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是西方汉学研究的基础

管季超0712

目录学是西方汉学研究的基础——考狄及其《汉学书目》的贡献

张西平《 中华读书报 》（ 2023年03月08日   18 版）

工作中的亨利·考狄。布面油画，古斯塔夫·卡耶博特1883年作，考狄夫人1926年捐，巴黎奥尔赛美术馆藏

图1

　　■张西平

　　做中国学问，文献学是基础。

　　“文献学”一词源于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的“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当代文献学大家张舜徽先生在谈到中国文献学时，总结历史，阐明近义，对中国文献学做了很好的表述。他说：

　　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凡是有关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由校雠学担负了起来。假若没有历代校雠学家们的辛勤劳动，尽管文献资料堆积成山，学者们也是无法去阅读、去探索的。我们今天，自然要很好地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给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

　　张舜徽先生所讲的中国文献学的范围是中文文献。但至晚明以后，中国的历史已经纳入到全球史之中，晚清之后，更是被拖入以西方世界主导的世界历史之中。这样，来华的传教士、做生意的西方各国东印度公司、驻华的外交官和汉学家留下了大批关于研究中国的历史文献，翻译了大批关于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由此，中国文化开始以西方语言的形态进入西方文化，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记载也再不仅仅由中文文献组成。这样，西方中国研究中的文献问题就成为治西方汉学之基础，同样也构成了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文献。这里我们还简略掉了中国文化在汉字文化圈的传播和影响，那有更长的历史、更多的历史文献，以中文形态或东亚各国的文字形态存在着，形成东亚文明史的一个整体。

　　根据张舜徽的理解，我们可以说，在西方汉学的历史中也同样存在一个西方汉学文献学的研究领域，西方汉学文献学作为一个西方汉学研究的基础研究领域是完全存在的，进一步扩展来讲就是“西方语言的中国文献学”。

　　伯希和（Paul Pelliot）说过：“治‘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预备：一、目录学与藏书；二、实物的收集；三、与中国学者的接近。”因此，治西方汉学，目录学是其基础。而谈起西方汉学的目录学，则一定要从法国汉学家考狄（Henri Cordier）的《汉学书目》（Bibliotheca Sinica）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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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狄原籍法国萨瓦省，1869年进入中国，两年后就成为皇家亚洲协会中国北方分部的图书管理员，由此开始了他的汉学生涯。他1876年离开中国，1925年去世，是一位极其勤奋的汉学家，一生著作等身，尤其在汉学和东方学文献上成就非常之大。但其一生影响最大的还是编写《汉学书目》和创办《通报》这两件事。

　　考狄的《汉学书目》是在前人一系列专题书目和片段性书目的基础上完成的最为完整的西方汉学书目。第一版于1881年在巴黎出版时为两卷八册，1893-1895年又做了增补说明；它的第二版于1902-1908年出版，内容比第一版有大幅增加，增补说明到了1922-1924年才出版，1938年以增订本的五卷本形式再版。《通报》则有“书目”栏，分别在1892年、1894年、1895年刊载了考狄的《中国研究（1886-1891）》和《中国研究（1891-1894）》的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由是观之，考狄的书目是以书和论文的形态先后在西方学术界亮相的。

　　考狄所以能完成这部西方汉学目录学的奠基之作，与他在上海担任亚洲文会图书馆馆长有关。该馆虽然藏书总量不大，但“收藏了16、17世纪以来出版的关于中国和远东方面的外文图书”，有“中国境内最好的东方学图书馆”之称。

　　考狄在《汉学书目》序言中讲述了自己从事这一研究的想法：

　　差不多十年前，当我抵达中国时，当我开始对这一庞大的帝国进行历史、科学、道德与风俗方面的研究时，我发现自己面对所有最初进入一个无限深广的研究领域的人所面临的困境。置身于这数量极为巨大、以各种语言完成、处理主题极尽繁富的有关中国的出版物之间，谁能给我指点迷津？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求助于合理编排的书目：而这种书目并不存在；这迫使我自己动手对所能得到的这类著作进行某种挑选、某种分类整理。希望能够使其他人免除我自己正不得不做的这种无益而繁琐的工作，我产生了这个想法：一部精心编制的与这个中央帝国有关的著作目录的出版，将能够对那些研究远东方面的学者和对远东问题感兴趣的人有所裨益。

　　我刚到上海不久，由于被任命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分会（习称亚洲文会）的图书馆馆长，就开始着手这家学术团体的藏书编目工作。

　　亚洲学会的图书馆藏书大约有1300册（再加上1023卷中文书），其中有关一般意义的东方和专门研究中国的一大部分，都是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先生转让的；藏书中也还包括数量可观的由各种学术机构编辑的连续出版物和文献汇编。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目录于1871年年底出版：尽管在法国和英国的先期研究，已经为我准备了文献编目方面的经验，这个目录的编纂对我还是起到了一种有关崭新研究领域的导入作用，而且给了我一种特殊的敏觉，文献目录学方面的敏觉，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它对我从事中国书目手册的编纂是必不可少的。我为了完成那本书目所积累的笔记和所做的研究，促使我决定实施我刚到上海时就有的想法，为那些由西方人写作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著作，做某些无疑更有实力的其他人，对欧洲各国问题已经做过的工作。我也比较多地考虑到批评界对某种第一次尝试所会表现的宽容：所以说第一个尝试，因为，在我开始着手收集本书的基本材料时，中国书目索引是被我们的先驱者所非同寻常地忽略了，那些构成本书所必须的基本信息分散在几乎是四面八方。

　　考狄在中国生活期间与一些传教士汉学家和业余汉学家过从甚密，如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费赖之（Louis Pfister）、伟烈亚力等人。这些人在书目的收集上对他帮助也比较大。

　　考狄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与德国汉学家施古德（Gustaaf Schlegel）一起于1890年在荷兰的Brill出版了国际汉学的综合性刊物《通报》，伯希和认为“创刊《通报》并使之持续下去，也可能是考狄能够为东方学作出的最大的贡献”。这里我们不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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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狄的《汉学书目》在西方汉学发展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尽管在此之前也有不少汉学家做了相类似的工作，但考狄是集大成者，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西方汉学文献学的奠基人。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考狄的《汉学书目》以下几点是我们应注意的：

　　一、《汉学书目》是首个最权威的西方汉学书目。在考狄书目之前，关于西方汉学的书目也有几个，但影响不大、流传不广。自从考狄书目出版后，其他关系西方汉学的书目基本上销声匿迹，考狄书目成为在西方汉学界最权威、流传最广、被西方汉学界完全接受的基础性书目。

　　考狄书目的权威性主要建立在两个基点上：第一，书目全。考狄所录入的书目是任何在此以前关于中国研究的书目所不可比拟的，数量之大要超出以前书目的几倍。第二，所记录的书籍和文献可靠。由于当时在编制这个书目时，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绝大多数的汉学书籍他都能看到，因此，他在《汉学书目》中所提供的书目绝大多数是他亲自过眼的，他利用的是一手材料，而不是拾别人之牙慧。他在编制目录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一个汉学家严格的学术态度，凡是进入目录，未经他亲自过眼的书，他均标出星号，以提醒读者。因此，考狄书目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他所提供的文献书目可靠性极高。

　　二、考狄《汉学书目》完善了西方汉学著作的初步分类。根据德国汉学家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研究，第一本西方汉学书目是1876年在上海出版的《中文书目手册》（Manual of Chinese Bibliography），但“关于泱泱中华的全面的文献却没有得到详尽的处理”。

　　此前，西方汉学的文献学家们对西文汉学书目也有一个初步的分类。考狄在做这些工作时，显然参考了前人的分类方法，在此基础上的分类更为全面，大大推进了西方汉学文献学的书目分类体系。在《汉学书目》中，他的分类是：

　　（分类见图1）

　　考狄在分类上较之前人更为仔细，如学者张红杨所说：“从考狄的内容分类上看，它是从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来划分汉学研究领域的，反映了当时包括考狄自己在内的西方汉学家对汉学研究内容的归纳和总结。”可以这样说，考狄开创了西方汉学目录学和文献学，在西方汉学史上功不可没，在我们研究中国典籍外译时，这是我们的必备之书。

　　三、考狄的《汉学书目》也有其历史局限。任何事业的开创者都是不圆满的，考狄的汉学文献学事业也是如此。伯希和在纪念他的文章中，尽管对考狄充满赞誉之词，但也不无遗憾地说：“尽管他已经付出过巨大的辛劳，却始终处于不完善状态，他必须再从中补入其他著作。”这是指考狄尚未编入俄国和中亚研究的著作。

　　考狄在《汉学书目》的前言中说：“书目提要类著作的编排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操作方式：第一种以作者的姓氏字母排序……第二种以年代排序……第三种以材料本身分类，在巴黎出售的大部分书目著作都属于这一种编排方式。最后一种方式显然最具有科学性，也最方便使用，尤其是如果它有作为附录出现的一个以字母排序的作者索引的话。我们尝试结合这三种方式，把各种著作分章编排，在每一章之内，它们又按年代排序；最后以一个按字母排序的索引来为这部有条理的书目提要收尾。”

　　由此看出，考狄自己十分清楚，这样一个大型书目必须有一个索引系统，但直到他去世，《汉学书目》也没有出现索引系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考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人生常常是这样，有很多理想，想到了，但生命的时间却不够了，匆匆而去，撒手人寰，事业留给后人去做，一代代文人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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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承考狄事业，将西方汉学的目录学推向新的阶段的是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

　　袁同礼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袁同礼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奠定永久基础的辉煌一生。其嘉言懿行，将成为世世代代中国图书、文献、信息情报工作者学习的楷模和典范，历劫不磨，归于不朽。”（徐文堪语）

　　袁同礼主持北平图书馆以来，十分重视西方东方学之研究，认为“以此通中外图书之邮，为文化交通之介”。他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之使命》一文中就指出：“外文图书方面，举凡东西洋学术上重要之杂志，力求全份；古今名著积极搜罗，而於所谓东方学书籍之探究，尤为不遗余力。”

　　所以，从国立北平图书馆建馆起，他就将西方东方学书籍作为重要的收藏内容，这自然包含着西方汉学的著作。

　　1932年，他收入了美国人毕德格（W. N. Pethick）所藏的东方学图书500多册；“1934年，先生乘赴欧洲之便，在西班牙购入圣马里亚（Santa Maria）先生旧藏东方学书籍，内有200余种17、18世纪出版的书。”同时，他组织北平图书馆编制东方学和中国学书目，“如1935年至1936年度，《馆藏图书馆西文书目》和《馆藏中国问题西籍分类目录》出版，后一目录共收录书籍6000种，采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分类法，书末并附有人名和书名索引。专题目录为研究提供了便利，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彭福英《袁同礼与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西文建设》）1957年，袁同礼受聘美国国会图书馆，在此期间完成了一系列汉学书目，奠基了他在西方汉学界的学术地位。

　　《西文汉学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在1958年出版。这本目录是“接着说”，书名全译应是《西方文献里的中国：续考狄之〈汉学书目〉》，全书收录了从1921至1957年间发表的西方汉学专题著作，包括英文、法文、德文，后来又添加了葡萄牙文（关于中国澳门）的作品。全部书目共18000种。当时这是考狄之后西方汉学界最全面的汉学研究著作目录。学者周欣平说：“袁先生的这部著作是20世纪西方汉学研究的必读书。难能可贵的是在编辑这本书时，袁先生还亲自阅读了书中收录的英、法、德文有关中国研究的18000种著作中的大部分书籍，走访了美国和欧洲的许多重要图书馆，并和许多作者进行了交谈。他的这种严谨治学的精神一直为人称道。”

　　袁同礼编制的其他汉学书目还有：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史目录》。这是为胡佛研究所编辑的一本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书目，它包括了英文、德文、法文的各类书籍和期刊，值得一提的是书目后编列了中国学者的中外文名字对照表。

　　《新疆研究文献目录：1886-1962》（日文本）。袁同礼在这本目录的序言中说：“新疆古称西域，久为我国西北之屏障。19世纪以还，中原多故，战乱频仍，塞外边陲鲜暇顾及。英俄两大强邻，凭籍其政治经济之力，逐於葱岭内外，举世瞩目。欧美学者逐移其视线，转向中亚一丛，探讨史地，实地考察，勤成巨帙。新疆一隅，因此成为各种科学研究之宝藏。”这个目录是对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目录，袁同礼之后，至今尚无人再做这样的目录，即便今天读起来，这也仍是一本学术价值很高的域外中国学研究目录。这是他在美国与日本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大家石田干之助相遇后与后者高足边渡宏合作编制的一本书。书后附有《新疆研究丛刊出版预告》内有袁同礼编著的《新疆研究文献目录》的中文版和西文版，但中国国家图书馆所编的《袁同礼著书目汇编》中只收录了日文版。

　　《现代中国数学研究目录》，这是袁同礼1963年在美国出版的一本中国研究目录。数学研究的历史属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一部分，从利玛窦到李善兰，近代以来中国和西方的数学史家都有很深的研究，但从未有人做过这样的专题目录。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在前言中说它涵盖了近代以来中国数学的发展。

　　《胡适先生西文著作目录》，由袁同礼与尤金·德拉菲尔德（Eugene L. Delafield）合作编制。当代留美中国学者周质平编辑的《胡适英文文存》也是在这个目录基础上逐步完善起来的。

　　《中国音乐书谱目录》，袁同礼原著，梁在平教授增订。袁先生编辑这个目录开始虽然只有三百多种，但却有开拓之功。

　　《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中国留英同学博士论文目录》和《中国留学欧洲大陆各国博士论文目录》。共收入4717篇博士论文，数量之大，目录收入之细，至今尚无人可以超过。钱存训说：“以上三种目录，可知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者自欧美大学取得最高学位者不下四五千，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自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袁先生的调查和著录十分详细，是中国现代史的一项重要的第一手记录。”

　　《俄文汉学书目，1918-1958》和《美国图书馆藏俄文汉学书目，1918-1960》。袁先生在《西文汉学书目》中没有收入俄文汉学书目，他感到十分遗憾，定居美国后重新学习俄文，编制了这两部书目。

　　《中国艺术考古西文目录》。袁同礼生前未完成之遗著，去世后由芝加哥大学的范德本（Harrie A. Vanderstappen）教授整理、编辑后，1957年出版。

　　从以上的基本目录，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袁同礼不仅在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上呕心呖血、贡献巨大，在西方汉学文献学、目录学上也有重大贡献，他收集的范围和数量都大大超越了他的前辈考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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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狄书目至今仍是西方汉学家做中国学问的案头必备之书。民国27年（1938年），中国的文殿阁书庄曾影印出版此书，但这个版本已经很难找到了。

　　新时期以来，对西方汉学的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方面，西方汉学文献学的建设被提上日程。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已经出版了《袁同礼著书目汇编：海外中国学研究书目系列》，这样一来，出版考狄《汉学书目》也就十分必要了，不然我们对西方汉学发展史的掌握就不全面。因为袁同礼是接着考狄书目来做的，不知考狄书目，就无法更好地使用袁同礼书目，也无法知道其学术价值。

　　1814年12月11日，法兰西公学院设立了一个“汉语、鞑靼语和满语语言文字讲座”，从而使汉学与其他官方学科结合在了一起，推动法国汉学产出了丰富成果。

　　从雷慕萨（Jean-Pierre Abel-Rémusat）1814年出任法兰西公学院汉学教授算起，到2014年，西方汉学整整走过了200年的历程。在这一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考狄的《汉学书目》。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有完整索引的《汉学书目》，这是中国学者和西方汉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2017年，笔者主持的教育部重大课题“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结项。在大象出版社出版的结项成果“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与外传播研究书系”中，我们出版了九卷本的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编年目录，即《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在美国的传播编年》《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在英国的传播编年》《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在法国的传播编年》《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在日本的传播编年》《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在韩国的传播编年》《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在意大利的传播编年》《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编年》和《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在中东欧的传播编年》。这九卷本《编年》共有27个语种，涉及45个国家。

　　可以这样说，在汉学书目的编撰上，我们继承了考狄和袁同礼的学术传统，而且有了新的进步。应该说，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关于汉学书目最全的编年。

　　2019年，在我主编的《国际汉学》增刊上，我们又发表了美国青年学者邰谧侠（Misha Tadd）做的一个75种语言的《老子研究目录》，据我所知，这是全球第一份、也是最详尽的《老子》研究目录。

　　研究海外汉学需要从目录做起，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也要从基础性学术做起。没有这些基础性的学问，我们终究无法很好地把一个学术的中国介绍给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