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文运动

管季超0712

新古文，是新古文运动的产物。新古文运动，起始于王泽生提出的中华新辞赋运动学说，发展与中华诗赋革新运动阶段，新古文的大量出现，是以辞赋骈文为主流创作倾向的，一大批辞赋作家是新古文作家群的骨干力量。新古文运动，在继承的同时，更主张创新，创新是文学生产力的解放的思维运动，因而新古文是文化新思维的产物。

管季超0712

新古文运动，属于当代国学思潮，是文化学现象，已引起学界关注，其运动具体涵义指“辞赋运动、骈文运动、汉诗运动”三大板块形成的新古典主义创作态势与“辞赋汉学、骈文汉学、汉诗汉学”兴起的内在结构逻辑存在。新古文运动，最先爆发于“古老辞赋复活领域（日不落）”。2007-9-20日发布在天涯虚拟社区个人博客（博客名称-太阳之城）里的一篇博文《当代辞赋创作与发展之我见》（作者-蒙面阿瞒）指出：“近年来，随着古代文化热的兴起和古代辞赋作品的不断发掘整理和深入研究，一些反映当代事物的辞赋作品陆续被创作出来。

管季超0712

新古文，其所倚赖的学科叫新古文学科，学者王泽生提出之，并创立之。新古文学科所研究的对象，即是当代新古文作家创作的新古文。新古文学科所覆盖的学术领域，是相当广泛的。新古文的学术研究结构——中华诗赋研究所，是世界上第一家新古文研究所。新古文研究所所长王泽生，说：“新古文是继新赋之后，一个更大轮廓的学术统称，它的定名标志着新古文作家群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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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文，所谓的“新”，一则是相对于古代流传下来的古文而言的，这是时代语言环境的差别，另一则是创新的要求，这是文学的本质规律。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前者是现象是形式，后者是内容是本质，内容决定形式，形成了文体演进的哲学的统一体——新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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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文运动_主要体现在：中华辞赋革新、中国骈文改革、汉诗创新等古典文学，适应当代文明的革新思维领域。正是“初，承国印周先生嘱，约及文稿，慎而应之。继而飞鸿衔书，邀会于隆尧，遂定此行。于十六日晚登程，走德州，经故城，凡千馀裏以抵冀，阳趋乎中矣。时维冬至，初九将行，万物俱以萧条，扶窗远眺，沃野千里，驰骋眼底。阡陌交织，辽远开阔，寰宇苍茫，恨目所不极也。平原物象，较诸胶东，别至天壤。”（引用资料）。起始时间：2007年5月4日，以中华辞赋革新派——“蒋王”（日不落、蒋红岩并称“蒋王”，如同龚克昌、孙继刚-并称“龚孙”，以说明在辞赋界的地位）发布的《五四辞赋革新宣言》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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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文运动，当代辞赋倡导者和创作者应有一个宏大的视野，将辞赋等古文置于整个文化回归的背景之下加以推动。新古文创作的兴盛，是传统文化回归的特征。在传统文化回归的大背景下，推动新古文的发展，与当代的社会生活相结合，根植于当代社会文明之中，以弥补其因时代差异而造成的“先天弱势”。新古文内容与当代生活的“契合”是途径的创新——事物格调、地域文化、现代精神...都是新古文创作的“必由之路”。新古文，渗透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借鉴当代政治、经济、文化。不容乐观的是：新古文的商业包装与商业推广，缺乏模式与方法——只有革新惟以立足。“辞赋创作产业化”，并非制造“文化产品”，虽然文化产品有市场（如电影）和非市场（如博物馆）两种。文学作品，“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非市场性的（蒙面阿瞒语）”。辞赋革新运动，正是提升“辞赋内在发展动力不足（蒙面阿瞒）”即提高辞赋文化生产力水平。
新古文运动，是对辞赋骈文商业化道路的否定——难道辞赋骈文的复兴，是为了商业化而复活的么？如果是，实在可笑可悲可叹可哀可忧也。恰恰如此：在同一篇文章里，由于作者认识的不够充分而出现这样观点——《当代辞赋创作与发展之我见》（作者-蒙面阿瞒）：“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走市场化的道路，借助外力为自身的发展赢得必要的空间。在当今社会，文化产品市场化虽然已经是相当普遍，但是辞赋作为文学作品，只有在遵循文学自身的规律，保证文学相对独立性的前提下，才能谈市场化。”。这段话的论点是错误的，也是拘囿的，当深刻针砭之。文学没有绝对的产品，只有辞赋被“文化掉之后（日不落）”，那辞赋短暂的光芒也是昙花而已。
新古文运动，是民间辞赋家领导的国学革新运动。“蒙面阿瞒（抚顺笨笨：“蒙面阿瞒——男，广东人氏——可能是诗人石瞒芋。”）这个人，要找到。注册资料显示，为广东人。其文章第一段的学术意义重大，对辞赋革新作出了中肯，很难得。故，关于革新文章，还要继续扩散网络里，因为里面的都是辞赋界内部实际经验教训的总结，说的尽是实话。当然，更须‘龚孙’学院派之关注。正若挑选壮士以组群，兰州之役半卒未发而全胜矣。龚孙之关注，是必然的，也是客观的，遂导致兰州未出师而大捷也。那么中社革新口号，当要扩大到整个古典文学与汉学层面上去。毕竟，百科词条在潘站被网民扫描的概率很小，即便被龚孙了目。于是及时提出新古文运动吾国学之先河也——由学术而一点突破，带动全局翻转成定局子，是对的。古典诗歌，在当代已衰败，何不直接继续高举大旗，改革之，以建立新的古诗歌文化形态。格律是不懂，但古典诗歌的历史，特熟悉，且诗歌理论旧卷——百万字之多，仅仅古典而已。”（摘录于日不落文章《古典与现代文学之趋向》）。
新古文运动，是由“辞赋论战——辞赋革新学术争鸣”而总结的实践经验而发展来的正确的国学宏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当代辞赋创作，需要文化界尤其是文学界、学术界的有识之士们共同推动，唯有百家争鸣、百花竞放才能够不断丰富辞赋创作的园地。（引用）”日不落与蒋风华，在《五四宣言》中明确阐释：“辞赋革新须经过与辞赋顽固派的论战，而得以生存延续。”事实与结果果然之。
新古文运动，2007年5月，革新派迎着洛阳会议提出的所谓辞赋商业化道路，而实事求是地批判其错误文化意识形态，完全遭到了“潘岸”集团的阻挠，“刀金”亦泼冷水，辞赋革新却在“蒋王陈刘”四大辞赋改革家的坚持之下，而得以不断提升“思想家的思维”。潘岸金刀，永远是“辞赋商业化”方向的代表，永远是历史的渣宰而已。譬如：【潘承祥文辑】：“堂而皇之,炮制所谓中华辞赋革新之伪章,鼓吹所谓子虚乌有之鄙文,叫嚣所谓夸夸其谈之厥词,散发所谓指桑骂槐之呓语,胡诌所谓冷嘲热讽之诨言!如此多多,不一而足,丑恶行径,阴霾陷阱,充斥文坛,罄竹难书,无庸赘述。论拨弄是非、无中生有、信口雌黄而无用其...”（网络资料摘录-引用）。
新古文运动，并非是创造“国学产业化”。产业化并非是新古文惟一发展的需要，也非为当代社会对古典文化产品消费需求的必然要求。作为辞赋改革家，更明确“辞赋产业化”是个案，辞赋革新不会最终利用辞赋产业化的手段，来推动新古文运动发展，更不是将新古文运动商业化。这就要求“当代辞赋家要具有文化使命感和坚定的文化信心，有思想、有能力把握辞赋发展的方向。除了适当的产业化的推广，非产业化的传播与宣传手段也不但不能忽视...”（蒙面阿瞒 语）。
新古文运动，在国际汉学协会内部设立——新古文运动研究所，及时洞察思潮变化，总结经验教训，积累思想，突破学术，形成理论，科学地指导运动前进的方向。新古文运动口号提出者，是学者-日不落。日不落、月又生，最先在辞赋领域倡导辞赋革新运动，并共同领导了辞赋革新运动。在国学热度空前的形势下，日不落创立辞赋汉学，并相继提出骈文汉学思想、汉诗汉学思想、新古文汉学思想等学术观点。风华才子:“在诗歌上，也要推行改革。”。

管季超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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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季超0712

百年文言盛衰初探（一）

《百年文言》前言

陈永正

二十世纪初叶，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席卷中华大地，其核心是白话文运动，“提倡白话文，废除文言文”，号召要彻底打破文言的束缚，以语体文取代通行了两千多年的文言文。这是一场颠覆性的文化革命，文言遭到前所未有的厄运。

新文化运动先驱者胡适说：“中国二千年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文人所作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后来成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的俞平伯认为，文言作品“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新文学家陈西滢把文言文、古琴等都看成是“已经僵了的化石”，“应该加以扫除的腐朽物”。

新文化人士所持的是极端的二元论：白话与文言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新”与“旧”的对立，“今”与“古”的对立， “俗”与“雅”的对立，“质”与“文”的对立，“进步”与“落后”的对立，“人民群众”与“贵族精英”的对立。

一切“新”的，都是进步的，光明的，有着无穷前景的；一切“旧”的，都是落后的，黑暗的，走向衰落死亡的。求变求新，破旧立新，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天经地义的大任。新旧之辨，也成了真伪之辨，美恶之辨，优劣之辨。旧的，必须彻底打倒和消灭。

更严重的是，在那个敏感的时代，文化上的一切论争都被看成是政治斗争，白话与文言之争也就成了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到最后，“新文艺摧毁古文，新文化打倒礼教”，白话文终于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几乎是全面地取代了文言。

这种激进主义的思潮，近百年来，愈演愈烈，给整个社会文化带来极大的危害。革文言的命，革诗词的命，革国画的命，革京剧的命，革古琴的命，革中医的命，革一切旧文化的命。直到“文革”的狂飙激荡，神州旧物都成了飞灰与瓦砾时，人们才猛然警觉，可是已太迟了。颓圯的殿宇可以翻修，焚毁的典籍可以重印，而世道人心的崩坏却是难以弥补的。

如今，对传统文化鸣鼓而攻的时代已经过去，白话文早已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成为全社会的主流书面语言，人们再也无须担心文言的“复辟”了。当代学者开始反思，在检讨白话文运动功过的同时，也重新审视文言文的历史意义和存在价值。

文言，源于春秋时期的“雅言”。《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古代贵族士人，均以雅言交际；异域殊俗，亦以雅言互通。雅言，即“正言”，当时华夏民族的典范语言，经典中使用的文言文，也就是这种共同语的书面语。文言是口语的提升，自然要比口语精美得多。

孔子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可以使“言”更充实，有了“文”的 “言”，才能书之竹帛，传之久远。文质兼备的文言文，一直是中国历代知识精英共同选择的最佳的文化载体，是当今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面语。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言文是一种完善、完美的文体。它是超稳定的，时移代易，文体体系不断演化，各种体裁，各种流派，杂沓纷呈，万变不离其宗，文言文的整体语言结构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二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恒定的形态。

先秦时的《左传》、《论语》，驯至清末的桐城文字，语汇、文法上都没有太大区别。这种超稳定性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因素，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文言文也影响到同属汉文化圈中的周边国家，百十年前，日本、琉球、朝鲜、越南的官吏文人还可以用文言与中国人笔谈。

文言文，是历史文化的命脉，文学的正宗。梁启超说：“文言文行用已经两千多年，许多精湛的思想，优美的文学作品皆用他来发表。”庄子崇尚自由的精神，儒家以仁义礼乐教化天下的思想，是用文言表达的；绝世风华的唐诗宋词，是用文言创作的。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朵朵浪花，都是由文言盛载起来的。

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华文化的凝聚，文言文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怎能不深深感谢它的恩赐呢？在今天，无论从感情上或现实意义上，都不该逐末忘本，将文言文视为糟粕，弃如敝屣。

首先要思考的是，文言文是否像庸俗社会进化论者所说的那样，是“旧”的“死”的语言文字。

一切文学艺术形式，包括文言文在内，都是“器”，作为载体，无所谓新旧之分，优劣之别。文学不同科学，艺术不同技术。科技也许需要不断创新，不断进步，而文艺形式，无论新与旧都有其存在价值，绝不能说西洋抽象画要胜过国画，东洋式现代书法要胜过传统书法，歌剧话剧要胜过京剧。

吴芳吉说：“文学只有真伪，没有新旧。”文学的生与死，并不在于使用什么语言文字，而在于它本身的内容与艺术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内容虚伪、艺术拙劣的当然是死文学，甚至称不上是文学。一旦文学沦为政治的附庸，成了帮闲文学、遵命文学，那就如粪上之英，朝生暮萎，真的是死文学了，这与是否文言无关。二千年来，死文学绝大多数早被历史淘汰，能流传下来并为人们所熟知的优秀的文言诗文，历久而长新，至今仍葆有活活泼泼的生命力。

其实，白话文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胡适所说的“白话式或接近白话的文字”也存在千年以上。他那部《白话文学史》即可作明证。古代白话，由于它的粗糙、低俗、始终无法登上文化殿堂，成为文学的主体语言。近百年的白话文，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真正的“白话”，也算不上是真正的语体文。

钱基博早就指出,“所谓白话文，只不过是用一种书面语代替另一种书面语。”它既不同于《水浒传》、《三言》、《两拍》、《红楼梦》中的旧白话文体，也不等同于当时的口语。它是为反对传统文言文而制造出来的特殊文体，是现代口语与西式语法及部分文言语词、日式汉字词汇的混合物，经过新文学的努力探索、实践才逐渐成型，直到今天，以现代汉语为载体的白话文才渐趋成熟。白话文学，包括新诗，至今尚未能形成一个新的传统，它所取得整体成就远不足以与文言相比。

正因如此，现代白话文也遭到左翼人士的诟病。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有学者称之为“新文言”，是资产阶级文人制造出来的“死的白话”。他们主张“语言和文字绝对一致”，用“大众语”取代“白话”。多年来，社会上已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共识，以为大众语言源于生活，是最丰富多彩的，而知识分子则语言干瘪，必须向民间学习。其实，凭常识也可以知道，文化程度愈低，思想则愈贫乏，所掌握的词汇量则愈少，语言则愈枯燥无味。

在草根阶层中，即使偶有精彩的语言，往往只属于其中有文化教养的精英分子。语文专家吕叔湘给文言和语体的区别找到一个简单的标准：“能用耳朵听得懂的是语体，非用眼睛看不能懂的是文言。”书面语要让所有人真能听懂，恐怕连“大众语”也不可能完全做到。

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已延续百年，这是一个舍雅求俗、弃精取粗的全过程，如刘再复所说的，“在一百年当中，中国文学作为语言现象，是一个不断俗化、不断把文学语言降低为现实语言的流程”，到了五十年代，“文学的俗化已发展为文学的极端政治化”了。

白话文，本身就承载着不少民间暴力语言，白话文运动，也滋长了语言暴力。当时盛行的“打倒”一词，竟成了数十年来使用频率极高的社会习惯语。当通俗化、粗鄙化到了极端的时候，举世皆以愚贱为荣，以“大老粗”自我标榜，端庄的举止、高雅的谈吐、优美的文辞也成为批判对象，美德遭到践踏，人格日趋卑污，终于出现“砸烂狗头”一类的流氓黑话了。暴力语言挟同着暴力行为，给全社会带来巨大的劫难。

半个多世纪以来，白话文面临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军事术语和工程技术词汇直接进入生活中，绑架了大众，日常用语也变得粗暴和僵硬。随着经济的勃兴，拜金的教义驱使文化进一步媚俗，流行文化成了主流文化，八十年代昙花一现的审美觉醒和精神超越的需求已荡然无存，大量的垃圾文字如垃圾食品那样滋养着全民。

在网络时代，点击率成了衡文的最高标准，网上流传的文字，低俗化的倾向尤为严重，闹嚷嚷的卑田院式的狂欢，没来由的语言群殴，黄段子、灰段子、黑段子的热击，荧幕充斥着大量的污言秽语，连学者、教授的微博争辩，也粗野得如同泼妇骂街，古人那种即使绝交也口不出恶言的风范，于今再也不复见了。

语言的堕落，也就是文化精神的堕落，这不能不说是整个民族的悲哀。从民间产生的网络语言，自有其草根性的蔓延力量，但当它直接影响到知识分子，并左右其对语言核心价值判断的时候，就值得我们警惕了。

文言文与白话文，本是二元一体的关系。两者同出一源而并流，共同滋溉着文化的土壤。提倡白话文,本来也不需要废除文言文。梅光迪认为“古文与白话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之变迁，尤非革命也。”最初，一些接受了新思想的传统文人有过设想，以为可以实行双轨制，即在新闻、科技等领域使用白话文，而文史、艺术等依旧使用文言。

白话适于时俗，文言适于典雅，这也算是一种“得体”。蔡元培曾预言：“我也断定白话派一定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本来，白话文运动的发起者，能客观一点，宽容一点，白话文可占领政治、经济、自然、科学等领域，而文史和艺术这小半壁江山，与文言文分享，各司其职，各行其道。

文言与白话，并不是敌对关系，而是兄弟关系，分了家后还可相互扶持，共同发展。同气连枝，合则共荣，离则两损。《庄子•寓言》云：“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何况“本是同根生”的文言与白话呢？

可惜，事情发展并未如蔡先生设想的那样，文学革命的暴烈行动太彻底了，文言文由主流骤变成小小的支流，逐渐来源枯竭，最后，只剩下一股微弱的洑流，再也流不到地面了。尤其是五十年代后，在中国大陆，文言更惨遭灭顶之灾，甚至连一些本来已进入知识阶层以至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文言词汇，也被认为是代表剥削阶级意识的腐朽东西，受到批判和抵制。

近年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在网络、段子和各种广告中，文言成语遭到窜改和“恶搞”，真是对语言文字的存心侮弄，连自己的母语都不懂得尊重和爱护的人，还能期盼些什么呢？

无可讳言，文言也有其局限性，它的语言形式难与现代政治同构，不适合表达科学技术的内容，不可能被所有人了解和接受。它过去不属于大众，今后也不可能属于大众。

如今，它是一种遗产，一个存在。遗产需要继承，存在自有价值。文言文，包括以文言为体的诗词，并不是死文学，它发展的余地虽已不多，而风雅一脉仍须赖以维持不坠。

管季超0712

《百年文言》前言

现当代文言文的生存状态是很值得探讨的文化现象。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抱怨说：“国民党当国已近两年了，到了今日，我们还不得不读骈文的函电，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报，文言的法令。”后来他在《报纸文学应该完全用白话》一文中又感叹，当时报纸的文体主要还是文言，他在一九三四年对《大公报》和《益世报》中白话与文言所占版面比例作过统计，发现“白话所占篇幅还不到百分之十八”。

古人认为，文字是神圣的，字纸也须敬惜，掌握文字的读书人是值得尊重的。尊重文化、尊重知识，早已成为社会大众的行为准则。这个传统虽曾受政治干扰而遭到破坏，但人们对高层次文化始终还是怀着敬畏之心。

南北各高等学府中文系多开设古代文史课程，学生研读古代文献，熟习文言。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安徽大学乃至抗战期间迁移重庆、成都的各大学中文院系，不但要求学生掌握理论知识，而且还鼓励学习文言文及诗词写作。

民间私学更是文言传习之所，如章炳麟的国学讲习会、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梁漱溟的勉仁书院、马一浮的复性书院、智林图书馆，保存国粹，传承旧学。值得一提的是无锡国立专科学校，始建于一九二0年，唐文治任校长，古文家钱基博任校务主任。历任教师有章炳麟、钱穆、鲍鼎、吕思勉、周谷城、胡曲园、郭绍虞、周予同、陈衍、陈柱、朱东润、夏承焘、饶宗颐等赫赫有名的学者，而学生中也有以下一些人物：吴其昌、陈中凡、蒋天枢、范敬宜、唐兰、王蘧常、钱仲联、冯其庸、吴孟复等，后来都成了当代文史研究专家。凡是毕业于无锡国专的都是文言好手。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初等教育，除了政府开办的正规小学外，更多的是遍布城乡的私校以及各类家塾、学塾，不少人家选择后者以培育子弟。古代经典是学童必读的课本，《三字经》、《千字文》、《成语考》等更是习用的启蒙教材。一般民众从小就接受精英文化的教育，其立身行事自然也会受到先圣前贤思想的影响。民间百姓的书信、契据等应用文字，也往往文白夹杂或纯用文言，一九三一年张廷华编《新体评注历代骈文精华》一书序云：“今者国体变更，文运陵夷，而公私函牍，以此体为尚。”可想见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引车卖浆者的言谈，也许会比当今某些文化人高雅。

一、辛亥革命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九一一至一九二0）

在当时各种文学流派中，最触目的当数以梁启超为首的“晰于事理，丰于感情”的“新文体”派。它的影响遍及社会各阶层，竟成为此后数十年间全国以至海外华埠通行的“报章体”。此派文风，纯以气胜，其末流则夸张浮滥，格调不高。

南社诸子在革命后极为活跃，高旭、柳亚子、陈去病、朱剑芒等诗文皆擅，然过于重视政治宣传，总体水平似不如上述两派。

二、新文化运动时期至抗战前夕(一九二0年至一九三七年)

文学艺术是各历史时期游离主流之外的文化人栖居之地。社会大变动后，一部分旧文人选择了逃遁。以“大隐”或“小隐”的方式，遁于市井，遁于山林。超然物欲之外，遁入自己的内心深处，成为真正的孤独者，实现自我封闭式的精神自由。文言文、诗词、琴棋书画则是文化遗民最后的遁逃之所。这群文人以前清的“遗老遗少”居多，他们是文言文最忠实的维护者，不懂得或不屑于写白话文，终其一生都用正统的文言文写作。从艺术角度来看，他们的文章质量最高。

此外，还有一大批高等学府的专家学者，一直坚持以文言撰述，其中最著者如王国维、黄侃、吴虞、黄节、钱基博、汪国垣、刘永济、陈寅恪等。在他们的影响下，教育界成了文言文最坚牢的据地，数十年来，古文承传，薪火不绝。

三、抗日战争及内战时期(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

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在敌占区中，文言文却得到畸形的发展。汪伪政权以“复兴中华文化”自命，任用一些邃于旧学的文人如周作人、龙榆生、陈柱尊、李宣倜、钱仲联等掌管文化教育机构，并出版《同声》、《新亚》《国艺》、《中国诗刊》等刊物，时有文言文刊出。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革”时期(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

此后二十多年间，文言创作似乎是一片空白，各种出版物中，当代文言文几乎绝迹。早已溃不成军的旧文化人，更是遁逃无地，一个个从山林、从市井被揪出来，成为专政的对象，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被完全淘汰了。虽然如此，在民间，文言文尚维持一线生机，并在艰难发展，犹如谷底流泉，涓涓未绝。旧派文人如叶恭绰、胡先骕、马宗霍、郑逸梅、方孝岳、朱庸斋等时作短文序跋。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最大数量的文言作品当为文人的书牍和日记，这些文献是珍贵的时代实录，有待后人发掘和整理。八十年代，文艺复苏，劫后余生的老人们从尘箧中翻出少量旧稿发表，但已是明日黄花了。

最可称异数的是，一九六一年，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各项政策一度宽松，张伯驹时为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居然私下召集意趣相投的文人学者，结成“非法团体”“春游社”，中有于省吾、黄公渚、陆丹林、黄君坦、罗继祖、张江裁、周汝昌等知名人物，“每周一会，谈笑之外，无论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逸闻、风俗、游览，各随书一则，录之于册，则积日成书。”后来这个“反革命组织”虽被公安厅立案侦破，而当时所写的三百多篇文言文却得以保留存下来，终于在四十年后编成《春游社琐谈》一书出版，填补这段时期的空白。

五、改革开放时期(一九七六年至二0一0年)

进入二十一世纪，社会趋向多元化发展，传统文化也受到普遍的重视。可庆幸的是，中青年学者已关注现当代文言文和诗词，不少人还致力于创作实践，网络上时见发表，其中不乏佳章。大、中学生中不少人喜爱并尝试写作文言。民间动态更不可忽视，学童的古文、诗词教育方兴未艾；民间学者正在成长，并出版文言体裁的有分量的著作。最近十年间的大陆地区的文言文，其数量之多，质量之佳，远过于前五十年。中青年作者的水平亦较胜于上一辈，路子正，立意深，格调高。文言文自有其内在生命力，正统一脉，后继有人，更不必担忧传统文明的灭绝了。

二十世纪文言文文献，只有小部分作者有专集行世，而吉光片羽，每赖报刊杂志以留存。较早有《南社丛刻》，收录社员诗文稿，二、三十年代以文言为主的刊物有《学衡》、《甲寅》、《青鹤》等，四十年代则有《国艺》、《文史季刊》、《岭雅》等。

《甲寅》，章士钊主编。一九一四年五月，创刊于日本东京。同年十一月停刊。共出十期。章氏出任教育总长后，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在北京复刊。一九二七年二月停刊。共出四十五期。先后撰稿人有陈独秀、张东荪、蔡元培、梁漱溟、吴承仕、沈钧儒、黄侃、钱基博、陈三立、章炳麟、杨树达、叶德辉等。后期反对新文化运动，宣扬尊孔读经，坚持使用文言文，被认为是“封建复古主义者的阵地”。

此外，还有一些大学文科学刊也采用文言。如三十年代中山大学中文系学刊《文学杂志》，古直主编。每期均登载师生的文言诗文。

《岭雅》周刊，陈寂主编，一九四八年五月三日创刊，计出七十期。原为《广东日报》副刊，自四十五期后，改为《中央日报》副刊，傅静庵主编。是刊主要分文录、诗录、词录三栏。作者主要是粤籍或寓粤人士，有詹安泰、吴三立、佟绍弼、陈湛铨、黄海章、吴天任、叶恭绰、李沧萍、陈寂、何曼叔、傅静庵、陈荆鸿、方孝岳等数十家。

进入二十一世纪，民间刊物渐露锋芒。一群青年网络诗人所创办的《留社丛刊》，登载社友的文言诗文，质量颇高。中山大学岭南诗词研习社社刊《粤雅》，刊载本校师生的诗词作品，也有一定数量的文言文。

管季超0712

《百年文言》序
　　
　　昔在周公，践祚履位，制礼作乐，以导正天下，乃作《尔雅》，以齐殊言。尔者昵也，雅者正也，天下殊途，义一归于雅正也。孔圣序《乾》，始作文言，又不仅诗书执礼，所雅言焉尔。夫诗书执礼之教，以之成德，谓之温文尔雅。故君子初学，必先文雅其辞，庄敬其行，非惟其言行若是，亦慎其独耳。以是观之，雅寔国柱，当无疑致。是以雅存则国兴，雅废则国微，政昏于上，雅成俗乎下，固有之矣，雅道迹废，国无君子，而欲天下理者，未之有也。
　　
　　华族挺生东方，号曰华夏。华者文也，夏者雅也，华夏之义，亦曰君子成德之文耳。故周公孔子而下，何莫由文言而止于雅也。洎乙巳废科举，壬子废读经，国柱倾圮，固不待陈胡而推掩也。新青年诸人，趁势逞志，浅士少年，心悦其说，景响从之，自斯而后，雅道绝而凶人兴，道德者路旁之刍狗，文章者驵侩之欬唾，人心向贱，堕落无底，非雅废之失耶？又有说焉。昔漆雕将仕，以斯之未能信为惧，今也不然，宦者临民，鄙陋不学，言而无文，行不由雅，辄必趋功逐利，以盗国家，以成聚敛。政昏民困，莫之为甚。雅道之重，尤重乎政也。
　　
　　壬辰之岁，业师有编撰百年文言之议，其去壬子废经，适值百年。越半载而编目粗定，余披览竟夜，不觉怀抱空狂，绕室叫啸，万慨遂生。顾宁人尝辨亡国亡天下矣，崇俗蔑雅，其足为中华乎？法人涂格维尔以贵族为一国纲纪所系，为自由骨干，一旦倾覆，极权酷政，则必随之。吾华自秦汉以后，几无世代簪缨之族，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者，孰不由诵古贤往圣之言，以立身扬名乎？士夫君子，以古之道临民，其失之者盖鲜矣。严几道当其易箦之时，所疾书者，首曰“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旧法之环中，厥在礼乐人伦，修身用极，止于至善。文言者，则旧法之轨涂，积学之舟楫也。溯兹百年，如电如露，间气渐衰，而文多芜杂，然抱残者夷齐，守缺者巢许，以视媚时悦人、趋新徇众之辈，不亦稍愈耶？编此碎锦，岂希心史，但使后之览者，知风雅之不灭，高贵之长存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