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这个词怎么翻译?中国的“儒道圣人”,更强调修身养性的人生阅历,在西方鲜有对照的概念。博士就读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德国学者裴德思,在构思论文时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他发现,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类似的术语在现有德语和英语译文中很难准确传达。
事实上,裴德思的困惑并非个例。随着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在海外有很高的“曝光度”。以“阴阳”(Yin and Yang)为例,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师曹轩梓的调查研究指出,JSTOR数据库(西文过刊全文数据库)涉及这一术语的英文文章有11181篇、著作1140本、相关研究报告215份。在以新闻资讯为特色的Factiva数据库(道琼斯新闻数据库)中,自1971年首次出现以来,如今已有15065篇英文新闻报道出现过“阴阳”,且不断增长。尤其是2019年末至2022年的3年间,涉及该术语的报道,年均保持在700篇以上,不少是在中医领域。
中国文化的海外“粉丝”不断增长,随之而来的是理解上的困难。对海外中国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他们并不具备中国思想文化的语境,加之早期翻译中一些词语、概念存在误读或误译,要想实现跨时空、跨语言的术语对接,就需要我们来“正本清源”。比如,“上帝”是英语“God”的中译。但事实上,“上帝”本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词,古代的“上帝”,指上古传说中主宰宇宙万事万物的最高天神,或是帝国、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即帝王、君主。如果望文生义,将其回译为“God”,必然会导致英语读者理解错误,因此“术语工程”译审团队将其翻译成“Supreme Ruler/Ruler of Heaven”并对其本义加以解释,以正本清源。
和一般的翻译工程不同,“术语工程”没有现成文本,首先要做的就是“精挑细选”——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选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术语工程”秘书处负责人、外研社副总编辑章思英介绍,为了全面梳理反映中华传统文化特征和民族思维方式、体现中国核心价值的思想文化术语,“术语工程”专门设置了哲学、文艺、历史3个学科组,由学科组专家学者负责筛选,用200到300字阐释每条术语的含义,并附加1-3个有代表性的“引例”。之后再交由专门的译审团队进行初步翻译,译文经特邀汉学家修改润色后,最后由中国的译审专家审订、定稿,“这是一个反复推敲的过程”。
在术语遴选过程中,有一个原则是列入“对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术语。资深英语专家、“术语工程”专家委员陈明明认为:“‘自强不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体现了中国人自立自强的精神。中国人不怕艰难险阻,顽强拼搏,靠什么支撑呢?就是这种努力奋进的精神。我们的译文是‘Strive Continuously to Strengthen Oneself’,即‘永不停息地去改善自己’,这就把中国人勇往直前的精神体现了出来。外国读者了解这个术语后,就会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进取。”
“翻译思想文化术语并不是简单地‘中译英’或‘中译外’,而是一个‘两步走’的过程,先将术语在中华典籍中的文言文含义用白话文简明扼要地阐释,也就是‘由古到今’;再将这些阐释翻译成外文,也就是‘从中到外’。”章思英说。
中外合作精益求精
如何用简练的语言概括术语的丰富内涵?哪些引例最有助于读者理解术语?怎样在忠实中文释义的基础上尽可能贴近目标语读者的表达习惯?对于参与“术语工程”的专家学者而言,几百字的释义并不比撰写一篇上万字的论文来得容易。术语的筛选、释义、翻译要想经得住考验,就必须集思广益。
对“有无”的释义曾在翻译过程中引起一场讨论。在中国哲学中,“无”是超越一切个体事物的无形、无名的本体或本原,“有”是有形、有名的具体事物或其总和。最初的译文采用音译+意译的方式将“有无”翻译为“You(Being) and Wu(Non-being)”。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王柯平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西方哲学中的‘Being’是形而上学本体论概念,是看不见摸不着、只能用思想来推理的永恒实在,而‘Non-being’则是现象界可见可摸的东西,但不是实在的东西。前者为本,后者为末。上述译文,在西方读者看来,正好本末倒置。”最终,为最大限度避免英语读者可能产生的误读和误解,考虑到中国哲学本不同于西方哲学,经过与哲学组讨论后,只保留了音译,删除了括注中的意译。
类似的讨论在工程推进中比比皆是。精通英汉双语、通晓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汉学家,在订正错讹、提高译文质量方面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翻译过程中,汉学家往往会关注到一些中国学者习以为常而外国读者可能产生疑惑的细节。在解释术语“怀远以德”时,使用了出自《左传·僖公七年》的一段引例:“管仲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
对中国学者来说,引例中的“齐侯”指的是齐桓公,这一点毋庸置疑,因此译审团队按“齐桓公”进行了翻译。但瑞典汉学家韩安德在审稿时指出,这容易造成外国读者理解上的困难。他考虑到最大程度贴近中文文本的原则,建议此处翻译为“侯”(marquis)而不是“公”(duke)。最终,译文修改为“Marquis of Qi”。
“其实,中外专家合作翻译、反复探讨的过程,同样是文化交流的体现。”章思英说,“通过这样的讨论,加深了我们双方对中华思想文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