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美彪先生的治史生涯与意境

管季超0712

蔡美彪先生的治史生涯与意境

李治安《 中华读书报 》（ 2023年03月15日   07 版）

蔡美彪先生

　　■李治安

　　两年前，著名历史学家蔡美彪先生驾鹤西去。得悉先生病重逝世，我本想赴京探望且送最后一程，怎奈因疫情防控，京津高铁虽来往便利却难以成行，实在让人悲伤惋恨，几近唏嘘。

　　蔡先生长我20余岁，虽都曾经是杨志玖师的学生，但他成名于上世纪50年代，学问大，造诣深。我则因十年“文革”的荒废，1978年而立之年才考入南开大学历史学系。1988年底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又是请蔡先生主持，相当于昔日科场上的“座主”。我对蔡先生的学问极为钦佩，始终视他为师长前辈。数十年来，蔡先生在学业上给我的教诲和帮助甚多，称得上杨志玖师之外第二位学术引路人。蔡先生70余年如一日，致力于辽金元史和通史的研究撰述。周清澍教授评价蔡先生“是我国卓有成就和贡献的史学家”“当今史学泰斗”。可谓实至名归。我从蔡先生处学到最多和最有益的东西，就是他精彩的史学篇章和可贵的学问境界。这里简略谈若干体会及所受教益，也以此表达对蔡先生的景仰和缅怀。

　　辽史起步 考据求真

　　记得六七年前，蔡先生和我谈起早年的学史经历时说：“我治辽史是在南开跟杨志玖先生学的，治元史是到北大读研究生后学的。”当时，我颇觉困惑：杨志玖师是元史科班，在南开学辽史又从何谈起呢？日后拜读蔡先生1947、1948年撰写的辽史论文，才茅塞顿开。1945年秋季，蔡先生业已考取北京大学史学系，然因复校后的北大不承认当年在北京的招生，蔡先生只好转学到南开。杨志玖师也在借调中研院史语所若干年后，履行当年与南开文学院长冯文潜教授的聘任约定，偕师母自李庄来南开任教。蔡先生和夫人胡文彦女士就是杨志玖师所教的第一班学生。复校后的南开，虽改国立，但图书馆藏书被日寇洗劫一空。杨志玖师不得不以隋唐宋辽金元等古代史教学授课为主要工作，所从事的元史专业不得不中断20多年。这种条件下，杨师利用少量常见文献精彩讲授辽史，引起蔡先生的兴趣，也合乎情理。

　　1948年蔡先生首次撰写发表的论文即《辽史文学王鼎传正误》。该文详细考证编史者妄改“大安”作“寿隆”以及将王鼎前后两任观书殿学士混为一谈等，所征引不过《焚椒录》《契丹国志》《辽史》及箭内亘的论文等基础文献，然论证缜密翔实，条分缕析，纠正《王鼎传》错误，令人信服。因为使用文言文，一些海外学人甚至误认为是遗老宿儒的手笔。该文实际撰写于1947年12月，杨志玖师曾给打了100分，还获得张伯苓校长亲自颁发的南开一等奖学金（仅两名）。从这篇佳作，也能窥见杨志玖师擅长以普通史料精密考订及追求真实的风格。“我治辽史是在南开跟杨志玖先生学的”，所言甚是。之后，蔡先生又陆续发表《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试说辽耶律氏萧氏之由来》《论辽朝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与皇位继承》《辽代后族与辽季后妃三案》《辽史两萧塔列葛传辨析》等精彩篇章，涉及论题更为宏大，学术价值更为高深，对关键问题拨乱反正，高屋建瓴的见识格局似无人能出其右。这些皆是“在基础史料上下功夫”和“善于独立思考”的成果，皆贯穿据实考证和追求真实的学术精神。蔡先生曾经对我讲，真正的史学高手，并不在于其发现某些珍本善籍，而是能够在普通常见的文献中沥沙拣金，破解疑难。我觉得，上述辽史论文无疑是沥沙拣金、破解疑难的杰作！

　　攀登白话碑和

　　八思巴字碑刻考释的高峰

　　1949年底，蔡先生在南开历史学系毕业，因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还曾坐车到北京参加中央政府主持的毕业典礼。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曾莅临庆贺。而后，蔡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研究部攻读元史研究方向研究生，终于圆了进北大深造的“梦想”。

　　当时，北大没有元史指导教授，特意聘请清华邵循正先生作导师，遂跨校得到了元史名家的教导。蔡先生平素受北大教授们的指教和影响也很多。特别是1950年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助教后，文科研究所所长、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送他一本新著《语言与文化》，让他惊喜不已。或许由于原中研院语言历史研究所学术传统的熏陶，又兼罗常培、邵循正等先生的影响和指点，蔡先生开始走上了考释元代白话碑和八思巴字碑刻之路，并作为自己元史研究的首要工作。

　　《元代白话碑集录》1955年出版，也是蔡先生的成名作。所谓“白话碑”，是按照蒙古语结构，用元代的口语、俗语将蒙古语公牍直译为汉语的碑文。它是反映元代白话口语且充任元代汉语研究的必要参考，也直观反映寺院僧侣、宗教政策及蒙古诸王势力等社会状况。该书编写时，陈垣先生曾将他早年搜集的拓片五种借用，以示鼓励支持。邵循正、吕叔湘两先生提出了详细意见，多所指正。该书首次对这种硬译白话文牍作了标点及分段，还对汉译蒙古语及其他语言的专名作了注释。这些筚路蓝缕的工作，不仅对一般蒙元史学者极具参考意义，还为日后《蒙古秘史》《元典章》等类似文牍的整理与研究提供方便，随而成为蒙元史学者的必备案头书之一。特别是2017年出版增订本时，蔡先生又认真修订碑名及年代，增立了题解项予以必要的说明。还依据新的研究成果重新改写注释，并增入一批相关照片和拓片。

　　八思巴字是元世祖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用藏文字母创制的一种新的蒙古字，并用以译写一切文字。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始，以龙果夫、包培等为代表的海外学者对八思巴字的研究，勃然而兴。自1950年北大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兼助教，蔡先生开始利用北京大学的丰富收藏，搜集整理八思巴字石刻拓片等资料。他曾将艺风堂、柳风堂及研究室的新旧拓片置于一室，相对摩挲，比勘整理。1953年，发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藏八思巴字碑拓序目》。1959年，与罗常培合著《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2004年增订），当是以资料汇编为主体的奠基之作。第一编绪论，概括说明八思巴字的创制推行，并附图介绍部分八思巴字文物。第二编资料，包括北大藏八思巴字碑拓简目和27件八思巴蒙古字碑刻拓本图版，五种《事林广记·百家姓》刊本，两篇《蒙古字韵》跋文、写本《蒙古字韵》及校勘记。2004年增订本补成四编：除对初版一二编略作修订外，又将罗常培“音韵”遗稿及陆志韦“编者校语”补为第三编，依据所收碑刻和百家姓等资料编制的“字汇”编为第四编。该书堪称八思巴字碑刻文献等基本资料库，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料条件和提升基石。

　　在以后的数十年间，蔡先生相继撰写发表了34篇元代八思巴字碑刻文物的考释论文，2011年汇集为《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关于道教、佛教寺观护持碑刻的考释占一半，还广泛涉及墓碑刻石、玉册、牌符、印章、文玩等。概括起来，蔡先生有关八思巴字碑刻文物的考释论文具有三点新突破：其一，对八思巴字碑刻和文物一概依据图版，分行做拉丁字母转写与汉语旁译合璧录写；其二，部分是对新发现石刻文物的率先探讨，同时荟萃借鉴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且加以认真评述，结合相关原始资料详作探究，对错误之处予以纠正；其三，以往研究大多偏重于古汉语音韵和蒙古语的解读，较少留意相关史事原委，作者则以专门语汇切入对碑文进行笺释，兼及语汇解读和史事考订，将笺释提升到历史、语言综合研究的层面，显著增强了对八思巴字碑刻文物蕴涵背景信息的还原力度，非常有利于元代相关历史问题的深入探讨。由于上述新的突破，《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确实是攀登了新的学术高峰，成为蔡先生史学成就中用力最勤和最耀眼的篇章，甚至可以说是迄今海内外八思巴字碑刻文物研究最前沿、最权威的成果。

　　贵在“会通”的

　　元史、通史等建树

　　“会通”一词，就是会合变通、融会贯通的意思。蔡先生治辽史而入元史，由白话碑和八思巴字碑刻切入而治元史，业已有纵横会通的良好势头。同时在元史和通史等领域内不懈探索，皆展现其贵在“会通”的特色风格。

　　元代牌符制度比较重要，也比较复杂，尽管王国维、箭内亘等已有考论，但仍存不少令人困惑的疑窦。蔡先生《叶尼塞州蒙古长牌再释》（2008）基于前人的铭文识读和牌符综考，重点对尚存异议的“按答奚”一词再加诠释。更突出的是，在探讨蒙元长牌制度源流过程中厘定该长牌的性质与用途。主张元代牌符直接或间接继承唐宋辽金牌符制文化传统，概分为官员佩带长牌和差使乘驿的圆牌两大类。又辨析《长春真人西游记》《蒙鞑备录》和《黑鞑事略》等记载，详考军官授牌、奉使悬牌以及佩带、回纳、管理等。认为成吉思汗攻破金中都将缴获的金银牌改铸为蒙古畏兀儿字牌，且援用金制分为虎头金牌、素金牌和银牌三等，太宗朝继续行用。世祖至元十六年又将三种牌符统一改铸为八思巴蒙古字。基于上述勾勒，综合判断叶尼塞州八思巴蒙古字银质金字长牌系漠北戍军千户佩带的金牌。该文既放眼“长时段”的源流探讨，又参酌融汇蒙古灭金、忽必烈颁蒙古新字等重大史实及蒙元多重史籍记载异同，终于将叶尼塞州蒙古长牌问题搞得水落石出，不禁令人叹服。

　　乣与乣军，屡见于辽金元史乘。钱大昕、王国维、陈寅恪、邵循正、箭内亘、伯希和、弗拉基米尔佐夫等中外学者已有论列，然因率多自乣军立论，以致众说纷纭。蔡先生《乣与乣军之演变》（1983）紧扣乣字本义的阐发，逐次探研辽代、金世宗以前、金章宗以后、成吉思汗侵金时期和蒙元时期的乣与乣军。精辟指出，乣或是契丹、女真和蒙古语中的一个专用词汇，汉文文献中译音作乣。用以泛称杂居的外族分子。本义有“杂户”“杂类”之义，与汉语中的“蕃”“夷”“杂胡”相似。其具体含义随时代而有所演变。辽代契丹所称的乣，主要是北方边境俘降的各族分子，不包括汉人和渤海。金代女真所称的乣，指北方各族的俘降分子和流散分子，不包括汉人、渤海和契丹。蒙古所称的乣，复数形为札忽惕，初期称谓汉人、契丹人及女真，后来统称被征服的各族人，包括汉人、契丹、渤海、女真以及高丽、唐兀等其他各族分子。但随着领域扩大和各族人增多，含义又逐渐缩小，限于南人以外的汉人以及与汉族杂居的非色目的各族人，汉文文献中乣的译名也由乣汉演为“汉儿”或“汉人”。乣军则是上述不同时期乣人、乣户等组成的军队。笔者熟稔辽金元史事，精审考辨相关文献，既纵向贯通“乣”一词含义及辽金元三代的演变，又融通与“乣”关联的字义、各族分子和军事单位，遂将乣与乣军问题的来龙去脉阐释得一清二楚，使多年争讼得以破解，堪称“会通”考证的典范。

　　1953年，蔡先生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协助范文澜先生编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四册），后又主持编著宋辽金元明清后八册，续写的书和范文澜书合为一体，名为《中国通史》。蔡先生主持编著了三分之二的篇幅，使“通史”名副其实。可以说，范文澜先生开创了《中国通史》的学术事业，蔡先生则赓续未竟，集其大成。后八册编撰历时30余年，蔡先生虽实际担当主编，却与其他合作学者一并署名。还沿用前四册的传统，通常是合作者提供初稿，然后由蔡先生执笔重新改写，以保持文笔风格上的一气呵成。为此，蔡先生承担了极其繁重的工作量，耗费了大量精力。自上个世纪50年代，蔡先生又结合《中国通史》编著，撰写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探研多个断代的重大问题。如《汉代亭的性质及其行政结构》（1955），《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1961），《曳剌之由来及其演变》（1987），《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名、族名与纪年》（1987），《明代蒙古与大元国号》（1992），《略谈宋元时期农民地位的演变》（1998），以及戏曲史杂考等多篇论文。就这样，沿着由断代而通史、专通并举、博约相济的特有途径一路走来。

　　难能可贵的是，针对当年“五朵金花”之一农民战争问题讨论中有关评价越吵越高，蔡先生发表《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一文，敏锐指出，中国农民战争只是在封建社会内部打击甚至推翻某王朝统治，但并不能带来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并不是社会革命。当农民军向封建王朝作斗争的时候，同时就是向它的对立面转化的开始。农民起义领袖建立的政权，不能看作“农民阶级政权”“农民专政”，而是“新的封建政权”。该文既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又扎根秦以降大量历史事实的考辨分析。尤其是非社会革命说，在极左思潮盛行之际确是独树一帜，振聋发聩。某种意义上也是作者“会通”国史的一次特殊实力展现。据说“文革”时蔡先生曾因该文受到造反派批判，但事实证明它是经得起考验的真知灼见。

　　兼收诸家优长与奖掖后学

　　蔡先生以史学为毕生志业，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卓有成就和贡献的史学家”“当今史学泰斗”，除个人努力外，兼收诸家优长，弘扬光大前辈学问，也不可或缺。蔡先生虽然没有赶上西南联大名师荟萃的教益，但新中国成立前后得到了南开杨志玖先生、清华邵循正先生、北大罗常培先生等直接的指导与培养，包括“要在基础史料上下功夫”“要善于独立思考”，蒙古语、音韵学等语言学训练，等等。1952年以后又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工作，长期充任范文澜先生助手，耳濡目染，深受其学术影响。又能够就近获得陈垣先生、吕振羽先生、吕叔湘先生等较多帮助。承蒙诸多历史学、语言学名家的教诲指点，蔡先生是非常幸运的。蔡先生曾经对我说，他最钦佩陈垣先生的学问。在一篇跋文中他也曾写到“援庵先生是我素所景仰的宗师。1945年，我曾去旁听（实为偷听）他讲授中国史学名著，论及钱大昕的学术，侃侃而谈，使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1948年，我在南开大学读《元秘史》，知先生有《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一书，难以觅得，曾写信求教。不意几天之后，援庵先生竟托人将此书带津，惠赠给我。……对于前辈大师的如此厚惠，我一时感奋不已，曾写下题记数行，以志不忘，兼用自勉。50年代初，我在编纂《元代白话碑集录》时，也曾向援庵先生求教。援庵先生慨然将他珍藏的赵州柏林寺碑等拓本五通借给我收录，以补此书的不足”（蔡美彪：《读陈垣〈道家金石略〉书后》，《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近年，笔者拜读蔡先生的文章，觉得他在精研史料而得新意方面颇像杨志玖师，在宏观与微观并重、综合驾驭上颇像范文澜先生，而在行文论证时广涉博征、纵横捭阖和详瞻精彩方面更像是陈垣先生。足见，他“虽没有机缘受业于援庵先生门下”，但实际受陈垣先生的学术影响很大。

　　谈到蔡先生奖掖后学，还得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谈起。1982年我考取杨志玖师元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后，经常赴北京查阅图书资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设在王府井大街北端，看书比北京图书馆还方便，又和近代史所毗邻。我就是利用赴京看书的机会，拿着杨志玖师的纸条介绍，初次拜见蔡先生的。记得在近代史所三楼东侧通史研究室房间，蔡先生谈笑风生地给我讲一些蒙元史文献要旨和学术动态，让我大长见识，受益匪浅。特别是参加蔡先生接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和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相继举办的苏州元史年会和包头蒙古史年会之后，与蔡先生见面接触的机会更多了。记得蔡先生曾经把元史研究会的工作归纳为两件：办好年会，编辑《论丛》，宗旨即以文会友和培育新秀。他曾经风趣地将新参加年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戏称为“新科进士”，饱含对刚踏入学术门槛的青年学子的期望与鞭策。

　　蔡先生对我学业上的指点迷津，更是令人铭感在心。1990年初博士论文《元代分封制研究》答辩后，我特意请蔡先生指点缺陷。蔡先生说拙文是偏重专题而融通不够。我深以为然。只是其他事务缠身，至今尚未增写贯通沿革的相关篇章，来日一定补上。后来蔡先生还对我讲，明清“八股文”追求文章写作的章法，不无合理之处。我们写文章应该讲究“承转起合”，才能做到尽可能完美，让读者读得畅快。这番话对我90年代后撰写质量较高的文章，启发颇大。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跟随刘泽华先生承担项目，撰写《社会阶层志》和《古代官僚政治》二书，耽误了一些精力和时间。一次见到蔡先生，汇报自己有不务正业之嫌。蔡先生回答说，这是正业，不算不务正业。后来慢慢体会到：蔡先生是点拨我将专攻元史与探研古代史相结合，不能因为断代划分而限制自己的思考和探索。90年代末，人民出版社乔还田编审约我撰写《忽必烈传》，我有些犹豫，又去向蔡先生请教。蔡先生说，《忽必烈传》是半部元史，很值得写。由于他的鼓励，我克服担任行政职务等困难，写成了这本传记。虽然比较粗糙，但对我从元代制度史扩展到政治文化史领域，意义重大。以上皆是在我做学问遇到困难或迷茫时蔡先生所给予的宝贵教诲。每念及此，我由衷地感谢蔡先生！

　　蔡先生还主持了包括我在内的数十名元史及古代史的博士、硕士论文答辩，仅南开就多达十余名。其中，北大张帆及马晓林最受优待，蔡先生在主持博士论文答辩之余还为张帆修改出版的《元代宰相制度研究》题签。2012年夏，我指导的博士生马晓林论文外审专家反映很好，时值“元代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我打电话向蔡先生提出不情之请：恳请他提前来津，主持马晓林的博士论文答辩。因为我是学生辈，曾担心有所不便，没想到蔡先生以学术为重，欣然应允。于是，在蔡先生主持下举行一场超级阵容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委员有陈得芝先生、刘迎胜先生、姚大力先生、高荣盛先生，还有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洪金富先生和美国威尔士利学院刘元珠先生。

　　2016年春，蔡先生打电话让我到北京东总布胡同住所面谈。他提出要拿出人民币100万元，以夫人的名义在母校南开大学设立“胡文彦助学金”，专门资助经济困难的女本科生及硕士生。蔡先生介绍说，胡文彦女士与他同班，因家境贫寒，上学较晚，能考进南开读书非常不容易。这就是他设立助学金而非奖学金的缘由。我对蔡先生膝下无儿无女，却要捐献出靠工薪及稿酬的终生积蓄为晚辈学生设立助学金，甚为感动，立即将此事向学校汇报并迅速办理“助学金”设立手续。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和校长龚克还专程登门看望蔡先生并致以谢忱。2017年至今，此助学金已经颁发5次，蔡先生在世时的前三次，受帮助的学生代表都要向蔡先生致信感谢。南开莘莘学子将永远记住“杰出校友”蔡美彪、胡文彦伉俪留下的这份无垠大爱！永远怀念史学泰斗蔡美彪先生！