜威与塔夫茨两人合著的《伦理学》（Ethics）。另外，我们已经知道的是，杜威在1915年之前出版的著作已经有很多了，除了上述的《伦理学》，还有《我们如何思维》、《明日之学校》、《学校与社会》和《心理学》等等，若是真的像读《伦理学》那样做详细批注和详细提要式的阅读是不可能做到在短短一两个月“尽读”的。邹新明先生的严谨治学令与会者十分钦佩。在演讲的最后，邹先生指出，在胡适的藏书中，与杜威有关的图书共计53册，在当时国内学者私人藏书中是罕有匹敌的。从这些藏书中，我们可以了解杜威和胡适的交往，更可以看出杜威对胡适的影响。“胡适阅读杜威著作的圈划批注，留下了他的思考，留下了杜威对其影响的印记，也留下了他思想发展的轨迹，这些资料在胡适思想研究上非常值得参考。”

储朝晖先生的演讲题目是《杜威对陶行知的影响》。储先生是中国教育科学院的研究员，自1981年起迷上陶行知研究。储先生从陶行知与杜威的交往过程讲起，认为哥伦比亚大学是陶行知和杜威交往的起点，“陶行知与杜威有多少交往有诸多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已有交往”，正是在这一时期，陶行知选修了杜威主讲的研究生课程“学校与社会”。陶杜两人之间关系的“加热”则是由于在1919年陶行知先生与胡适和蒋梦麟等人一起邀请杜威先生访华，并担任杜威在华演讲的主持和翻译。此后，在晓庄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争取民主时期，陶行知和杜威皆有密切互动，杜威对陶行知的诸多政治和教育活动都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支持。接着，储朝晖先生运用投射效应理论，分析了国内学者对杜威和陶行知的关系的认知立场和认识偏差问题。所谓投射效应，主要指认知和情感上受自己的定位、情感、意志影响，从而难以做出客观、真实、准确、完整的认知对象的真实状况及其关系的判断。投射效应使人们倾向于在自己已有知识阈限内感知对象，而不是按照被观察对象的真实状况进行感知，从而产生远近、真假、大小等方面的偏差。储先生将投射效应的主要类型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从陶行知对杜威的投射，研究者的定位是“扬陶贬杜”。第二种是从杜威对陶行知的投射。结果造成“陶行知在杜威的投影中，不明晰、有缺陷”。第三种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陶行知与杜威的投射。把陶杜视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够革命”。在这种定位下，“革命和武装斗争永远比做教育高尚、光荣。”最后，储朝晖先生指出，公正、客观地看，杜威和陶行知在教育思想上的关系应该是“原理与应用”。“整体看，陶行知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对杜威教育原理的应用。说陶行知在某个方面超越了杜威言过其实，但他在运用中的确创造了新的案例。”储先生强调，“陶行知与杜威之间不存在阶段性的差异。”而且，“原理和运用不存在高低，配合起来才能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

在热情的嘉宾和与会者紧锣密鼓的互动问答环节之后，本次论坛进入了尾声。作为杜威访华10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发起人，储朝晖先生扼要总结了今天论坛的成果。他感谢到场的各位嘉宾和与所有参会者，以及为本次论坛提供了周到服务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哥伦比大学全球中心、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工作团队、学而思。再次申明发起本次系列纪念活动的初衷，即充分利用杜威和他的中国学生的思想资源来正确认识和办好我们当下的教育。因此，他呼吁与会者积极行动起来，广泛传播纪念活动的信息和思想观点，使更多从事教育的人们获益。最后，储先生指出，在研究任何人物的思想时，我们皆应努力克服偏见，“要通过个人独立自主的思考，独立自主地去做判断，最后做出一个更加客观、更加公正的结论”。

在一阵热烈而持久的掌声中，本次论坛落下帷幕，留下了依恋和对下次论坛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